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崇遐：古希腊是人类史的缩影和预演

希腊哲学认为，宇宙万物混乱的外表下有一个理性的秩序、有个必然的规则和本质的观念。凭借这种客观化的逻各斯理性思维，以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分别发现或发明了“精神”、“物质”和“逻辑”，也就是古希腊版的“天、地、人”三才观。此三才鼎足而立，互斥互补，其思辨高度远非后世所能企及。它包括：　　

1）科学——此文化范畴以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为代表，包括一般自然科学、一切以类为本的知识论、形而上学和人生哲学，我们可用物质性本体取向一言蔽之。　　

2）神学——此文化范畴以柏拉图理念论为代表，指的是超越实物而探究纯相之存在，如柏拉图哲学，也即精神性本体取向。　　

3）哲学——此文化范畴在古希腊的代表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想，但逻辑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中介，未能上升到本体层面。诸如追求真如实相、破我法二相的佛教，还有中国传统讲的太极，均可归结为笔者说的中介性本体取向。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古希腊这里，宗教、经济、政治三种制度化力量之间并未完全分裂，而是随着势力消长而轮流坐庄，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不定型”的混合共生文化形态。古希腊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是“天地人三才”既充分分化，又相互制衡；各种制度化力量轮流坐庄，却没有一种本体取向独占鳌头。就是说，尽管在理论上它们充分展示了各自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在现实中又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互相纠缠不清。

这恐怕是因为，按照阿尔都塞的唯理论主义，理论之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践，在于它不受社会或阶级利益的支配，而是由其内在的客观认识的需要所决定。所以理论是自主的，不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并相对独立于社会历史变迁。　　

惟其如此，古希腊才荣膺西方文化源头的美誉，并且成为世界史的缩影和预演——因为唯独这里，物质性的制度化经济力量才得以萌芽，此为早期古代世界所仅见。故而黑格尔说：“欧洲人的宗教——属于超越部分，来自一个很远的渊源，从东方特别是叙利亚；但是属于此地的目前的科学与艺术——凡使一切生活满足，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间接得自希腊。”（加尔特《黑格尔》） 　　

还要指出，希腊人通过纯粹理性发现的世界，仅仅是可能的而非现实的世界，是有待于人类实践去完成的世界。马利坦对此曾指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存在，而逻辑学的存在是“剥离实在的存在”（J.Maritain :A Preface to Metaphysics　　）,也就是理性中的存在,仅仅在思维中存在，概念性的存在。逻辑学家在形式的方面探讨概念性的存在的诸种情状，犹如它们是实在的，但事实上它们却可以全然没有在心灵之外的“实存”。因而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它们只是可能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存在。一旦古希腊的这些理想付诸实施，原先均衡和谐、共生并存的“天地人”三才配置就势必破裂、分化而各偏于一端。　　

这正是历史上“希腊化”时期发生的事情：君主制取代了民主制并日渐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而“有气魄的希腊人”则甘愿堕落为“腐败的亚洲人”，他们背叛希腊文化转而同情东方的宗教文化，开始了笔者所说的文化的“定型化”。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出于对西方工业文化的失望，转而批判自由主义，开始寄希望于古希腊古罗马式“共和主义”也即混合型文化的复兴。西方学术界这种复古倾向不啻是一种舆论准备和预兆，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文化转型期的到来。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堪称世界文明史的绝无仅有的奇葩，它对人类后来的各种类型文化和趋势走向均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启示和指导意义。

据此我们不妨大胆预言，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相当于古希腊的氏族贵族制，近现代资本主义相当于古希腊梭伦改革的民主制，那么接下来，就该由取代资本主义的“马其顿君主制”——也即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笔者所谓准社会主义形态）——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