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阶级分析
向东方盼天明
阶级分析方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一是说明了在他以前，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二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予以了肯定。马克思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发展。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级相联系;(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认识的结晶。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在研究一些历史现象时，就必须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十分重视阶级分析方法。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阶级分析都有许多重要的论或论断。作为全世界共产党的开宗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通篇充满了科学的阶级分析。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就阶级的定义作的“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的著名论断至今仍是全世界马列主义者进行阶级分析的最经典的权威论断。各国马列主义政党都十分重视阶级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其相关思想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对于共产党来说，阶级分析不仅在其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时期非常重要，对于处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共产党来说亦是须臾不可忽视的。抛弃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革命就会前功尽弃，社会主义就会走向邪路，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一、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检验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也是一切修正主义者、走资派和帝国主义者反对马列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力图突破的关键点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通过阶级与阶级斗争来把握人类历史的千年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从而产生了阶级与阶级分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人类苦难的根源……阶级与阶级分化。 正是因为有了阶级分化，才使得一部分人可以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才使得人类历史进程中充满着战争、饥荒、犯罪、暴力等等一切丑恶现象。奴隶社会里，社会分化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奴隶主不仅可以占有奴隶的劳动果实，就连奴隶自身，也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自由支配甚至处死。 取代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社会分为封建贵族(地主)与平民(农民)，平民(农民)虽然不是贵族的私有财产，但封建贵族(地主)一样可以无偿占有平民(农民)的劳动果实，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所以，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可能消除阶级分化;只有消除了阶级分化，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因此，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正是通过揭露剩余价值秘密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的根源，并将这两大阶级的对抗斗争的矛盾运动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进程的推进器。认为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实现。马克思正是由此完成了将理想社会从空想到实际的转变。所以，我们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伟大动力，阶级斗争理论是了解和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没有阶级分析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第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版。)可见阶级分析方法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在马列主义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贯彻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和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
回顾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切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派，都是从抛弃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搞“全民国家”“全民党”，侈谈什么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等开始的。一切帝国主义者为反对马列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往往也是首先把突破口选择在这里。这是因为阶级分析方法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基础，是共产党诞生和存在的理论依据，阶级斗争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伟大使命，共产党人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战胜资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一旦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能成立，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一旦共产党放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也就不成为其共产党了。所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对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和共产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一座大桥的主要支撑点一样，一旦这里垮掉，整个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大厦就要全部垮塌，共产党就要垮掉。在客观实际上存在阶级斗争，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意识形态力量占据优势的环境下，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必然导致解散党组织、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政治论断。西方资产阶级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表白的，“全面接触、发展关系”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产生影响”，“促进各种思想向社会主义国家自由流通”，“能更多地把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进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导致他们更多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青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一句话，他们是为了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就非常典型。当时戈尔巴乔夫迎合西方口味和需要，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由， 提出所谓“全人类利益至上新思维”。其基本内容主要是：以“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否定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因此这位大使通过多种途径对苏共进行诱导。 他通过外交活动，含蓄地表示：“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 他公开支持像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样一些主张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马特洛克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当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大发表讲话，宣布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后，马特洛克放心了，因为他完全确认：戈尔巴乔夫已“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必须指出的是，在正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现在我国某些人甚至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不如。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学的阶级性连也是承认的。凯恩斯就公开说过：“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凯恩斯：《劝说集》，第244—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索洛明确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第11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版。)现在我国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高官，开口闭口都是强调所谓“普世价值”，“纯客观”“超越意识形态的” “全人类共有的科学”，“超阶级的真理和规则”。有个所谓著名经济学家把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说成“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公然叫嚷“马克思为祸最深”，他的任务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个钉子”。这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我国某个中央经济领导机关请来传授改革经验，并应邀在中央党校和39所著名高校发表演讲。学者周新城指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要大量引进西方培养的人才等等要求，我国高校经济学课堂上西方经济学占了绝对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教材寥寥无几，正是凤毛麟角，几乎见不着了”。
某些媒体对西方选举的报道已经完全超离了正常新闻报道做法，无论在报道角度、解读和时间篇幅上都不是一个对国际新闻的报道，而明显是为西方意识形态造势，向国人鼓吹和灌输西式民主价值，给国人洗脑，目的是动摇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有的人经常是逢会大讲某某经济经学，某国某某模式(譬如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动不动就以某国某模式为参照范本，根本不管这种模式的资产阶级属性，全盘照搬。他们这样做，或者是无知，或者是美帝的同谋和内应，在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做中国和平演变的工作。
1978年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我国实际上陷入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陷阱。自那以后，阶级斗争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党的思想理论系统完全取消了阶级分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唯一”。谁要是提阶级和阶级斗争，谁就是“思想僵化”，就是搞“极左”，就是大逆不道，谁就要受到口诛笔伐以至被换掉。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建设迷失方向，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控制来了话语权(某些媒体明显受西方势力控制)。现在虽然共产党仍处于执政位置，但舆论上似乎已明显不利，常常和“不民主”，“不合时宜”划等号，处以待决的状态。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决不满足他们已取得的这种进展。他们正以在外加快收紧军事包围，在内利用亲美力量，继续推进私有化改革的方式，力争由此早日促成他们希望的“政治改革”的实现，“瓜熟蒂落”，最终彻底把中国共产党“改”掉“革”掉。昔日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雄踞东方，蒸蒸日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主宰沉浮的生气勃勃的中国共产党目前正面临着一种空前严峻的局面，非常值得每一个关心共产主义事业事业前途的人的深思和警觉。
二、阶级分析是共产党分析形势，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过程中，必须对特定阶段的革命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以便作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个分析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阶级分析。要根据该阶段的革命任务，研究各个阶级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状况及其与革命的关系和对革命的态度。搞清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所以马列主义政党历来十分重视阶级分析，以阶级分析为分析革命形势，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这方面都有许多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土地革命时期，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深入农村，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光辉著作，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在解决土地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背景是：1931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获得了统治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继续坚持“左”倾做法。在他们看来，“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地主及他的家属，凡是富农的土地都须没收，把不少中农划为富农，把地主逼到了绝路上，严重地影响了苏区的生产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毛泽东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在土地革命中，我们既要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错误，同时也要反对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错误;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不使中农弄成富农”，不要把“富农弄成地主”。对地主也要分田，使他们得以生存。确定党在土地革命中一定要坚持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和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为此，毛泽东于1933年10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文章，文中对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等不同成分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定义，并明确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毛泽东所说的“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所以，对于地主要打倒，因为只有打倒他们，全体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人才能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而对于富农，则不应该象对待地主那样去对待他们，因为“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放债，或兼营工商业”。 他们也租入地主的部分土地，也受着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地主是完全的土地拥有者，他们靠把土地租给农民，自己不劳动，坐享其成，是十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对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也就应该有所区别。如果一味地打击富农，看不到他们与地主的差别，是不利于土地革命的开展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些主张十分正确，避免了“左”和右的倾向，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又如解放初党确定的在城市实行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团结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村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富农的政策，以及“三大改造”运动，都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
不仅处理国内政策是如此，对外政策也体现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事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人的旗帜。“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要支持正在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这和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策，争取发展对外友好关系是没有矛盾的。
将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观点运用于外交，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政策。即将世界所有国家划为三个部分。第三世界是亚非拉穷国，第二世界是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是依靠和团结的力量，第二世界是要争取的国家，第一世界是要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在当时中国国力尚不十分强的情况下，中国依靠三个世界划分的政策，取得了外交的极大成功，推动了世界革命。1971年，在美国多方作梗的情况下，第三世界的穷兄弟硬是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
依据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讲究和平友好相处，但决不牺牲原则，包括不牺牲民族利益和尊严，不放弃对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正因如此，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中国毫不含糊的坚决出兵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对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解放以至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也是给以坚决的支持。1963年8月8日，根据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形势，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毛泽东的声明给美国黑人极大鼓舞。1963年8月28日，黑人团体在马丁•路德•金领导下发动25万人向华盛顿进军。队伍高呼“立即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等口号。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塔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他说：“我梦寐以求地希望，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人。” 1964年黑人运动进入武装抗暴阶段。1964年7月18-23日，纽约市哈莱姆区数千黑人为抗议警察枪杀黑人儿童起而同几千名警察搏斗了一昼夜，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1964年8月，在新泽西、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也发生了黑人与白人警策的武装冲突。最后终于迫使美国总统约翰逊于1964年7月2日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2008年第一位黑人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很多黑人都记起当年毛泽东对黑人的支持。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不忘记在圣诞树上挂上多幅毛泽东画像。1965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毛泽东亲自出席北京150万人集会声援越南抗美战争大会。毛泽东放言：“决不许美国地面部队跨过17度线，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消灭美国1000万军队，中国人讲话是算数的”!随后中国派出高炮部队到越南参战，先后打下美国1770多架飞机，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美国军队果然不敢跨过17度线一步。1970年，美国侵略柬埔寨，毛泽东又发表著名的520声明，作出“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打败强国，小国能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的结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越南和柬埔寨均在1975年获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哲学充满辩证法。讲“对立统一”，讲“一分为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有些人眼里，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两者没有什么联系。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战争的准备就不能赢得和平。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来取得。当年对待国内反动派他就是这样处理的。1945年8月，毛泽东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有人提议，为了保障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安全，对国民党军队此期间的挑衅和进攻，我解放军要采取忍让的态度，尽量避免冲突。毛泽东根本否定这种做法。毛泽东专门起草了《关于重庆谈判的党内通知》说：“有来犯者只有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临走又再三叮嘱：“你们打得越狠越有力，我就越安全”(早些年有的人为迎合喜好硬将毛泽东讲的后一句名言安到另一个人的头上，但这是徒劳的，人们只要查查1979年以前的有关史料就清楚了)。
毛泽东对重庆谈判确定的方针正是依据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本质的分析判断作出的。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安排了著名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11个师35000人，俘虏军长史泽波和37师、68师师长。迫使蒋介石和我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对毛泽东更不敢轻举妄动。
在毛泽东的外交哲学词典中是没有“不对抗”、“不冲突”的字眼的。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和压迫者国家的利益，两者不可能没有冲突和斗争。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国家关系不能正常化。中国要通过斗争求和平，通过斗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1970年到1972年，正是中国支持包括越南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但这没有妨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乒乓外交”，更没有妨碍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谈哲学”。1972年2月实现尼克松访华成功，达成中美《上海公报》。但中国在包括台湾等所有原则问题上都坚持不做丝毫妥协。甚至还在《上海公报》中重申对朝鲜、越南等国的支持，明确要求美国军队从印支半岛和朝鲜半岛撤出。就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极富挑战性的毛泽东名言也在公报中出现。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仪式的背景赫然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巨幅标语。正是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书房会见最终促成了1975年美国军队从越南和柬埔寨撤出。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革命外交!这就是为中国人民赢得尊严和自豪的中国外交!这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至今仍然公认和称道的20世纪最富有成果的伟大外交!直至上世纪90年代，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还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上处于道德制高点，而美国是被告。
毛泽东实行的内外政策与当年赫鲁晓夫实行的“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始终贯彻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赫鲁晓夫为讨好美国，背叛马列主义，提出“三和两全”，对美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洋相百出，造成前苏联内政外交处处被动，最终于1964年10月被赶下台。赫鲁晓夫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抛弃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三、阶级分析方法是共产党保持思想理论的阶级属性和先进性正确性的基本手段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1971年8月与各地党政军领导的谈话》)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革命战争时期有三次深刻的教训。第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作用。陈独秀的路线导致大革命的严重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取消我党的独立自主，将抗日战争领导权完全让给国民党。如果按照王明路线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就被化掉了。第三次教训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1946年2月刘少奇在其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议会斗争” “我党的军队整编为正式国军” ，取消军队党组织，“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示”等主张。如果刘少奇的主张得以实施，共产党就会陷入全面失败。这三次教训，各有其不同的背景和特点。但认真细心研究一下，其思想根源都与对国民党缺乏阶级分析，看不到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本质，忘记共产党的最终政治目标，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路线有关。而毛泽东之所以能一直坚持正确路线，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有清楚的分析和对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和所肩负的阶级使命义无反顾的坚守。正因如此，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结束后，面对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和极其复杂的形势，毛泽东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毛泽东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对国民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断：“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尖锐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显然毛泽东这个判断既是一个历史的判断，更是一个阶级的分析阶级的判断。如果不是毛泽东这样始终的坚持，中国革命断无胜利的可能。
1951年围绕对《武训传》的争论也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包括党内某些领导在内的一些人对《武训传》推崇备至，认为武训以乞讨方式捐款办义学，做好事，值得赞颂。而毛泽东对《武训传》进行阶级分析，抓住了要害：“《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武训行为客观上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毛泽东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又如毛泽东晚年强调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否则“就会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观点就是基于对资产阶级本质属性的分析和判断，近四十年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所以，一种思想或理论观点是否正确，必须要进行阶级本质属性的分析辨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思想理论的纯洁和正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精神得到鼓舞，正气得到提升，邪气受到压制。而那些号称“超阶级”，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则起到误导危害和腐蚀作用，助长歪风邪气，导致人们误入歧途，走上邪路，贻害社会主义事业。
30多年来，有的人根本不承认客观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讲发展生产力，不问姓“社”姓“资”;只讲开放搞活，不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讲市场经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讲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负面作用;只讲国内多种经济成分的合作“和协”，不讲它们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只讲科学技术进步、知识经济等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不讲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的作用;只讲各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不讲它们背后的阶级利益的驱动;只讲各国之间的对话、接触、经贸往来，不讲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讲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侵蚀，更不讲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颠覆阴谋的现实威胁，从而根本失去对他们的最基本的警惕和防范。这些问题正是我国目前存在的种种严重危机的最根本症结所在。
80年代初提出的“先富论”就是一个例子。先富论的提出者一相情愿的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可以带动后富”。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因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少数人富裕必然带来大部分人的贫穷，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一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古今中外概无例外。连资产阶级学者都承认这个规律。所以“先富论”在理论上就是荒谬的。 在实践中“先富论”也是行不通的。改开后那些富得流油的巨富有几个带动了后富?纵使有个别人拿出几个钱施舍给个别穷人，也是极微不足道的，根本不可能带动众多穷人后富，对改变社会贫富差距毫无意义。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是，30多年来，我国由一个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变成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尤其是近二十年来，贫富两极分化在飞速地加快。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外界公认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51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位居世界贫富差距最大之列。官方公布的家庭收入差距达19倍。北大《2015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调查证实，近年来，“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先富论”本来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是资产阶级用于蒙骗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麻醉剂。由于其欺骗性过于明显，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大都不屑于去使用。一些有良知的资产阶级学者更多的是揭露这个口号的虚伪性。而由于阶级分析的缺位，上世纪80年代，这个口号成为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社会的流行语!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60多年，并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来说，出现这样的现象，真是令人费解的。30多年来，“先富论”的除了为极少数人疯狂抢掠社会财，提供冠冕堂皇的依据和掩护，为种种腐败丑恶行为风气推波助澜外，还起过什么有益的作用?
又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说法即便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极致的表述，有罔顾道德法律之嫌，是为人不齿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的话语。而经某领导人一再确认和强调后，此说法竟被归纳为 “猫论”，成为某理论体系中一种了不得的神圣组成部分，供上殿堂，几十年持续吹捧宣传和贯彻。其结果是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祸害。当今的社会道德沦丧，官场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公检法腐败，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贩卖毒品，卖淫嫖娼等问题虽然不能说全是“猫论”推行的结果，但却明显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的干系。譬如一些官员不择手段的索贿受贿。犯罪者送了钱就可以免罪，超令的送了钱就可以更改年龄，成绩不及格的送了钱就及格。据最近揭露，农业银行北京分行2名员工竟敢于胆大包天，涉嫌非法套取38亿元票据，同时利用非法套取的票据进行回购资金，且未建立台账，回购款其中相当部分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而由于股价下跌，出现巨额资金缺口无法兑付被查出。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谁不送钱就找谁的麻烦。被双规的送钱后马上解除双规。2009年其最终因为索贿受贿3000多万被处死刑。又譬如，社会上人们为了达到发财目的，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事都可以干。如非法种售转基因粮食，将违禁农药用于瓜果菜，工业用盐用作制作食品或当食盐卖，对过期药品疫苗改了日期重新投入市场。为了牟取暴利，有不法分子竟大量走私进口“70后”猪蹄、“80后”鸡翅……有的比一些年轻人年纪还大的“僵尸肉”通过走私入境，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宵夜摊、餐厅。这些肉有的来自疫区，有的严重过期(有的超过30年!)，用化学药剂加工调味品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卖相”极佳的“美味佳肴”，威胁着百姓的食品安全。2015年6月，海关总署在国内14个省份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查缉抓捕行动，成功打掉专业走私冻品犯罪团伙21个，初步估计全案涉及走私冻品货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包括冻鸡翅、冻牛肉、冻牛猪副产品等10万余吨。还有养殖业不少人为获得高额利润，大量使用激素和各类速长剂及药物。有养鸡者说：“打死不吃自己养的鸡”。养鸡者不食鸡，养鸭者不食鸭，养鱼者不食鱼，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通例。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你害我，我坑你”的恶性循环。2015年10月，山东某私人企业主为了减少工业危废的处理成本，竟采取对环境造成永久严重污染的办法，让工人把危废埋进深坑，四名工人当场中毒身亡。而在全国来说，这种做法只是冰山一角。一切都是为了赚钱，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明明这样做是害人的，许多人却争先恐后，尽量做得最多、最大。这难道不是“白猫黑猫”在作祟?时至今日，对于 “猫论”的盛行与中国的现在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那些联系，有多大的联系，是否需要有人去认真地研究一下?或者为尊者讳，除了网民对此作一些批判外，至今在正式官媒上仍未见有所澄清。30多年来，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黄赌毒在我国越演越烈，对社会祸害越来越大。其原因一是私有经济分量不断加大，二是没有真正到位的查禁。有老百姓指，一些执法部门不是真查真禁，而是假查假禁，查禁是为了罚款，为了赚钱，为了发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甚至一直有相当级别的人物和组织在鼓动“开放赌禁”和实行“娼妓合法化”，理由是有利于发展经济。“猫论”真是发挥到了极致!
四、阶级分析法是揭露经济犯罪的剥削阶级思想根源和本质属性的锐利武器和铲除犯罪土壤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有效措施
列宁曾经很有远见和极其深刻地指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东推埃,工会联席会文献,1 918年,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07页)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毒害和侵蚀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解放前夕的1948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防止资本主义思想对干部的侵蚀。从那以后一直到去世前，毛泽东都是这样强调的。如果说解放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后，我们党面对的主要的只是旧社会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遗留臭气影响外，那么改开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又重新复活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又重新活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员干部的影响就是直接和有形的了。
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苏荣一类人物犯罪的主要根源，就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侵蚀，他们实际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典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了数亿、数十亿甚至更多的巨额财富，政治腐败，思想腐朽，生活糜烂。如果这类人物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会导致党变修，国变色。这对于党和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但改开以来在对这类人的批判从来不深究其思想根源的阶级属性，从不提及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侵蚀，从不总结对资产阶级思想防微杜渐上的经验教训。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经济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地步的重要原因。由于根本忽视犯罪思想根源的阶级分析，完全不在思想蜕化变质上找原因，加上被揭露和惩罚的在腐败官员里只是极少一部分(有群众戏称，这种反腐是“从围墙外往万人会场扔几块石头，砸中谁谁倒霉”)。惩处的结果，受惩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吸取教训，悔过自新。有的人也许会后悔，但后悔的不是自己根本不该犯罪，而是犯罪手段不够高明，不懂得规避法律。有的则是叹息自己运气欠佳，没有躲过灾祸而已。更多的未被惩罚者天天在那里乞求神灵的庇护。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鬻爵，贪得无厌，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在被“双规”期间，韩桂芝常常傻愣愣地面对着墙壁嘟囔道:“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特色。可见此种惩罚犯罪的做法根本不能对社会公众起到应有的警醒教育作用。据报载，有广州小学生被问到长大想做什么，该小学生竟回答：“我想做贪官”!这是多么的令人震惊! 30多年来，人们看到的情况是，处理经济犯罪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来一茬，而且越长越茂盛。贪官污吏前赴后继，势头越来越大。如河南省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都被送进监狱。广东省茂名市连续3任市委书记因贪污受贿落马，先后被判死缓、无期等刑罚……。贪官们贪污受贿数额越来越巨：由数千，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亿到数十亿甚至更多;犯罪的干部级别越来越高：由股级，科级，处级，厅级，省部级，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犯罪干部的数量越来越大：仅18大以来，省部级和中央委员以上干部落网的就超过140人。真是令老百姓瞠目结舌。而回顾毛泽东时代，解放初，仅仅是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就管住了30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抓住了阶级分析法这个关键和要害，深挖了思想根源，铲除了犯罪土壤，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可以断言，在我国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目前这样例行的处理经济犯罪的方法不改变，绝对无法真正使经济犯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至多是高压之下，一时有所收敛，风头一过，旧态重回，手段更高明，更隐蔽，更难治理，最终有一天可能要危及国家政权。
有的人一谈起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他们的官员如何廉洁自律，如何值得仿效，恨不得马上把资本主义制度全部搬过来。其实这是一种迷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腐朽的。在那种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惟利是图的国度里，官员能廉洁到哪里去?依我的观察和研究，那些被人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官员并不廉洁，只是其贪腐的方式更文明更隐蔽和合法化而已。譬如通过与官员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公司以商业合同方式进行贿赂和合法的利益输送，你根本就很难查得出来。如美国的军火订单，利润非常高，给到谁做谁发财。但是订单确定过程合法合规，你根本查不出贪腐问题。我国现在一些官员也正在改变那种非常直接露骨的贪腐方式。如目前正在形成的以公司合同交易形式传送利益实现行贿受贿合法化及通过海外公司行贿的趋势等就很值得人们注意。官员上下级之间、官商之间通过某种“改革”(如企业股票上市、破产、改制、重组、合并、拍卖、关转、中外合资公司组建及行业政策制定)和企业订单、重要或巨额年薪职务安排、赠送等方式向关键人物亲友进行利益合法输送和互换(有的公司职务年薪高达数千万甚至一两亿元，有的公司年分红达八九十亿)的案例已经有一些被揭露。这种腐败远比数百万数千万元的直接行贿受贿要大得多，隐蔽性也厉害得多。有段时间，不少媒体大肆炒作美国某驻华大使如何低调廉洁，其实他是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定的《对华工作十条诫令》在演戏。利用数次公开活动来表演，实在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最近已有媒体揭露这位大使平时的奢侈生活方式。去年报载美国总统奥巴马 “度假8天烧钱760万美元”，可见奥巴马的挥霍也是很厉害的。只不过他的挥霍是合法化的就是了。我国私有化改革如果一直“深化”下去，以后许多官员都变成拥有大小公司的老板，或其家庭拥有数亿数十亿数百亿财产的公司。到那时，要查这些人的“非法收入”和行贿受贿犯罪恐怕就非常困难了。那时官员也许极少会再有因收几十万几百万的红包被揭发犯罪的。他很有钱了，在他拥有的公司和家里有多少金银财宝，你那么容易搞得清楚?他养多少情人，你能管得了?他是亿万富翁了，他如何挥霍如何奢侈，家人如何穿金戴银，使用多少佣人，一天消费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都是正常的合法的!根本轮不到你提什么意见。到时你可能看到一个表面上很廉洁自律的政府，官员们一个个看起来都是规规矩矩，堂堂皇皇的，但决不是真实的廉洁，而是一种“规范”的腐败，“合法”的腐败，是一种让你说不出话来的腐败。说到底，就是一种“上档次”的腐败!一种真正的巧取豪夺!如果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苏荣家庭本身就是数十亿数百亿元的富翁或家族成员年薪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或者他们的腐败更多的是通过那种“规范”的“合法”的“上档次”的手段进行的，你能那么容易就查得出他们的贪腐来?现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官员是这种情况，或者说达到了这种“境界”。其实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真的有助于廉洁，是不是实行之后就能使官员变得不贪腐，看看现在我们中国人比较懂的台湾省就清楚了。世界上真正廉洁的政府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那时的党员干部真正信奉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坚持阶级分析法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保持正确方向的保证，是改革开放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定海神针”
社会主义需要改革完善，需要开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改革中如果不坚持阶级分析法，就会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改革就会走上邪路，就会发生严重腐败，就会犯“颠覆性错误”，甚至会出现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1979年以前我们对这方面还不甚了了，还有糊涂认识的话，那么经过苏联及东欧激变及近四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人们应当看得十分清楚了：牺牲了无数先烈生命换来的人民江山被丢掉了!经过几十年建设的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事业被葬送了!被埋入坟墓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又复活了!广大人民再次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教训是何等的深刻!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和理论上对阶级分析法的忽视，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阶级分析的缺位，在于整个改革开放根本抛弃了阶级分析法的锐利武器。
1978年以来，阶级分析方法被一些人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宣称“阶级已经不存在，阶级分析的方法过时了”。甚至面对改开后阶级重新分化并加速发展，资产阶级无论在人数和资产规模都超过以往历史上任何阶段这个世人共睹的客观事实，他们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根本不承认中国出现了大资产阶级。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却始终不肯提“阶级分化”，只说社会出现不同“阶层”。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列宁早就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列宁还指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认为现在中国不存在资产阶级的观点无论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说不通的。譬如说，美国资本家在美国开厂是资本家，来到中国开厂就不是资本家了?这个逻辑能成立吗?!又譬如说，中国某私人按照美国资本家经营的方式在中国投资开厂，这个人就不是资本家，理由仅是因为这个厂是在中国土地上开的，这个道理能成立吗?显然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还有的人说，因为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所以中国的私人企业主就不是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存在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试问：1949年10月到1956年，中国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然而1956年，共产党就领导进行了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的“三大改造”。可见这之前也是存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否则就没有“改造”的问题。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既然阶级的区分在于：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外国是如此，在中国当然也是如此。目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和资产阶级形成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所谓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一极是资产阶级，一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见。
面对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有人竟公然不承认，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显然，那些人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非是他真的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而是明眼装瞎，明白装糊涂，采取的是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手法，目的是釜底抽薪，去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核心内容，麻醉和迷惑党员干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广大革命人民，从而更便利地解除党的思想武装，瓦解党，以更便捷地推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识破其险恶用心。
对于亟待理清改革开放大是大非，辨明方向，作出正确选择的我国的来说，当前进行阶级分析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审视分析改革开放措施的阶级属性，认清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对改革政策制度的取向做出正确定位。
首先，要审视改革开放措施的阶级属性，是姓“资”还是姓“社”。就是要搞清某项改革开放措施对那些阶级有利，对那些阶级有害，那些阶级是主要受益者，那些阶级是最大的受害者。即是看此项改革在总体上是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即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还是符合资产阶级这类社会少数人的利益。如果是符合少数人利益而损害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这种改革就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剥削阶级性质的改革。这种改革以社会大多数人的贫穷换取少数人的发财致富，以多数人的痛苦换取少数人的享乐。如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银行私有化这类改革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改革。对后一种改革必须要坚决刹车。
其次，是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本质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一定阶段，为发展和搞活经济，可以利用资本的某些作用，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手段。但绝不可忘乎所以，失去对资本和资产阶级应有的警惕，造成政策制度定位的错误。
要清醒看到：
1、资本本质上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剥削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是趋利性和自私自利性，即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资本和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所以，对资本和资产阶级只能利用不可依靠。如2015年七八月间金融市场发生股灾。政府能够调动用于救市的力量只有国有控股公司。私人控股公司不但不参与救市，有的还违规撤出资金。有的甚至趁火打劫，做空a股。又如最近政府提出推进楼市去库存，要求开发商考虑适当降价让利于老百姓。有开发商大佬却说7亿平方楼库存“只能炸掉”。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还比较弱小时，他们不会在政治上提出多少要求。不仅如此，还会表现出对党和政府有某种依赖和讨好顺从的姿态。但是当资产阶级发展到达一定的分量，必然要求参政取得话语权甚至直接掌权。早几年，就有一个在党内身份很高的人物公开替资本家说话，提出“让资本家阶级成为国家治理主体”。随着私有资本份额越来越大，资本家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以经济政治等种种形式干政甚至图谋夺取政权，最终改变上层建筑是必然的。对处于无权地位他们始终是不放心不甘心的。党和政府顺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或者有时也会表现的挺温顺可爱。一旦有较大的利害冲突，则有可能发生激烈对抗。在一定的条件下，大资产阶级尤其是大买办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西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相勾结，颠覆国家政权。
3、公有制企业的本质属性和体制决定其根本利益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社会大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及长远利益是相一致的。并且，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是私有制企业完全不能比拟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才是共产党执政可以依靠的经济基础。对此，党和国家应有清醒的认识。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使公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占绝对的优势，起决定的作用。如果继续盲目地搞所谓反国有企业“垄断”，盲目搞私有化，盲目发展私企，导致私有经济份额过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巩固和政治稳定是极其不利的。
4、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是共产党执政的依靠力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制定的改革政策应体现对这两个阶级的依靠，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要旗帜鲜明地切实保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对欠薪和强拆强迁问题应当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解决。否则他们就会动摇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甚至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
第二、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审视分析改革措施已经带来和继续带来的各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改革之前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怎么样，改革后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会出现怎样的变化。随着改革的实行和发展，那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提高将有多大的提高，那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将有多大的下降，对此应当有一个理性基本的估计和判断，从而根据利弊对改革措施作出取舍。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错误。我国这30多年的改革对各阶级经济地位带来了那些变化呢?据权威研究报告预计2015年中国私人财富,全国个人总体可投资资产规模预计将达到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6%;高净值人群规模将达到126万人以上。13亿人口之中的区区100多万人，显然是极少数的一部分。而仅国家有关部门2015年公布的每天收入一美元或不足一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就达7000万以上。也就是说，改革政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上，改革在制造一个暴富的大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措施如果继续加剧这种财富集中，就是根本错误的。据说，近年有人提出农村改革新思路。主张通过土地确权和私有化市场化方式，最终迫使农民将土地“流转”给极少数的“大户”和下乡的垄断资本家，让农民成为纯粹的打工者，以解决资本家的劳动力使用和资本增值问题。如果这种改革措施实施或变相实施到位，只能是制造一批新的空前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由土地“大包干”开始的30多年的农村改革导致农村一步一步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的空心化、空壳化，荒芜化。据有关人士最近调查，大量农资补贴、鼓励种粮大户、资本下乡、大量进口粮食和禽畜肉类的政策致使农民在农村越来越难以生活下去，不少农民发出“农业走到头了吗”的哀叹。在此种情况下，以一点土地出让金诱使广大农民撤出农村，汇入所谓“城镇化”洪流。使土地“流转”极少数人的手里。表面上农民得到一些土地出让收入，其面临的囧境得到某种缓解。但这种做法实际是使广大农民永远失去了南街村刘庄华西村周家庄农民那样的共同富裕的长远利益和光明前途，最终面对的将是长久的“痛”。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农民和及其后代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永远沦为和城里工人弱势群体没有任何区别的毫无保障的资本雇佣劳动者，其中不少人将以打工者方式重新回到农村给资本家打工。
有位知名作家在报上撰文，指现在农村发大财的多数是原地主富农的后代，其原因是他们“有文化”。对于在发财致富的人群中，地富后代到底占多大比例，笔者没有具体数字，无法证明。但对其所说地主富农后代发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文化”的说法却不敢苟同。笔者知道有这样一个地主的后人，只有初中学历，却成为拥有数十亿元财富的富翁，比其祖辈财富地位要高千百倍。而村里许多贫下中农后代中高中大专大学毕业的不少，基本都是工薪者。有人研究这个地主后代发迹的原因，主要不在文化水平，而在思想。如硬要说文化的话就是其家庭传承的特有的剥削阶级文化意识。祖辈财富的显赫令其无比神往，而他又深愔祖辈发财的秘密，懂得以劳动方式以外的办法去赚钱，即马克思所说的榨取他人的劳动剩余价值。
人们不禁回想起发生在50年的历史一幕：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泽东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农业搞包产到户，“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毛泽东预言的基础和依据正是阶级分析法!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大量关闭，工人大量失业，重新沦为资本家奴隶，农民饱受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环境恶化和土豪欺压、贪官盘剥及强拆强迁等种种侵害。民族工商业也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冲击挤压。伟人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
虽然历史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到今天，但在共产党仍是执政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做一点“亡羊补牢”的工作，运用共产党老祖宗留下的阶级分析利器，行回天之术，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工人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复兴社会主义，重铸马列主义政党的辉煌，恢复人民的信心?
第三、要审视分析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劳动阶级，压制剥削阶级，逐步提升劳动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业务技术素质，使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产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例如像文革中将大批工人农民提拔到(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以及中央部和省市县等)的国家各级领导职务岗位第上)，而对于后者，则采取措施将其逐步改造成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从而使劳动阶级的力量不得得到发展和增强，使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得到壮大和巩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的此消彼长。而这30多年的改革，效果恰恰是相反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级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弱化，经济相对越来越贫困。政治生活中，再也没有工人农民到国家各级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全国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比例自1978年以后呈现逐届下降的趋势：如1975年四届工农代表占51.1%、1978年第五届工农代表占47.3%、第六届工农代表占28.6%、第七届工农代表占23%、第八届工农代表占20.6%、第九届工农代表占10.8%，第十届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则不足4%。许多新地主新资本家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人阶级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弱势群体，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被严重的边缘化。“农民工”成了愚昧和奴化的代名词，进不了城市，回不了乡村。在外面是苦力工，老人是失却关爱的“空巢老人”，留家子女是缺乏温暖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无论在人数财富和能量上得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成为一批财富占有越来越多，政治能量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奢靡，无所不能，可以随意欺压穷人，欺男霸女，作威作福，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所谓高等社会贵族。据胡润研究院研究报告，2013年中国内地亿万富豪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二(仅处于美国)共157人，财富总计3640亿美元。
第四、要了解分析各类人(包括敌我友)对改革的感受。那些人支持，那些人反对?支持的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如果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大多数人支持的改革，就是健康的正确的改革;反之是恶性的错误的改革，是以人民作对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而非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现在国家颁布的许多改革方案一公布，就遭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反过来，在国内，最支持私有化改革的是那位认为自己1957年“准确地被打成右派”，早两年又公开放出“汪精卫是最大的民族英雄”和“为钓鱼岛与日本发生争执极不值得，送给他也无妨”言论的一类人。此人最近又撰文大谈“要破除对公有制的迷信和对私有制的恐惧”。在国外，最关心和支持中国私有化改革竟是美国领导人。共济会成员、美国高官、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居然为中国设计私有化路线图：《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此报告据称是由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的，2012年3月佐立克跑到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展现中国改革的诱人的“美好前景”。美国前财长鲍威尔2007年更是公开表示：“如果中国的改革停顿下来，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理”。又据2013年12月25日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周二敦促中国加快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的改革措施，开放国内经济，并称将密切关注相关进展”。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美国是世界头号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明明白白的宣明“要将中国扳倒”，“大卸八块”的国家;是早在50年代就确定要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国家;是由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对华工作十条诫令》，摆明要通过种种方式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推翻的国家。当年就是美国积极鼓动撮合参与支持搞的苏联500天私有化计划(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500天计划)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对他们如此关心和支持的我国这样的改革，难道我们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一番认真审视吗?我国相关官员难道如此不长记性?
第五、要将改革放到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审视和分析，坚持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优势的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巩固完善，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最终胜利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制度是社会最基本的制度。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然而，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人们发现，公有制的份额改得越来越少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越来越削弱了，削按劳分配的部分越来越微不足道了，私人资本势力越来越大了，私有财产重新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甚至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例如银行、保险等)，关系国计民生大事的行业(例如石油、铁路、通讯)也开始任由外资和私人资本去发展。去年还出台军工产品也可以由私人承接的政策。并且继续将国企私有化改革作为“改革攻坚战”的主要内容。尚未被私有化的公有制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被“化”掉的危险。而广大普通老百姓被企业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城镇化改革和强拆强迁及欠薪压迫得越来越喘不过气，自杀和铤而走险惨剧时有发生(本文撰写过程中就发生江西宜春农民漆晓平等多起因强拆引起的自焚惨剧)。资本主义毒蛇兴风作浪，“算(蒜)你狠”，“逗(豆)你玩”，“将(姜你军”，“要(药)你命”妖魔在中国轮番作恶。目前正陷入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危机。改革30多年，人们看到的是，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产党执政生死休关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越来越不足以为凭了，我们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按照世界公认的社会性质认定标准，一种性质的经济成分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社会经济基础性质就随之发生质变，达到百分之去七十以上，要逆转就非常困难了。因此，现在中国公有制经济份额已经改到退无可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中国法律上的政治体制的改变之所以未能按照帝国主义者和戈氏一类人的图谋如期实现，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留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遗产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一定的免疫力，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咒语”仍然时刻在敲打着人们的灵魂，体制内外还有一大批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守者。因而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没有敢于贸然迈过这道“坎”，未能实现“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或者是担心操之过急会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致使已经到手的东西因此蛋打鸡飞。难怪有人对文革恨得咬牙切齿，称文革遗产为“文革余孽”和“文革遗毒”。
有人说，“不能捆住改革的手脚”，改革要“与时俱进”。好个“改革”!好个“与时俱进”!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到底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进”还是资产阶级的“进”?这30多年，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到底是“进”了，还是“退”了?如果美国和台湾搞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又改到和他们“接轨了”，难道这也是“进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谁“更进步”?如果这样是“进步”的话，那么当年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是为了啥?有人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有共产党领导，因而我们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共产党是一种特质而不仅仅是名称。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是由其主张的主义和路线政策决定的。其次，社会主义是有其本质特征和内涵的。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三大基本特征)，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了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社会主义还能成立吗?这样的 “共产党领导”还有意义吗?!
还应当注意的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解放初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三大改造等作了明确的肯定。而今天人们看到的是，农业重回私有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模比改造前更大了，不仅三大改造时通过赎买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被改回了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且后来绝大部分由国家投资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企业也被改成了私营企业。公有制经济比例从三大改造后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减少到百分之二十八。土改和赎买政策分别把地主和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改革重新制造了更大数量的新资本家新地主，这难道是“前进”?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由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分析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性。正是阶级分析法的缺失导致按改革开放迷失方向。如农村改革由79年包产到户到今天正在推开的土地确权“新土改”、“土地流转兼并”;企业改革从实行奖金制度到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到私有化改制。如果坚持阶级分析法，守住底线，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很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党人认真吸取教训的。
苏联发生的变化就更加惊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随即实行 “改革新思维”，开展“民主对话”，“重评苏联历史”，推出“总统制”，最终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几年内共产党就变成在野党，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变化之快之大令人惊心动魄。其演变发生的原因很多，虽然苏共被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坏人篡权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就整个苏共来说，阶级分析方法的长期缺失无疑是主要原因。苏共从50年代开始就宣布阶级和阶级斗争熄灭，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缺口，最终酿成恶果。
自从朝鲜战场上遭遇可耻失败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第四代人身上。上世纪80年代，尼克松著《1999，不战而胜》一书，明确对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步骤和时间表。本世纪初，美国再次确定对华实行颜色革命的战略安排。当下的美国领导人信心满满，认为他们步步得计，离收官之战为期不远，正在加紧推进计划的最后实现。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面对国际国内异常复杂的局面，确实需要切实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18大之后的 2014年的2.17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明确用“阶级分析”方法否定了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宪政模式，他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政治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而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阶级分析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阶级分析，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是否坚持阶级分析，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付出数千万人牺牲的重大代价换来的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对于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年苏共和苏联瓦解，激变之中，苏共2000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历史兴亡，前车可鉴。一切坚守信念的人们，如果不想做任人加薪的釜底游鱼或继续被以温水相煮的青蛙，就要勇敢地迅速地拿起阶级分析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法宝，与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进行坚决有力的抗争。我们非常期望习近平的这个指示能够得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认真贯彻实施。重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坚持阶级分析，分清是非，正本清源，兴利除弊，辨明方向，凝聚力量，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旗帜鲜明地引领全党全国人民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科学破解种种难题，争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阅书目文献：
1、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2、马克思《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
3、马克思：《资本论》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列宁：《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刘少奇年谱》下卷，
9、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10、周新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到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11、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
12、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
13、凯恩斯：《劝说集》
14、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
15、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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