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极为丰富的文化蕴涵，是各民族传统和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
广义的宗教普遍见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据说迄今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没有宗教，而且世界上有宗教信仰者的数量绝对多于无宗教信仰者。据统计，世界现有的宗教如基督教约有信徒九亿五千一百万 (还有估计说现在全球共有15亿至21亿的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总人口25%-30%)，伊斯兰教五亿三千八百万，印度婆罗门教五亿一千九百万，佛教两亿四千五百万，犹太教一千四百五十万。宗教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尚且如此之盛，在前现代社会就更不用说了。
西方所谓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现在应该说是启蒙运动的偏激看法，不能简单视之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倒退。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向，是人心的一次精神大洗礼，是文化中不同要素的相互易位和换手，甚至可以说它为后来的工业文化蓄足了势能，后者不过是它的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而这两种情形在中国都不曾发生。宗教鄙薄功利，否弃物欲，自然具有其他人类活动无法比拟的陶冶、整治、凝聚人心，遏制趋利动机恶性膨胀的伟大作用。平心而论，假如我们拥有上帝这个“绝对的他在”，宗教戒律的强制效果要远远大于个人的道德自律。
一般而言，完备的本位宗教形态的建制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教义），二为宗教的先知和膜拜对象（教主），三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这里只重点说一下教义。教义基于宗教的理论体系，也即神学。
人类历史上典型的宗教型文化有古印度婆罗门教文化、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等。鉴于印度素有世界宗教发源地和“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我们就以印度宗教型文化为例。
古印度婆罗门教经历长期演变，后来形成“梵我合一”的一神论雏形，其最高信仰是梵天。梵天是世界精神和宇宙创造者，世界万象不仅皆属梵天所创，“梵”是宇宙的本体，人的生命为“我”，万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来不二，凡人不解此理，故轮回受苦，唯有体证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脱。
“梵天”分为“一切”（指物质）、“炎光”（指自我意识）、“有慧”（指超验意识）三相，三者由低向高层层递进，最后达到终极本体“梵我一如”。其中：
“一切”代表“醒位”、物质、过去等，在此阶段主观与客观纯然对立着，自我受到外界事物的束缚而不自由；
“炎光”代表“梦位”、自我意识和现在等，在此阶段精神虽然作了主宰，但仍未摆脱在觉醒时所受的外界经验的印象，因而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不自由不纯粹的；
“有慧”代表“熟眠位”、超验意识和未来等；而最高的死位或大觉位则是三位一体的整体，统摄前三者而构成一种“三角结构”或“三分模式”。在此，精神彻底摆脱了外界事物的束缚，超越了主客观的对立，成为与梵合一的纯粹绝对状态，从而达到“最高的归趋，最上的安乐，最上的欢喜”。（《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印度卷）
婆罗门教主张“梵我一如”即是解脱，方法是除了学习吠陀、祭祀、布施、苦行外，更须舍弃名利、妻儿亲朋，出家修习瑜伽禅定，使心寂静，由此认识自我，才能得到“梵我一如”的正智，体悟“梵我一如”的真解脱境界。
由上可见，婆罗门教的“三相四位”说在结构上类似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三才本体观，只是偏重精神性的“有慧”，而贬抑中介性的“炎光”或物质性的“一切”。其本体“三相”说颇具睿智，直接为婆罗门种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据信新柏拉图主义之“三本体”说，亦是受此影响——据说新柏拉图派大师普罗提诺为追求婆罗门智慧，曾冒战争的风险去印度取经而未能如愿。
由于中国本土在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本来意义上或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对宗教这一人类文化现象相当隔膜。中国近代以来那种鄙薄本土文化的“五四心态”挥之不去和汉奸文化盛行，不能说与民族之宗教底蕴不足没有关系。当年梁启超曾感叹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无统一、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章太炎也赞扬佛教说：“昔我皇汉刘氏衰亡，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迄宋世佛学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兼并。”（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川二君序》）
国人由于不了解宗教与科学各自的优劣利弊，对自然科学尽管不热衷，也不像欧洲的浪漫主义对科学那样反感。做不到知己知彼，就看不清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行动上也就说不上自觉。为此，多了解一点宗教对我们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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