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卢卡奇、葛兰西确立的“文化转向”传统，试图从中发掘被压迫者的反抗潜能，寻找抵抗统治集团的新途径，进而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图景。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化，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文化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与文化领导权范式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他们始终将“解放的迫切性”作为其文化批判的中心任务，但在“解放”活动的主体、解放主体的能动性及解放途径等问题上体现出了理论的变迁。

理论变迁的图景

　　变迁一：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主体的地位逐渐被替代。

　　作为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三人都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对工人阶级的解放具有与生俱来的信任感与使命感。因此，即便由于丰裕社会的来临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战后逐渐下降，但他们仍然将工人阶级视为文化政治的解放主体。

　　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均质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英国社会 “特殊结构”的压制，对其能否解放自身已经不再那么确信。然而，他们在工人阶级的亚群体文化中找到了一些抵抗性的要素，并由此转向了异质的亚群体文化研究。他们仍然承认，亚群体文化仍然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的主体仍然是工人阶级。

　　20世纪70年代后，文化领导权范式成为主流的文化分析方法。在葛兰西“历史集团”概念的启发下，这一阶段的研究者认为其解放图景的实现不能只靠无产阶级，而应该将目光扩展到女性、少数族裔、生态主义者等边缘群体，这些阶层通过“接合”与“再接合”，形成异质联合的“从属集团”，去重新夺回文化领导权。

　　由相信并依赖工人阶级，到怀疑均质的工人阶级而转向其亚群体研究，再到边缘群体异质联合的“从属集团”，可见，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解放主体所指向的对象中，工人阶级在其解放图景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替代，直至消失。

　　变迁二：解放主体能动性的丧失。

　　在文化主义范式下，第一代新左派认为 “文化是日常的”，打破了传统的“精英文化观”，肯定工人阶级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又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仅视为一种“隐喻”，抬高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得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实践来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改造。这就确认了工人阶级在其解放图景中的绝对主动性。

　　在结构主义范式下，第二代新左派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在社会 “特殊结构”中的从属地位，只能产生“从属意识”，不改变社会结构中的从属地位，就难以改变其从属意识，更不可独立自主地创造革命性的阶级文化。由此，工人阶级丧失了解放自身的主动性。

　　在文化领导权范式下，研究者将文化视为统治集团与从属集团谈判和协商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统治集团只有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才能征得从属集团的自愿认同。从属集团具有了与统治集团进行谈判的机会与能力，能动性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恢复。

　　按照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体上看，解放主体能动性的下降轨迹是非常明显的。虽然第三阶段解放主体的能动性有所恢复，但这种能动性不体现在对自身文化生产过程的完全掌握中，不体现在对自身社会历史前程的设计中，仅仅体现在与统治集团相互谈判协商的过程中，体现在具体的文本意义的争夺中，与第一阶段的能动性不可同日而语。

　　变迁三：解放途径设计中宏观政治让位于微观政治。

　　在文化主义范式下，第一代新左派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考察，认为其中包含着革命的、激进的传统。只要对这些传统进行挖掘与激活，工人阶级仍然可以被动员和组织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为争取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而斗争。

　　第二代新左派认为，工人阶级受特殊“社会结构”压制，丧失了能动性，因此强调外来力量在解放中的作用。进而言之，在理论上必须借助于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工人阶级从理论上认识到目前危机的根源;在实践上则要密切关注第三世界革命，以外在的力量来推动英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总的来说，虽然强调依靠外力，但没有放弃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仍然属于宏观政治范畴。

　　在文化领导权范式下，由于工人阶级的地位被“从属集团”所代替，所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宏观政治解决方案也让位于“仪式抵抗”与“符号暴动”的微观政治方案。他们更关注从属集团与统治集团在文化文本的意义争夺中所获得的“快感”，更加关注与具体生活息息相关的“微观政治”。虽然仍声称不放弃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图景，但却再难有激情去发动实现这一政治图景的现实政治运动。

　　可见，在解放途径的设计上，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虽然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但只是把文化当成宏观政治的手段和条件，仍然承认阶级斗争、主体意识以及对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本质上仍属于宏观政治范畴;到了第三阶段，文化成了政治本身，否认宏观政治的可能性，将视线转移到文化意义的争夺以及心理快感的获得上来，彻底成为了微观政治。

　　理论变迁的原因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变迁的直接原因，是其所依托理论资源的变化。在文化主义范式下，他们凭借对机械决定论与经济还原论的批判，重新阐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突出了上层建筑相对的独立性，为突出工人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主体能动性扫除了理论障碍;对结构主义的引进，强调社会结构对工人阶级文化与阶级意识的先行决定性，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由此被消解在冰冷的结构中，其解放图景也只能求助外力;转向葛兰西后，强调文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从属集团可以在文化领域与统治集团进行谈判协商，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从属集团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被限定在文化协商与文化谈判中。

　　关注实践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解放理论的变迁正是他们对二战以来英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作用逐渐衰微的一个理论反映。在文化主义阶段，之所以将文化政治的希望放在工人阶级身上，主要是因为研究者都有工人阶级的出身背景，以不同方式参加过工人运动，目睹过工人的强大力量，东方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激励着他们继续挖掘工人阶级文化中的积极能动成分。结构主义阶段，由于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望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的持续低迷，使得他们开始对工人阶级的主动性与主体性产生怀疑，试图寻求英国工人阶级意志消沉的深层原因，因此，对结构的强调超出了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强调，对外来力量的强调超过了对工人阶级自身解放可能的强调。在英国工人运动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生态运动等开始兴起，这使得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考虑将新兴社会运动纳入其文化政治图景的可能，于是在葛兰西转向之后，试图在联合基础上实现文化政治的解放理想。

　　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作出了新的理解。在早期代表人物威廉斯那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遵循的一个原则”，而到了霍尔，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法担保的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中。但不管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还是对亚文化的研究，以及后来对种族、性别、年龄压迫、传媒的研究，主要目的仍然是试图在从属集团的文化中找到反抗的空间与潜能，并加以利用，达到解放的目标。所以，尽管在很多方面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但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价值：解放。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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