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在这个既苍白又失语的雾霾年代，破土执意要为大家的生活添上一点颜色——红白黑。红白黑，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差异的身份和错位的时空，编码着新生代的情与欲、去与留，个性与自由的纠结和矛盾。红白黑对话录，在孤立和断裂的后现代信息时代，以书信的形式，重新连接人与人最基本、最朴实的对话状态，让理想于情感之中流动。本文由小白致小黑的第一封信和小红致小黑的第四封信组成。欢迎继续关注红白黑对话系列。
(图片来源：网络)
一、小白致小黑：只有弱者才畏惧残酷的竞争规矩
亲爱的小黑：
我寄给你的比利时巧克力，收到了吗?前些天我去香港出差，想起来你很喜欢这款巧克力，所以我又买了些，估计这两天就能到了。
此次出差虽然马不停蹄，但有限的接触，还是让我对香港印象颇佳。我之所以喜欢香港，或者说，自由世界的最大好处，不外是“自由自在”，人人都能畅所欲言，在这个社会上各得其所。这不仅体现在不被封锁的网络，街上随处可见而且议题多元的议员参政广告，而且即使是剑拔弩张，也足见其中的公民美德和风度——就算不同意对方，也会尊重对方说话的权利。很多民国时期的文史大师在1949年后来到香港，不就是因为这是离极权阴影最近的一方自由乐土?你还记得我经常和你提起的余英时先生吗?他那句“一过了罗湖桥，马上就感觉头上松了”让我记忆犹新，这句话应该也概括了所有向往自由的心声。
香港的整洁有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香港的街道虽然极其狭窄——你想想，我随便拐个弯都有可能撞到人——但也出奇的整洁干净。这里排队永远都是井然有序的，地铁里也罕见人高声喧哗，甚至还专门设有静音车厢。不管是干什么，永远按着秩序来——高效、简单、快捷、互不打扰，也是我感觉舒服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来说，今日的香港犹见英殖民留下的积极影响——其法治精神，井然秩序，与国际的紧密接轨，非一日之功。
很多人常常抱怨香港地狭人稠、节奏太快、石屎森林让人喘不过气，但每个人各行其是，努力讨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今天的亿万富翁，昨天也是从塑胶厂工人，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香港的自由也体现在这里，一个合理的社会从来就该这样。生活作为战场，就是实实在在的朝九晚六(或者晚七，晚八，晚九……)。人人各尽其力，努力后各得其所，有输有赢，优胜劣汰。我们可以说游戏规则太残酷，但残酷只是于弱者而言。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强者，又何须畏惧呢?
之前因出差耽搁了一点工作，所以现在才有空给你写信。现在已经是周日的深夜，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窗外的雾霾让我倍感阴郁。没什么比赚钱糊口更要紧，比我们将来能过上好日子更要紧。这次出差，自我感觉表现还不错，估计过不久我就能升职加薪了。我的奋斗目标无他，就是为了能早日和你一起离开这座冰冷的城市，到一个空气清新、春暖花开的自由乐土，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生活。这种生活从来就不靠谁赐予，只能靠自己胼手胝足地奋斗。“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这个段子，还是挺有道理的。
说到这里，我愈发想念你了。我那乱糟糟的书房，估计你又看不过眼，重新收拾了一遍。这次回家，不知是不是能看到你新买的花了?不过你给我点的安神香薰，有时让我更难以入睡啦，因为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你，想到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点点滴滴。
小白
二、小红致小黑：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场革命”
小黑:
你已经越走越远了，我们之间的和解已经没有机会了。小黑，你走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的存在，其本质就是孤独。我看到你的孤独，甚于我的孤独。于是想起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他人即地狱， 萨特对孤独的理解还是很到位的，他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从本质上是冲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力图按照某个形象创造自我，这样，他人就外在于这种创造，他们是我们创造自我的工具，或者尚待加工的材料，或者是创造自我的讨厌的障碍。他人提出种种要求，设定期望，来限制我们的能力，规制我们的行为，于是也就干涉了我们创造自我的自由。我们藉由他人的存在更加意识到个体孤独无依，体会到个体生命与他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孤独的源泉。
小黑，你走吧，越远越好，我不要当你的他者，成为你创造自我的讨厌的障碍物。
每晚，我就在窗边，对着遥远的你，啰嗦一点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我想向你说，在这一个虚无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些有趣的欧洲理论家，他们看起来激进，尽管他们的理论有待商榷。他们向一个不合时宜的主流宣战，他们高喊“缪斯计划”(project of muse)的到来，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
在这些欧洲理论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丢(Alain Badiou)和鲁索(Alessandro Russo)。他们认为，一个不会过时的真理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想要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点燃革命想象力，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对60年代特别是中国的文命进行严肃的再探讨，将共产主义由“历史的科学”改造为“对奇异性(singular)创新或真理的确认”。他们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研究，明天的启迪”，旨在对60年代的革命重新给予理论的认识，从而揭露导致失败的“常识”。
在一次与霍瓦德(Peter Hallward)的访谈中，巴丢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称之为“没有政党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无组织的政治”。所有的政治就是集体性的，因而会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组织。“没有政党的政治”意味着政治不再源于政党。
巴丢的政治是要取消主导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政治的党—国体制，而他眼中的列宁主义政党则是解放政治中不可宽恕的恶。在巴丢看来，政党的逻辑源于阶级主义(classism)的逻辑，即马克思阶级政治的理念或无产阶级范畴，而这是需要被质疑和超越的。巴丢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忠于阶级政治、阶级国家等的理念……但我们不能再重走旧路了;没有必要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修正。问题是要超越如下观点：政治代表了可以被划为阶级的客观群体。这个观点非常强大且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需要从政治进程、政治对抗、冲突和矛盾出发。
他继续论述说：我们必须告别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政治范畴的无产阶级范畴已经无法再发挥作用。
虽然在其真理的政治学中，巴丢试图拯救工人的形象，但是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对工人的代表/表征——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形式政党。他一直强调要抛弃这些范畴。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场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中，巴丢说：今天我们明白，所有的解放政治都必须终结政党或多党模式，从而确立一种“没有政党”的政治。
巴丢和他的同事对文革兴趣盎然，因为文革体现出了革命的吊诡，正是这种吊诡开启了深刻的人类解放政治和群众的“经验大交流”。文革由党外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社会力量构成，意图通过暴力去打碎党—国机器。
文化大革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最大的政治实验，即超越政党，虽然结果失败了。在巴丢看来，这种失败是因为“毛泽东也属于党—国体制。他希望党重焕活力，哪怕使用暴力手段，但是他是不可能接受党国的消亡”。
巴丢来说，毛泽东是文革公认的领袖，对这样一个位置来说，毛泽东并没有创造出与国家有所不同的政治形式，因而最终在60年代末以政党的重建这个保守行为而宣告了文革的终结。他说，
因此，“毛泽东”成了一个吊诡的名字：掌权的造反派，通过挑战党的权威而受到考验的辩证法家。但“毛泽东”也是那个无法容忍国家官僚制彻底解体的党的名字。
巴丢总结说：最终，文化大革命即便在其身处绝境之时，也见证了这样的不可能性：在全球范围内不可能真正将政治从党—国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六十年代和我们》(The Sixties and Us)中，意大利思想家鲁索进一步定义了那个革命常识的问题意识：
60年代是全球性的群众政治的实验室，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主题和实验领域：实验性的政治之前从未汇聚如此多的集体生活。那个形式多样的政治时刻有着一个奇异性的重心：对于“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提出质疑。
鲁索一般将阶级政党视为专制政府，塑造等级制以统治现代世界中的所有集体生活。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质疑政党的价值是60年代革命的核心精神。“常识”性的知识是“政党”的一般性难题——政党是20世纪为了组织革命应运而生的普遍形式。鲁索说，政党在20世纪国家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党本身则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工人政党。但是，政党在60年代却成为造反的对象，因为人们认识到，它是现代政府形式最为普及的变体之一。“毛泽东在1975年最后的政治论述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鲁索倾向将这个句子颠倒过来：“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内”。他接着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或者“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的命题概括了60年代主要实验的议题。
小黑，虽然巴丢和鲁索特别提出的“政党”难题性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性知识增添新的内容，但鲁索的论点“阶级政党就在资产阶级内”对描述改革时期的中国——如果说不是六十年代中国的话——极有参考意义。政党现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这是个真问题啊。
可惜的是，鲁索很快就把问题从“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政党。鲁索说：我们首先必须将作为必要前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存疑”，然后才能进行“澄清”：之前时代的政治事件要求我们重新打开这个基本理论概念的讨论。
这样，毛泽东眼中真正的敌人——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现在成为巴丢和鲁索眼中政党组织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内的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对他们来说，两个历史主体都采用同样的组织形式，即政党进行组织并夺取政权。
对他们来说形式很关键，而且形式就是细节中的魔鬼。
对毛泽东来说，资产阶级是掌握政党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并且将自身变成了“阶级政党”。这就是他发动文革，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碎政党的原因所在。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或后果，因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用“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包括党内的教育整风和党外的群众运动。
小黑，以我们多年来面对激烈的农民工抗争，那种骨感的现实，让我们看到巴丢和鲁索忽视了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是真问题，并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主体转变为政治组织的抽象形式。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抹去了“阶级”的问题，并且用“政党”形式取代了政党(即真实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由资产阶级所掌控的政党)。
虽然呼吁更为深入的分析，但巴丢和鲁索无法提供走出60年代困境的答案。创造性的形式，新的范畴和“超越政党的政治”，这是一些欧洲左派理论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呼唤，在这种呼唤中他们把共产主义转世为一种“理念”，因而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毫无瓜葛。在他们看来，创造性的组织形式是解放运动的首要任务，这些形式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实现。
在这种论述中，阶级的视角不是被遗漏而是被弃置一边了。巴丢和鲁索并没有呼吁对内在于60年代历史进程中不同阶级间的权力斗争进行深入分析,而是认为“不仅要考察中国、意大利、法国或波兰工人在组织方面所展开实验的具体弱点，也要考察这些实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种呼吁恰恰取消了对政党、国家和意识形态进行真正的阶级分析的可能性，结果就导致了对形式乌托邦(a form of utopia)的向往——在这种形式中，社会和阶级力量之间具体和日常的斗争都隐匿不见了，最终让自己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真正的斗争渐行渐远。
小黑，就这样，真正的敌人即资产阶级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走了，而“伪敌人”则以政党的形式或国家的形式登上了舞台。我们感激于欧洲进步理论家重新点燃共产主义的热忱，但是对于缺乏第三世界在地抗争经验的他们，我们不能寄予过高的期待。没有真正走向，和长期与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提出革命的理论的。
小黑,你的身影对于我来说已经很模糊了，你想奔向一个善良和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撕裂了，已经无处可逃了。
祝福你
小红
11.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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