马克思和劳动者合作经济
马也
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用自己的不同程度的合作、团结、相互支持和由此产生的集体力量，对抗压迫和剥削，维护自己的利益，几乎是一种本能，而且是最常见和比较易于行动的方式。这也成为检验进步、落后和反动的政治标准。一切进步力量，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者，总是极为关注这种集体力量和它的产生、发展、成熟。
它首先是劳动者的创造。在理论上，就社会改造而言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1832年，欧文在伦敦创办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存在一年多。1833年，这位菩萨心肠的改良家，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并通过一个使工人以和平途径掌握生产管理权利的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已经流产。但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具体条件下改造旧制度的实践，却仍然在默默无闻中脚踏实地地进行中。
1844年，英国一个叫做罗虚代尔的小镇，28位工人组织消费合作社，向社员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后来发展到购买土地和兴办加工业。他们创造的自愿、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公平买卖、注重社员教育的“罗虚代尔原则”，很快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这种传播经过艰难的斗争，然而终于成为至今得到世界各国公认的合作社原则。
马克思拒绝任何崇拜，惟独对于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的创造，怀着深深的敬意。在他高度关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当时看来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微不足道的创造性成果，都会进入他的视野。罗虚代尔合作社出现以后20年，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把劳动者合作生产，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
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
这就是说，劳动者的合作生产（1）在它的范围内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2）这是“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3）劳动工具不再是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4）它同样适用于现代化大规模生产。
马克思不是改良主义者。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根本意义。工人合作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享有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时候，才能全部释放它的社会能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总是在其中进行收买和使运动受到阉割。但是马克思仍然高度评价和积极推动自己时代即便广受掣肘的劳动者合作经济，兴奋地看到它的现实的优越性和广阔前景，认为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2]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有两封关于俄国问题的重要信件。
经过1861年改革的俄国，正在进行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前一种主张，以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且“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回答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写道，《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的途径，也就是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是对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其典型实例，是在英国发生的农民和土地分离的“圈地运动”。这种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小生产劳动者巨大灾难的现象，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以后，世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别无选择”、无可逃脱呢？
马克思说，“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他的结论是，如果“俄国要想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什么是当时历史所提供给俄国的“最好机会”呢？他认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也不像印度那样是“外国侵略者的猎获物”，与资本主义同时代、在其全国范围存在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3]
马克思在这里寄予希望的，恰恰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劳动者的“集体生产的因素”。
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应该说，公社的原则之一，包括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20年后在该书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明确肯定的公社的一项法令：把已经关闭和停产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按合作方式经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最科学地充分认识劳动者合作经济这一工人阶级历史性创造的真正价值的仅有的人。
201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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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49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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