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常被视为索然无味的工具文体不受待见。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会议本身索然无味，也有某些综述索然无味的公文写法的原因。对某些只走过场不“走心”的会议综述，小编要说：给五毛钱我能甩给你一打。

　　不过本期批传公号推送的两篇综述不大一样，这两篇都至少值一块钱，因为其中各自都有“一百分”的热忱和细致。

　　黄艾的文章是对由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4批判传播学年会：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2014年7月7-8日，上海)会议的综述，层层展开，点面结合，始终抓住“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传播实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问题意识，精准再现了精彩纷呈的会议风貌。

　　龚伟亮、张志华的《植根乡土中国 对话城乡关系：开启“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是对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缙云国情调研基地、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以“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活动(2015年3月26-30日，浙江缙云)的综述。正如文中所说，此篇综述“如果有任何不同于以往类似体例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不只是对一个尘埃落定的学术历史文本的描述和评鉴，毋宁说，是对跨越了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边界以及传播学和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在乡村研究中的边界的生气勃勃的实践中所创新的学术模式的绍介和期许。”

　　两篇综述中所共同反映出的一种多学科交融的虎虎生气的知识视野和实践指向，放眼国内整个新闻传播学届，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而从内在逻辑看，从14年批判传播学年会体现的“政治性、跨学科性、学术严谨性和实践指向”，到15年学术周活动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创新”，展示的是批判传播学术实践自身同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和拓展。

　　植根乡土中国 对话城乡关系：

        开启“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

　　——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综述

　　【摘要】以“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于2015年3月26日至3月30日成功举办，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反响。这是一次“植根乡土中国，对话城乡关系”的学术盛会。学术周不仅以饱满议程和丰富安排为城乡政策制定者、乡村建设实践者及乡土中国研究者搭建了探索与对话的平台，更凭借高远立意和精心组织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创新范式和方法论，从而为世界传播学术做出独特贡献提供了重要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其与众不同的知识视野、问题意识、行动理念和“跨界”实践必将给新闻传播学界带来深远影响和长久回响。

　　【关键字】城乡关系 乡土中国 河阳论坛 乡村建设 创新

　　2015年3月26日至3月30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缙云国情调研基地、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以“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在浙江省缙云县举行。学术周包括观摩缙云河阳村祭祖活动和参观河阳古民居、《舌尖上的缙云、烧饼中的乾坤：缙云烧饼品牌推广与产业培育调研报告》发布会、首届“河阳论坛”、“2015年批判传播学年会”，以及“缙云文化与传播研究专场”等一系列活动。

　　这次学术周“植根乡土中国，对话城乡关系”，既有对批判传播研究的中国主体性的鲜明张扬，又有超越现代化“传播与发展”范式的理论自觉。更重要的是——正如学术周发起人赵月枝教授在回顾此次学术活动时对笔者所言——它旨在创新一种“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而这正是她所倡导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学术理念的体现。整个学术周以其跨越了传播学与其它社会学科，学者、记者和乡村建设实践者，批判研究者和行政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学府学者和基层独立学者等诸多界限，而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的知识视野、问题意识、行动理念和“跨界”实践，对新闻传播学界而言，必将带来深远影响和长久回响。

　　正因为此，本综述如果有任何不同于以往类似体例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不只是对一个尘埃落定的学术历史文本的描述和评鉴，毋宁说，是对跨越了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边界以及传播学和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在乡村研究中的边界的生气勃勃的实践中所创新的学术模式的绍介和期许。因此，本综述不仅绍判历史，也立足现实，更面向未来。

　　一、立意、动机与创新

　　学术周的系列活动以“城乡关系”为题眼。正如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有感于中国传播研究“由于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甚至研究议程”而对中国国情视而不见，甘为“西方传播学的附庸和浅薄的‘本土化’版本”之积弊，——所指出的：“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是中国国情所要求的，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创新的突破点和对世界社会科学有所贡献的切入点之一，更是中国社会科学前沿与世界社会科学前沿‘接轨’和交相辉映的结合点。”而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让传播研究跳脱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窠臼，进而打通“从全球到村庄”的整体性研究路径，也是赵月枝此次联合其他合作者在其家乡浙江缙云举办“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的动机之一。

　　“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在学术周议程设置上体现为多层次交流的错落有致——参与者既有城乡/乡村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传播学界的著名学者，还有其他中青年学者，以及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流程安排上则呈现多声部交响的特点：“序曲”部分包括观摩河阳民间非遗文化节和缙云烧饼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会;“主体”部分以从宏观的经济、社会、文化视野分析“三农”问题的“河阳论坛”先声夺人。来自各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发言者和点评人在为整个活动确立高远和前沿的理论视野的同时，也为参加活动的传播学者建立了去媒体中心化的切入点;若“河阳论坛”为“起”，则赵月枝、吕新雨和卜卫三位教授在“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上的主题发言则为“承”——她们在把论题转到传播与文化领域的同时，承接了“河阳论坛”的宏观视野，并且分别从世界历史、中国革命历史和当下现实层面用城乡关系视野总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讨论。随后，由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的学者和实践者参加的论坛和圆桌讨论依次展开。

　　“磨剑三载，始得青锋”。学术周组委会于2012年开始筹备工作。但如果考虑到自2009年赵月枝教授受聘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之际就不满于仅为“西方理论”提供“中国注脚”而矢志以全球视野立足中国创新，并明确将“文化、传播与城乡协调发展”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方向，那么学术周的酝酿期则长达六年之久。2012年开始组委会几度前往会议地点浙江缙云进行田野调查，2014年3月征文启事正式发出，2014年8月论文摘要递交截止，2014年10月摘要录取通知发出，2015年1月论文全文递交截至，2015年2月媒体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议程首度公开。最终，2015年3月底学术周在缙云成功举行，不仅以其饱满议程和丰富安排，为城乡政策制定者、乡村建设实践者以及乡土中国研究者搭建了探索与对话的平台，更以其高远立意和精心组织，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创新范式与方法论，从而为世界传播学术做出独特的贡献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学术模式创新的制度承载

　　让上述“立意与动机”得以落地开花的，正是以此次学术周的举办为契机和标志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开启这一新型学术模式，不仅有前述对“城乡关系”重要性的洞见、对学术研究公共性的追求以及对“全球—村庄”辩证性的打通作为思想基础，更有坚实的制度化的组织架构基础——河阳乡村研究院和缙云国情调研基地，以及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基础——“河阳论坛”和“批判传播学年会”。

　　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于2014年底获批成立，致力于学术研究和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立足河阳、跨越中西方学术分界和城乡关系鸿沟、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打通从“全球”到“村庄”各个层面进行学术创新和文化建设的独特平台。在其成立仅半年多的时间里，除联合主办本次学术周外，还先后成功发布《舌尖上的缙云烧饼中的乾坤——缙云烧饼品牌推广与产业培育评估与建议》一期调研报告(2015年3月)、组织“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落地”大型中外学术调研(2015年6-7月)、启动“口述河阳、口述缙云”乡村口述史项目(2015年7月至今)，创办人赵月枝教授依托其学界影响力与跨国学术网络支持，一头撬动“地球村”中的学术资源，一头调动缙云本地的文化积淀，使这家民办社会组织成为发展有国际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探索中国乡村复兴道路的前沿阵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缙云国情调研基地成立于2014年11月，其目的在于促进传播学研究人员深入基层，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从事科学研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发展具有学术主体性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并利用研究成果为当地广播电视和文化系统服务。设立所级国情调研基地是社科院这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殿堂为落实党和国家、学科自身和地区长远发展的现实需求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对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为人民群众做研究的有力示范和推动。而把基地设在浙江缙云，其渊源可追溯到1991年该所的卜卫教授赴缙云开展居民媒介使用调查研究和2013年春赵月枝教授邀请卜卫教授重访缙云。

　　河阳论坛是致力于乡土中国建设的思想交流平台。论坛旨在梳理乡村建设历史脉络、汇集乡村研究前沿思想、分享新农村建设实践创新、探索构建平衡、互哺城乡关系的路径，以促进城乡政策制定者、乡村建设实践者以及乡土中国研究者之间沟通与协作，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重重的时代探寻面向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

　　批判传播学年会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以反思与批判为诉求，探索跨学科式发展的学术交流平台，由“工作坊”与“青年学术论坛”两部分构成。年会源于2011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此后由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一系列学术活动。2014年，这两家单位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办了以“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为主题的批判传播学年会。年会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轮值负责。

　　——正所谓“凭空怎起危楼”，没有基石、框架何谈学术模式创新?正是这些学术机构和交流平台为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提供了制度性承载，既托起了一出多声部的学术交响，更在从“全球到村庄”的贯通处，托起了中国传播学术范式转变和自主发展的上进步伐，为跨界的学术模式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和动力。

　　三、乡村经济：总结与反思

　　在河阳论坛首场讨论中，嘉宾围绕“乡村经济”主题进行了实践总结与理论反思。

　　打响头阵的不是学界大咖，其文章也并非学术八股，但却突出展示了一位基层工作者的理论素质和思想水平。曾在缙云县乡镇、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县电力公司任职，有丰富基层经历和浓厚理论兴趣，在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义务任职的周春光副院长，在其被林春老师点评为“特别重要”的题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报告中，从基层实践出发，梳理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历史形成与演变，指出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尝试从理论上探讨土地经营制度的再度改革的思路与方向。他的发言既有经验支持，又有理论高度和历史视野支撑，作为首场分论坛的首位发言人，为本次河阳论坛作了精彩开篇。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严海蓉教授在《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和农村生产关系的变迁》中，结合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自上而下的普鲁士道路和自下而上的美国道路)指出：中国经历的是农业资本主义的转向，而并非“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化”，这无疑是对中国农村分化和阶级问题的一个重要判断;就农业资本化的动力问题，严海蓉进一步指出：中国农业资本化特征体现为资本化动力来源的上下结合，以及在此过程中国家所起到的“培育资本活力”、“鼓励农村分化”，但也“踩点刹车”的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在《核心要素、主体性与“村庄各美”》发言中，借助核心要素(人作为一种动物的最基本的生理性需求)和边缘要素(包括商品和服务产品，多数与人的生理性需求和福祉无直接关联)的区分，讨论了当前的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等核心要素危机以及正确的核心要素配置顺序，并指出：人类的文明形式应该是“村庄各美”的百花齐放，而不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单一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副教授结合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的实验，讨论了城乡良性互动的可能性。通过“购猪认养”和“生态苹果道义流通”案例，何慧丽生动阐释了城乡之间“道义流通”的宗旨在于通过一种体现道义价格的农产品生产、流通和销售机制的方式，从点到面、推己及人地改良社会。

　　四、“乡村文明复兴”与农业和阶级关系问题讨论

　　在河阳论坛有关“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主题讨论中，执笔完成《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宣言》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以“生态文明与乡村文化时代价值的解读”为题阐释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使命，他指出：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文明模式，而世界文明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林春在《经典“农业问题”是否已被超越?》的演讲中，对经典“农业问题”的界定、历史和理论背景以及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当代重新提出等进行梳理，她重点探讨了这一最初在19世纪的西方形成的问题与当前的“三农”危机、粮食安全等问题的关联。

　　此外，重庆大学青年学者潘家恩在《百年乡建，一波三折》的演讲中，对百年中国乡村建设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总结;“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先生分享了其乡建实践的切身体会与理论思考;香港理工大学潘毅教授讲述了自己相隔二十多年两次走进中国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思，关注持续恶化的阶级关系;《开放时代》主编吴重庆则以自己在珠三角地区农村考察经验，讨论了当代农村治理的新变化，并郑重提出对集体经济村庄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和系统研究的学术行动倡议。

　　五、“不只是乡愁”：批判传播学年会上的振聋先声

　　图：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三位主题演讲人

　　3月28日上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批判传播学”丛书首发式之后，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乡村、文化与传播”工作坊正式拉开帷幕。在主题演讲环节，三位“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新型学术模式”的践行者赵月枝、吕新雨、卜卫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跳出传播谈传播”，用城乡关系视野总揽中外历史和当下传播学内外一系列关键议题。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赵月枝教授以《不只是乡愁，而是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为题，承接“河阳论坛”业已展开的相关论题，在进一步把整个活动的主题提升到当下全球政治经济和人类未来的高度的同时，也为整个学术周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深化做了铺垫。针对时下“登堂入室”的“记住乡愁”的大众表达和官方话语，赵月枝立足全球历史文化视野和生态视野，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框架和方法，从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学术政治指向上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在演讲中，她以“某种意义上，我从来就没离开过村庄”的切身经历，鲜活展示了城乡关系视角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意义。她指出：是“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把我们带回到了“乡土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新地球村”的未来。在谈及认识城乡关系视角的生态学意义时，赵月枝指出：关键在于重新定义生产目的，以及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逻辑，这涉及环境和生态领域的社会正义，涉及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涉及对土地意义的重新认识，涉及重新发掘被抛弃、压制和边缘化的思想资源。在演讲最后赵月枝指出，2008年之后的“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代是“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世界的时代”，而中国农村将是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的最前沿。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吕新雨教授的演讲《延安道路、工业化与今天的“三农”问题——兼论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世纪论争》，把赵月枝教授所开启的世界历史性主题带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及现实意义层面。吕新雨教授从“延安时期的重要标志”就是“领导民众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在多重压迫下解体的问题”谈起，她指出：以简政放权和合作运动等为重要标志的延安道路“几乎就是新中国建立后农村建设的预演”，“它是我们理解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钥匙。”《论十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延安经验的回响和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关键的农村的合作化道路，也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延安时期共产党创立的传统。而对于围绕工业化与国家和农民关系问题的“梁毛之争”，理解的关键在于将这一论争放在二十世纪共产国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这一系列主义与道路的重大路线斗争。吕新雨最后指出：今天，如何抵御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军事化过程，应该成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这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自己的现代性悖论，能否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这也将决定着“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决定着中国究竟能否对世界做出较大贡献。

　　作为长期关注“传播与社会发展”议题和边缘群体媒介使用的传播学者，中国社会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教授以《“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为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体会和实践思考，并呼吁以社会发展为核心重构中国传播研究。卜卫以两首流动女工所作歌词开篇，谈及城乡撕裂及重新定义城乡关系问题。结合自己从事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经历，卜卫认为，需要反思发展传播学中预设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以及媒介技术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框架，及其“只见经济不见社会”的局限；“发展”的概念本身需要批判，并要追问是“谁的发展”、“谁的媒介”以及“为谁做研究”等问题。只有通过以“人”为视野、以经济公正和发展公正为方向的反思，才能建立传播学术的主体性，才能建立“批判的社会科学取向”，才能实现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也才能在行动传播的研究中赋权被边缘的群体。

　　六、村庄里“新来的青年人”

　　在此次体现世界眼光和乡土中国立场的学术实践中，青年人的声响尤为令人欣喜。他们作为新闻传播学术新生力量、作为“让中国传播学术更接地气和更具批判精神的星星之火”中的闪亮一簇，做出了自己直面中国问题、跨越城乡分野的尝试。

　　本次批判传播学年会上，王维佳、吴畅畅、张志华、姬德强、张慧瑜、沙垚、王东宾等许多青年学者充满朝气与锐气的论文和报告引人侧目。本综述仅撷取王洪喆和任守云的两篇论文以窥斑见豹。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洪喆所做报告《“十业并举”vs“信息主义”——重访1983年中国新技术革命论战中的城乡观》，是一项有着鲜明问题意识和敏锐历史视野的“技术政治”研究，也是一篇具有思想史高度的文献。通过对1983年一篇有关计算机新技术应用报道的症候性解读，王洪喆认为：随着经济权力的下放和合作社的解体，转型中的农村社会急需一套新的技术手段来重新组织小农经济与国家工业提留之间的对接，正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下，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成为二十世纪80年代社会变迁中的“技术—政治”方案。王洪喆将钱学森在1983年所做的基于乡村技术革命的新型城乡关系的论述，与克鲁泡特金、毛泽东、陈伯达等人的相关思想承接，试图重现二十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中一个被压抑的、基于农业技术革命的另类城乡发展路径论述，进而尝试进入关于“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与国家科技、文化路线”之间关系的讨论。

　　太原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的任守云所作报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耕知识传播的动力、过程和影响——城乡关系视野的探析》引发较多关注和讨论。任守云结合实地调研对以技术中心主义为导向的农耕知识传播进行反思。她发现，在自上而下的农业现代化传播政策和实践中，农业技术传播作为一套权力话语体系和一种发展干预手段，将传统农耕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机械-工业农耕方式分别建构为落后、不科学的与现代化、科学的二元对立话语-实践体系，进而对农村社区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改造。相对于城市，农民变为知识接受的客体，传统耕作方式被改造，地方性知识逐渐消解。现代农耕传播承诺的是一幅虚拟的蓝图，意味着一种技术殖民。

　　七、缙云文化与传播讨论专场

　　3月30日下午，批判传播学年会特设一场旨在促进基层文化与新闻广播电视实践者和学者沟通交流的圆桌讨论——“中国县域广播电视与文化生产机制的现状与困境：以缙云为例”。缙云县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丁加勇、《今日缙云》报主编陈紫阳、缙云县文化馆馆长楼焕亮等几位基层新闻广电和群众文化工作者进行了发言，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华副教授作了评议，圆桌由缙云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沈挺峰主持。

　　丁加勇副台长在《基层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困境》的报告中，介绍了缙云县电视台的机构现状，并着重从经营创收、内容生产、技术装备、人才队伍等四个方面谈及了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陈紫阳作为浙江省内第一家和县级电视台合并的县(市)报主编，介绍了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县(市)报沿革、经营现状和市场导向的负面影响;楼焕亮馆长则在《基层群众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困境》的演讲中，介绍了缙云县群众文化工作在创新、培训、特色文艺团队组建、乡村文化礼堂建设、广场舞的组织推广、送戏下乡和乡村春晚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为基层文化行政部门保护与引领民间草根文化提供了鲜活范例。

　　在点评中，张志华副教授认为缙云群众文化活动众多，基层自发、上下互动营造的文化空间生态十分丰富，提出能否探索一种不使县级电视台始终面临经营压力的制度可能，以及能否借鉴县文化馆的做法增多基层群众的参与;吕新雨教授指出，大媒体内部交叉补贴的效果不理想、缺乏活力，这不仅是缙云的问题，也是整个广电改革的缩影。县级广电等新闻媒体应当发挥作为党和政府基层治理的有效渠道的优势，改变人头费和内容生产之间脱节的现状，使得有活力的乡村文化的力量能进入到电视台等机构，通过社会力量的进入，来改变官办媒体被商业逻辑和官僚主义双重夹击的窘境，改变其在普通受众中间沉闷凝滞的刻板印象。

　　这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与此前缙云县招商局局长虞晓雄提交的就缙云乡土文化的内涵、历史、现状与当代意义等问题进行全面概括和生动讨论的大会论文《缙云乡土文化的历史源流与当代意义》一起，从地方参与的层面例证了本次学术周“跨界融合”的实践。在知识分子“向基层走，往乡村去”的过程中，在“高大上”与“接地气”的互补对接中，新的问题、新的理解、新的资源和新的启迪从被纷繁理论或琐碎实务所迷蔽的意义世界里浮现——这样的新气象无论对于能够自觉弥合城乡裂痕、“向下”获得问题意识和一手资料的研究者，还是对于不应惮于和怠于理论思考的基层广电文化工作者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

　　八、“内生性”：点评“暗战”与争鸣交锋

　　一场论坛也是一次规定主题下纷繁信息的时空聚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作为静态文本固然构成精彩纷呈的“基本盘”，而在交流现场激发并转瞬即逝的点评与争鸣，则构成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点瞬间。例如潘毅教授在“插话”中对“农村”和“乡村”不同措辞的语词政治含义(前者对应革命传统，后者对应乡绅与精英传统，问题也许在于“没办法做一个选择”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的敏锐揭示;再如吕新雨教授在“少数民族、大众媒介与文化传播”专场的点评中对于在认知和表达中预设的、单纯“把国家定义为结构性的霸权力量”并“通过自我认同和自我赋权来反抗国家”的僵化的二元对立框架的深刻批评……最典型的则当属围绕“内生性”议题的点评“暗战”与观点争鸣。本节即是对讨论和相关的延伸讨论中几处“一刹的智识花火”的描影存照。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沙垚在《乡村文化的内生性——以陕西皮影戏的乡村传播实践为例》的报告中，提出以“内生性”(指从文化主体的实践中、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中，以及文化传统的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化属性)作为农村文化传播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说，沙垚对“内生性”的强调有其清晰的问题意识，相对于那些忽略村庄“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何慧丽)或“扎根日常生活的本土的心理、价值、文化结构”(黄万盛)的、擎着“从外部赋予其支配性意义”(杨念群)的普世性知识原则大旗的大规模文化运作，“内生性”的正面意义在于对农民文化主体性的尊重和对来自农村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的保护。但是随后《南风窗》主笔李北方在评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内生性没有那么重要”以及“从农村内生出的文化一定不是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将另一个维度——“内生性”理论的“保守性”带入讨论之中。

　　若以“内生性”为视角，则整个学术周的多个场合都有观点鲜明的“隔空喊话”、侧面呼应或者隐形交锋(例如吴畅畅在其他场次的评议中的反问：“有必要保留封建家长制等这些传统内生性吗”;再如张孝德教授礼赞的“东方智慧的文明之道”，是这种“内生性”的宏观历史表达;欧宁的“碧山计划”则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乡村“内生性”的善待以及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社科院新闻所助理研究员雷霞《新时代背景下西和乞巧节的文化传承与背离》报告展示的正是浓烈的行政参与和城市商业化的浸入对西和乞巧节这一内生性文化形式的负面影响;吕新雨教授指出的所谓“内生性”文化表现形态曾经可能是外来的，谈论“内生性”不能没有历史视野)。由是，何慧丽副教授所倡“道义流通”正是对民间儒学的原生的旧道德价值的发掘利用，她所讲“向农民鞠躬”的“谦卑之心”正是沙垚的“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欲望，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至于农村文化复兴的途径，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资源”这一判断的情感形式。对何慧丽老师而言，发扬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的努力当然值得尊敬，但作为总体实践，由于看不到旧道德的文化和伦理载体的分崩离析，注定会成为林春老师在点评时所说的“‘道德复兴’的乌托邦”，注定无法在近代著名道德教育家王凤仪先生等的实践限度之外开出光明新篇。

　　如果考虑到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小农经济基础(值得引申的是，如果“内生性”理论看不到文化的经济基础和伦理载体，则很容易流于文化本质主义;同理，“东方智慧的文明之道”若不能奠基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则也必然行之不远)，那么整个学术周中有关小农经济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不管是潘毅教授近乎彻底的否定(“小农经济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它制造了2.6亿农民工”)，吕新雨教授的善意维护(“小农生产方式更科学更省力”“小农经济不是回到原子化”)，还是林春老师在社会主义方向上的重新探讨(“有没有社会主义组织小农的方式”)——都可看作对“内生性”的讨论的理论延伸。

　　在此意义上，沙垚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贯穿整个学术周的关键性议题，作为对此的回应，林春老师所讲的甄别选择的做法(“旧的道德哪些是值得和可能复兴的，哪些是不能的?”)固然重要，但根源上还是应回到从革命实践中得出的对中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和阶级弱点（正由于此，毛泽东才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阶级分析和辩证认识上来，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激浊扬清，导势成事。非此，则不但容易在对“内生性”的“士大夫式的”绝对化认识中滑向文化本质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知识分子也无法处理自身在面对农村和农民时的知识伦理和自身角色(与其说要作梁漱溟所称的“民之师”，不如说是作毛泽东所言“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

　　值得一提和令人期待的是，有关“内生性”的不同面向的争鸣，将有可能作为内在线索，移师预定于2016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河阳论坛“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的讨论中，在更聚焦的理论和实践议题下和更深广的现实与历史层面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明晰。

　　九、作为故事开启的结语

　　图：学术周的某个晚上，部分学者、记者和基层管理者自愿聚在一起，畅谈生态社会主义。

　　回首筹备六年、历时五天的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高远、亮点之纷呈都不是一篇综述所能涵括的。诸如云南大学新闻系郭建斌教授组建的“少数民族、大众媒介与文化传播”单元、浙江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哲平教授主持、韩素梅副教授等参与的“城乡关系有机化·知与行”单元、卜卫教授主持的缙云国情调研基地专场“乡村、话语建构与公共空间”请缙云县长坑小学刘勇武校长(乡村小学校长的身份对于其他“高端”新闻传播学论坛来说恐怕是“别具一格”的)介绍面向当地小学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情况与收效……这许许多多体现“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的生动段落都令人记忆犹新，却囿于篇幅难于尽述。

　　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开启了这一创新学术模式，其意义经得起学界侧目和历史检验。这是一次“跨界融合”的盛会——如吕新雨教授在闭幕式上指出的：它“打破理论与实践边界、打破师生边界、打破性别边界，在一系列‘跨界’中突破了此前基本上囿于发展传播学视野的‘乡村传播’的框架”;这是一次倾情参与的盛会——不仅知名学者云集，当地和外地重要媒体记者云集，活动还吸引了来自中外多所知名学府的众多旁听者远道而来。与会者的热忱和投入，也绝非一般的学术会议能比，尤为令人难忘的是学术周最后三个晚上，一些学者、记者、基层文化研究者与管理者自愿聚在村中的茶馆和日常农家院里，畅谈生态社会主义的场景;这是一次成果丰硕的盛会——由于主题鲜明、立意深远、选稿严格和匠心设计，不仅产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学术成果，并且历练了一批对学术怀有真挚理想和信仰的青年批判学者;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盛会——通过一个精心组织的标志性事件开启了突破学科分割、城乡分野和知行分离之局限的学术新模式。这一关乎整个学科走向的宏图和愿景“把城乡关系提升到定义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高度”，或者说试图从城乡关系问题出发重构中国传播学的学术纲领，这既是真正的“回归”（“回到山沟沟”，回到中国马列主义和我党新闻理论诞生的地方），又是真正的“创新”（在脚踏实地建设“新地球村”的实践中寻找有中国立场和全球视野的传播研究理论创新的突破口）。本次学术周所开启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之魅力与活力，还将在未来很长时段内影响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议程和学术活动方式。

　　此次学术周征文启事的开篇写道：

　　乡村，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乡村，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乡村，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乡村，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回头来看，所有的“以乡村为本源、以乡村为视野、以乡村为方法、以乡村为未来”的知识自觉仿佛都已寓于这几句精当的排比之中。

　　学术创新的序幕已经拉开，这是本文的结语，这是故事的开启。

　　本文出自《新闻大学》2015年第6期，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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