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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

何云峰 · 2011-05-09 ·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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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


何云峰  

    
    摘 要: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忧官僚主义泛滥;二忧教条主义盛行;三忧修正主义上台。尽管不同时期毛泽东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但他始终对这三大祸患抓住不放,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不改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某些具体论断可能过时了,但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依然有很多合理的元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政治家。他不仅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而且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具有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时刻警惕来自各个方面的对政权的威胁。迄今为止,学界对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只有少数几篇论文对此进行了专题论述,如安建设的《毛泽东的未了“情结”--兼论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青山的《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演进分析》(《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郑以灵的《毛泽东忧患意识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6期)、徐锋的《论建国初期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刘德军的《毛泽东执政党思想作风忧患意识》(《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等。其中安建设的论文最有分量,该文依次叙述了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所始终具有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丰富内涵。当然这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对于毛泽东执政忧患意识的研究应当继续拓展和深化,研究视角完全可以多元化。笔者在认真研究毛泽东晚年的大量文献后发现,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忧官僚主义泛滥;二忧教条主义盛行;三忧修正主义上台。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忧官僚主义泛滥

    毛泽东是官僚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曾像毛泽东那样,对官僚主义进行了那样尖锐、彻底和不妥协的斗争,没有谁像他那样发动了那样频繁、激烈和规模巨大的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要在党内、根据地政府内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称官僚主义为“极坏的家伙”。他也早已考虑过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是否会重蹈旧政权覆辙,因新一轮的官僚化而变质的问题。在延安时期他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干部深刻汲取李自成政权败亡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使党面临着严峻考验,能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经受住权力地位的腐蚀,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将直接决定着中共能否担当起执政的重任,在“进京赶考”中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为了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克服和清除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的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51年12月,党中央作出决定,要求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运动。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3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并且严令:“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此,全国很快又展开了“新三反”运动。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他的尖锐言辞让老百姓听了特别解气:“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春季,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一些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发扬革命传统,保持革命精神,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靠职位、靠老资格吃饭。同年4月,党中央发动了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虽然整风运动后来发生了逆转,但我们不能因此怀疑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真诚愿望。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于执政条件下官僚主义存在的长期性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他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面对官僚主义日益泛滥的趋势,毛泽东表示了深深的担忧。1965年1月1 5日,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的深切忧虑是他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他曾经明确地说过:“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然而,尽管在“文革”中党政机关被冲得七零八落,老干部几乎普遍挨整,毛泽东对于官僚主义的担忧并未消除,反而与日俱增。1976年3月,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毛泽东甚至认为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说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考察建国后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笔者认为其中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值得关注:
    1.对于基层实践经验的极力强调。毛泽东始终认为,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基层,越到上层越没有东西。他多次指出,不论什么人,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怎样有名气,只要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去接触人民,不去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就不知道什么事了,就贫乏了。正因为如此,他严令各级领导干部精简会议、文件和报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他们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深入基层,亲自蹲点,实行“三同”,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2.对于群众路线的反复重申。毛泽东尊重人民,热爱人民,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虚心拜人民群众为师,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作为人民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与群众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使他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者极为反感和痛恨,甚至直斥他们为“国民党”、“小蒋介石”。毛泽东认为,要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给他们以参与管理的机会。他提出的诸如“两参一改三结合”一类的重要方针,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
    3.对于官民政治平等的执着追求。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干部打掉官气,真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他指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倡议干部下放当社员,军官下连队当兵,也曾提出过取消军衔、废除级别,以及部分实行供给制,其意均在于实现平等,反对官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解释一些干部受冲击的原因时,曾多次提到,一些人官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训人,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在运动中爆发了,所以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搞好干群关系。
    必须承认,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传统集权体制下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官僚主义的滋长,保持比较平等、密切的干群关系,与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不懈斗争是分不开的。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两个限制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
    毋庸讳言,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也有局限性。毛泽东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他虽然也发现了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多次提出要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下放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等,但是,这样的认识并未触及体制问题的深层结构。他将官僚主义视为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认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实质上讲就是阶级斗争。最初,他将这种斗争局限在思想作风领域,试图通过整风运动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他对干部队伍中的消极面做出了比较严重的估计,甚至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一类的概念。由此他认为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各个领域开展全面彻底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这种思路使他最终走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歧路,先是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又搞了“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国为反对官僚主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二忧教条主义盛行

    毛泽东是教条主义的死敌。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过程中最富有生气和活力、最具光彩之处,正是他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和对这一斗争所作的理论总结。毛泽东事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极其宝贵的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从实践中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终结,仍然需要警惕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因此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在执政以后提出“第二次结合”,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党在执政以后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执政头七年,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缺乏实践经验,不得不“以俄为师”,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模式。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少教条主义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感到心情不舒畅,早在1955年底他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错误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破除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开始思考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如何超越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的问题。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建设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带领全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在发展道路方面,毛泽东强调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他明确提出不能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更进一步坚定了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说:“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
    在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对苏联存在的专制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认为,苏联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做得好。他在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以苏为鉴,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加强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告诉来访的外国朋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他深刻地指出,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既然忽视民主是执政后最容易犯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提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毛泽东把扩大民主当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并且坦言“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此种胆识,就是在5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依然值得称颂。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同样对苏联模式提出了诸多批评。以苏为鉴,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设想。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他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他提出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特别提出,不能把农民挖得太苦,不能做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毛泽东还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认为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苏联曾发生过利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争论从而严重阻碍科学发展的事,其中最典型的是李森科利用行政手段压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当时的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把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当做“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反动的伪科学”加以粗暴批判。在大学中,只准讲米丘林学派,不准讲摩尔根学派。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报刊揭露和批评了李森科压制学术争论的学阀作风。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这一教训,果断调整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反对用行政的方法对学术和艺术问题实行强制和专断。毛泽东对于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明确指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对老祖宗说过的话采取一概肯定的办法,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表现,它非但不会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反而会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和迷信,真正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问题,以开拓创新的非凡勇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是毛泽东号召反对教条主义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反对教条主义也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针对执政初期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批评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毛泽东举例说,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他由此得出结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被某些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要割掉奴隶尾巴,反掉贾桂作风。要敢于标新立异。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不要迷信科学家。
    在1958年5月18日和6月17日,毛泽东还先后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批语。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和批语,当时曾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些话基本上是正确甚至是很精彩的,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执政党领袖的宏大气魄。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为了强调而极而言之,把话讲得有点过头,但其主导思想在于反对教条主义,激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热情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与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在实践中走偏了方向。
    重温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对于今天我们搞好执政党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教条主义是最难医治的痼疾。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教条主义几乎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通病。教条主义盛行,最终断送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沉痛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不断克服教条主义,我们党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地位,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永葆生机与活力。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高度重视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显然是抓到了要害。

                                三忧修正主义上台

    毛泽东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强斗士。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加剧,毛泽东发现,修正主义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日益逼近,由此他的注意力逐渐从反对教条主义转向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成为他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逐步展开了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文,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内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等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同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向全党提出了反修防变的重大课题。8月9日,他明确提出: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9月24日,他又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9月27日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重申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强调“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从1962年底到1963年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等所谓“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同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论战进一步公开化。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大论战进入高潮。
    与此同时,国内也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同年5月9日,他在对一份材料的批注中,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党变修”“国变色”的情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从1 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即所谓小四清)为主要内容。后来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即所谓大四清)运动。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视为反修防变,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此,全党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开。
    在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越来越把意识形态领域看做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场所。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他对文化工作的严厉指责,直接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批判运动。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从1964年下半年起,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党中央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修正主义势力。显然,要想清除这些顽固的修正主义势力,仅靠自上而下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怎么办呢?毛泽东认为,只有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被修正主义势力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于是他在做了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看作“反修防修”的一次大演习。在他看来,“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为了防止中国也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开展这场演习。只有通过这样的大演习才能教会人民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势力上台。毛泽东认为,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演习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最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回顾毛泽东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于修正主义上台的警惕和防范意识。这种警惕和防范意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领袖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这种政治敏锐性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加以反对。譬如,对外国许多党及其领导人,中共曾进行连续几年的大论战、大批判,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论战和批判有许多并不是正确的。对国内,毛泽东曾几次指出: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则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事实上,凡是不符合“以阶级斗争为纲”观点的,不积极进行所谓“阶级斗争”的,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这当然是错误的。
    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哪些人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也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例如,他多次讲过:书越读越蠢,知识分子其实最无知识,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堪大任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复杂的斗争,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且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是不能充分理解和信任知识分子的表现,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恶果,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还多次讲过:穷则变,富则修。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但不能说富裕了就要变修,这中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把这变成一个公式,似乎成了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这样就很容易走到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的错误道路上去。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思路上,毛泽东也有明显的失误,那就是忽视经济建设。邓小平曾经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社会主义能不能站得住,共产党会不会垮台,关键在于经济建设搞得好不好,综合国力是不是强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断得到改善。如果这方面工作搞得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谁也无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谁也无法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20世纪60年代本来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毛泽东却将阶级斗争、反修防变问题看得高于一切,没有能够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甚至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思想,因而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实践已经证明,反对修正主义的正确途径和根本措施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党始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牢牢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做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执政党必须时刻警惕的三大祸患。尽管在不同时期毛泽东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但他始终对这三大祸患抓住不放,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确保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不改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某些具体论断可能过时了,但从总体上讲,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依然有很多合理的元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借鉴其中的合理内核,一定会对当下的执政党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9期,摘自2011年第1期《河南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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