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相关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使它在理论上天然地遭到来自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两方面的干扰，前者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右倾的经济主义。
经济主义的哲学根源是机械唯物主义，当年卢卡奇对已经普遍流行的“物质”先于“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给予了相反的论证，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兹事体大，略过不提。
而在国际共运历史实践中，笔者认为经济主义有三次抬头，每次都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危害和损失，其中有些危害之巨，甚至难以估量。
第一次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这是一种以单纯追求工人眼前经济利益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思潮。其主要思想为：否认革命理论，崇拜自发性；否认建立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形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反对政治斗争，崇拜经济改良，宣扬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认为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认为在工人运动中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只是从国家那里争得某些施舍，而不是推翻该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这种经济主义，着重说明了革命理论的意义和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认为经济主义只能把工人运动引向经济改良的工联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而必须向无产阶级进行灌输。他申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重要意义，深刻剖析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
第二次是苏联的布哈林主义。苏维埃政权建成后，列宁先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后又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新经济政策”。当时左倾的托洛茨基主张“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苏联,只能把农村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内殖民地,把农民当作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对象，应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中抽调到工业中来,增加农业税收,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这在客观上有可能瓦解刚刚好转的工农经济联盟,结束新经济政策。因而列宁不为所动。
而布哈林主义的问题则是向右转，企图让“新经济政策”长期化。他主张：1、解决工业发展缓慢问题，必须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只有农村搞活了，有了市场，工业才能得到发展；2、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不应过早实行农业集体化；3、在发展速度上，不应不顾现有客观条件与可能，盲目地追求指标，要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4、在农、轻、重关系上，应注重发展轻工业，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均衡协调发展；5、在对待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上，应少一点行政压制和镇压，多一点经济手段，使其经济通过银行等手段"长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客观地说，尽管布哈林的主张偏于经济主义，还是有其可取之处。
第三次就是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主义。其实建国以来，共产党内以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挂帅”，和经济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为表现形式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就一天也未止息过，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争论的白热化。至于为何文革后会方向逆转？笔者相信时势造英雄，更相信英雄造时势，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何时会有国际共运就很难说。因此建国后30年的经济主义转向，未尝不是单纯由于毛泽东故世的偶发事件使然。否则同样的国际环境下，为何人家朝鲜就能“免疫”？
客气地说，当前这种单纯GDP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完全是西方物本主义的影响，完全以物质财富增长为终极目的，完全以效率为中心，完全忽略了人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完全忽略物质财富分配格局对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人的影响。它体现的完全是“量”的概念而缺乏“质”的内涵，关注“增长与效率”多，关注“发展与公平”少，“物本主义”的理念多，而“人本主义”的理念少，导致分配失衡、环境污染、道德滑坡和社会不公日益凸显，因而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要不客气地说，中国现正奉行的经济主义政策，实质是继苏联模式解体后，国际共运史上的又一次大倒退，若不及早改弦更张，说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前奏亦不为过。好在当前广大左派和人民大众已经和正在觉醒，坚决推倒新三座大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资改派被清算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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