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时刻”和“皮凯蒂现象”

　　近年这场经济“大衰退”使两位经济学家声誉鹊起。一位是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因其对金融和经济不稳定性的独到分析，这场危机被普遍冠以“明斯基时刻”。另一位是法国年轻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因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宏大研究，“皮凯蒂现象”被这场危机揭示得淋漓尽致。

明斯基和皮凯蒂

　　明斯基与皮凯蒂的走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面对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人们纷纷从明斯基那里求诸智慧与应对之策。而原本在经济繁荣时期被掩藏着的不平等问题，在这场危机之后也顿时以阵痛的形式爆发出来，皮凯蒂于是继而成为经济学界解疑答惑的明星。危机的爆发促使研究者和决策者积极反思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试图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采取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此背景之下，他们的研究因契合这种主题而迅速引发关注和讨论。

　　的确，他们均敏锐洞察到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中的深层次矛盾，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在明斯基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过程当中，具有内在产生不稳定性乃至危机的趋向，其著名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致力于阐释这种不稳定性的产生动态。内在不稳定的主要机制在于，过去投资所实现的利润会促使投资者继续扩大投资，故而通过增加债务融资来追逐未来更多的利润，债务的累积需要未来更多的利润来偿付，致使金融体系进而整个经济体系应对内部或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容易导致“明斯基时刻”的到来和危机的爆发。而在皮凯蒂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过程当中，具有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且得到无限持续的长期内在趋势。他致力于阐述导致这种不平等性的动态因果链。其核心机制在于，由于平均资本收益率高于总体经济增长率，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产出和收入，富裕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要快于典型的劳动收入，因而导致财富集中度上升，贫富差距扩大。

　　根据他们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滋长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强大内生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因而是系统的、内生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蕴含的这两种趋势，并非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灵，或来自于市场缺陷，因而可以依靠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增进市场自由和竞争来消除;恰恰相反，它们正源自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越完善，这些趋势将更为强化和愈加凸显。在他们看来，这也契合历史的经验。从历史视角来看，不稳定和不平等才是历史的常态。而20世纪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或“辉煌30年”所呈现的相对稳定和平等，则是异常的时期，是历史的特例和偶然。它们的出现并非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而是受到一些偶发事件(战争)和政策(罗斯福新政及凯恩斯主义)的暂时性冲击，因而不会持久。

　　乍看起来，他们似乎都是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简单决定论者，笃定资本主义将必然走向不稳定和不平等。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无意于做世界末日一类的预言，而是着力于关注和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强大的滋长不稳定和加剧不平等的系统性力量和长期趋势。他们理性地意识到，该体系内部也同时存在着遏制不稳定和减少不平等的力量和机制，但却倾向于认为，导致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占据上风的风险很大，因而静待社会的自然发展来实现经济稳定和平等是危险和错误的。国家需要防患于未然，采取政策干预来应对其负面影响。为此，明斯基提出了“投资社会化”和“最后雇佣者计划”的理想政策方案，憧憬一个低投资、高消费、充分就业、小企业和最小化官僚机构的经济模式;而皮凯蒂则求诸全球累进资本税，压缩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从而显著弱化“富者越富动态”的频率。尽管他们提出的这种应对方案被视作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但他们却坚持认为，它们是“有用的乌托邦”，即便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也可以在局部范围内来实现。

　　明斯基和皮凯蒂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论

　　虽然皆数学出身，然后才转向学习经济学，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偏爱于运用传统的文字表达的叙述性方法、简单明了的算术公式与描述性统计方法，以及综合社会、政治、历史和心理等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来阐释和表达他们主旨宏大、特色鲜明、结论明确和现实感强的经济思想。在他们看来，经济学远非像自然科学那样已经达到了所谓的“科学性”，而是应当被视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与其被称作“经济科学”，还不如称为“政治经济学”，它寻求合乎科学地研究国家在一国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理想作用，探究何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可以引领大众更加接近于理想社会。但是，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一直试图根据其所谓的“科学方法”来自我定义，以至于陷入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泥潭。因此，他们积极呼吁，经济学家要想学以致用，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方法论选择上更加务实，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加紧密地合作。

　　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的启示

　　首先，他们重新将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稳定和分配平等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或明或暗地假定，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会最终自动实现经济增长的均衡、稳定和财富收入分配的平等，因而片面地强调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效率，并否定资本积累过程的周期性震荡和生产条件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最近这场经济“大衰退”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因脱离社会重大变化的实际，而对发展方向的迷失，于是纷纷去重新“发现”马克思。其次，我国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期后，金融不稳定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逐步抬头，“明斯基时刻”和“皮凯蒂现象”没有被关在国门之外。虽然我国有着与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国情和发展阶段，但未来在继续强调保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和思考如何保障金融稳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最后，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和风格需要转换，经济学家需要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现实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用能透视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指导大量的经验实证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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