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常被视为索然无味的工具文体不受待见。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会议本身索然无味，也有某些综述索然无味的公文写法的原因。对某些只走过场不“走心”的会议综述，小编要说：给五毛钱我能甩给你一打。

　　不过本期批传公号推送的两篇综述不大一样，这两篇都至少值一块钱，因为其中各自都有“一百分”的热忱和细致。

　　黄艾的文章是对由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4批判传播学年会：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2014年7月7-8日，上海)会议的综述，层层展开，点面结合，始终抓住“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传播实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问题意识，精准再现了精彩纷呈的会议风貌。

　　龚伟亮、张志华的《植根乡土中国 对话城乡关系：开启“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是对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缙云国情调研基地、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以“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活动(2015年3月26-30日，浙江缙云)的综述。正如文中所说，此篇综述“如果有任何不同于以往类似体例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不只是对一个尘埃落定的学术历史文本的描述和评鉴，毋宁说，是对跨越了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边界以及传播学和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在乡村研究中的边界的生气勃勃的实践中所创新的学术模式的绍介和期许。”

　　两篇综述中所共同反映出的一种多学科交融的虎虎生气的知识视野和实践指向，放眼国内整个新闻传播学届，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而从内在逻辑看，从14年批判传播学年会体现的“政治性、跨学科性、学术严谨性和实践指向”，到15年学术周活动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型学术模式创新”，展示的是批判传播学术实践自身同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和拓展。

　　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2014批判传播学年会会议综述

　　【摘要】当今，全球经济的唇齿相依、政治多极化与信息多元化的交织叠加，使东西方既紧密依存又相互博弈，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化日益尖锐而复杂。随着中国媒体市场化的深入，利益分化与话语纷扰进一步扩大了意识形态的纷争与思想领域的分歧，使中国传媒业所处的现实环境尤为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传播实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不仅成为当下传播研究者的重大课题，也极具现实紧迫性。2014年批判传播学年会以“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为研究原点，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对“大众媒体与国际关系、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思潮、媒体话语与意识形态争论”等一系列议题展开深刻反思与激烈讨论，及时回应了中国传播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关键词】批判传播学 媒体话语传播技术政治 人民主体性

　　由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4批判传播学年会：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于2014年7月7日至8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本次学术盛会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首次召开批判传播学年会，它充分展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批判文化研究有机结合的建设性学术取向。

　　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所指出的，本次年会有别于以往从经济和技术视角研究中国媒介的思路，以“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破题，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中国媒介并深刻反思媒介与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当下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性。

　　本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政治性、跨学科性、学术严谨性和实践指向。来自中国两岸三地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四十余名学者和有影响力的业界新锐及媒体前沿实践者，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以“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为核心议题，展开精彩而热烈的讨论。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讨论，会议结合陈述、评点、质疑、回应和总评议等环节，对每篇会议论文展开严谨而充分的讨论，以期为与会者进一步完善论文提供实质性指导。不同评议人的精彩点评将研究议题层层推进，不断提高讨论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从而把与会者带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学术境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不时碰撞出学术火花。会议共设五个分论坛和两个圆桌会议，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讨论。

　　图：与会者合影

　　1.大众媒体、国际关系与意识形态

　　有关领土主权纷争的新闻报道、媒体审查和意识形态争论无疑是当下中国传播领域的热点议题。第一场讨论中，三位非传播专业的学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术针对性先声夺人，在拉开了会议论文宣读序幕的同时，通过条分缕析当下重要的政治传播议题及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建构起了批判传播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青年讲师孙力舟采用文本解读的方式，对当代中国媒体涉日报道中的倾向性进行了分析。论文发现，日本2012年9月“购岛”后《人民日报》涉日报道并没有出现负面报道和历史问题文章比例增多的情况。这一结论挑战了流行于国内外的中国官方媒体如何有意操纵新闻报道进行民族主义动员和培育反日情绪的论调。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东宾博士将研究聚焦于网络审查和互联网安全问题，细微剖析了内容审查制度中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内容审查与文化活力、市场化与基本文化公共品这三组存在张力的关系，并将讨论延伸至内容审查与踩线创新、用户偏见与媒体竞争、数字媒体与版权问题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生点评指出，中国的网络审查和网络过滤，不能仅考虑内容上的踩线，技术层面的作用亦不容忽视。此外，网络审查的执行主体也应纳入考量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欧树军副教授以“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内战”为主题，通过话语分析细腻地展示了互联网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和文化裂痕。他认为，现代文明国家得益于信息沟通渠道的革新，一旦掌握了整合人民的能力，将使文化领导权大大扩张，这种具有集体性、渗透性和弥散性的权力机制使文化领导权变成了一项基础权力。观察者网评论总监余亮认为，欧树军以美国信息基础设施的演变为例，深入探讨了渠道革命与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鲜活地展示了互联网对于当代文化的影响。他关于美国文化内战纠葛的独特分析，对于厘清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刘瑞生点评指出，该文从政治学的学科视角拨开了互联网中意识形态内战和当代中国文化内战的迷雾，集中讨论了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大众文化构建的。当代社会中，技术、资本固然是影响文化构建的主要力量，传播渠道的变革也对文化构建和意识形态生成有着重要影响。

　　在总点评中，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传播学院的赵月枝教授把本场讨论中所涉及的中国传播问题置放于国际语境中，从她所致力于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诠释了中国媒体的全球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坐标。针对媒体审查和管制问题，她指出，我们不应把讨论囿于道德谴责或具体操作层面的挑战，而应超脱出既有的思维定势，聚焦问题的实质，亦即国家管制的阶级基础和合法性问题。然后，她把问题置放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指出阶级性和人民性不仅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显著特质而且也为新中国的新闻制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但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代表性和执政基础的变化以及媒体的资本化和商业化，无产阶级新闻话语被逐渐解构，由此产生了媒体管制的合法性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应对媒体和网络精英主宰控制舆论的局面，真正走群众路线，重构社会主义话语权，已成为当下中国传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另一位总点评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进一步指出，新闻舆论，乃国之利器。当下，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和交锋日益白热化。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必须树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就当下争论的焦点及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新媒体的舆论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中国媒体才能牢固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坐标。

　　2.新媒体、公共性与当代中国思潮

　　现代社会中，新传播技术的运用和传播渠道的拓展，不仅重构了人类传播与沟通方式，而且影响着现实世界话语权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生产，第二场分论坛以“网络新媒体的公共性”为核心议题展开讨论。重庆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唐杰副教授引用“数字鸿沟”和“守门人”理论，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对数字民主的迷思和网络政治传播的精英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欧树军和王东宾对该文进行了精彩点评。他们认为，唐杰从网络话语权的非对称结构入手，对数字民主的迷思进行了清醒而深入的思考。他们指出：网络政治话语权的非对称结构是现实世界中非对称话语结构的镜像。数字民主极大地剥弱了现实世界话语权的这种非对称结构。互联网时代，信息对称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层群众话语权的形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维佳副教授通过全面梳理美国赛博迷思的历史脉络，阐释了赛博迷思的发展过程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新政治运动崛起之间的历史关联，并从经济方案和政治理念的内核探查了赛博迷思与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的吴畅畅副教授指出，文章立足于历史研究，从政治思潮的维度重新诠释对赛博迷思的理解。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靖教授认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新自由主义，与赛博迷思之间有一定的勾连;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并非源于互联网时代，亦非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专利，其背后有着复杂的逻辑关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王满满通过抓取“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钱云会事件这三个网络行动主义的典型案例，考察了网络行动者基于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对事件真相进行线上线下的追索，阐释了不同版本的真相是如何在行动者、地方政府与主流媒体间建构并展开话语争夺，进而考察了网络行动者的代表性、实践及其与公共性的关系。王维佳认为，现实中的社会运动常常呈现一种悖论式现象：社会行动者以追索真相和挖掘事实为出发点，却使原来有组织、有程序的审查和监管以及承担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被所谓的代表草根的民主力量所绑架，使其走向真相的反面。唐杰指出，在当今的网络行动中，网络舆论的参与主体多元混杂，各主体的不同诉求使得事实本来的面向越来越复杂。在主体混乱的舆论世界里，媒体机构如何发挥作用以保证事实的沉淀，引人深思。

　　本场总点评中，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雷启立教授指出，第二场分论坛涉及的议题极为宏阔，集中讨论了主宰性政治的发展以及主体性政治获得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吕新雨教授认为，各位学者的发言紧扣会议主题——“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从不同纬度展开。唐杰通过拆解数字民主的迷思及其背后隐含的主宰性政治框架，从而阐释了美国的霸权模式及主宰性政治的发展。王维佳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和网络霸权进行有机勾连，清晰勾勒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宰力量控制网络并形成霸权的过程。她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讨论新政治，应把新媒体理解为当今现实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非虚拟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讨论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是在主宰性政治和主体性政治之间，寻找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可能。

　　3.大众媒体、政治权力与资本

　　大众媒体、政治权力与资本是现实社会中的三股相互构建的重要力量，第三场分论坛由此展开激烈讨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高明博士采用话语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基于历史脉络考察了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塑造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从分析“党管媒体”的原则入手，诠释了宣教权规范基础的古今演变。他认为，对“宣教权”的僵化使用必然导致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国家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建立于坚实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社会内部展开群众工作，重建“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延续执政党的“群众路线”。《经略》编委萧武先生认为，宣教权的正当性源于政党的先进性。在革命时代，共产党具有强有力的文化领导权。官方传播体系的官僚化和僵化影响了文化领导权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空心化，进一步凸显了重新确立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新闻传播学科中的重要话题。上海师范大学石力月副教授从分析新组建的国网公司的国有企业性质入手，探讨了以三网融合为基础的新媒介格局中如何实践广电公共服务的问题。她指出，中国语境中的“公共服务”在前三十年具有与“人民性”并置在一起的政治性意涵。改革开放后，对之前政治实践的否定使得与其密切关联的传播业对自身的认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清理过程，“公共服务”由此斩断了与人民性之间的政治性关联，而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前提，被赋予了“去政治性”的意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国网公司的“国企”性质成为重新讨论广电公共服务的契机。王维佳和章永乐在点评时指出，国网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仅应承担社会服务，同时也应传递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然而它的现实状况反映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话语贫困。如何走出理论贫困和话语贫困则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走转改”是我国新闻宣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重要实践活动，是当前新闻实践中最鲜活的话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林溪声的研究及时回应了这一议题。她通过探讨“走转改”新闻报道的产制情况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性和局限性等问题，解析了“走转改”背后所蕴含的意义。石力月指出，反思“走转改”实践的重要基点在于如何理解“基层”。章永乐认为，新闻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挥了秩序再生产的功能。它一方面使决策者清晰地获得基层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通过走基层的传播渠道塑造出倾听人民群众心声的党的形象和领导形象。这是一种双向的建构过程，对于党管媒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两会”时，著名演员宋丹丹与导演冯小刚关于“收视率标准”的辩论把媒体的代表性问题推入公众视野之中。以此为切入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张韵与赵月枝教授合著的《人民的选择?——收视率背后的阶级与代表性政治》一文从历史维度考察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以及中国语境下收视率参与到广电媒介的变革历程，回答了收视率在国家、媒体与人民的关系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等重要问题，并阐释了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到作为广告售卖对象的“受众”的置换过程。文章认为，收视率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产物，在由政治与经济力量共同推动的中国电视媒体的转型过程中，以其“科学”、“民主”的形象，为电视媒体的商业化制造合理依据，从而遮蔽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价值与目标。张慧瑜和吴畅畅点评了该文，他们认为，中国的收视率最初定位于非商业化的节目效果分析，然而在中国广电媒体经历了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和全球化一系列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之后，收视率成为服务于广告售卖的重要工具，并与商业话语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同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在总评议时指出，收视率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民”这个概念所扮演的角色。在市场化过程中，不仅收视率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人民”这一概念也不断被建构，并逐渐被“老百姓”、“大众”等名词所取代。因此，“人民的选择”与“收视率”的关系是“人民——老百姓——大众”的关系。罗岗教授认为，章永乐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诠释了宣教权和文化领导权，有力论证了“党管媒体的前提是要创造普遍性共识”这一观点。罗岗教授敏锐指出，理解宣教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在于梳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诞生的脉络——资产阶级通过创造“公共领域”获得了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当下，重建文化领导权、创造“普遍性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更有赖于话语共识和道路自信。

　　4.媒体话语、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争论

　　本场讨论以“媒体话语、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争论”为议题，展开了既有历史纬度，又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思辩性讨论。

　　评法批儒运动是理解当代舆论复兴话语、阶级主体性和统治合法性等问题极为重要的历史线索。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周展安全面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的历史，他将评法批儒运动分为批儒、评法、农民战争和新生事物这四者，从而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把握传统的问题。吴靖教授和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朱羽点评指出，该文基于唯物论坐标对法家进行了动态把握，对评法批儒运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当下探讨评法批儒运动不仅应明确法家的政治哲学意义以及法家与领导权的关系，还应正确把握儒法运动中的儒家面向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吴畅畅副教授通过历史地梳理新中国的四部宪法，分析了21世纪以来宪政讨论的历史轨迹和网络延续。他提出，制宪权主体不能单一地归属于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而是“立宪时刻”中国共产党与工农联盟所形成的历史复合体。当前，工人阶级的行动能力、工人的政治决断以及执政党本身巩固政权的意志与毅力这三者的相互配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重获制宪权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复旦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认为，吴畅畅从历史维度和政治维度分析了“人民”这一主体，并讨论了当今政治思潮中最鲜活的议题。“革命政党”和“人民”这两重主体的互动，可以通过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得以实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张慧瑜副研究员从社会、文化现象入手，分析了当下中国“可见的后工业空间”和“不可感知的工业空间”，并以新闻报道、电视纪录片、城市空间改造为例，呈现出环保议题中的隐身人、城市空间改造中去工业化与工业废墟以及文化田园与视觉乡愁这一系列后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罗岗教授认为，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往往集中于对工业化的批判，它并不批判后现代的文化或田园牧歌式的乡愁，而是将批判聚焦于大机器时代对于人性的压抑，这一问题值得深省。

　　吴靖教授通过分析家居类装修节目《交换空间》所塑造的个人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详尽考察了生活方式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其背后隐喻的社会经济力量和符号策略，辩证地诠释了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笼罩下的日常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吴畅畅和《南风窗》主笔李北方先生指出，该文敏锐地对电视节目进行了批判性思考，通过对真人秀节目的分析生动展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及其丛林法则。

　　江西师范大学黄卫星副教授通过案例研究和文本解读分析了《南方周末》中关于“中国梦”的新闻话语，勾勒了南方周末具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表征，揭示其通过新闻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建构和推广南方周末一贯秉持的自由民主、宪政民主和启蒙理性的价值观。王维佳指出，对于“中国梦”的讨论，应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和社会体系本身。重回历史，重新找到历史的主体，与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对话，“中国梦”的阐述、传播与知识的生产才具有意义。周展安认为，应准确把握习近平主席阐述“中国梦”的核心要义：首先他明确了“中国梦”的历史主体是中国人民;其次，他把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有机地统合了二十世纪，从而弥合了历史的断裂问题。

　　5.城乡关系、工人阶级与媒体再现

　　本场讨论集中于城乡关系、工人阶级与媒体再现。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苏熠慧博士通过调查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消费行为以其背后的机制，探讨了媒体与新生代产业工人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她认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大众媒体塑造的消费幻想中形成了他们“模仿消费”的行为模式，并通过这种“模仿消费”进一步卷入生产，主动成为被资本所剥削的劳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指出，该研究揭示出国家推动消费革命导致大众媒体塑造虚无主义的消费幻想，这种消费幻想不仅影响着工人的消费理念，而且迫使工人为消费而加班生产。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吴同认为，该文进一步拓展了布洛维关于生产政治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博士通过历史研究勾勒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信息产业的劳动与技术政治。他通过文革时期群众的技术革新运动及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计算机运动等典型案例，揭示其不仅使工人阶级获得主体性，也改造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共同阶级身份的勾连。吴同和苏熠慧在点评时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操控了工人。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技术不仅没有控制工人，反而使工人获得较大的主体性。

　　来自南加州大学安南堡新闻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洪宇与博士生王维从劳动的视角出发，以历史和政治经济分析的方式，解读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及传媒业的产业基础及其内在矛盾。韩素梅副教授点评道，该文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框架，强调了新的技术背景下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另一位点评者石力月指出，文章以历史为轴，以劳动为视角，将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和传媒业并置在一起，展现了宏大的研究视野。

　　在本场中，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韩素梅副教授和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刘昕亭博士也分别宣读了自己的论文。韩素梅采用在线民族志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产阶层的新媒介诉求与阶层特征;刘昕亭通过分析近来热读的打工图书，讨论了重建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可能。

　　6.国家主义、传播技术政治及人民主体性

　　本次会议的两场圆桌讨论为各位学者提供了更广泛和深入的思想交流空间。第一场圆桌会议就“国家主义、工业主义以及乡村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命运”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吕新雨教授指出，毛时代工业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城乡分离，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以政治的方式努力弥补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断裂、工农联盟面临困境，如何从政治和经济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极大挑战。今天，只有重申农村再组织化和合作社的道路，才能使乡村重获主体性，也才能使“人民至上”和工业主义获得历史性的完成。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潘毅教授认为，讨论“工业主义与国家”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支持工业主义和工业化，而在于这场工业主义和工业化运动由谁主导。只有明确了“国家主体性”的基点，才能探讨国家主体性的发展空间和条件。

　　第二场圆桌会议聚焦于传播技术政治、国家的主体性和人民的主体性等主题。吕新雨教授指出，厘清工业主义与国家主义、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以及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颇为关键。毛泽东时代完成了始于晚清洋务运动的近代工业主义诉求，这充分佐证了工业主义必须在人民主权的庇护下才成进行，工业主义的兴盛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也必须清醒意识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绑架国家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要重回人民主权的政治坐标原点。

　　丁耘教授指出，会议贯穿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那么，媒体在主体建构当中起到何种作用?在这一点上，会议召开可谓正逢其时，因为这些讨论不仅激发了人们重新从政治的角度思考媒体的出发点，更凸显了批判传播学的重要力量：它引导人们“不畏浮云遮望眼”，严密辩证地思考、清醒独立地判断。

　　针对有关工业主义、国家主义和人民主体性的讨论，赵月枝教授回应道，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Smythe)在其极具影响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一文中就深刻反思了技术与政治的互构关系，以及由谁和什么样的政治主导中国的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问题。在结语中，赵月枝教授把讨论回归于批判传播学对思考当下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意义和启示作用。她强调，只有将技术进步的逻辑历史化，以政治的、历史的宏阔视野重新理解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中国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之路。

　　此次年会的最大亮点是将中国传播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议题放置于全球语境下进行深入剖析，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当下、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重维度建构中国媒体的政治坐标。作为中国传播学界第一个高举批判传播旗帜的学术年会，本次会议的跨学科特征、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直面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关怀、明晰的实践指向及其对学术信仰的执著，都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仅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与借鉴，而且积极地推进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沟通与桥接，其开拓创新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预见，以批判传播学年会为制度平台的持续深入的学术实践，必将极大推进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批判传播学本应具有的对于新闻传播学术的镜鉴和引擎作用也将日益凸显。

　　本文出自《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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