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从立宪到革命——奥斯曼帝国崩溃的世界史意义
殷之光副教授上来就点名主题的含义。为什么要讲土耳其?实际上是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的问题与当下中国的问题很相似。土耳其当时是农业国，面临欧洲列强扩张和俄罗斯帝国的双重压迫。土耳其采取的变革方法也是立宪、变法。这与1840年中国的情况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历史相似，而是19世纪非欧洲帝国在以民族国家主权概念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自我转型的问题。这一转型的一个表现是工业革命，而另一个更为深远的转变则是依照欧洲主权国家制度模式进行的立宪变法改革。
这场19世纪世界秩序大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是随着殖民贸易而日益扩张的欧洲的权力边界。而在工业革命支持下的现代军事技术也为这种欧洲主权国家权力边界的世界扩张与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以欧洲殖民霸权扩张为基础形成的现代世界秩序，其副产品是一种以欧洲/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史叙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为什么一场开始旨在处理欧洲事务的战争能够成为“世界”大战?这与奥斯曼帝国参战有密切关联。作为传统英国保护国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初期倒向德国。在俄国沙皇请求下，英国政府联合其殖民地军队，决定开始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一条新战线。而加里波利则是能否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关键。加里波利战役(Battle of Gallipoli)开始于英军及纽澳军团在海丽丝岬(CapeHelles)的登陆战。在这场残酷的登陆战中，英军阵亡超过3800人。时至今日，在西方对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中，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仍旧占据着欧洲现代历史叙述的中心。
换一个角度，海丽丝岬登陆战中，奥斯曼守备军则付出了14000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在正常加里波利战役中，奥斯曼帝国的指挥官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这场让奥斯曼帝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胜利，从另一个角度却造就了凯末尔这一现代土耳其人民族国家的国父。在这种霸权的现代历史叙述背后，潜藏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秩序与认识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
在此背景下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就是模仿欧洲强者的改革。一是通过工业革命调整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二是通过变法调整帝国内部原有的土地关系与制度结构;三是通过建立议会试图以代议制模式来调整境内族群间关系。这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立宪运动，从根本上将原本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乌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政治体系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在议会政治模式下被进一步强化的民族差异及其利益纠纷。
传统奥斯曼帝国对境内多样化民族、宗教成员的治理主要采用米利特(Millet)体系。这种体制划分人群的基础是宗教信仰差异。其最重要的治理方式，是依照各地习惯法而组织的属人法法庭。各个米利特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利，米利特的宗教领袖直接对奥斯曼苏丹负责。而伴随奥斯曼立宪改革成立起的议会制度，这种羁縻式的帝国治理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从各个米利特选派来的议会代表（这类代表通常是宗教领袖或者新兴经济精英），在议会讨论中为自己族群/阶层的狭隘利益辩护。原先在帝国秩序下的统一，也渐渐被一种分离的民族主义取代。这与中国19世纪末中国的立宪自治情况类似，帝国的治理秩序及其统一，被一种新兴的阶级与地方/民族利益打破，并为之后推翻帝国的革命活动埋下了种子。
1856年，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会议上，正式被接纳为“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这一欧洲主权国家“俱乐部”中。随后颁布的改革方案，赋予非穆斯林国民以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这一改革运动塑造了一批新的非穆斯林精英。立宪运动后奥斯曼土耳其严重分裂，城市中生活的基督徒、围绕在土耳其人周围的穆斯林乃至犹太人获利颇丰，而阿拉伯的穆斯林则失去了很多。这是因为前者的三类人群居住与城市，掌握着大量核心资源;而后者的阿拉迫人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处在城市边缘，最终由于立宪运动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阿拉伯人提出了很多比如政治伊斯兰的改革，主要就是要打压犹太人、基督教文明来复兴伊斯兰文明。其理论来源是古兰经，比如圣战的思想，但它们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暴力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的政治目的类似于清末的“排满革命”。
实际上，随着工业现代化这一生产力发展历史进程以及欧洲殖民帝国主义扩张，旧帝国的衰亡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无可避免。但是，随着民族运动在旧帝国废墟上产生的新国家却走向了不同的历史方向。新兴的以民族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如何避免因“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而起的必然冲突?以欧洲历史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familyof nations一面诉诸于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一面又强调一种康德式的理想主义“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论。这套和平论建立在一种理想共和国的一元想象基础上。将和平的世界理想诉诸于在各个国家内部建立起一套标准的，包括法律、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然而，20世纪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和平的未来前景渺茫。
然而，民族独立运动是否必然导致分裂。这也不尽然。奥斯曼的废墟上诞生了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现代土耳其。今天埃尔多安对传统奥斯曼历史资源的组织方式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土耳其中心主义对历史的重构。他对境内库尔德人的态度，更是佐证了这种以土耳其民族为中心的霸权政治思想。分裂起火的中东世界，很大程度上是那种19世纪族裔民族主义与传统阿拉伯部落主义(tribalism)的结果。但是，同样经历过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国，却走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推翻了清帝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连同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行动，共同构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目标。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土地革命任务，以及在这基础上通过半个世纪革命实践重新被整合到一起的中国“人民”，则以其社会革命的大同目标，超越了狭隘的欧洲族裔民族主义观念，成为一种面向“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今天对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现代史的比较分析，其意义也在于尝试去在这统一与分裂的世界历史动态中，对那种更为深层次的对普遍主义与特殊性问题的认识论探索。
章永乐：康有为在观察德国政制时存在失误
摘要：康有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察到的世界秩序转变，从中国的感受看是从大一统被抛入列国竞争时期，但从欧洲各国自己的角度来说却是聚小国成大国，形成更大的政治单位。按照康有为设想，德国整合欧洲，美国整合美洲，中国整合亚洲，最后共进大同。因此，中国当下的革新就具有了适合列国时代和超越列国时代的双重性。在这条道路上，德国成为康有为的参照。然而，德国能够承担得起他的期望吗?
章永乐副教授认为殷之光老师提出一个很好的比较晚清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改革的框架。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后来分解了，而中国大致能保留清朝疆域?地缘政治是一个方面：中国离欧洲列强比较远，不是列强用力的重点;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在19世纪晚期已经进行了一些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改革，晚清的士大夫围绕着如何保全中国也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想法。康有为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
流亡海外之后，康有为11次出入德国，考察过二三十个城市。为什么康有为这么关心德国？原因在于德国曾经对他产生过强烈刺激，1897年11月14日德国入侵胶州湾，接着又发生德国士兵滋扰即墨孔庙事件，朝野震动。康有为趁机串联朝野士子，掀起新一轮的上书热潮，最终促使光绪痛下决心变法。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花了很大功夫去研究这个曾给他带来很大刺激的新兴霸权国家。康有为当然也赞赏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但他已看到英国的颓势，并认为德国后来居上的经验更值得落后的大清学习。
章永乐认为康有为对德国工业的看法尤为精到;对德国政治体制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但也有短板。康有为初入德国，品尝慕尼黑啤酒，即关注到啤酒背后的工业体系，以及啤酒对于提升国民健康的意义。进一步考察之后，他观察到德国的机器价廉物美，性价比远胜于英美。而英国人对“德国制造”的贬损，康有为也将之归结为嫉妒。“德国制造”从山寨起家，逐渐提升自身，最后对“英国制造”形成猛烈冲击。而从“山寨”起步其实是后发国家发展工业的普遍道路。“中国制造”从最初被人普遍嘲讽，到今天可以抢占高铁、核电等高地，与“德国制造”的成长之路很相似。
“德国制造”何以逆袭?康有为注意到了几点：第一点，德国实现了教育的创新，尤其是在工学和商学的教育上，实现了产学研一条龙。不仅大学里大兴工学教育，上不起大学的穷人也可以进职业技术学校，成长为有一定理论修养的技术人员。而在当时的英国，研究理论的大学和从事技艺的工匠还是两条线。第二是德国人在国内行“工业连合之法”，上下游产业经常抱团，一起做大本国产业，挤垮外国同类产品。康有为提到了造船业与铸铁业的联合，而铁路部门也尽力为这种联合减少运营成本。第三是善用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制度互通技术有无，促进技术进步。最后，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教育的实行，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对德国的这些观察，也很快转化成他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考。当然，他期望能保全君主制度，在一个英明的君主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康有为所看到的德国政制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制，政党和议会所的作用比较弱，内阁对君主而非议会负责，联邦制已经成为走向中央集权化的通道。俾斯麦行政经验丰富，手腕老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并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可与贤相子产相提并论。年轻的威廉二世逼迫俾斯麦下台，大权独揽，作为一个“英主”，他领导德国继续前进，国势蒸蒸日上……按照《大同书》里的设想，德国可以整合欧洲，最后与整合美洲的美国、整合亚洲的中国一起，共进大同。1917年，康有为反对中国参与一战，这背后有德国支持张勋复辟的政治因素，但这一因素终究是通过康有为实力的估计起作用的——他相信，德国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
他没有看到的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本身就已经危机重重。德国地处列强夹缝之中，对外用兵时，总是要担心有人从背后偷袭。因此，德国的军事行动总是需要外交活动来保障后方无忧。而这就需要一种和谐的“文武关系”：文官政府能够治理好内政，并为对外的军事活动提供外交保障；军队能做到不盲动，避免陷入两线作战。在威廉一世时期，存在威廉一世、俾斯麦(文官首相)、毛奇(参谋总长)“三驾马车”，威廉在上面协调，俾斯麦是内政治理和秘密外交高手，在军队中也有一定威望，如此才保证能征善战的毛奇不至于因为盲动而因小失大。威廉二世上台之后，平衡被打破。他自以为很厉害，逼退俾斯麦，立傀儡宰相，但实际上根本无法作出明智的决策，闹出了很多笑话，和英国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受挫之后，他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军事上去，但他实际上又不是很懂军事，其结果只不过是刺激了将领们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可以说，德国这个政制要运转得好，尤其需要领导者有过人的才干。康有为在德国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文武权力已经集中到威廉二世的手中。然而，他并不清楚的是，这位年轻的皇帝没有配得上权力的德性和能力。
一些外国学者已经把当代中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进行比较，这个比较当然有很多影射的成分。类似地方是有的，比如两国都在本地区地位迅速上升，坐二望一;政治体制上也有一些相似的气质。然而德国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接班人培养体制，无论是俾斯麦还是威廉二世，都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干部梯队;第二是君主本身没有任期，如果不胜任还非要出风头，大家只能眼睁睁地被他带到沟里去。就这两点来讲，中国有自己的一些解决办法。所以用这个比较来做影射，意义不大。但一些风险，该防范的还是要防范。
最后，为什么康有为没有看到德国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语言和信息渠道的障碍，康有为没有机会了解德国上流社会内部对德国走向的辩论，而在大街上，德国警察是管制言论的，不可能听到对威廉二世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之下，康有为就自然地推断，德国的政制是其工业崛起的原因，政治与经济实现完美匹配，却看不到君主的非理性已经威胁到了德国的工业体系的成果。而这对我们今天做比较研究的启示是，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时候，有必要深入其内部的路线与政策辩论，把握其内部主要矛盾所在。如果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就会很容易被繁荣的表象所迷惑，作出以偏概全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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