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能推翻吗?
——王忠新《用“唯一”混淆“第一”是形而上学猖獗》一文理论不通
周永森
王忠新先生《用“唯一”混淆“第一”是形而上学猖獗》一文(刊于乌有之乡网站)，意在批评1978年胡耀邦组织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对1978那篇文章，从开始就有争论，再争论也无妨。但是，王先生文章明确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却叫我很吃惊。
王先生文章第一部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用“唯一”混淆“第一”是形而上学猖獗。那么，言外之意，正确的应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
我想，这是王先生理论上没有想通。我们有必要先把毛主席的观点搞清楚。
一、毛主席的“实践第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么说的。
毛主席《实践论》提出“实践第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二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哲学命题。
“实践第一”，毛主席的说法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意思是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实践是基础，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毛主席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哲学教科书总结为四条：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3、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4、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还坚持如下观点， 认识(包括理论、真理这些认识性的事物)对实践有反作用，甚至有巨大的反作用，乃至“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无论如何，认识都不能对实践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请特别注意，说“实践第一”，这里说的是实践与认识这二者的关系。既然说的是两个事物的关系，当然不可能用“唯一”，“实践第一”了，不言而喻“认识第二”了。至于“第三”、“第四”，对不起，没有了。因为说的是二者的关系，没有涉及三者、四者。毛主席《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王先生的文章说，毛主席“既强调了实践的第一性，又保持了‘实践第一’的统领性，让‘第一’与第二、第三、第四等，形成一个对立统一体”。不知这“第三、第四等”为何物?
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意思是，只有实践才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换句话，人们的认识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 “实践第一”的命题里面的第四个意思。如果说“实践第一是母命题”，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子命题。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又说：“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意思是“不能是别的”，具有排他性，就是指“唯一”;“只有···才是”，这个句式也是具有排他性的，也是“唯一”。
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明确写到：“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这里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也具有排他性，也是“唯一”。
毛主席《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写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更是明显地写着“唯一”。(百度一下文题可见毛主席这句话的手迹的图片)
毛主席没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却明确地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现有文献看，就是这样。再说，“实践第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命题，也不可能互换。 “实践第一”包含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者有种属之分。逻辑上它们不能并列，也不能交换。所以，1978年胡耀邦等人不可能把毛主席的“第一”换成他们自己的“唯一”。
王先生如果认为毛主席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够准确，可以批评，但是不能说毛主席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因为毛主席这只是说过“唯一标准”没有说过“第一标准”。
二、除了实践，还有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王先生提出五个检验真理标准和发现真理手段。“归纳起来至少有五个主要标准和手段：一是逻辑的判断性。人们不可能什么都要去实践和试验，通过一般的逻辑判断，就完全可以分出是非。或者说，凭良心都可以判明是非。诚如习总在痛斥“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中，就明确指出“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二是坐标、法条的参照性;三是高级推理(福尔摩斯推理法)的演算;四是实践的和理论相结合的手段;五是社会实践的手段等”。
这五种，第四和第五都是实践，与实践是唯一标准一致，可以不说了。其他三种，逻辑判断、坐标发条参照、推理，都是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手段，没有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运用他们得出的结论，最终还需社会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应该是很简单的，似无需辩论。
除此，王先生还提到“科学的发现“真理”，往往都离不开理论思维的照耀”。当然对。既成的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从而发现新的理论。但这仍然是“发现”，而非“检验”。真理本身就是理论思维，用理论思维来检验理论思维，不仅逻辑上不通，还会有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之嫌。检验真理标准，为什么必须是实践?这与人们的思维活动的目的有关。人们的一切理论认识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离开实践，什么理论认识都变得毫无意义。
王先生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的话，说明毛主席认为检验真理还有第二个标准。我们不妨把这些话引得完整些：
“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侯，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侯，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侯。”
王先生引用这段话，是告诉读者:“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极为重视实践第一，但并不否定和排斥理论思维的真理性”。毛主席是否排除理论思维的真理性暂且不说，就算理论思维有真理性，是不是就说明，理论思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吗?“理论思维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理论思维能够成为自身的检验标准?康德的理论由黑格尔的哲学来检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由亚当·斯密理论来检验?毛主席有可能这样认为吗?用马克思的话来回答：“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王先生文章也有理论上准确的地方，第二段，标题是：“第一性”只在极有限的范围才有意义。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只有在决定性这一点上，是“第一”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理论指导，不要忽视主观能动。但是什么是决定性的作用呢?“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几个环节的决定性都是不可动摇的。王先生在第四部分说“实践第一”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然正确，可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正是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三、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命题，与1978年那篇文章严格区别开来。
我认为，1978年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没有问题是一码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有没有问题是另一码事。我们可以批评1978那篇文章，却不能批判这个命题。这个命题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经过无数次的讨论，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科学是没有禁区，但也未必欢迎无理和无用的讨论。
至于王先生在第五部分对1978年那篇文章的批评，由于对那篇文章已经没有印象，所以不便评论。可是从形式逻辑上，觉得有些问题。例如，小标题是《“唯一标准”的唯心主义要害在哪?》，但正文却说：“恰恰这个“唯一标准”，就是形而上学，也让此文坠入了形而上学。”文不对题。具体内容呢，其一是欺骗，其二是导致“唯生产力论”和“瞎摸论”，其三轻视理论思维，这三条似乎都不是唯心主义的特点。唯心主义一般特点是本本主义、理论教条、不顾事实、轻视实践。过去，“唯生产力论”和轻视理论思维，是当做经验主义批判的。
最后啰嗦几句。要正确认识1978年(38年前)那篇文章的作用，就要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把握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看他对社会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不能用现在的认识水平要求当时的人，也不能把现在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历史。
仓促成文，唐突之处，敬请批评。
(文章写出，投稿于乌有之乡网站之后，搜出1978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军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觉得除了一些当时特定的说法今天看来陈旧了，并无错误，起码理论上很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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