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曾飞

　　中华民族自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至今，一直向往着理想的社会。那就是小康以至大同的和谐社会。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人们把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升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勇往直前，勇敢地追求着民族的理想。

　　然而，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在于她的文化基因能够适应环境，在环境中不但能够存活，并且能够发展。如果丢失了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个民族就意味着灭亡，或沦为它族的附庸而消失。如今的中国人，除了极少数利令智昏的洋买办，都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成为人家的二等公民。

　　什么是“文化”？《易经》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日月阴阳刚柔交错，这是天的纹理，也就是所谓的天文；明白为人的纹理而知进止，这就是人文。观于天文，可以察知自然的变化；观于人文，可以教化天下。 ）“文化”即是“人文”而“化成天下”，其根本就是生存智慧，现代称之为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那就是中道哲学：允执其中。曾江涛先生认为，如果说“人民创造了历史”，那应该是“人们在文化的选择和创造中创造了社会的历史”。（曾江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学”》 ）笔者赞同这样的思维，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需要改善与重建》一文中指出：“人类的文明基因是通过文明因子的重组、变易、互相组合和系统的选择作用而形成的。人类是整个认识过程的主体，系统选择促进了人类文明基因的形成。而不是简单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存在。系统选择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是：人类是个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并在系统的变易过程中认识环境，认识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人类的系统实践是整个包含人类在内的大自然系统的有序化进程。系统实践的作用不仅仅是检验个别的认识，而是对整个文明基因的选择作用。”

　　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实践，充满艰辛与苦难。艰苦卓绝的追求理想社会的实践，正在不断地对各式各样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着严格的选择。

　　在孔子的儒家文化的引领下，圣人治国替代了诸侯士大夫治国，期望迎来小康社会。可是事不如人愿，圣人治国变成了尚贤政治，尚贤政治催生了官僚制度。而官僚政治先是为民父母官替民请命，带来社会的富足；尔后的社会富足引发了成为社会主人的官僚们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官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搜刮社会财富，直至把整个社会搞成人间地狱而官逼民反，改朝换代，再来一个轮回。数千年来，社会深陷周而复始的周期率的摆布之中而无以脱身。官僚制带给国人的苦难尽人皆知。

　　到了近代，尤其是时下被人吹捧成一代英雄的成吉思汗，统领一帮落后的游牧民族用暴力征服而取代了贤人政治之后，经过元、清时期的种族等级统治，野蛮种族统治的暴力选择了奴才文化，董仲舒、朱熹等的儒家异端奴化文化也就上升为正统的统治思想，铸就了中国近代的奴才文化。社会陷入官僚专制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内忧必然引来外患，全世界的列强纷纷前来掠夺中国。国人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尽人皆知。

　　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引领下，国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推翻了封建官僚专制统治，打击了列强的嚣张气焰。但是，新官僚迅速当上了社会的主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控制了整个中国，掠夺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国人再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在毛泽东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民本文化相结合，共产党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的国家。中国人第一次对未来充满希望。或许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我们能够兑现先人数千年来的小康社会的理想。但好事多磨，我们依旧迎来失望。先是西方刻板的二分法思维和“辩证法”诡辩取代了传统中道生存智慧，这样的不伦不类的混血文化让我们践行的“科学社会主义”令人啼笑皆非。先是绝对化地消灭私有制，绝对化地否定资本的作用，绝对化地排斥资本家，不顾经济规律性，不顾后果地刮共产风。于是造就了所谓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然后邓小平一声呼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人人先富起来”。但是西方刻板的二分法思维和“辩证法”诡辩的不伦不类的混血文化依旧，领导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迷信资本、迷信私有制、迷信美国而全盘西化。很快社会就陷入两极分化的尴尬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不但没有帮助其他人富起来，反而是用自己手中的资本与权力变本加厉地剥夺穷人，让自己更富，让穷人更穷。于是有了邓小平晚年的尴尬：富起来以后怎么办？他也不能不忧心忡忡地说道：“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国人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路途中，又一次彷徨：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丢掉了中道智慧，中华民族就失魂落魄，迷失道路

　　走社会主义道路早就是国人的选择。除了极少数新生的官僚和一些汉奸洋买办，并无异议。

　　人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能够适合中华文化沃土，能够在本土开花结果的社会主义，符合国人千年理想社会追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无法兑现的、用来作秀的空头理论。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关于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请求时也摘下了这段话作为答复。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社会主义应该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9页）

　　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概念，至少有两种理解：尼采认为科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人类活动，它是在发明而不是在发现不变的自然规律。通俗地讲，也就是认为科学是人类所获得的用以表达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另一种则是“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通俗地讲，也就是认为科学是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知识体系。要害在于只强调逻辑论证，而排斥模式领悟，形成了偏颇的科学观。这种西方哲学界的科学观与许多伟大科学家，譬如爱因斯坦、波尔等的科学活动的现实相去甚远。在科学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是并用的。爱因斯坦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思维过程：“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

　　国人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理解，更接近于第二种理解。也就是关键是“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而基本排斥了中国传统的中道哲学，也就是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属于形象思维、模式思维。人们已经成为地道的左脑人，只用半边脑子想事，而让自己成了残缺不全的人。

　　由于西方逻辑思维长期处于统治地位，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基本上也是使用逻辑思维方法，用的方法主要就是唯物论——二分法，以及辩证法——推广了的逻辑论证。这就给自己的理论留下了严重的缺陷。这些理论问题，笔者已经在《辩证法原本就是诡辩论》、《从唯物辩证法回归到人本辩证法》、《弘扬以人为本，彻底清除唯物论、唯心论和理学思想》等论文中做了详细的阐述。[注1]

　　正是这种唯理的思维方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严重缺陷。因而在全世界，也包括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由于理论不符合实际而遭到了许多严重的挫折。因而，人们必须恢复全脑思维，右脑的形象思维和左脑的逻辑思维交错使用。在整体思考中，以形象思维，也就是模式思维，执两用中的方法为主；在深入分析局部特性时以理性思维，也就是逻辑思维，一分为二的方法为主。这样才能恢复中华传统智慧，不使自己陷入片面性之中而屡遭挫折。

　　诸如，二分法、“一分为二”把人们对资本的控制分割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陷入了非此则彼的走极端的泥潭中。中道哲学则认为物极必反，走极端不利于成功遂事。人们确实需要对由剩余价值积淀而成的资本进行控制，使之保持原本的社会公共性质，以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以免由于资本被垄断者所恶意控制，而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制造劳动力过剩的市场状态，而有利于资本控制者对劳动者进行无情的盘剥。但是简单地使用政权的力量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并不能保证资本控制者不再对劳动者进行无情的盘剥。实践的经验已经表明，当官僚代表了人民，成为社会主人的时候，他们反而能够更方便地利用公有制来控制资本，通过公权力资本化的渠道，变本加厉地对劳动者进行盘剥。因此唯有按照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把私有制与公有制视为两端，而执此两端而用其中，寻找每一个发展阶段适宜的中间组合，通过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交错合作与竞争，使公有制逐渐占据控制地位，造成对劳动者有利的势态，维护劳动权利，促进劳动积极性，发展生产，富裕整个社会，为全社会的消费打下财富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再如，二分法、“一分为二”把社会财富的分配分割成“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对立统一。以前所践行的“科学社会主义”只主张“按劳分配”。同样陷入了非此则彼的走极端的泥潭中。中道哲学则认为物极必反，走极端不利于成功遂事。人们确实需要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进行有效控制，使之有利于无产者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防止资本与土地资源这些死的劳动垄断财富分配权，而挤压活劳动在分配中的份额，造成剥夺劳动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利于无产者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简单的主张“按劳分配”，而排挤“按资分配”使资本——积淀的劳动难以发挥组织社会化、科学化、规模化的积极作用，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导致了贫穷的社会主义。因此唯有按照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把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视为两端，而执此两端而用其中，寻找每一个发展阶段适宜的中间组合，通过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交错合作与竞争，使按劳分配逐渐占据控制地位，造成对劳动者有利的势态，维护劳动权利，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利于无产者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发挥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突出的人才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智慧，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以上所指出的方法论的错误使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无法实现。劳动者继续被奴役，“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空谈。因而，国人在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中，丢掉了中道智慧，也就失魂落魄，迷失道路而屡遭挫折。除了方法论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之外，还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当权者刻意违反马克思主义而制造的弊端，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被破坏，被篡改成官僚资本主义，而从根本上伤害了无产者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没有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无法实现，而被篡改成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大危险来自共产党内，来自当权的官员。而能够约制共产党内和政权中的掌权者的现实力量只能来自广大的党员和广大的劳动者。因此，没有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也就是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防止社会主义被篡改成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没有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就根本无法粉碎官僚政治的复辟，无法实现对资本的有效控制，就无法实现对分配进行有效控制。也就无以保障无产者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主要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主要依靠官员来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发挥党的政治核心的作用，利用政权的力量和军队对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坚定支持，才有可能至少采取以下的必要措施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造福无产者与绝大多数人：

　　1.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监管公有资本，而不是由行政官员来监管国有资本，以防止公权力被某些官员所利用而控制国有资本，甚至搞私有化吞没国有资本，而用以盘剥劳动者；公有资本通过市场投资，在职业经理人的主持下，而不是官僚的主持下，依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在公平竞争中依靠自身的竞争力而获得发展，并获得主导地位。

　　2.通过立法制止任何形式的垄断，包括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维持充分的市场竞争，以提高经济效率。

　　3.通过立法禁止任何的投机和暴利行为，包括楼市和股市的投机活动，以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无形的手的调节作用，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空间。

　　4.用政权的力量及时采取措施，维护劳动在分配中的合理份额，并使三要素的分配比例逐步向劳动要素倾斜，促使人才流向中国，而不是外流。

　　5.通过立法，并用政权的力量保障社会福利，约束少数人的过度消费，消除贫富的过度差距，造福绝大多数人，建造小康的和谐社会。

　　6.通过立法，并用政权的力量保障学术自由和教育公平，进行全面的人格教育，保证每一个公民得到良好的中华文化的传承，科技知识与劳动技能的良好教育训练，逐步提高劳动水平，保证“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而最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障社会建立在良好的传统道德的基础上，促使经济良性的发展。

　　7.通过立法，并用政权的力量制止任何资本力量对大自然的不负责任的掠夺，从根本上维护生态，防灾减灾，而不是放任无耻掠夺自然，破坏生态，事后救灾，使小康成为泡影。

　　8.发挥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作用，严格禁止任何裸官，坚决制止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与外部势力相勾结，充当现代李鸿章，充当和演的第五纵队，杜绝让中国被殖民地化的可耻卖国活动，为社会主义保驾护航。　　

不许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变成官僚资本主义

　　谢序辛著说：“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还说，“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性质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57年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纲里曾明确地说，“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载《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页）[注2]

　　当前的现实更让人们明白，某些人图谋把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而是在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和平过渡到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蔡继明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发言时所披露的现实：“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足以表明存在这种和平过渡的潜流。

　　这些党内掌控着相当大的领导权力的贪官污吏图谋把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要旨是把无产阶级的政党改造成全民党，摧毁公有制而彻底私有化。同时，抬高“按资分配”，压低“按劳分配”，制造两极分化，形成官僚资本垄断的“新”社会。而且公然把毛泽东时代当成“旧社会”来进行无情的鞭挞，甚至歇斯底里地诋毁毛泽东主席，打压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怀念。这一切为的都是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与美国政客相呼应的和演阴谋，使中国再次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而无产者与绝大多数人的回答就是不许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不许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劳动者不愿意再次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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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以人为本才是整体观，唯物论、唯心论及理学是对人的整体性的肢解。人，是整体性的、现实的人。不是什么抽象的“精神”或者“物质”。把人肢解成“精神”与“物质”，通过分析与综合根本无法得出人的整体属性。因而也必然存在理论上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往往被利益既得者所利用而沦为诡辩的工具。通俗地说，骨子里无非是需要说你是“精神”的时候你就是“精神”，你是第二性的，必须服从“物质”，因为它才是第一性的；需要说你是“物质”的时候你就是“物质”，你还是必须服从“精神”性的“真理”，因为它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而你就是“物质”。这类美其名叫做“辩证”的诡辩从根本上剥夺了绝大多数个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从而也消灭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从根本上瓦解了共产主义运动。为权贵获得“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埋伏下了理论根据。把人肢解成“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具有严重理论漏洞的学说。而“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论”和“理在气先”的“理学”则是赤裸裸的权贵具有“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的宣言书。 因此不仅仅是“唯心论”和“理学”需要彻底清除，貌似公允的“唯物论”同样需要彻底清除。整体的人，不许可肢解，而给人以理论上的可乘之机。哲学需要整体观，而不是分析与综合；分析与综合根本不可能得出整体所凸现的属性。建立在分析与综合基础上的唯物论、唯心论和理学都必须彻底抛弃。这样的唯物论、唯心论和理学都不符合实际，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早在数千年以前，文明的中华就已经产生了人类的生存智慧：哲学。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为学者追求的是知识，知识越积累越繁多；为道者索求的是生存智慧，经过无数人的实践检验与淘汰，智慧越精炼越稀少，越管用。因而作为人类生存智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类在自然中如何求生存的问题，就是“天人关系”。而不是人类如何积累更多具体知识的科学。理性思维方法，分析综合方法是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工具，但不是哲学适宜的主要工具。哲学需要的是形象思维方法，模式方法，整体思维方法。用理性方法，“为学者日益”，费尽心思把哲学搞成高深复杂的庞大的理论体系，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权贵精英们可以高傲地对贱民们说，你们“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根本无权涉足哲学！于是凯旋回朝，毫不费力气地制伏了贱民，维护了权贵的统治权。而“为道者日损”，通过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精炼出来的简明的哲理，则为的是人类的生存需要。 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刘立群先生就指出：哲学“迄今的讨论主要都围绕‘物’与‘心’、‘物质’与‘精神’这两样东西，这就是说，并没有跳出二元存在论的思路。而在笔者看来，这本身恰恰就是有毛病的，即无论是把世界最终归结为物质还是最终归结为精神、或者最终归结为二者，都是不大正确的、是片面的。如果只知二者而完全不知其他，只考虑二者而不考虑其他，从把哲学当作最广义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只会陷入某种误区”。(刘立群：《简谈“唯物-唯心”之分的局限及误区》) 总之，无论是“唯物论”、“唯心论”还是“理气论”都是有片面性的、有严重弊病的理论。这些弊病必然导致许许多多实践中的错误，甚至制造出人祸来。因此都必须彻底清除。（曾飞：《弘扬以人为本，彻底清除唯物论、唯心论和理学思想》）

　　恩格斯就明确说过：“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这种对立互为中介。”人的一个脑细胞或计算机的一个晶体管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同时“激发”又“不激发”，也就是同时处于0或1的“亦此亦彼’状态的功能可供辩证法来使用。辩证法的运作根本就不具有有人类理性思维的脑结构基础，完全是一种主观臆造。 因此，枕流石先生就直观地认为：“辩证法的诡辩主要也就表现在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方面。诡辩是一种故意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的要求，为谬误的观点作掩饰的似是而非的论证。说辩证法是诡辩法，就是说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与逻辑中的排中律是相对立的。”其中的基础性原理也就在于此。（曾飞：《辩证法原本就是诡辩论》）

[注2] 见奚兆永著，《社会民主党、工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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