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鸡常笑老鹰非

——斥刘玉对毛泽东主席“知识结构”、所谓“骄傲情结”等问题的恶性扭曲

张之权

　　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五、六年前在《党史博采(理论)》(2009年09期)上刊登过刘玉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失误的个人因素探析》，近来此文又在网上拿了出来，引起了本人的一点不平之意。这篇文章从立意到写法都很坏，对毛主席的评价，有些十分恶劣。本来，人们写文章、谈事情，要顾及事实的前后左右，不可孤立地看问题。在当今的中国，人们看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要认清事物的本质。但刘玉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文中用了些莫名其妙的词语，如毛泽东的“思维模式”、“晚年骄傲情结”等，都是言不及义的表达，这是现今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这些言不及义的表达，有几个地方在客观上表现很恶毒，让人不能等闲视之。

　　这篇文章的写作特点是，顺竿爬的痕迹明显。主要表现是，按别人已经有的结论，给毛泽东戴上“错误”“失误”的帽子，然后为这个结论寻找几个论据。刘玉找的论据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知识欠缺”啦，“经济知识不足”啦，“空想社会主义”啦，“没有出过国”啦，“晚年骄傲情结”啦等几个方面，其结论是：“导致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是不是?刘玉只是为找论据顺竿爬而已。做顺竿爬的文章，最容易犯不顾历史事实的主观主义的毛病。

　　本文想就他的几个主要论据进行一下剖析，自然也会触及结论。他涉及的都是原则问题，三言两语剖析不完，叙述起来，难免冗长，敬请读者体谅!

　　由于他的论据都是纠结在一起的，不方便一个一个地剖析，所以本文只分三个大部分来批判。第一，“知识结构不全和没有出国问题的辨析”；第二，“晚年骄傲情结”问题的实质；第三，究竟谁才算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失误？第三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那是将来的事情。

　　第一，知识结构不全和没有出国问题的辨析

　　刘玉为了自圆其说，文中说了许多抑扬并举、以抑为主的话。他说：“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阅读的书籍以中国文化典籍为主，尤以史籍最多，对自然科学则兴趣不浓。虽然建国后他也曾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这一特别嗜好影响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

　　他还说毛泽东“自然科学知识结构逊色于社会科学知识”，“ 在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领导革命发挥了强大的正面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其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

　　这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如，毛泽东酷爱史书这一“特别嗜好影响了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不知他究竟想明说什么?不知他自己弄清楚没有：究竟什么是毛泽东的“思维模式”?

　　毛主席生于1893年，到1911年宣统退位时，他已18岁。这一时期他学习的主要是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文化(16岁以后开始接触革命性的知识)，一个山沟里的青年，师傅们都没有接触自然科学，他哪能接触自然科学?那个时候，只有具有特殊条件的青年，如大官僚和外交官家庭的子弟才有机会接触外国。毛泽东家庭是普通农民，完全与外隔绝，他小时候连中国有多大都不清楚，更遑论其他。这时，人们说他既有博学的一面，又有严重偏科的一面，这是事实。但是，这是时代造成的，叫做条件局限性，不算罪过，不足以成为他后来“犯错误”的论据。事物是发展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看他突破条件局限的发展层面再做结论。辛亥革命以后，像他那样学习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绝大多数还沉溺在四书五经中，满口诗云子曰，忠孝仁义，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按照刘玉的推理，毛泽东传统文化知识渊博，嗜好史籍，又有“帝王思想”(刘玉说的)，当然也是这一“思维模式”了。我们说，这是栽给毛泽东的“思维模式”，不能成立。毛泽东知道自己自然科学知识不足，曾经想弥补，但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他想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意志将他引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没有按刘玉说的“思维模式”发展下去。如果毛泽东有刘玉说的思维模式，以他的旧学根底，在国民政府找个一官半职往上爬升，是完全有机会成功的(他曾受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走上了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如果按刘玉说的思维模式，有“帝王思想”的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就应该提倡尊孔，各地恢复文庙，大讲忠孝仁爱哲学，还可以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的文艺舞台就应该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看不到一丝痕迹，他没有提倡尊孔，没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他1949年进京后，他湖南老家的宗亲以为他坐了天下，来向他要官，帮他坐江山，他一个也没有应允，教育了他们，让他们全部回乡。他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特殊照顾。这是可以比较的，现在的高官们，哪一个不是封妻荫子，真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家里出几个高官的都有，有一个领导人的女儿，普通画家而已，可人家有老爷子的背景，一幅画拿到香港身价提高几十倍，卖出五六百万港元。有的人因为有父辈作国家领导人的背景，财路旺达，几年工夫，就从平民变成百十亿富翁。这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现在舞台上天天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出演这些封建角色的演员，不少人家产达到亿万。毛泽东不让舞台上宣扬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某些个高官欣赏的有些宣扬封建主义的作品，他给予当头棒喝，为此他得罪了一部分人。中国是有严重封建传统的国家，农民革命胜利后，胜利者都会当官做老爷，自己成为新地主。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在胜利后就是准备当官做老爷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批准处死了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其后又督促官员们下乡，和群众一起劳动，还阻止官员扩大工资差别，断了他们的官路和财路。很多干部后来积极批判毛泽东，与他们的私心有很大关系。现在当官的当然舒畅了，可以不劳动，冬天不必和农民一起兴修水利，夏天不必下地和农民一起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乎天天有宴会，工资还拿得多，有人还可以养几个情妇，动不动还可以在台上批毛泽东极左(这些在习近平反腐败以后有所收敛)。到底谁的“思维模式”更属于传统文化范畴呢?如果要讲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毛泽东还不及赵本山，不及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小妮子(易中天语)于丹。你看，于丹已经用孔子的《论语》指导人们的生活了，维护君君臣臣封建等级制的孔子的塑像竖到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世时，大力提高工农在国家的地位，有的还让他们进了中央领导岗位，究竟谁在搞封建主义，不是一目了然吗?

　　如果一定要说“思维模式”，毛泽东也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他的一切成就，他同其他人的一切矛盾、斗争，都源于这一“思维模式”，舍此无他。这个问题内涵很宽，刘玉说到的所有问题都和这一思维模式有关。革命实践证明，在中国，深通自然科学者可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却不能救中国于水火，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做到了。从这一点说，他的知识也算是一种全面，是符合革命需要的全面。在这样一种大前提下，有些人，为了贬损毛泽东，只强调包含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而不承认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结构，而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结构，是现代世界更前卫的知识结构，是改变中国命运的知识结构。这种态度，说轻点是唯心主义，是偏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重点，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人民革命领袖的丑化，他们硬要拿自然科学去掐死毛泽东，是找岔，是故意寒碜毛泽东。

　　有一点人们还要搞清楚：知识的丰富与全面是有时代性的，不能离开时代去苛求于人。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做到礼、乐、射、御、书、数，就算知识丰富而且全面了。然而他没有读过二十五史，不知身后2500年的历史，毛泽东读过的书比他要多出千百倍。然而人们不能以此否定孔子的博学与知识的全面。毛泽东在其求学的壮年，清朝刚灭亡，全国仍然是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只有少数省会开化得早一点，求新知识的学生只能到省城去读书，那时读的书，自然科学水平也不如现在的高，所谓新知识主要集中在了解西方历史和革命理论上。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科学水平大幅提高，应算抗战前出国的那批人才，如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等。毛主席和钱学森、钱伟长、杨振宁、李政道的年龄差是18岁、19岁、29岁、35岁，钱学森他们都是民国以后的生人，文化教育氛围有很大不同，这是客观存在。我们后辈人用钱学深那一辈人所形成的自然科学的氛围来要求毛泽东，是不公平的。

　　就算这个要求是“公平”的，我还想请问刘玉：按你的标准，你能找出一个“自然科学知识结构”和“社会科学知识”两不逊色的领导人吗?邓小平如何?江泽民、胡锦涛如何?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如何?你能找出一个，我就举手投降!人类的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正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以一个人的精力是永远不能穷尽这座宝库的，因此对于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应该求全责备。

　　毛主席自然科学知识欠缺是不假，但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标准 ，他还是占有了“文武全才”的一个“全”字，这也算是一种“知识结构全面”吧。这一点，当今反毛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不知刘玉是什么态度?中国历朝历代的领袖人物中，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朝康熙，哪一个达到毛泽东这个高度?他在“文”的方面，刘玉有肯定，我们就不说了。他在武功方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刘玉说他没有出过国，是。蒋介石是出过国的，留学日本，学的炮兵，了解外国，而“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生只到过国外两次--两次都是苏联，而且时间短暂，这导致他对外部世界缺乏直观了解，对西方现代化成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刘玉原话）这么说来，蒋介石就应该打败毛泽东。刘安恭是从苏联回到江西中央红军的，后来还有一段时间，中央红军就是苏联派来的德国人李德直接指挥的，他们都排挤这个没有出过国的毛泽东，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这和今天刘玉的论点何其相似!结果怎样?仗打得一团糟，不得不把毛泽东请回来。刘伯承也是从苏联专门学习军事回来的，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被尊为“军神”，后来也一直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指挥。毛泽东没有出国，怎么就成为了他知识结构欠缺的一个罪证呢?

　　刘玉之辈还有一句潜台词：邓小平是出过国的，所以，邓小平比毛泽东高明。我们对事不对人公平地说，这个论据我基本不承认它的力度。邓小平后来回国，在革命斗争中工作能力有很大提高，积累了威望，主要还是靠“斗争实践”，不靠“法国留学”资本。一定要联系法国那段历史，倒是从现在他主张资本主义复辟，我看到了他当时只学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这种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的主张吻合。当时同到法国的周恩来，陈毅，还有到过德国的朱德，在江西的时候，还不是最后都承认了毛泽东意见的正确?他们的人格和品质是伟大的，他们不曾以出过国傲视毛泽东，如今拿来傲视毛泽东的，是刘玉等无识之辈。

　　所以，对于出国这个条件，也要具体分析，不可人云亦云。刘玉正是犯了人云亦云、当了跟屁虫的毛病。明清以前，中国文化先进，外国人常到中国来学习。清朝建立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生产力也比中国先进，中国落后了，落后了就要挨打，造成了民族的灾难和痛苦。于是出国留洋之风盛行起来，知识分子学成归国，在各行各业中他们都能一展身手，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出国之风。“出国”为了什么?有的为了报效国家，有的为了个人找到金饭碗，有的饭碗本来不成问题，出国只是为了镀金，目的不尽相同。到了国外，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学到真本事。就是现在，一些无良青年到了美国，整天混日子，学习上不去，连美国社会一些好的风气都不了解，这种出国留学一点意思也没有。有的出了国的，回来以后趾高气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再就是，有的学到了知识，一切照搬外国的，也不是好现象。所以，出国不出国，不是衡量知识结构的必备条件。最近，没有出过国的屠呦呦教授得了诺贝尔奖，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出了国的、从苏联回来的中共党员，不实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而没有出过国的同志，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为什么反而要苛求他们呢?

　　我想坦率地指出，理工科出身的人做领导人，也不一定是好事。美国近几十年的总统大都是学文科的，按世界各国政治家多出于文科来说，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不算是太合适的。这不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知识结构，只有在人家领导下按图施工的习惯，做具体事可以按部就班，条分缕析，守时准点，但是没有政治家的大气、谋略和无畏精神，很难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临棘手的难题，他们往往没辙。比如，他们对待美帝国主义的节节进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如银河号事件、炸大使馆、在我国近海撞王伟的战机)。国家在他们手上出了那么多贪官，社会造成那么多腐败，都快亡党亡国了;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都是胡、温班子的核心人物，大家坐在一条板凳上，竟能相安无事，你说奇怪吧?正是他们学理工的，缺乏毛主席的斗争哲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才搞成这个样子。刘玉稍微客观地想一想，就不会轻率地指责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事实应该采取彻底唯物主义态度，我看刘玉就不是。

　　刘玉还指责毛泽东“经济知识不足”，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出现的问题。我们如果和刘玉一样纠缠在“经济知识”上，我们就上当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在“经济知识”上，而在“经济思想”上。是一些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知识分子，或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将关系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经济思想路线，降低到经济知识上故意给毛泽东形象施加的一种贬损。在经济学领域，是有一些原理、原则、公式、方法，要具体掌握，那是经济学家的事，不是毛泽东的事。毛泽东、邓小平、陈云，他们在经济领域上的区别，不表现在这些上面，邓小平并不比毛泽东高明。30多年过去，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分歧，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毛主席主张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在公有制社会主义中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算悖理。这种经济思想一方面有苏联的经济生活提供的借鉴，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规定(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再一方面，它还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前途和归宿(这个趋势日益显著)。因此，毛主席生前从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出发而实行计划经济大方向没有错。

　　邓小平推行市场经济，主张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当初矛盾的各个方面暴露不充分，人们对其危害认识不清楚，抵制、批判不力，许多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出于受过冲击的激愤，曾热情支持这种两极分化的政策。只有毛主席早已洞悉其危害，给他定性为“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30多年历史表明，邓氏确实是走资派，是他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已在中国疯狂复辟。

　　所以，主要问题表现在经济思想上，明白了这一点，其他问题就没有必要和刘玉纠缠了。如果刘玉说的“经济知识”真有那么神奇功效，那么，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知识”精英们多如牛毛，他们就不应该出现经济危机和“经济疲软”、“经济衰退”了。事实是相反的。可见，刘玉是个唯心主义者。

　　我们还要明确地说，世界上没有知识结构完全的领导者，一个也没有。

　　京剧行当有生、旦、净、末、丑，男性的梅兰芳只是一个演旦角的艺术家，却当了中国京剧院院长。郭沫若是文学家(青年时学过医)，当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好家伙，中国科学院!那里尽是高、精、尖的数学、物理、化学，那里有原子弹、导弹、有各种精密科学设施，郭沫若他们知识结构何曾全面过?再如，有的外科医生，国内外有名，结果当了医院院长，他还要管内科、小儿科，妇产科，烧伤科，骨科，中医科等专业科室，甚至还要管行政、后勤。任何一个大学校长，知识结构也会是不全面的。按刘玉的理论，这都是知识结构有问题的。可是谁也不指责他们知识结构有问题，到了毛主席这儿，刘玉却死死揪住不放，这就是蛮不讲理。

　　还有一个问题。

　　毛泽东自然科学具体知识欠缺是一个事实，他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是否“科学”，是又一个方面的事实。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真诚态度，曾得到过世界上许多真正科学家的赞赏，这是全世界许多政治家不能企及的。解放以后，我国的自然科学事业有长足的发展，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条件下，我们搞出了许多高精尖的成果，这都与他有关，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他多次和中外科学家谈话，表达他对自然科学的“科学态度”，引发了科学家们对他的尊重。有一个关于“毛粒子”的真实故事，为了节约篇幅，我从《百度》上引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明，他说的比较简明：“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这些所有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毛1957年就提出这些论点，日本的坂田(笔者注：指坂田昌一，其论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1964年才知道，否则他就要引用毛的讲话。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科学家，用唯物辩证法剖解自然科学命题，真乃神奇。”

　　这些难能可贵的东西，难道我们不应该尊重吗?明明是应该我们中国的人民大众要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却被刘玉这样的不懂事的人踩在了脚下，太可惜了!

　　毛主席传统文化知识渊博，但他没有八股气，跟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一样前卫。文革中，有的艺术院校要在学生中开展人体裸体画教学，管理层有争论，反映到毛主席那儿去，毛主席毫不犹豫地支持开展这项教学活动。其他还有一些事例，不必赘叙。

　　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刘玉指斥毛泽东知识结构的论述，既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模式”，也不符合人们拥有知识的实际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刘玉不了解毛泽东的成长历史，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背景，他只是为文章而文章的顺竿爬而已。

　　刘玉完全没有搞清楚，毛泽东生长在苦难重重的中国，他从懂事起，一方面学的是四书五经，一方面又认识到四书五经中不写农民，因而喜读《水浒》之类有反抗意识的书；一方面学的是四书五经，一方面又表现了对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衰败的担忧，也就是说，他还在宣统退位以前，就开始把自己的学习同中国的命运，同劳动者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他读过《盛世危言》，读到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十六七岁的他，就意识到救中国的责任，于是树立了为革命求学的信念。他原本对中国有多大都不知道，到17岁时，已经学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学到了拿破伦、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事迹，他的“思维模式”开始装填有革命意义的新东西。新文化运动以后，他又大量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并没有像刘玉描述的“酷爱史书”是他的“特殊嗜好”。在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典籍，是作为文化工具呢，还是为了保存和宣扬里面的思想呢？毛主席在延安时说过，是作为文化工具，这一点刘玉很不理解。为中国革命而学习，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这是我们当下中国青年所缺乏的。我们要大力宣扬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而学习的精神，这一点刘玉根本看不到，这就是立场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刘玉在这面是有问题的，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说“ 在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对毛泽东领导革命发挥了强大的正面作用：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现出其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很好地满足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这段话几乎每个字都是错误的。我们说，在领导革命时期，发挥强大正面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毛泽东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再好，也不会成为共产党员拥护的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宣扬过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更别说“更多”。在工业化方面，正是他领导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土地上以最短的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在全世界是公认的，唯独刘玉看不到，是不是鬼迷心窍？

　　本章最后结论：毛主席知识结构不全面，是客观存在，不是不可以议论。任何一个求知欲强烈的人，不管他是何种身份，都应该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更渊博，更全面，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毛主席就是这样践行的，他是为革命的需要而博学的典范，是学以致用的典范，这是我们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学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卓越的，他应该获得我们全民族的尊敬。但是，要求一个人穷尽一切领域的知识是不现实的。所谓“全面”、“渊博”都只能是相对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刘玉等人的态度是不对的。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主要不是靠“传统文化”，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问题刘玉基本不提(全文只有一处提到马克思主义，一带而过)，不知是何用心?讲知识结构和知识拥有量，所有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知识结构全面的，他们在知识拥有量上还远不及毛主席渊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远不及毛主席高，作者为什么不拿出来讲?原来作者的目的只是以此为论据，证明毛主席的错误。但事与愿违，证据不足，就不能证明其错误。如果一定要证明其错误，我们说，其他领导人的错误都比毛主席严重百倍，为什么不说?所以，刘玉讨论的不是知识结构问题，是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

　　第二，“晚年骄傲情结”问题的实质

　　刘玉说：“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出现失误直至发生逆向转折”，

　　“必定有某种毛泽东自身无法超越的东西在起着作用”，而他刘玉

　　“经过考察，个人认为，毛泽东始终无法超越的就是他思想深处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这是促成他逆转的最深层原因。说它是骄傲情结，因为它是长期积淀形成，比较稳定地发挥作用的情绪源。”

　　这简直不像是刘玉的话，而像是过去几十年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者们发出的怨言。

　　刘玉说毛泽东“思想深处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是他“经过考察 ”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叹惜，刘玉太不懂事了。他哪里有什么考察?只是收集了一些怨言罢了。什么叫“骄傲情结”?一个人有骄傲的缺点就不好，而毛泽东的骄傲居然成了“情结”，纠结着哩，分也分不开，不骄傲不行，不骄傲不舒服，而且刘玉还说这是毛泽东“长期滋长起来的”，这样谴责就解恨了吧!我看，问题不简单，这有为历史翻案的味道，正直的党史学者们，你们不应该漠视这个倾向。

　　从历史上说，毛主席在几乎全部重大问题上（抗美援朝除外），都是与当时的领导同志、或在身边共事的同志争争吵吵斗争过来的。遵义会议以前，他反对以弱小的红军去打大城市，主张政治建军，建设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些意见与中央的左倾意见相左，他多次受打击、排挤，受到党内警告、严重警告和撤职处分，差点丢了性命。毛泽东一直不改变原则立场，不低头，不认错，但是革命的失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同志们转过来接受他的意见，革命就又向前进了。

　　这到底算什么？过去，党内承认毛主席是坚持真理的，党内曾反对过毛主席的同志是承认了错误的，现在刘玉则明白地说是“一意孤行”、是“固执”，是“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这就把历史结论给推翻了。这个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它表示过去承认了错误的同志反悔了，开始借刘玉的口反攻倒算了，这可是严重的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全党不会答应。但是我相信，周恩来、朱德、陈毅、任弼时、秦邦宪等大公无私的革命家们，都是不会同意刘玉的行为的。刘玉说毛泽东“长期滋长骄傲情结”，年轻人不知道，容易被蒙蔽。为了帮助年轻同志，我花点篇幅介绍一些史实。

　　遵义会议以前毛主席受排挤被撤职算起来有四次，而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他是在遭受打击的条件下坚持正确路线的。人死以后就变成了“骄傲”，作者不地道!

　　第一次受斥责和处分是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

　　毛泽东于1927年参加“八七会议”后，以中央特派员身分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此前他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秋收起义进行中的职务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书记）。秋收起义部队按中央计划原本要打大城市进攻长沙，可是刚一起步部队就失利，人员由原来的约5000人减少到不足1000人。为了保存革命种子，他带领余部退向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

　　为这事，中央不满意，认定他是“临阵脱逃”，撤销了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湖南省委于1928年3月撤销了前委，成立师委。他的前委书记职务也撤了，改任师长，连师委委员都不是，无权管党务了。这算是第一次“骄傲情结”的表现。

　　第二次，“落选”前委书记。

　　1929年到了福建、赣南，红军有大发展，在建军问题上，朱德和毛泽东发生分歧，争论激烈。陈毅主持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流寇主义的正确意见。决议对毛泽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这个职务是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又“骄傲”了一次，病了，发疟疾，离开了军队。

　　8月，当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前委书记由朱德临时代理。这一时期的红军，毛泽东所坚持批判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深为忧虑，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问题摆出来，发动大家讨论。很多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朱德也感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遂与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又称有病坚持不回。前委决定给毛泽东“警告”处分，毛泽东被担架抬到会场 ，大家看他确实病重，又让他去养病。

　　后来陈毅从中央回来，带回了中央给前委的信，陈毅和朱德都做了检讨，共同去请回了毛泽东，还让他任总前委书记。接着就是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做出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一直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中央也没有批评毛泽东的骄傲。去年，习近平同志再次召开了古田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建军路线。看来这次斗争，不构成毛泽东的“骄傲情结”。

　　毛泽东第三次被排挤是在赣南会议上。

　　赣南会议指的是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直接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

　　会前有两个重要背景：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胜利：首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以三四万人的少数兵力，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了一整套弱小的革命武装战胜强大的反革命武装的战略战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后来之所以胜利的的法宝之一。其次，建立了赣南、闽西一大片根据地，党和红军有了很大回旋空间，甚至为后来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共中央争得了一块安全岛。

　　一个是共产国际加强了在中国推行“国际路线”的力度，从苏联回来的掌握中央大权的干部，大都看不起毛泽东，一直坚持压制打击立场。顾顺章事变前，中央在上海，对毛泽东的打压还不太直接。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迁到了苏区根据地，对毛泽东的打压从遥控变成了直接，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直接开展各方面的具体批评与指责。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从赣南会议开始，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明确喊出了对毛泽东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口号，当时，毛泽东随时有性命之虞，哪里有闲情逸志去骄傲?

　　第四次是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

　　赣南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去莫斯科前，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明指定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负总责，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政治局常委。这就是史书上称的“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受王明遥控，坚决贯彻王明路线。)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很不够，连续发指示电批评了赣南会议，要求临时中央要加强对毛泽东的打击力度。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会议把矛头直指毛泽东。项英说，“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当毛泽东据理力争时，就批评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这，大概就是刘玉“经过考察”的毛泽东“骄傲”的证据吧。

　　宁都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提出请“病假”，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去了。这一次对毛泽东的打击很沉重，凡是同情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人都受到牵连或批判。毛泽覃、邓小平、谢维俊、古柏(史称毛邓谢古)等县委书记支持毛泽东，也受到牵连。毛泽东是重感情的人，当年邓小平为他受到了打击，几十年后他一直对邓小平有感激之情，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对邓也是宽大处理的。

　　在这4次斗争中，对毛泽东来说，根本不存在骄傲的问题，他一直被 压制，受打击、遭排挤，有冤难申，哪有骄傲的余地。他只是坚持自己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正确主张，不轻易认错，不伪装认错过后翻案，这怎么就成了“长期滋长的骄傲情结”呢?真是无稽之谈!

　　遵义会议以后有过两次分歧。一次是长征途中和张国焘的分歧，这时原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同志，都已经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张国焘的路线，这次争吵毛主席不孤立。虽然张国焘曾想用自己占优势的武力“解决”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但未得逞，而且后来四方面军遭受的失败证明了他的错误，他彻底孤立，最后叛逃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一次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和王明的分歧。到延安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王明从苏联回来了。此人有斯大林支持的背景，党内也有势力，回来以后就以党的当然领袖自居（这时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内发号施令，有时撇开中央自行对外发表文件。他提出共产党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批判道，在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条路线就是要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这就是捆住我们的手脚 ，我们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时党内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又加上共产国际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的主张终于得到贯彻，保证了我党在抗战中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提出了三到五年打败蒋介石的计划，已无人反对，计划顺利实现 ，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中国要不要出兵支援朝鲜的问题上，党中央将决定权赋予了毛泽东。当时多数人对美帝国主义有顾虑，因为它实力太强大。少数人有公开反对出兵的，林彪是其中之一。这些顾虑、反对，都有道理，不能算错，也没有和毛泽东形成争论，最后都服从了毛泽东做出的抗美援朝决定。这些都不能构成毛泽东长期形成骄傲的证据。我不知刘玉是怎样观察事物的?

　　毛泽东“骄傲”的其他几个论据是：“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赫鲁晓夫更不在话下”。—— 真是大大的“骄傲”!

　　这些指责，一个是屈从于强大的对手，一个是断章取义，可悲胜于可恶!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斗争中总结出了一个辩证的结论：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他有具体解说，上了书的。作为革命的一方，首先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革命势力从一开始总是弱小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把敌人看得很强大，不可战胜，革命就永远发动不起来。而从本质上说，我们的革命对象，它处于腐朽没落地位，脱离人民，性质反动，外强中干，毛主席形容它们是纸老虎，革命势力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中国就是这样的，蒋介石强大，他不怕，敢造反。日寇他不怕，敢抗日。美帝国主义他不怕，打回三八线去。赫鲁晓夫他也不怕，反对修正主义。对于苏联赫鲁晓夫，难道不该反对吗?毛主席并不像刘玉说的，认为斯大林没有什么了不起，骄傲了。这不是辩证的。斯大林曾经过分地干预中国革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当然应该批判、澄清。毛主席不全盘否定斯大林，对于斯大林无私地支援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毛主席一直是感谢的。对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主席认真阅读，多处都是肯定的。毛主席和赫鲁晓夫闹翻，正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他对斯大林是“三七开”，肯定了他的共产主义领袖地位。刘玉只引导人们看到毛主席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断言他“骄傲”，属断章取义。1956年他就预言道，苏联反对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就完了。而苏联确实如他所言“完了”，他反赫鲁晓夫就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就该反对，就该死。尽管他说了一箩筐好听的话，也不能掩盖他毁掉苏联的罪恶。毛主席严厉批判赫鲁晓夫，正是支持了斯大林，毛主席是公正地顶风而上维护斯大林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第二个人达到这样的高度，难道事实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是说过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这话不错，它确实是可以打败的，美国实际上在走向没落。但毛主席并不轻视它。他说过，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是铁老虎，是吃人的老虎，在战术上我们要认真对待它们，不可轻敌。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们要积小胜为大胜，最后打败它们。

　　人们要把这两方面内容合起来，才是毛泽东。刘玉只说一面，那不是毛泽东。只说他藐视敌人的话语，然后作为靶子，猛批他“骄傲”，太容易了，太能迷惑人了。

　　毛主席晚年经常讲的有三条：1、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2、要团结，不要分裂;3、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讲团结，就不能骄傲。毛主席在世时，他身边的领导同志，大部分都不是井冈山的，而且多数人当初是反对过他的(或是属于反对者的部属)，如朱德、周恩来、陈毅、任弼时、李先念、许世友、康生、陈云等都是。他们都是人杰，人尖子，毛泽东一味骄傲，能和他们共事几十年吗?不过，毛主席是按辩证唯物主义办事，对同志有错不是打倒完事，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刘玉之流不懂这个道理，以为批评、斗争就是“骄傲情结”，完全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

　　由以上各方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泽东身上表现的许多气质，都不属于“骄傲”的范围，这是刘玉之流所不懂的。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身上有一种宏伟的气势，他自已戏称为“虎气”，他观察问题高屋建瓴，对腐朽的东西总是抱摧枯拉朽之势，丝毫不留情面，这就被人认为是骄傲，问题就这么产生了。比如，他认为美帝国主义主义、赫鲁晓夫没有什么了不起，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认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应让位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说过“粪土当年万户侯”，这都不是骄傲问题，这是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混淆了就错了。毛主席曾用鲲鹏展翅九万里嘲笑过藩篱间的鷃雀，1963年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主席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昆鸡常笑老鹰非”，当时我们还体会不深，现在，体会到了：昆鸡之类者，刘玉其俦乎?

　　刘玉还说到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所谓“骄傲”问题，牵涉到两条道路斗争，内容太多，本人特设第三章进行论述，在这里不说了。

　　本章结论：刘玉将过去毛泽东同志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扭曲成毛泽东“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不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起了为过去历史翻案的作用，十分险恶。第二个恶果，就是不提马克思主义在历次斗争中的作用，故意模糊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和原则立场，用“骄傲”一言以蔽之。这种作法，是中国右派的需要，是他们的文风。

　　第三， 究竟谁才算是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失误”?

　　刘玉不停地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失误，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道路的真谛是什么。正因为如此，他当然也不懂得所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失误”只是党内两派斗争的一种结果，并非全部结果。毛主席在世时批评有些人是走资派，毛主席去世后，被指为走资派的人就反噬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失误”，刘玉所援引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走资派是完完全全背理的，他们主张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中国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培养了一个比旧中国时强大得多的新资产阶级，让只占中国0.4%的人口，控制了中国70%的财富。在走资派带领下，共产党官员的贪腐之风严重滋生，许多党员干部比走资派还走资派，共产党已严重变质，这正是毛泽东当年所反对的。在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毛主席和走资的斗争从1949年就开始了。

　　一、一个异乎寻常的分类

　　人们对毛主席一生的事业，总是免不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等上面去发挥。毛主席对自己一生的事业却有一个十分简单的分类，他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将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一件事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所作的一个高度概括的分类法，将自己一生的事业这样定位，说明毛主席直到晚年心中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理想和原则，这是其他人所未能企及的。

　　共产党闹革命为的什么?就是为了推翻反动的旧政权，解放生产力，让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他说的两件事，是他一生中践行党的目标从事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全部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改变束缚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建立合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一部分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毛主席说的第一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权，解决了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问题——政权问题，这是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民党政权的军队、警察、政府机构等一概扫除了。第二件是解决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人称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解决这个问题相当难，比推翻旧政权还要艰巨复杂。参加推翻旧政权的那些革命者，对旧政权可以毫不留情，但是，他们本身在“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都留有旧社会深深的烙印，更有甚者，不仅仅是烙印，他们简直就是旧的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是十分困难的，而不解决这个问题，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的还会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毛主席一直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高度抓这个问题，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主席作出两大分类的原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但是，这个运动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的斗争，应该是发端于1949年。

　　二、党内的分歧从1949年就开始了

　　1949年中国革命快要胜利了，那些参加了革命战争的人，并不是人人都站在这个高度想问题的，并不是人人想着要按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即使是很高级的领导人，社会主义思想也并不纯正。

　　当时只有毛主席旗帜鲜明地点明了这些问题。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中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毛主席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我们现在来复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

　　第一、指出城市工作“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

　　第二、指出“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

　　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毛主席说必须领导它们走向集体化，“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30多年过去了，毛主席批评的这三点，正是对着走资派说的，现在走资派都实现了。历史证明，毛主席当年不是无的放矢。建国以后，他们一直和毛主席嗑嗑碰碰，根源都在这里。毛主席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维护私有制，帮助私营企业，毛主席要农业集体化，他们要农业“任其自流”。30多年来，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毛主席和他们的斗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后来在党内得势了，搞了个《决议》，说自己不想搞资本主义，反咬一口，说毛主席批错了。回过头来看，这个斗争从七届二中全会就开始了，毛主席说的是实话，有人撒谎，欺骗人民。

　　三、毛主席忠实地实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一大纲领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有两个，一个是公有，一个是民主。是否实行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点上，毛主席是坚定不移的，也是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坚持公有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怎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作数的。

　　《共产党宣言》说：“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这一点，毛主席是忠实地奉行的。

　　关于公有制的重要意义，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说，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并说，它的提出使《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有人(如李锐)读恩格斯的《导言》，对于什么“我们错了”的句子抓住不放，断章取义，大做文章，而对于恩格斯对公有制的肯定这一句完全不敢提。

　　我们党的一大纲领对此表述也十分果决、明晰。从《百度》上查到，党的一大纲领的第二条是：

　　“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 .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 .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 、联合第三国际。”

　　毛主席是参加了一大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忠实地贯彻党的一大纲领的：用革命军队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消灭了资本家阶级和私有制。现在有人恢复了私有制，不光是为了报复毛主席，打他的脸，而是从根本上表明对党的“一大”的背叛。

　　人们都会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但是，怎样才算结合?有一种人是笼统的结合，有一种人是先搞歪门邪道，然后找理论根据命之曰“结合”，又有一种是结合不上的，又说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过时了”。毛主席是处处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实行原则的过程中，随时根据实际情形修正做法，这才形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原则是第一位的。比如，用暴力革命方法推翻旧社会，在中国主要是武装斗争(有别于城市暴动之类的做法)，武装斗争则是先发展农村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办法(有别于首先占领大城市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一大纲领规定是“没收”，毛主席在建国后根据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分别对待，对大资产阶级是“没收”，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引起社会震荡。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首先是贯彻消灭私有制的原则。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这些话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让个体农业生产者自流，弱者则永远陷于贫困，永远被剥削，强者则上升为资产阶级。所以，七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的坚持下，决定了农民必须走集体化道路。这首先是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解放以后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只是具体实行的问题了。

　　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是我们解开建国以后毛主席和走资派们斗争错综复杂形势的一把钥匙。

　　四、毛主席和走资派的分歧和斗争。

　　本文只写几件大的。

　　(一)狠刹贪腐第一刀

　　1949年北平和全国各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军广大干部战士一个个喜孜孜地进城，接管胜利果实。只有毛泽东主席见微知著、登高望远、殚精竭虑，他迟迟不进北平，他怕我们的人当李自成。尽管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过全党，要同志们做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可是，言犹在耳，才过了两年，到1951年三反五反时，党内就出现了一大批贪污分子，他不得不批准河北省委的报告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身为高级干部的贪污犯，狠刹了一股腐败风。有他的监督，这一杀管了20多年。但是，中国是有腐败传统的国家，腐败还是一种文化，官本位历来是家庭财富的根源，不长期在上层建筑领域狠抓意识形态教育，不发扬人民民主，是不能根除腐败的。毛主席是高度注意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要实行两极分化(“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一个主观上要两极分化的命题，狡辩不过去的)，官员的腐败立马死灰复燃，变本加厉，如此一来，中国社会的命根子——共产党给糟塌了。

　　(二)从上层建筑领域的高度组织对武训传的批判

　　刚进城的时候，党的某些高级干部，完全忘记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意识)，对封建主义的文化准备全盘接受，1951年，毛主席组织了对武训传的批判，给了这些高官们当头棒喝。毛主席当时就站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高度写道：“《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是1951年刚解放不久的事，毛主席就十分明确地抓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 。有些人至今还对此不服气，只不过显得他们渺小和立场反动罢了。

　　(三)公私合营的胜利，走资派不高兴。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是党中央的决策，原拟以15年时间完成，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即从1953年到1956年底就完成了。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有政权的力量，政策正确，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逼人，所以速度很快。虽然速度快，但没有引起社会震荡。这本是好事，有人还是攻击它太快了。其实，问题不在“快”字上，本质上是要不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问题。过去我们这么说，走资派会狡辩。现在，历史如实地证明了，他们本质上就是不希望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资派一直和毛主席较劲、搅局。

　　大概还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走资派就主张农业“任其自流”(不搞集体化)，毛主席批评了这一思想。但他们并不甘心，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把他顶了回去。(毛选五卷)

　　以后，他们变换了说法，说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他们劝合作社“赶快下马”，“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们也一再唱反调。在大跃进中，有资料显示，他们有的对浮夸风，对吃食堂大锅饭，推波助澜，唯恐问题不大。在大跃进中，毛主席本人有不相信粮食高产那些亩产万斤的吹牛，多次讲话纠正浮夸风，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但他在大炼钢铁方面，有过急于求成的表现，他为此做过检讨。这里面呈现了极为复杂的现象：

　　一方面，走资派根本上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党内的右倾势力，而且他们一直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对浮夸之风不作得力制止，看哈哈笑，还推波助澜，使问题扩大化。再一方面，毛泽东确有局部问题的急躁情绪，授人以柄。当浮夸风泛滥时，毛泽东不能不承担责任，不能不检讨，甚至直至今天还被人揪住不放(刘玉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们心里都明白，大家互相用力，推动党内的活动，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那个怪胎。在毛主席心中，知道走资派一直反对农业集体化道路，他们是右倾势力，是主要危险。但58年的浮夸风又不得不反，于是庐山会议就旗帜鲜明地反左，和右倾危险相比，这是容易纠正的，不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危险。但彭德怀的信，虽然他没有和走资派穿一条裤子，有些批评也符合事实，但他说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时，就踩在了走资派一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鼓点上，为右倾分子张目。这就是毛主席将庐山会议由反左改为反右倾的原因。看起来庐山会议是个怪胎，其实它一点也不“怪”，事情的脉络很清楚，事件的双方都心知肚明(彭老总可能真的不明白)，尤其毛泽东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这根弦他控的很紧。庐山会议的斗争，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奏。

　　促成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的国外因素，是苏联的变修，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他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加之，中国自己确实有一帮人从建国开始就想依靠资产阶级、不愿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主席刚去世时，走资派有人狡辩，说他们不想复辟，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失误了。这就是刘玉坚持的结论。但是，我们看一看事实：

　　被认为“失误”的毛泽东，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个体农业走上集体化道路，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个体手工业者也组织起来，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样的成就，刘玉等人又不承认，谥之曰“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他又不懂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了。毛泽东不保存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又懂得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设，懂得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力，遂步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你诬蔑他是空想社会主义只能说明你们的无知。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没有失误”的老爷们，他们复辟了资本主义，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中国重新出现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中国完全回到了解放前，贪污、卖淫、毒品泛滥等和旧社会一模一样。农村的人民公社被强制解散了(只有少数顶住了，没有解散，现在只有它们体现了农业集体化道路和真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农民陷入了自流状态，这是建国初期他们就坚持的，而这些人却还要戴上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桂冠。这就是刘玉的评论。

　　有这样不顾事实作出评价的吗?毛泽东一直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被诬为失误，还要从他的知识结构上、骄傲情结上找原因，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五、重读1981年决议并审视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这样一句话：“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段话紧紧抓住上层建筑领域不放，体现了毛泽东风格。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员，这样谈问题是必然的。中国的革命，既然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那么，在革命胜利后，就必然应该以无产阶级的新的意识形态占领阵地，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的意识形态，使之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相适应。不这样还叫共产党员吗?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永远是对的，他这座丰碑是推不倒的。

　　毛主席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普通群众，是上层建筑领域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许多烈士，能做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们许多农民出身的战士，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能够舍身炸碉堡，堵枪眼。在和平环境也能出雷锋、王杰、欧阳海那样的战士。干部能出焦裕禄，工人能出王进喜，时传祥，农民能出陈永贵、郭凤莲。他们只是代表人物，类似的不在少数。整个社会风貌也是助人为乐占上风。过去，党员、干部总想着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大多能吃苦在前，抢挑重担。这都与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有关。

　　现在中国的实际是，很多人忘记了共产党员的这一职责，他们还是像过去封建社会的革命者一样，胜利了，只想享受胜利果实，一切维持旧的一套，得心应手。所以毛泽东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很尖锐地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毛主席逝世将近40年了，中国的现实，不是距离毛主席的论述越来越远，而是正如毛主席的论述一模一样，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握了共产党的各个部门。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复辟到和旧中国没有区别。党的腐败触目惊心，甚至像最高层的胡锦涛等人都发出了有“亡党亡国”危险的警告。

　　但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句评价：“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现在看来，这样的评价显得很落后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决议的起草者们，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够高，没有像毛主席那样，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立场说话，没有尽到共产党员的责任。如今 ，我们只要看他们写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一句话，就可判断出，他们是忘记共产主义的理想了，忘记了党的一大纲领。文化大革命，明明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是要革一切私有观念的命，就是要扫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怎么就“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30多年的近期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别的，只是这些人不想进行触及他们私人利益的革命吧了。

　　六、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是民主

　　民主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内容。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谈古希腊的民主之类的东西)，将来还要带进共产主义社会。但不是原封不动，要发展，要改造，要适应公有制社会的需要。毛主席就是在主观上很自觉地建设着这种民主。他着眼的“民”，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基层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党员、干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劳动者只有运用民主权利，才能监督上层的管理者，才能维护劳动者集体的利益，所以一定要赋予劳动者民主权利。在他的关心下制订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就体现了现阶段这种民主精神：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文化大革命如果正常结束的话，各单位实行的民主一定会比这个还要广泛，还要深入。毛主席说过的，如果不实行这种民主，我们烈士的鲜血算是白流了。

　　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喜欢自己说了算，喜欢独断，喜欢搞“控制论”。为此，刘少奇和邓小平受过毛主席严厉的批评，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毛主席去世了，资本主义复辟，独裁加强了。全国的资本主义企业都是资本家说了算，不想用你，你得滚蛋，哪有你民主说话的权利?从前，在国有企业，我们工人是可以直言批评领导的，现在，不可能了，民主严重退化了。这也是私有制上层建筑和私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谁能说不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现在来看，不是“企图”，而是“实现”了。

　　当下许多知识分子大叫民主，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民主，不是为了给广大工农争民主。如果广大工人、农民真正有了他们的民主，这些知识分子又害怕起来，又会狂叫“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这是叶公好龙。总之，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民主问题上，和毛主席相差甚远，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觉悟不高造成的。我注意过他们的讲话，他们是基本不提，或者压根就不提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而这种阶级斗争是残酷地存在着的。

　　历史已经证明，今后将继续证明，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是最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自觉地狠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理论，是插向一切反动腐朽意识形态的一把令敌胆寒的尖刀。我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浓浓地记上这一笔的。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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