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崛起、复兴等政治经济话语的萌兴和确立，在文化上向传统价值回归的势头也愈发兴盛了。比如汉服热、国学热和儒家宪政主义思想的抬头，比如各类以官方的或民间的名义举办的祭黄帝和祭孔仪式，再比如一些社会活动家和民意代表在大力推动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把孟子诞辰日定为中国的母亲节(取“孟母三迁”之意)以替代西方的母亲节等等。
这些举动的目的大抵是寻找可以将全民族凝聚起来的价值纽带，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是其中强烈的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很可能妨害目的的实现，甚至产生反作用。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便包括民族问题和与民族隔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边疆分离主义倾向。
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统合作用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叙事。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何谓民族?根据民族主义理论，民族是由地域、文化、语言、宗教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人类共同体。何谓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的概括是这个概念的经典表达：“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数千年中，在中国的疆域内生活着不同的民族单位，各自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这些民族处于持续的交往中，“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从政治上，王朝的版图历经变化，中央王朝通过贸易、和亲、缔约、战争等方式，逐步将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到了清朝，中国呈现的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姿态，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是中国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主动学习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产物。正是列强的欺压，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感受到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迫切需要。正如清朝末年一位满族知识分子所说，“国兴则同受其福，国忘则俱蒙其祸”，中国各民族“利害相共，祸福相依，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
因此，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将民族视为一个文化实体的思路不同，中华民族一开始便是作为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概念提出来的。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属于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而在新疆和西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为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范畴，原因正在于此。
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直到1949年才完成，对于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也是建国后才真正逐步确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仍然是政治的：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平等政治的实践，各族人民才切实地体会到融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有“翻身农奴把歌唱”，才有可能出现库尔班大叔执意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感人故事。
我们可以将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向前推进一步：作为一个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这里的革命是双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以实现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说，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无法被叙述，甚至这个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
中华民族的理论构建是超越了民族主义理论的，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民族主义的知识所无法解释的。但近几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采取了极端的去政治化的立场重构历史记忆，将中国革命污名化。国家出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需要以及其他目标，容忍甚至迎合了这一立场。于是，中华民族的叙述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给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类的民族主义可乘之机，成了分离主义势力援引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而官方由于主动解除了理论武装，导致了在面对问题时缺乏自信，只能回到苍白的维稳逻辑上去。一些希望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人也采取了去政治化的立场，一提到民族和传统，就离不开孔孟之道，表现出对历史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极度匮乏。
突破这一危机的途径并不难寻，那便是诚实地面对历史，珍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确立起来的主体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一切美化侵略和压迫以及丑化革命和抗争的伪历史叙述，以此确立中华民族叙述的根基。非此，中华民族的概念便无以立足，遑论民族的崛起或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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