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由赵月枝教授与青年学者石力月合写的《历史视野里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之转机》，这篇文章是由即将出版的大型论文集《批判传播学新视野：危机与转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之文集)的序言修改而来，它以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为背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全球实践的当代性与解释力。文章认为，“中国”和“信息传播”是理解这场危机的两个关键领域，如果能够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检视危机中的传播实践及其与这场危机的互构关系，就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并使其超越东西方对立而获得跨国性和跨文化特质，而且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使其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取向和实践指向。

　　而这样的认知与思路在赵月枝教授的整体研究脉络中是一以贯之的，这篇文章清晰地呈现出与过往研究的承接性。因此我们也同期推送李彬教授与王维佳副教授的两篇书评，它们不仅是对赵月枝教授于2011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的深入解读，同时也与赵教授的著作彼此互文，共同为处于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政治经济坐标之中的传播问题提供了多层解剖。

　　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教授《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在国际传播学界，赵月枝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也是二十年来“反哺”母国学术的给力人物。她以阐扬传播批判理论而著称，特别是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传统，结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实践以及新闻传播实践所做的一系列理论探讨，更是富有洞察力与想象力、批判性与开拓性。不妨说，在西人主导的国际学界，她是中国大陆走出的第一位传播批判学者。

　　这些年来，赵月枝频频回国，又受聘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其间，我们也屡邀她顺访清华讲学，而她的每次学术讲座都使求知若渴的学子感到“过瘾”。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书系，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中文专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汇聚了她对诸多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取精用弘，登高壮观，确属呕心沥血的倾心之作。

　　全书以“传播与社会”的思路，总揽各种富有张力的研究，透过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政治的视角剖析当代传播领域的重大命题，既对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多有启发，又对阅读与思考构成挑战。也就是说，领悟其中深沉而深刻的内涵需对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有深入系统的把握，更需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种种思想理论有深切洞明的理解。

　　全书包括序言《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和四编正文。序言的有关内容曾在《新闻大学》刊发，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并回应有关话题，如众声喧哗之下的“新闻自由”。其中，尤富深意地提到当年出国时随手带的两本专业书——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理论经典《报刊的四种理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而我当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概念的审视。[1]

　　正文第一编“理论视野”，梳理并阐释新闻传播的前沿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为全书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框架。第二编“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解剖当代世界传播领域的“热点”现象及其走势，涉及美国媒体解读、新闻客观性、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的欧美公共广播、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等。这里所说的“帝国”，既不同于19世纪马克思论述的殖民帝国，也不同于20世纪列宁揭橥的垄断帝国，而是21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新帝国形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2000年)一书中论及的全球秩序，这部著作也被誉为“后现代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编“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从类似世界体系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当代的传播问题，包括报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电视的历史演化、1990年代兴起的“小报”、“入世”与媒体、手机媒体与“数字革命”，等等。最后一编即第四编“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以向西看、向南走的全球视野，揭示了一种人道的、民主的、公平正义的传播与社会之愿景，表达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摆脱种种异化、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学术旨趣：

　　我对一些不但没有建设性而且可能隐藏着话语霸权动机的简单化等同逻辑保持警觉，包括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2]

　　这些命题无不关系重大，缕清其间乱麻似的现象并探究其中纷繁复杂的背景与动因，非有大手笔不可为，而赵月枝及其著述当得起大手笔之谓。她的诸多中英文成果，包括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以及海外英文著述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Communication in China 、DemocratizingGlobal Media、Global Communications，往往给人大江东去、浩浩汤汤、繁星满天、闪闪烁烁的思想启迪。

　　新自由主义

　　如上所述，《传播与社会》的基本内容大都围绕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闻传播问题，集中于近三十年传播与社会的总体状况。而从批判性视角看，1980年代以来的时代潮流鲜明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其传播格局打上无所不在的烙印。所谓新自由主义，按照思想家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里的界定：“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建筑师’是私有经济的大师们。他们拥有的经济集团，多数控制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并有能力主宰政策的制定和思想观念的形成。”[3]1998年，在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撰写的导言中，批判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又具体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有关，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4]也许，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解释，在熟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国人看来更为显豁，直指要害：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5]

　　相较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对市场和资本更加自由放任的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故也称“原教旨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它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如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强权，开拓和保证市场秩序之际，否定对私人资本及其权力的任何干预;在政治上坚决否定任何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战略上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体化，即所谓“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等等。一句话，正如批判知识分子大卫·哈维所言，20世纪曾被社会主义运动风卷残云的资本势力，实际上将新自由主义作为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政治工程。从世界范围看，新自由主义虽从1970年代影响当代政治经济格局，但上升为一套主导全球性意识形态，则以1990年“华盛顿共识”为标志。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等机构联合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华盛顿达成一揽子经济与社会纲领，包括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人财产权等，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它的出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一种学术思想理论，正式确立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纲领及其意识形态。当时，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机统称为“拉美化”，包括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里就写道：

　　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6]

　　作为当代世界的主导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政治上有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当然也免不了索罗斯、盖茨、默多克等资本巨头。正如赵月枝在本书第二编中也论及的，西方和国际传播系统一方面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一方面本身也被这套理论学说及其政治经济纲领所建构，包括大规模的媒体兼并、国营媒体的私有化、公共广播体系的瓦解等。这套政治经济纲领不仅影响西方世界，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冲击，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一些走向，如形形色色的产业化等难免受此影响。按照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巅峰期大约是1990-1997年”。[7]针对这一浪潮，国内外许多学者力挽狂澜，予以批驳与抵制，包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等。

　　新自由主义从风起青萍到大行其道，也正是赵月枝求学海外并学有所成的时期。她的成长经历与学科背景，使她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下的传播问题格外关注。如果说，此前中国传播研究“去政治化”的态势经由热情拥抱实证主义而充分显现，那么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所造成的一系列蜕变以及国内外诸多学科理论的批判性言说，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又日渐呈现“再政治化”的趋势。在这个嬗变过程中，赵月枝通过锲而不舍的著述、教学、授徒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们或有同感，也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思想性与批判性乏善可陈。虽然说起来风风火火，看起来也仿佛漂漂亮亮，但就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性而言，就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而言，不仅不如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甘惜分、王中等，甚至也不如尽管粗疏而又不无元气的1980年代。恰似甘阳解读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思想时所言，这种趋向虽然导致大批量知识生产，有关著述、文章、研究成果、重大科研项目等汗牛充栋，但大多只是徒然让人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所谓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甘阳认为，这种东西不但不能使人专注于思考，反而使人日益陷入了普遍的市侩主义和蔓延的媚俗主义。在2011年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龚伟亮针对这一状况也敏锐指出：

　　传播学研究对于当代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议题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只能比划一下堆砌概念和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在引入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时常常难免“炒冷饭”和“打时间差”的嫌疑。

　　在传播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达到引人瞩目的举足轻重的高度之时，号称是一个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大陆的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的席位，难以贡献出有学术价值和智识水准的见解，难以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体认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学术话语，也难以分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

　　以时下无比凶猛的新媒体研究为例，尽管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在洞见与智识的含量和水准上却实在乏善可陈：很多研究要么在实证的路子上做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官样文章”或者“注脚学术”，要么还处在捂着脑门谈感想的前范式状态;而在学术视野上，则要么在市场效益的蛊惑下大唱资本的赞歌，要么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欢呼融合的美景;要么在媒介中心主义的三尺来深的学术矿井里浅尝辄止，要么刚想抬头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灵”的哈贝马斯和公共领域这个理论想象力的天花板。

　　首先需要走出的两个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与“方法论拜物教”的食洋不化。真正使得“方法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方法所用”……

　　这些问题细究起来，均可归结为一种“不讲政治”的去政治化，而去政治化并非真的不讲政治，其实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得好，现代性有两个突出问题——“政治的哲学化”(任何现代政治均含有一套“主义”)和“哲学的政治化”(任何“主义”均服务一套现代政治)，两者无不关乎学术与政治。现代诸多哲人对此也都多有阐发，如福柯及其话语权力说、知识考古学。福柯的理论学说，大多围绕“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治”等命题。在他看来，近代的各种学科建制，各种知识体系，各种思想学说，实际上无不体现特定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意志，属于权力运作的结果。比如，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仿佛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深究起来就会发现原来都同现代文明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权力意志相联系。

　　1980年代以来，耳闻目接的社会巨变又为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更直接、更现实的佐证。正如哈维的有关研究所示，新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学术研究，1970年代前一直处于学术边缘。当时，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坦言，思想斗争是关键，这场不但针对马克思主义，而且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斗争，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取胜。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后，西方经济精英出于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需要，开始通过财力雄厚的基金会和智库大力弘扬这套思想，使其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学术和政治理论。这个过程中，由瑞典金融精英主控的诺贝尔经济奖，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颁给了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这套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显赫地位和话语霸权。而一旦进入国家政策领域，这一学术思潮就形成一整套影响千万人身家性命的强劲政治力量，重构社会关系，主导社会转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拉美化以及中国的“三农”“下岗”“新三座大山”等均有其憧憧鬼影。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缘起于超凡脱俗的学术，而结果则是实打实的政治，甚至是当代世界头号政治。如果以去政治化的视角孜孜于技术性的问题，那么不但所有关系重大的社会政治自然都被遮蔽，而且很可能在促进专业进展的虚假表象下，维护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力图达到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权力关系重构之目的。2014年，赵月枝在同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教授的学术对谈中再次尖锐指出：

　　最可怕的是传播研究中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把西方反共意识形态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把美国冷战时代的传播学当作“客观”的社会科学，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市场和国家的一系列假设及其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宪政理想国和与之匹配、但被隐去了其(资产)阶级性质的、事实上也只是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当作规范性研究前提。[8]

　　波兰尼及其《大转型》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肆行无忌以及严重后果，特别是对人、社会、自然、精神世界的毁灭性破坏，富有理性与良知的学者都展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中国实践，也在倾覆这套意识形态或“意底牢结”。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尔·波兰尼及其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部后冷战时代备受关注的经典名作正在于质疑市场原教旨主义，证明自行其是的自由市场体制一旦出现，必然导致社会和环境的巨大代价，所以，必须将其纳入社会的藩篱，也就是说必须将唯利是图的“市场”关进“社会”的笼子里，即人情、伦理、习俗、道德、宗教以及人类永续发展、子孙万代福祉等约束中。

　　就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力度以及境界的深邃和视野的阔大而言，卡尔·波兰尼颇似20世纪的卡尔·马克思。虽然他和马克思在根本思路上存在差异，但终其一生他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大转型》问世于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这本力作对法西斯主义以及西方近代文明又一次给予根本性反思与批判，事实上法西斯并非孤零零的天外来客，犹如爹不亲、娘不爱的怪胎，而就是孕育并生成于西方现代历史的自然产物，用波兰尼的话说，“要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的英国”[9]。遗憾的是，《大转型》问世时并未引起重视，只是随着苏东解体和后冷战时代的巨变，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并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人们才开始认识波兰尼及其思想，体会其理论洞见与学术价值。犹忆世纪之初，有一次我与赵月枝相约清华园甲所聚餐，见面后兴高采烈畅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才想起来还没有顾上点餐。也就是那一次，听她第一次谈起《大转型》一书，于是找来拜读，果然茅塞顿开，许多问题豁然开朗。2015年，又读了一遍台湾的中译本《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进一步理解其深沉幽邃的学术思想与文明忧思。

　　在赵月枝看来，《大转型》在中国大陆的滞后传播，也是整个改革时代对西方学术引介的最大历史错位与悲剧。因为，一方面，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另一方面，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人物却事实上成为主导和主流的座上客。当市场原教旨主义扮演市场经济的学术指南时，我们对西方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家波兰尼及其学说居然一无所知。如今，国内外的变局、自然与社会的严酷现实终于使人们日益关注波兰尼，赵月枝在《传播与社会》中的有关阐发以及王绍光关于“双向运动”等分析[10]堪称范例，也只有从市场必须重新嵌入社会的“社会至上”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传播与社会”这一书名及其深意。

　　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波兰尼及其《大转型》提供了对自律性市场神话的最有力批判，恰似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提供了对这一神话的最有名辩解。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为新版《大转型》写的序言中谈道：“波兰尼揭发了自律性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美国第一条电报缆线就是联邦政府在1842年出资兴建的。” [11]理解波兰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嵌入”。作为经济学家，波兰尼对有史以来种种社会经济形态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嵌入社会之中，就像人的细胞融于肌体一样，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性，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换言之，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主要受制于道德、习俗、宗教等社会化要素而非市场化机制，用他的话说：

　　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纳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我们不曾发现，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交换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独自扩张的倾向。[12]

　　19世纪后，社会关系与行为才被一步步嵌入市场，特别是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更是确定无疑地将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体制，“劳动力与土地只不过是人类本身以及社会所处之自然环境……把它们包括到市场机制内意味着把社会本身屈从于市场规律之下”。[13]这是一种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人类以往各种文明共同体无不将市场嵌入整个社会体系的话，那么19世纪以降的西方历史则将力图整个社会体系嵌入市场机制。按照王绍光的概括，前者是社会市场，即社会吸纳市场，后者是市场社会，即市场吞噬社会。这种“市场吞噬社会”或“社会嵌入市场”的体系，波兰尼认为既违背人性、违背自然，也必将摧毁整个社会：“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14]举例来说，无论原始社会的部落，还是后来的城邦、国家等，都没有将市场交易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更没有将“图利”即唯利是图作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社会人生鹄的，而是更多的奉行诸如互惠、再分配、家计(householding)等原则，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图利，西语经济一词(economy)，就出自希腊人的家计(ceconomia)。贪得无厌的“经济人”，亚当·斯密所谓以物易物、买卖交换的“人类秉性”等，不过是19世纪的西方历史特产。波兰尼说：

　　没有一个社会能不具有某种形态的经济制度而长期地生存下去，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是受市场的控制(即使是大体上的)而存在的。尽管19世纪学院的咒文是如此持续不断地此唱彼和(地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动机——译者注)，事实却是：在交易上图利从没有在人类经济上占过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市场的制度从石器时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不过是附属性的。

　　19世纪文明却是一个不同的、有独特意义的经济，这是因为它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动机作为本身的基础，而这种动机在人类社会之历史上从未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从未被提高到成为日常行为之准则的程度，这就是图利。自律性市场制度就是从这个原则中导出来的。[15]

　　为此，在《大转型》中，波兰尼特别论及历史上的各种反向运动，也就是同市场逐渐吞噬社会或社会逐渐嵌入市场的历史趋势相反的历史运动，以求社会的瓷器店免受或少受市场公牛的践踏。与此相似，新自由主义大潮中的市场扩张更激起层出不穷的反向运动，社会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力图钳制市场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包括近年来一系列抵制新自由主义肆虐的思想与行动，如1999年在西雅图、2000年在布拉格的示威者，如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1980年代后，在中国此起彼伏的“反自由化”“姓社姓资”等改革方向的交锋，未尝不可视为类似的“反向运动”——旨在钳制非自然的“市场社会”及其扩张。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缰绳统驭市场的野马，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念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反弹，从而避免陷入斯蒂格利茨提示的，“一个号称自律性市场的经济，可能演化成为黑手党资本主义及黑手党政治体制”。[16]这里，不仅是所谓的改革与保守、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姓社与姓资等问题，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层面看，其实更蕴涵着波兰尼所说的、对那种非自然的市场社会的本能抵制，蕴含着自古及今人类对马克思所言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万物、人与自我灵魂等，和谐而自然相处的永恒渴望。

　　去政治化

　　按照清华大学政治学者景跃进的分析，改革开放数十年有条一波三折的社会历史线索：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从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与这个过程相应，新闻传播以及新闻传播学也经历了类似“正反合”过程：八十年代之前属于极度政治化或高度政治化，“政治挂帅”“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均为表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一度去政治化，诸如“信息”“传播”“受众”等貌似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例;新世纪以来，在文化政治与文化自觉隐隐凸显的趋势中，再政治化又构成新的社会潮流与历史进程，如欧美批判学派与传播批判理论的日渐风行。

　　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新闻传播及其研究都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化，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个统摄一切的核心理念：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言而喻，这一“工具论”同当时的社会政治息息相关，丝丝相扣。当然，这个理念并非无稽之谈，相反其中深含着一系列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据。比如，人所熟知的国共两党斗争，在新闻战线就表现得很突出、很激烈，此时新闻俨然成为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再如，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等，在新闻领域同样表现得异常尖锐激烈，正如英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报刊，无不属于阶级斗争的一大利器或武器。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历史上看，这个理论都是自洽的，成立的，问题仅仅在于“工具论”一旦推向极致，则不免将政治、权力与媒体的复杂问题导向单一化，甚至庸俗化。赵月枝就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上新闻理论课，当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认为，西方新闻媒体被垄断资本所控制，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新闻客观性是虚伪的、有欺骗性。我们对这样的说教有逆反心理，虽然不敢逃课和公开挑战老师，但是没有心悦诚服的感觉。[17]

　　于是，伴随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政治的“自由化”思潮以及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蜕变，新闻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研究也一度呈现去政治化的态势，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引进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这一过程从八十年代初启动，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渐成气候，九十年代后更达到高潮，用赵月枝的话说：“整个思想界，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的‘新启蒙’大潮已潜流暗涌;在新闻学界，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替代有民族、阶级和其它社会性的传播主体。”[18]当时盛行的“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等概念及其理论，使得已经反感“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的新闻学界感到耳目一新。换句话说，这套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权力概念在其表述中缺席，而这恰好迎合了时人去政治化的心态，如“受众”就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化概念。八十年代美国主流传播学引进中国时，大家对“受众”概念顶礼膜拜，觉得比以前常用的诸如“人民”“群众”等概念更中性、更客观、更科学，而正如加拿大传播批判学者莫斯可在经典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言：

　　受众(audience)这个概念也不像阶级、社会性别、种族那样是学术分析的范畴，而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产物。媒介产业用这个概念来识别市场，进而界定商品。受众行为这样的提法，为这个词注入了分析的和经验的现实性。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所以使用时应多加小心。至少，断言人口学范畴意义上的“受众”确实可行，未免过于不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词在概念上的价值，尤其是还没有确定受众和社会阶级、种族、民族以及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才是真正超出人口学意义的团体——它们是即存的经验。[19]

　　这里，尤其令人深思并值得反省的是，根据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的专题研究，就在美国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涌入国门的1980年代，批判性的欧美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也同期登陆中国，结果却是一热一冷。因为，正处于去政治化热潮中的学界，对貌似科学的实证主义一见之下，情有独钟，而对源于马克思批判传统的批判研究，对渗透阶级、权力、经济关系、垄断控制等熟悉的话语则有一种本能拒斥。而按照传播批判学者丹·席勒的观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冷战社会科学。比如，“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就隐含着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二元对立，而西方奉行前者，东方盛行后者，云云。因此，看似科学的四种理论其实无所不在地渗透着冷战意识形态。

　　总之，离开政治关怀、权力关系、阶级与意识、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的新闻传播理论不仅凌空蹈虚，置身事外，而且也像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一样，看似“科学”，实则常常遮蔽了重大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和政治意味。汪晖接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博士的访谈时就说道：

　　绝不是什么声音都能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中出现——什么声音能出现，什么事情不能出现，即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我这里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与财产权和门第直接相关的阶级概念)，也总是和社会等级和权力关系相关的。因此，一种更具弹性的阶级视野——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政治视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媒体背后的支配权力。媒体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域，从认识论的角度说，透明性、自由等概念无法概括和分析媒体实践，恰恰相反，只有建立一种政治的视野才能理解媒体实践——无论是媒体的公共性，还是媒体的遮蔽性。[20]

　　再政治化

　　世纪之交，由于一系列创巨痛深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冲击，一度忽略的政治问题、权力关系等再次浮出水面，三农、下岗、住房、医疗、教育、环保等事项，以及公平正义等话题更推动着社会生活的再政治化。康晓光曾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谈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三教合流”趋势，亦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彼此呼应，互为奥援，在利益攸关的基础上形成政治同盟。甘阳说的“新左派”与“新右派”(“新自由主义”)之争，第一次凸显了一度淡忘或淡化的政治问题。

　　在这一新的变局下，新闻传播及其研究也不能不面临重新政治化的选择。比如，一度热门的话题“公共领域”，就体现着突出的政治意味。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应该成为“公共媒介”，也就是说既不充任国家机器的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工具。同时，还有一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社会责任。就像八十年代的美国实证传播理论一样，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成为另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话语，正如赵月枝所指出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这个“假设”——“公共领域”，本意在于分析欧洲特定时期的政治现象和传播问题，不成想被我们径直拿来，当成论述中国新闻传播的一个普遍性或普世性“教条”：

　　哈贝马斯的历史性概念“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当作了普遍的现实性前提。不但“资产阶级”这一修饰定语被隐去，而且哈贝马斯有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何因现代商业大众媒介的勃兴，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现代国家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干预而产生了“结构转型”的分析，更不必谈西方理论界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评与扬弃，一概被忽略了。[21]

　　她指出，西方的公共领域在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的权威，如国王、封建贵族等，二是钳制底层民众的抵抗。换句话说，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国家或政治权威的干涉，同时也压制下层普通民众的反抗。而我们谈起公共领域仿佛只有对上的抵制，如种种“新闻自由”言说，而略去对下的压制，这大概也是因为“政治经济和媒体精英已经在钳制来自底层社会压力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联盟”(赵月枝)。赵月枝还通过黄宗智以下的提问，直指中国式公共领域研究的城市中心主义偏向：“当我们以分散的农村地方社区来代替哈贝马斯统一的城市公共领域的时候，……这一概念还剩下什么存在的正当理由呢?”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历史辩证关系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的公共性宣称问题：

　　中国的特定情形是，一个曾声称代表不同的反帝反殖和反资公共群体或“底层公共群体”——农民、工人、女性、少数民族群体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却同时又努力与跨国资本合作并正培育着一个本国资产阶层并宣称也代表它。而对于与孕育它的政权有血缘关系的中国资产阶层来说，中国国家形成和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性和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关系以及不断升级的底层社会抗争现实意味着依靠国家机器钳制社会抗争力量远比反对国家威权拥有更多政治重要性。如吕新雨和我在一次学术对话中谈及，公共性与阶级代表性之间存在着辨证历史关系。在讨论中国媒体公共性的重构时，我们不能对中国媒体在建制时的无产阶级公共性宣称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同时，把哈贝马斯明言作为“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普遍理想来追求，有意无意把这个概念前面的定语“资产阶级”隐去，仿佛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媒体人和他们所赋予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最多包括被认为是中国民主化主体的“中产阶级”。[22]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去政治化潮流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盛行的背景，那么新世纪以来再政治化趋势则为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生根开花提供了土壤。传播批判理论更多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思想衣钵，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在透视传播现象和问题时更关注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层联系，包括权力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等。简言之，批判理论是把新闻传播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即赵月枝说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批判传播研究不但一直注重权力问题，而且将它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来审视”。一望而知，这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主流传播研究迥异其趣。

　　关于批判理论，赵月枝论及三个经常关注的问题：一是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传播系统同样存在控制权问题，同样存在权力关系问题，这个权力和控制问题不仅来自有形的政府，而且来自无形的经济与社会势力。比如，媒体大亨默多克的传播权力与信息操控一点不亚于一国政府，当下中国的资本力量在传播中的支配性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常说的话语权问题，无法脱离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二是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如何被呈现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西方社会存在诸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现象，由此形成各种冲突、矛盾或斗争，然而，在西方媒体上这些问题往往作为个案现象而非全局问题。比如，好莱坞大片很难看到普遍而尖锐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即使有些打打杀杀，也仅限于极端个人的行为，如恐怖分子。2007年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枪杀案，最后就被纳入精神病人反社会的叙事框架，从而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不仅如此，媒体包括中国媒体还借机又宣扬一番所谓“宽容”“博爱”“人性”等。这些均属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传播批判理论审视的问题，也就是文化权力如何在社会现实中运作，又如何为各种社会现实提供合法性。三是彰显抗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自由原教旨主义一向反抗国家的行政权力，总是预设一个对立面——政党或政府，信奉所谓“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等教条。赵月枝以及批判学派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市场其实都是既能限制，也能赋权，不是说只有国家才限制或赋予你的话语权，市场同样可以赋予或限制你的话语权：

　　这两个力量有对抗的可能，也有其相互迭加从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国家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是降低工资、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23]

　　赵月枝书中第13章分析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就“入世”报道所体现的政治问题与权力关系写道：“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24]

　　学术何为，前沿安在

　　2008年，在一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章末尾，赵月枝针对中西新闻传播学的不同走势，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西方批判学者反思西方新闻体制和基本原则，希望按照民主和参与的精神“重造媒体”并领导和参与各种方兴未艾的以媒体民主化为目标的“媒体改革”运动的时候，国内的许多学者一边忙于建构以“美国主流”为基本参照的新闻传播学，一边把西方垄断资本媒体的新闻理念当普世理念在中国不加批判、不分社会制度的弘扬，而媒体商业化的压力和“做大做强”的产业取向又在客观上引导学者和学生们强化唯西方垄断资本媒体马首是瞻的倾向。

　　我们是照旧做着客观专业的新闻传播学术，并希望以此与“西方主流”接轨，还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像?[25]

　　面对这个严肃严峻的问题，面对社会与传播的变局、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如何激发学科的生命力，又如何激活研究的想象力?回应此类问题，当务之急恐怕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激活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政治意味与思想活力，由此愈发显得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因为“否定之否定”的再政治化及其新闻传播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

　　批评家雷达在重新审视“十七年”作品时谈到，那些经典之作虽然有其时代局限，如鲜明的政治色彩、革命情结、时代风云，但字里行间却自有一种磅礴大气，而政治是铸就大气的灵魂。与之相对，近三十年来，艺术与艺术家貌似远离政治，沉溺于小我之中，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也就失去元气淋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没有政治意识、政治眼光、政治胸怀的研究及著述看上去精致无比，充其量自娱自乐，既不能“解释世界”，更无法按马克思说的“改变世界”。就像社会学家黄平批评的实证研究：

　　现在所谓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它既没有文史哲的厚重，也没有数学、物理学的那个形式。我自己身在其中，我列过五个社会科学的“不三不四”：第一，你讲故事不如记者来得快;第二，不如文学家来得生动;第三，不如统计局的数据来得准确;第四，对体制的问题不如身在其中的官员体会深刻;第五，不如当事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事情把握得准。于是就弄了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往那儿一堆，列出一些图表来骗人。[26]

　　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以来，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学人日渐破除去政治化的迷雾，将学术研究同社会人生相联系，同亿万人民的历史实践相联系，特别是一批生机勃勃年轻学者及其博士论文，更体现了传播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的血肉关联，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动向，也是赵月枝思考与著述的正果。

　　[1] [加]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第1页。

　　[2] 同上，第4页。

　　[3] [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4] 同上，“导言”第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6]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第3页。

　　[7]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斯蒂格利茨“序言”，第14页。

　　[8] 赵月枝、邱林川、王洪喆：《东西方之间的批判传播研究：道路、问题与使命》，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28期。

　　[9]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92页。

　　[10]2012年更以《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对此进行了通透翔实的论述。

　　[11]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斯蒂格利茨“序言”，第12页。

　　[12][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45、59页。

　　[13]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50页。

　　[14][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15]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09-110页、第91页。

　　[16] 同上，斯蒂格利茨“序言”，第14页。

　　[17][加]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载《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18] 同上。

　　[19][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293页。

　　[20] 汪晖：《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46页。

　　[21][加]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

　　[22][加]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第52页。

　　[23][加]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第35页。

　　[24][加]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卷。

　　[25][加]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载《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26] 苏力、陈春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第654页。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