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宁的历史分析能力
理解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绕不开的重要文献。汪晖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说，在这本小册子中，列宁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历史分析能力，这种能力后来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书中仍然可以找到，但在当代已经非常罕见了。在当时的课堂上，这句话犹如闪电一般穿过脑海，我似乎猛然之间领悟到一些道理，对往圣先贤的这种“历史分析能力”倾心不已。
这本小册子写于1916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如何认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如何历史地评价当时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和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无疑是开展革命行动的理论前提。恰恰是在这些重大问题的判断上，当时流行着很多不利于革命的理论，尤以第二国际最权威的理论家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影响最大，这就不难理解列宁的小册子为何带有鲜明的论战色彩了。
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经济分析，尤其注重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列宁的这本小册子正是聚焦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以此作为分析当时的战争、政治的基础。通过分析“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定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成“金融资本”，并形成金融寡头;(3)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由此出发，列宁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剖析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此前被考茨基、库诺等人的理论所遮蔽的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此后的革命形势，证明了列宁的“历史分析能力”。1920年，在法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中，列宁快意地宣称：“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惊奇地发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有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郎咸平在他的“新帝国主义论”中，感叹列宁“一阵见血”。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脱销，但在郎咸平看来，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才值得西方人大买特买，他认为列宁的论述“足以让我们看清今天的国际经济本质，足以让我们厘清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
当然，毕竟资本主义又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但是列宁给出的分析框架(五大特征)仍然刚劲有力。垄断组织不仅决定了经济生活(萨米尔·阿明提出五大垄断，即自然资源、技术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垄断了政治文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垄断了话语权和思想，“人们脑海中的世界”也难逃操控之手;当代西方金融寡头已是投资银行，这个“金融恐龙”一般的庞然大物，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杠杆工具，控制产业资本和传统的银行资本，制造虚假繁荣和泡沫经济，在全世界、全社会范围内展开掠夺;资本输出已经进化到“全球自由流动”，所谓“世界是平的”，文化输出则更为突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国际垄断同盟如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对当代世界的控制力量可能超过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战争、暴力不再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主要形式，代之以“经济殖民”，通过资本或垄断同盟瓜分世界市场。
二、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行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列宁提出的著名命题，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列宁践行这个法则，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确实指导了此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实践。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向导。当汪晖老师赞叹两人的“历史分析能力”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还有托洛茨基、卢森堡、葛兰西、卢卡奇，等等。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超凡领袖，都是卓有成就的理论家。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逻辑的必然?除了列宁的这句格言式的论断之外，是否还有深层的原因?
答案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在革命实践中。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各国共产党大多遵从“先锋队”的建党模式。与现代西方的选举型政党不同，“先锋队”型政党不是自动地生发于阶级基础，而是少数领袖以先进理念凝聚职业革命家，组建“先锋党”，通过政党发动群众、塑造新的阶级，进而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世界。其中，至关重要的前提，便是少数革命领袖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能够洞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真理)，从而最充分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革命领袖的先进理念，经由先锋队政党以及“有机知识分子”的中介和诠释，从外部灌输和推动，唤醒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将“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这种建党模式，在二十世纪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释放了巨大的政治能量。由此可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对“先锋党”建党范式的高度概括。
理解革命领袖与理论学术的关系，解开了我长久以来萦绕心头的一个谜团，同时也引发了对“学术何为”的沉重叹息。作为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角色，学者“以学术为职业”，在日益科层化、专业化、细分化的压力下，想在壁垒森严的学科畛域寻觅立锥之地，这已然不易，少不得皓首穷经、兀兀穷年。然而，这个角色、这份职业的目的又是什么?学术是实现某种目的之手段，还是本身便是目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得天独厚也是幸运之处，大概在于比其他劳动者更熟悉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符号控制、话语迷雾，从而更有利于理解这个世界，洞悉那些遮蔽人们心智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终极目的，或许还是马克思170年前的那句黄钟大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以学术为志业”，或许不光是寻章摘句或妙笔生花，而是因为——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不得不研究学术，做好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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