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 先生在《与佩利第二次谈话录：我对人生感到悲壮》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时说：“我认为我一生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在这9年中找到的。因为那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部分，我通过那段经历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我的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可以说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然则， 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经历了几多俗子书生不曾梦见的爱恨情仇？体验了何种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这些阅历又是如何出入损益其思想？请读《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进来收集资料，定然不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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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一）：始启疑蒙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二）：萍浪燕京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三）：劳身苦智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四）：穷通自转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五）：初弄学潮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六）：追问大同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七）：渐预风流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八）：独干时策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九）：议横食货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谏为苍生
《何新：社科院往事忆旧（修订稿）》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十一）：保守争衡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动物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但是在那前 后黎澍 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民主”模样呢？——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 国 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窃国也。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是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德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分立等为论题，做过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调整，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皇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腐败已刻不容缓，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因此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
何新：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
其次，若谈制度改革，我认为有两层涵义必须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具体的法规制度，许多人现在所谈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这两个层面而笼统谈之。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至于具体法规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兴利，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应该进行；但是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整体的规划，需要作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
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散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补充“以法治国”，是真正切中时弊的。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看法，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与制度并无重大关联？
何新：在中国 古代的 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
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16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如温斯坦莱(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
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1789-1793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至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
记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
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
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义的专著。
霍布斯说：“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第17章《国家的产生》）
他认为：“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第19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论之上的。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
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20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2000年前荀子的话）。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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