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纪念“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张千帆则说“要反思这场法西斯战争发生的原因”(「法西斯并未离我们远去」)，这话颇成问题。张氏太急于往中华民族的头上扣法西斯帽子了，所以一上来就乱定性。
“民主”是法西斯的母胎
我们在纪念什么?纪念两个“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法西斯战争”吗?当然不是。我们纪念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胜利方的本质定性。
当二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围绕战争的性质就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日本是从不承认发动过“法西斯战争”的，纳粹说那是“民主对民主”的战争，丘吉尔则说那是“民主 vs 法西斯”。1938年10月，丘在下院的演讲中提出：“我们不仅需要提高军力，同时需要在思想层面武装自己，具备回应敌人的能力。比如哲学层面的‘法西斯主义vs民主主义’，有人主张在哲学领域展开战斗，那样的战斗不正展开着吗？”
如果丘吉尔此说成立，那中国就要被开除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还好，这种事没有发生。须知当时代表中国的是独裁的国民党，而国民党“力行”法西斯主义也曾有过数年的历史;被法西斯视为眼中钉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只是个势力不大的在野党。果真把二战定性为“民主 vs 法西斯 ”，或如张氏说的那样，把“废掉民主”说成是法西斯化的前提条件，首先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就将遭遇大尴尬。
“民主”是和法西斯相对立的东西吗?不是，是母与子的关系;观诸三大法西斯集团德意日，不难发现，法西斯乃是脱胎于“民主制度”母体的怪胎。
这里打引号是因为民主多种多样，德意日的偏民族沙文主义多些，英美法的偏帝国主义多些，这从后者拥有多得多的海外殖民地就能看出。但作为间接民主的基本原则，票选制和三权分立，这些国家都是守住了的。那么从“民主”的母体竟然催生出了法西斯这只怪胎，尴尬不尴尬?再考虑美利坚的母体是大英帝国，把“英美 vs 德意日”说成是“皇军打皇军”，我看也不算钻牛角尖。
有人说，法西斯利用民主制度窃取到权力后，抛弃了民主搞独裁。我说，这不过是在替“民主”的尴尬做诡辩。那就来看下，什么是“独裁”。
“民主”国家的独裁其实也是“民主”制度保障出来的。所谓制度不过是个程序。在协商制的国家，想独裁可能比“民主”国家更难，因为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百个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还有要和元老们去协商，这要比二三百议员喷下吐沫、举下手，要难得多。可是战争一来，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民主”国家也都是有一套制度保障将权力往统帅一人或统帅部身上去集中的。比权力大小，罗斯福最大，大到连独裁者蒋介石也必须俯首称臣。比任期，罗斯福最长(12年)，东条英机最短(3年)。比问责，东条为丢失塞班岛而辞职，而罗斯福做到了死，丘吉尔丢了马来、新加坡也不曾辞职。英谚云：“我们每战皆输，唯决战获胜”，丘翁大概是在守株待决战吧，历史上，独裁者都是不辞(去元首或首脑之)职的。此外如果比种族平等，日本的贵族院居然有来自朝鲜和台湾的议员，而美国那时候黑人连选举权都没有，这才真的叫“白人的独裁”呢。
所以我们首先用事实证明了，张氏说的“一个国家要走向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要废掉民主、管控新闻，因为这两者是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碍”，这种说法不对。事实是“民主”制度催生了法西斯。
美国管控新闻最奇葩
张氏把“管控新闻”也说成了法西斯化的一个前提，然而常识却是，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的参战国都搞过管控，延至二战结束，余波荡漾，冷战又起，实施新闻和言论管制的国家也很多。这其中，以美国的管控最为奇葩。
先说二战结束，美国占领了日本。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GHQ)先后颁布了《新闻报道取缔方针》(SCAPIN-16)、《日本新闻遵则》(Press Codes SCAPIN-33)和《日本放送遵则》(Radio Code for Japan SCAPIN-43)来规制舆论。GHQ成立了民间审查支队，光1948年审查员就多达6070人。他们给美军做耳目，盗听过无数人的电话，公然拆阅普通市民的私信，每月多达400万封;《朝日新闻》是第一个受处分的媒体，它因发表鸠山一郎的“美国以正义为标榜行不义之事”的谈话，而被勒令停业(两日后复业);7769冊战前和战争中出版的揭露欧美殖民统治的研究论文和书籍，遭到了查禁和没收;连在文学作品用朦胧的词语说美国一个不字，也不行;一旦发现对占领政策表达不满、揭露美军的犯罪行为、和肯定日本的言论，一律封杀（发禁处分），严重的下狱。(维基)
再说二战中。美国遭到了日军的偷袭而采取应激反应，故战况报道的管制显得夸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再夸张它也没有成为法西斯呀。张氏在文章中一再提起并用作论据的，是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著作《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但是该书的下述内容，他就不会引述了。书中说：“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一是一二是二地发布本国的战争损失。出于保密和防止士气低落的考虑，管控是理所当然的。以美国为例，珍珠港遭袭的受损状况，是隔了一年才公布的。……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是重视舆论（的公开性）的，但并非公开到发布战况，出于保守国家机密和作战上的需要，美国极度限制发布战况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着实让我吃惊不已。……前面提到过美国对于破坏通商的潜水舰战，就没有公开发布，而对一般作战，为了不伤国民的士气，在战况不利时使用十分小心间接的言辞来做报道，成了惯常，且前提是，必须放到不让日本能够从中渔利的时期才进行。如阿图湾海战，‘情报发布须等到对日军没有了价值的时候方可进行。’珊瑚海海战11个月后，‘为置日军于迷局，有时需要将真实的战况经过拖延才发布。’神风特攻半年后，“考虑到当时前线的士气和后方的战意，有时需搁置到没事了的时候才报。’美国的新闻发布谨慎到了，除速报外，决定性内容的发布至少要延迟一个星期，才把舰名和日期等报出来，其中更有像夏威夷海战那样的，晚了整一年才公布。开战以来，(美国)不时发布死伤者的统计数字，显示了对人命的重视。即使报道一般的战斗，也要加上拯救战机和沉没舰船的乘员之时、是如何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之类的描述。”
从上述，首先，公知经常批评中国在报道救灾时、过多地渲染了官方多么尽力，这种批评是无理取闹，没看到这是在学美国吗?其次，尽管美国的新闻管控很过分，却没能当成法西斯，说明“管控新闻”不是前提，要去掉。剩下的，按张氏述法所得的结论自然是：一个国家要杜绝法西斯，首先必须废掉“民主”，因为“民主”是孕生法西斯的母胎不是？
“利益最大化”是法西斯的助产婆
至于说“日本走向战争，新闻管控下的媒体失职难辞其咎”，这话就更成问题。这是在拿受体置换主体，硬生生把战争的主要责任嫁祸给媒体。
日本的新闻界在二战中确实起到了鼓动和美化战争的坏作用，形象点说，它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助产婆，至于说到主要责任，它还远。首当其冲、难辞其咎的当然是“管控新闻”的日本政府;作为受体，媒体面对政府搬出的十多部强令遵从的法律，它非得拼上身家性命去“违法”、去“公民不服从”，才叫不“难辞其咎”吗?
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日文原版，我前几年就读过，当时只是想了解日军在二战中谎报战绩的真实状况。不错，该书的矛头所指确实不是大本营或日本内阁，而是“十五年战争”中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两大报。该书原先是两本，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界，十几二十年前就出版了。2007年时合版为一本，全貌展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谓“十五年战争”是日本史学界的提法，相当于我们说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该书的立场是偏右的。在当今的日本，《朝日》和《每日》为左翼的两大重镇，时常受到来自右翼的攻击，被骂成“自虐”、“卖日”、“中共日本支部”等等。07年那时候日本的右翼围绕历史认识等问题，正在向这两大报发起猛攻，该书再版就有了配攻的味道。书中把《朝日》和《每日》讥做“风见鸡”(墙头草)，“战前还在高喊言论报国、鬼畜美英，激励国民投身战争，这会儿突然180度大转弯、高喊起美国民主万岁来了”。
但前坂是老资历的教授，不是愤青，其着眼点当然是在史料呈现和客观分析上。书中在论述“为何日本的报纸向政府和军部屈伏了”的各种原因的同时，特别指出了最为实质的两个原因：
“第一，新闻界竞争之激烈是前所未遇的，对《朝日》、《毎日》来说，战争的勃发正是扩大发行量的绝好机会。……他们派遣了大量特派员到前线，详细报道父与子以及家乡的部队在战场上活跃的身影，发行量随之飙涨，随之奠定了作为全国大报的地位。
“第二，新闻报道暴露出了其最大的弱点。……飞机、电传等工具的进化提升了新闻的速报性，反过来却成了对既成事实的无条件实时追认，这一点被(前线将官)巧妙地利用了。”
第一点其实是新闻的一般规律。战前报道党争和政争，战时报道战况，是媒体飙升发行量的绝好机会。书中说：“靠战争发财的只有军需产业和报业，他们欢迎战争才叫顺理成章。”巨额的广告收入让许多报社都发了横财，成了事实上的财阀。当今在全世界，这不还是一条规律吗?媒体不靠这，如何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点揭示了速报性和客观性的矛盾。前坂发现，“和明治、大正的政论性新闻比起来，大发行量凸显了公平、客观和速报的效果，对报道战况最为有利，然而却完全不利于反战宣传”。这里日本媒体的速报性与前述美国媒体的滞后性，恰成对照，尽管目的都是要造成己利彼弊。日本的媒体就像是被困住了手脚，但能及时地写与报，而美国的媒体干脆手脚被冷藏，直到化开。速报让人疑，慢报让人急，都是被管制，你要哪个吧。
我把上述概括为五个字，“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法西斯化的助产婆。
这些内容，张氏如果认真读过全书，我想就不会那么直生生地把战争的主要责任往媒体的头上扣了。毕竟利益最大化才是市场教的真经。所以我不明白他的“难辞其咎”是在使用什么标准。我们要切记，谈论战争中的日本媒体人，第一他们是日本人，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日本国的利益，经验告诉他们，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到日俄战争，战争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第二他们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报业财阀，通过战争发财是不二法门。“身家为大”、不拿鸡蛋撞石头，此等恐惧是不可免的，但他们头顶着利益的信条，那点恐惧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三他们不是“共产主义战士”，不可能有你要求的为了中国的抗日而与本国政府抗争的勇气、良知。第四他们的绝大多数都不是“日奸”，不像近年来一个个被披露的中国的伪公知，拿境外的钱、写反华反共文章。
总根子在天皇制
书中把速报性和客观性的矛盾，归因于机械进步，这是机械唯物论;归因于“军部的暴走”和浪人的恐袭，这些是客观事实，但总根子还是在天皇制。这一点，是作为“国粹派”的著者所不愿承认和点明的。天皇制下，全体日本人想天皇之所想、忧天皇之所忧。媒体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可以反天皇。至今还是这样的大环境，可以谩骂作为内阁总理的安倍，但要骂下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你试试?我们说这是“新闻管控”，但日本人说这代表了多数民意，是民主。
战争中的昭和天皇对新闻管控是默认的，对不论虚实的“捷报”是赞赏和给予事后追认的。山田朗在《大元帥 昭和天皇》(1994年)中描述天皇的心态，很是到位：“天皇内心是‘八纮一宇’的政治哲学，把领土扩张看成是君主之事业，……是个不看行动只看结果的主。只要对‘发扬国威’有贡献，是从来不吝赞赏的。他对于满洲事变中关东军和朝鲜军的独断专行的军事行动，对于热河作战和张鼓峰事件等，一开始会怒，随着前线传来了捷报，天皇就转怒为喜，不仅给予了事后追认，还发布勅语给予了赞赏和勉励。……天皇的想法是打赢了咋做都成。……作为大元帅，天皇最恐惧的不是军部的独断专行，而是将兵的士气坠落，……故而‘结果优先、事后追认’的姿势贯穿了始终。”
天皇喜欢，下必甚焉。所以媒体不是屈从于军部和政府，而是屈从于天皇、屈从于天皇制那个大环境。那个大环境下，一旦报道出去也就覆水难收，收了影响士气，结果就成了弄假成真的“无条件实时追认”。
要日本不重走法西斯的路，就必须废除天皇制。
民族性是法西斯的温床
英美法都有“民主”这个法西斯的母胎，也有市场这个法西斯的助产婆，为何出不了法西斯呢?因为，还缺一个民族性。
法西斯很难定义。新中国以来，我们和法西斯绝了缘，即以中华五千年，我们也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严格意义是说，法西斯是两种运动的合成物，对内行黑道政治以镇压底层大众运动，对外行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观诸德意日，无一例外。
法西斯甫兴之际，很多人误当成是共产主义。西安事变，张学良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周恩来致洛、毛、彭电》中的转述)。他可能看出了区别，也可能没有看出。马克思主义是讲阶级的，不分国家不分人种，而法西斯主义恰恰相反，是以种族来划界。这个根本的区别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彼此的天敌。
首先是主体不同，法西斯运动的发起者是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以精英自许的愤青部分，如蒋介石的“十三太保”，除康泽外都是中产出身。他们是军校生、青年尉官或退伍军官、或小文官、或公知(如戈培尔、北一辉)。因为小有资产，他们特痛恨风起云涌的共产革命，瞧不上工农泥腿子，认为工会、农会有了权，把资本权力给压制住，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危机，破坏了正常的资本增值;因为“舍我其谁”，他们也瞧不上贪腐庸聩的官僚，要求重振朝纲、肃清腐败、“清君侧”和“尊皇攘夷”，等等。
其次是理念不同。法西斯的“集体主义”和我们的集体主义是两码事。国民党复兴社的《纪律条例》中规定对“违背主义和领袖”、违命及泄密者“处以死刑”，这其实就是武士道。法西斯的“爱国主义”和我们的也是两码事，那是建立在高人一等的执拗的种族歧视之上的东西，由此产生征服的野心，通过穷兵黩武和发动战争，滥杀他民族的人民，甚至大搞种族灭绝。法西斯的“意志至上”和我们也是两码事，那是“唯意志”、是偏执到变态的复仇怨念、是“一亿玉碎”。
马克思说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其实不然，当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重大危机，他们之中就会有愤青站出来。希特勒早年学过马克思主义，他巧妙地抽去阶级斗争这个内核，偷梁换柱(公有的柱换上私有的梁)，掀起了大众运动。应该说，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北一辉的“天皇制下的纯正社会主义”，至少在口头上是高喊打倒垄断资本、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但其前提仍是私有制，这就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又有了本质的区别。然在无数青年的眼里，公正平等的远景，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造成了法西斯很牛，动员能力极强。纳粹党卫军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医生、教师直到大学生。蒋介石仿效德意法西斯的褐衣党、黑衫党建立起来的蓝衣社(复兴社)则覆盖几乎所有的中学生。对于违拗他们“意志”的民众和他们看不惯的政客和财阀，法西斯出动别动队搞恐怖袭击，包括监视、盯梢、殴打(“文登事件”)、绑架、直至暗杀。如托洛茨基所述，小资产阶级愤青在法西斯化过程中，蜕变为执拗狂野的黑道。法西斯将人类的流沙熔化在了一起，借助“民主”这个母体抢得了政权。
因而，尽管法西斯上台后背离民主，却不能说其与“民主”截然无关。尽管法西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头号之敌，却不能说其与马克思主义截然无关，法西斯于“民主”是母子的关系，于马克思主义则是去主体、去阶级、加以歪曲之后的借壳上市。
最后，为何法西斯只在德意日等几个国家得了“仙气”?不言而喻，这是由民族性决定的。
我在此前介绍过秋山真之在百年前的一个演讲(《对比支国 论日本国民性的自觉》)，他把中日的民族性差异用“粘着”和“执念”(即偏执)两点来概括，他说：中国人“天生具备一种因缺乏执念而生的游离性。与此相反，日本人对于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咬住不放的粘着，恨也好爱也罢，都属于彻入骨髄的那类。”又说：中国人“嘴上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内心却不想去切实地实行;而日本人把君父之恩溶化在血液中，朝思暮想，哪怕备尝艰难困苦、豁出命来也会去为君父复仇。”“日本人多沉湎于至死不忘的执念，而支国人多选择在生活中淡忘。”
秋山说：“有人见到他们“抵制日货”和搞同盟罢工的做派，也许觉得支国人团结起来，那种牢固不是日本人所能比拟的。这么想，其实是观察事物的方法不对。因为那种团结不如说是随声附和。由随声附和而生的心理作用，实即发自于个体的游离性。好比扫帚扬起的灰尘，灰尘如果有粘着性，就不会被容易地扬起。……又好比往利益这个囊中装豆子，再把袋口扎紧，看上去是团结到一块了，却不是豆粒与豆粒间相互粘着所成的固块。利益之嚢一破，豆子随即就会散出，重新回到一盘散豆的状态。”上面大段引用了日本人的原话，是因为，它一针见血地回答了中国不可能产生法西斯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和大和族不同；他们抱有“偏执到变态的复仇怨念”，德意日正因这个共性而抱团，又因“粘着性”扒都扒不开；但我们没有，英法美俄也不多。这种偏执到变态的复仇怨念正是孕生法西斯的温床，法西斯正是在这样的温床上，遇到了合适的母体“民主”和合适的助产婆“利益最大化”，就诞生了。
复仇的怨念是哪个民族都有的，是否“咬住不放”偏执到变态才是问题。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动蓝衣社到苏区复仇，短短一年内就屠杀了上百万“赤化"农民，胡汉三有话：“谁吃了我的、分了我的，统统给我吐出来!”这说明中国人是有法西斯基因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温床，也缺少母体。国民党搞法西斯运动，不过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的应激反应，开始还有一股朝气，可一年之后就淡忘了初心，开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致使“团体革命情绪低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复兴社内部已经派别林立，相互倾轧，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而不得不解散(变身为三青团和军统局)。不能将一件事业进行到底，并且在不长时间内即走向了初衷的反面，不能不说确是中国人的痼疾，似乎应着了秋山真之的话：游离的人们“看上去是团结到一块了，却不是豆粒与豆粒间相互粘着所成的固块。利益之嚢一破，豆粒随即就会散出，重新回到一盘散豆的状态。”然而这也反过来证明了，我们的民族性并不支持法西斯。
比起美国，我们差得远。美国一个“9.11”就让它复仇的怒火延烧至今，借“反恐”之名，行摧毁另个“一神教”并顺手捞取大把利益之实。请问二战之后，哪个国家还像美国那样信奉“强权理念”、“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哪个国家杀死他国的平民比美国还多?哪个国家炸我大使馆(很多中国人早淡忘了)、叫嚣“把中国炸回到原始社会”?哪个国家的小孩公然在电视上喊“杀光中国人”?
张千帆把法西斯帽子往中国的头上扣，其心可诛。话搁这儿了，就算全世界都法西斯化了，中国也不会。有人说法西斯离我们只有五天，我说只有一天，比方说去美国;甚至只有一小时，比方说去日本。
铃兰台
201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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