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万隆地区参访笔记

　　【破土编者按】1955年，亚洲、非洲29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家领导人会议，会议中形成的共识被称为“万隆精神”。彼时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主义的废墟、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中，确立了亚非拉各国的独立姿态与国际连接，由此，“第三世界”集体现身，登上了历史舞台。2015年，陈光兴等来自亚洲各地的一行人重访万隆，60年后，他们在万隆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万隆精神”？

　　8月4日离家出门，从泗水(Surabaya)到牙律(Garut)、万隆(Bandung)，现在16日坐在雅加达中心区的Ibis小旅店中，准备两小时后回台。原来很担心十几天的旅途体力上会撑不下来，特别是年纪越长调适力减弱，每天几乎是一早就开始的行程，大约是心情上的愉快消解了旅途奔波的疲劳，能够亲身感染到印尼人民运动此刻的热力，让人有种满载而归再次充电的感受，路得继续走下去。

　　8月10日，结束了在泗水召开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双年会中的万隆六十年圆桌论坛，我们一行十人分别来自牙买加金斯敦(Jahlani Niaah)、班加罗尔(Ashish Rajadhyasha)、首尔(白元淡)、东京(池上善彦)、那霸(若林千代)、台北(陈莹恩)、北京(郭佳)、新竹(林淑芬)、雅加达(Nila Ayu Utami)等，在老友Hilmar Farid与他年少时期至今一起工作的农运理论家/运动家Noer Rachman(Oji)的安排下，来到了万隆地区。这次的参访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希望藉着参加泗水会议的便利来推进亚洲各地“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系列活动，重新挖掘“第三世界”在今天的意义。重访万隆能够激荡出什么样新的可能性，是半年前在新加坡短暂的准备会中的初步想法，细节完全交给当地朋友们安排，在几乎完全放空的情况下，只有走完全程才会慢慢出现参访的整体轮廓。

图1：农运理论家Noer Rachman(Oji)。

　　大约早上十点钟，从万隆机场提领行了李，来接我们的Oji让大伙分别上了三、四台有些年岁的大型敞篷吉普车，勾起些二战的记忆，第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排很快地让大家兴奋起来，看来是要展开翻山越岭的旅途。

　　出身万隆的Oji在车上告诉我们，万隆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间人口快速成长，从几十万人变成两百万人的城市，各地涌来大量旅客，周末成为新、马地区与首都雅加达居民的休闲去处;在此同时，他留下伏笔地指出，印尼每分钟就有一个农户在消失中。

　　在上高速公路前的休息站，同行的所有人做了初步的相互认识，方法是轮流把自己的旧识介绍给其他人，印尼朋友除了Oji与Hilmar外，还有现场进行纪录的运动圈的长期纪实电影人Yufik(Yuslam Fikri Anshari，2007年曾在日本山形[Yamagata]影展获奖)，在文化圈很活跃的Mirwan Andan，大学工科三年级的Tito(Tirta Wening Rachman，他在旅途中承担着吃重的翻译工作)，安排所有人生活起居的Steni(Stenisia Steny)是电影协会的执行秘书。主事者也大致告知了未来四天活动的流程，第一天前往距离万隆约两小时车程的牙律地区(Garut)，参观农运组织与农村。

　　两个小时行程中的一个钟头，是在下了高速公路后流量相当大的双线道上前进，道路两旁向外延展出去就是农业地段，产业道路扮演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感觉上城乡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中午过后来到牙律地区的农盟(Peasant Union, Serikat Petani Pasundan, SPP)秘书处，坐落在马路旁边，院子里有两栋平房，由负责组织工作十五年的Yani(Yani Andre)出来接待。长期的组织工作让她平易近人、信心十足，带领着年轻干部们做了简单的报告，招呼大家随地而坐一起便餐。

图2: 农盟在牙律地区的核心组织者Yani Andre。

　　聚会的空间不仅是SPP的秘书处，也是干部学习中心，后栋是在学干部的宿舍。包括Yani在内的年轻组织者大都毕业于农盟在农村中设立的中小学，毕业后有潜力的领导者被网罗到组织中继续就学，学习农盟需要的知识，如农经、法律、社会、政治等。所以，我们第一站接触到的是基层组织工作者，秘书处也是训练中心，准备将干部陆续带入运动不同层次的工作。

　　大约下午三点时分，从农盟秘书处出发继续前往盟员组成的核心据点：一个在牙律Cilawu区，名为Sukamukti的农村。路上，Oji对农盟这方面的工作做了简单的历史脉络说明。农盟在农村设立学校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一方面是让孩子们不需要天天长途跋涉往返学校，一方面当然是贴近农民生活，让农盟跟生活紧密联系。不同的村子里成立在地的委员会负责募集资源、协调空间、土地的使用。至今成立中小学十三所，一开始招收四十至五十名学生，后来减少到二十五人，目前一年整体大约二百名学生。教材除了官方规定的课程外，并针对特定村落、运动长期再生产需要，进行灵活调度;其中的教学重点之一在于培养农民少年的自信心，这也使得孩子们在这些学校的学习比一般学校更具效果。驻村的老师成为组织与村民之间的重要桥梁。

　　大约下午三点半到达村中学校时，村子里农盟的核心成员们已经在等待大家的到来，他们的热情接待可以看出他们对Oji、Yani等人的信赖与尊重。大家再次席地而坐，农盟成员们对我们这批外人做了简短的介绍，村子里的年轻人们还众声纷纭地替我们每个人取了印尼名字，并由在场亲和力很强的Ulema(中译为乌利马，是有学养的穆斯林学者的意思)，也是村中运动的领导人，很有权威地分别解释了名字的意义。另外，在场的女学生们也做了很短的介绍，透露出她们期许自己能够认真学习，继续承接运动的目标，也表示她们跟驻村老师们的关系融洽，老师们教导了许多书本上没法提供的生命意义。由于担心时间不够，很快会天黑，所以大家当场没法多谈。

　　四点半左右，我们这些来访者被分成四组，进入邻近三个村落附近的种植区，在现场听简报。在大片的山林中，参与农盟斗争的村民告诉我们，许多的农垦区早在殖民时代就存在，独立后土地收归国有，因为贪腐与利益分赃，大量土地转到垦殖(plantation)公司手中。在威权统治下，属于附近农民所有的耕地极为有限，农民们生计不足但又敢怒不敢言。直到九〇年代后期苏哈托倒台，农盟把农民慢慢组织起来，以宪法规定无人使用之土地可以善加利用为由，盘据使用土地大约三十五公顷，并在经过研究规画下，集体种植经济作物。在现场看到的主要作物包括咖啡、稻米、菸草与草油(提炼成做成化妆品等)，而有趣的是这些作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同时种植。由于土地所有权不在村民，他们和垦殖公司、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而村民与农盟的情感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过程当中妇女扮演了吃重的角色，不仅参与种植、组织工作(特别是经营合作社)，还得照顾家中的大小事务(参访中我们看到她们调侃年轻男性要他们多做家事);似乎运动过程中逐步在提升这个伊斯兰社会构成中女性的地位。农盟不仅组织了合作社，突破中间商的垄断，让农民有更好的营收，同时也为青壮年创造了留在家里的就业机会。农盟也开始在村里设立办公室推动组织工作，逐步就地设立学校，并透过农盟成员在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取得正式教学的认可证，而就地提供的教育服务更受村民认可，进一步强化了农盟存在的正当性。

　　天色渐暗，回程中经过了两个村子，我们这些来访的人很难不感受到这些是生气盎然的农村。幼童、青少年，乃至于聚在一起抬杠的中老年人脸上都流露着活力与笑容;村中住屋的建筑风格有简朴之美，每家的房舍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几乎看不太到倒塌废弃的部分，环境也都整齐素雅，显然有足够的物质条件维持基本的机能。搭配着夕阳余晖的自然之美，让人难免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当然，这似乎过度美化了二十年来人民运动所带来的成果，但是可以想像，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与奋斗，这三个村子或许会是跟其他地方农村的当前刻板印象一样：人口外流，只剩下老人小孩，生活物质条件差，村落陷入一片破落景观。然而，土地使用与占用的“阶级斗争”的成果能够维持多久？耕地占领运动能否继续扩大再生产？这些都是村民与组织要继续面对的难题。

图3：Sukamukti村庄的一隅。

　　在回到先前集合的木屋教室前的路上，我们经过农盟在村子里的办公室，几位中年阿姨热诚地邀我们进去坐坐。她们准备了简单的食物，甜美的煮花生、虾片、青菜、米饭，要我们当成饭前点心。靠在墙上的白板记录着村中每户人家分配到的耕作面积与种类，显然农盟在村中的办公室扮演着分配与协调的角色。如何产生各个层面公平的分配机制，包括土地、营收等等，想来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回到学校稍作休息，晚餐慢慢端出，今晚的菜单是健康美食：炸豆腐、煎鱼、大黄瓜、炒青菜、莴苣与米饭，还有每餐饭都有的虾片。我自己最喜欢的长得肥大的莴苣，这次发现可以包所有的菜吃，包括米饭。这些食材大都是村民里自己种的，包括饭后的咖啡(回想起来，村子里的几餐饭是整个印尼行美好的回忆)。Oji告诉大家，“简朴是所有食物的本质”，不仅日常生活，也包括村民学校的运作方式。

　　晚间七点半，开始下一轮的聚会与讨论，经由农盟2003年制作的纪录片，还有Yufik在2007年完成的作品，带我们回到过去。许多在画面中出现的人物都在现场，当他们在影片中出现时，大家就会有些兴奋的骚动，对观看者而言，他们是在坐在身边的电影明星。当初会把这些内容拍成影片的部分原因，是在沟通、软化村子里不同世代、立场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第二部电影以音乐为主调，试图透过这样的方式与老一代的村民沟通，建立一些共识。2003年在村中建立学校，是村民共同的梦，入学的学生以“耕读”的方式，一边念书一边在学校周遭学习农作。原来是歌手的Ince成为孩子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他如何去消弭师生之间的差异与距离。生活慢慢改善了，村子里的物质生活活络起来，还有村民有机会去麦加朝圣，现在的计画是建一所小医院照顾附近的村民。对话中，我们看到早一代的学生慢慢完成学业回到村中，承接运动的责任，更为强烈的感受是宗教在过程中的正面力量，年轻开明的Ulema是村中的领袖，加入成为农盟组织的重要成员，但也同时是Ulema协会的成员，将不同的想法带入，说服宗教界接受农盟的积极贡献。

　　在后来私下的对话中，Oji也表示伊斯兰的上层领袖也逐渐被说服去认识到，都市中的穆斯林已经慢慢失根，伊斯兰的社会、群众基础在乡间，也因此就必须对能改善农民生活的农运予以正面支持。

　　夜晚，我们被分配到不同农盟成员的家中住宿，因为语言问题，两位村民带着我与Tito帮忙翻译，来到村中的大户人家，矮墙的院子矗立着两层楼房。临时叫醒了看来原本已经沉睡的男主人，在客厅里，他很客气地坐上主位接待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替我们倒上茶水。Tito说主人一家生活富裕，对农盟一直很支持，按照习俗会跟大家聊个十几分钟，再请村民们回家休息。我被引领上二楼的客房，在一楼盥洗后就跟主人道晚安，一天满满的行程，倒头就睡着了。

　　8月11日凌晨四点时分，村中的扩音器开始播放着诵经的声音，看来是在催促人们起床诵经，让我体验到伊斯兰深入印尼人民的生活作息当中。过去在南亚孟加拉达卡、黎巴嫩贝鲁特、西非塞内加尔达卡都有类似经历，但是这次感受更深。宗教如此在社会组织中起作用，这是生活在东北亚的人们很难深入体会的。

　　天慢慢亮了，稍作梳洗，告别了已经起身的女主人，身体里留下难以忘掉夜宿的感念。走在路上，友善的村民打着招呼，途中正好经过Ulema的家，他亲切的指引着学校的方向。进入世俗生活的伊斯兰与生活、社会组织、学术、政治、经济生产构成什么样的有机关系，特别是其中潜在的解放性，会是接下来的功课。

图4：村子里农盟学校的学生。

　　昨晚宣布今天集合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大家似乎都晚了些，来上课的同学们有些羞怯不好意思进到教室，在外面的空地聊天，属于他们的空间被我们这些外来者占据了。猜想今天七点五十分才开始上课是迟了很多，男女同学分别席地坐在拼装木桌的四周，导师Ince的晨间讲话激励着同学们的士气，鼓励她/他们努力学习，为了家人、村民、运动的延续打拼;农盟学校作为运动再生产的一环这点，清晰可见。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们这些牙律地区以外的来访者与同学们之间展开了轻松的对话与交流，来自牙买加的Jahlani与年轻孩子们的沟通能力是出乎意料的，他还留下功课要同学们回家找到加勒比海的位置;我们对学生面对外宾时表达出来的信心、自在与对运动的认知承诺，印象深刻。对话结束前，同学们赠送每一个客人一份礼物──两只黄色铁质小咖啡杯。礼轻情意重，带着这个纪念品回家会让我们回忆着村里的一切。

　　九点钟在旁边没有门窗的开放木教室享用了丰富的早餐，告别了同学、老师与村里的朋友们，我们再次跳上敞篷吉普前往道路崎岖不平的山顶垦殖地。到了山顶的农地，不同年龄层的组织者简报着与警察、军队、保全人员对峙的经验。年轻的女性工作者慷慨激昂地诉说了她如何从村中学校成长而后投入运动的故事，恰巧在附近耕作的中年女性也加入了对话，身体、精神看来强悍的她，告诉我们双方对峙时，女性的出现吓走了不知所措的军警，一旁的村民说她的英勇行径早已成为美谈，她有些羞怯的谈话中不断挥动着继续抗争的手臂。

　　一行人告别了Sukamukti一带的村落与垦殖区，中午时分回到了牙律农盟的秘书处。农盟学校的校友们、已经大学毕业或是还在就学的干部，已经聚集在那儿等我们。他们简单介绍的各自学习背景包括教育、批判法学、农业经济、社会等，其中有些已经毕业成为各个层级农盟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工作在强化工会运动;有些在农盟学校当老师，部分工作重点在利用学校空间建立就业技能的课程，他们的共通处在于都出身农盟学校，再次体会到，农盟学校是最基层的干部养成所。

图5：参与抗争广受瞩目的中年妇女。

　　午餐后稍作休息，开始了比较正式的讨论，由Oji比较有系统地报告了运动的来龙去脉，重点摆在西爪哇地区的斗争。1965年清共大屠杀（有五十万至一百万人被杀，实际数字至今众说纷纭），消弭了左翼力量，创造了印尼资本主义得以顺利发展的条件。殖民时期垄断的权力结构如今将土地改做资本主义的商业使用，部分由公司、财团接手，如矿产，而农业生产也渐渐由以维持农户生存为目标转向资本积累。过程中，在地农民也被整编到所谓绿色革命当中。在这段高压统治的时期，没有运动组织，只有零星的反威权统治的力量起起伏伏。1985年起，学生运动开始“向下”走，走向乡间，抢回土地，开始建立地下组织;到了1995年提出农业改革的诉求，组成青年与学生论坛。1998年苏哈托倒台，运动的条件开始出现。1998至2000年间农盟成立，把各地零散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串连起来成为联合会;2001年发起“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诉求，来取得农民自主、互助的空间，农盟首次动员了上万人的游行，与体制发生冲突。农盟的组成分子以农村的领导人为主，扎根农村，在最草根的层次上打下基础。至今近二十年的运动能够延续的动力与意义在于反抗官方控制，正面进行土地的改革，参与运动的人共同的目标在于改变政府的政策与决定，透过团结与集体行动来改变世界。具体的成果在于将原来由资本掌握的垦殖地，抢夺回来，逐步改变成由14,000户农家来导向进行耕种，大大改善了农民生计。透过多层次的合作连动，让运动把握住具体变动的契机，而盟员与相关友好力量也借机盘据地方与各级政府的职位，乃至于中央政府农业顾问等，在不同层级形成相互呼应的力量。因为各样成果与公信力的建立，农盟所发出的会员卡在地方上都会起作用，连警察也会买帐。其中的关键在于把不同层次运作的关系网络能够连接起来，互通有无，在正式、非正式渠道中产生作用，比如学者透过谘询顾问的身分改变政策、介入政府的运作，但是这样的学者可以同时能够深入基层，直接与农盟需求联系起来。学校与学习中心则扮演着辅助体系的功能，在思想、专业学习与人员再生产上发挥作用。只有打通了这些环节，Oji说才可能做到“在没有条件下创造历史，而且可以持续推进”(Made history without the condition and will continue)。为了能够让运动持续自立地存活（self-sustaining），知识的更新是重要的，理论与分析书籍的出版、简易手册的制作，成为运动再生产的一部分（如“Reform agri aria”这本小册子）；合作社的建立是经济自主的手段；同时也需与各个政党建立友善关系；重要的是在现实中体现出当农民有很好的远景，让人能够回归农村成为解放的主体，也让农民家属、亲人能够对运动有信心。

图6： 牙律地区农盟的办公室。

　　Oji总结地说，虽然印尼独立（8月17日）已经七十年，但是距离真正的独立自主还有遥远的路途要走；过去十五至二十年间动员起来的农民运动，要如何持续它的能量，依然是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要能在思想与行动中赋与运动分子正当性，相互配合，继续滋养灌溉。

　　Oji演讲后进行了一小时的讨论，与年轻的组织者形成对话，运动的领袖、农盟的秘书长Agustiana也加入讨论，在炙热的艳阳天底下，场面热烈。在谈话中，发现年轻一代的运动分子对万隆（精神）的理解已经十分淡薄，当地的万隆六十年庆典早已流于官方活动了。

图7、8：村子里的干部在农盟学校聚集在牙律与农盟秘书长会谈。

　　会谈结束，秘书长邀请与会者一起去附近洗温泉，让我们经验到印尼独特的泡温泉方式：将游泳池与泡汤合二为一。泡完汤，卸下一身的疲累与湿热，傍晚五点半左右，一行人告别牙律的朋友们，前往万隆。一路上车速很快，车流量也很大。短短一天半的参访经验非常丰富，很难一下子消化，农村各个层次的生活状态，农盟有机的组织结构已然形成等等，带给我们各自或多或少的冲击。对于乡村在当代世界的另类可能性，出现了些亮光，可以让我们继续学习、参照，但是条件不同，在地历史轨迹差异很大，因此也难以复制。

　　两小时后抵达目的地，住在亚非博物馆对面的连锁旅店Ibis。在附近的路边摊吃了简单晚餐后，就休息了。

　　8月12日早上约了八点集合。六点起床，在附近转了一个小时。虽是一大早，由于是在市中心，公共交通捷运系统设施很少，周遭被川流不息的私家车、摩托车包围，很难逃离污染与噪音，与牙律的农村清晨形成强烈的对比。四周的居住环境差异很大，有钱人的大户人家与杂居在一起的贫民毗邻而居。不小心闯入拥挤狭窄的市民生活空间，人们也都含笑相待，对我这个外来者的入侵没有太大的嫌弃。传统市场是人们的生活中心点，与亚洲各地其他地方类似，蔬菜、水果、鱼、肉、杂货、小吃，大致被分门别类的集中在一起，老客人跟特定小贩之间似乎早已建立起一定的共生关系，讨价还价是仪式也是关系的延续。沿路正在准备营业中的路边摊、小推车的流动摊贩，构成了城市中主要的地景，似乎是人们谋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样的弹性空间与求生形态，在东北亚的都市中已经慢慢被消灭殆尽，就算还有的话也得先取得证照。在这儿人们似乎还有些喘息的可能。

图9：万隆路边的流动摊贩。

　　1955年的万隆会议还是留下了些遗产，除了博物馆，中央广场的入口大理石碑印刻着「Asia Afrika」的大字;四月刚刚开过的六十周年纪念会，也留下了散布各处的广告看板，“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字样半强迫地进入行人的视野，当然，有多少市民能够了解“南－南合作”的话语，意味着五〇年代从“第三世界”到八〇年代以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几十年间国际政治在结构上的巨大变化，还是得打上问号。

　　上午八点多，亚非博物馆的专业导览人员引领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解说。虽然所有同行的朋友在来此以前就对万隆会议有一定程度的阅读，但现场图文并茂的材料对当时历史状况的理解还是很有帮助，半小时的纪录片也提供了更具历史感的想像。馆内除了保有当初会议的大厅(经过大幅翻修，如今作为提供外界举办公共聚会的场所)外，最为珍贵的是内设的图书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收集了来自第三世界与世界各地跟万隆会议相关的资料、书籍。同行的友人选了一些外面不容易找到的书籍，馆方很慷慨地同意帮忙复制。

　　参观完毕，由Hilmar主导，与大家在馆内会议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毋庸置疑的是，1955年的会议在当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与会的诸多国家领导人因历经反殖民独立运动，身上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他们聚集在一起坚定了结束殖民主义的信念，直接间接导致后续一直到七〇年代亚非国家的独立(会议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地区只能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从印尼当代史的观点来看，万隆会议其实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苏卡诺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印尼独立，但是其实所谓独立的规模很小，脱殖民地的历程是相当艰苦的长期奋战。印尼当时对殖民主荷兰在经济上还一直支付着庞大的债务，而万隆会议赋与了苏卡诺强大的声望，从此印尼开始甩脱了前殖民者之间没完没了的财政关系，在经济上脱离荷兰的牵制。万隆会议是否在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效应?或者在其他各个层面发生了在地效应?这些问题还有待继续追问。

　　万隆之后，以苏卡诺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亚非地区）成为共同现象，威权体制与长期执政的现象至今缺乏解释。此外，统治者与民众阶层的渐行渐远，也在八〇年代以后带动了各地远离政权、寻求更大自主空间的人民运动，这或许是万隆的“国家主义”尔后丧失公信力，为人诟病的主因。六十年后重访万隆精神，世界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冷战松动，社会主义式微，金砖五国崛起。2015年国家首脑再次聚集的意义转移到经济合作，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特别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宣言，强烈宣誓要以色列退出1967年抢占的区域。佐科维的印尼“海洋轴心”政策、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等，都是从各自国家发展的角度提出对外合作的远景，希望取得“双赢”，这意味着从“世界革命”内缩至以民族国家内部发展为着眼的想像，两者之间差异很大，所以回看过去六十年的变化，万隆会议的效应之一在于巩固了民族国家这个巨型结构的视野。

　　中午，Hilmar招待大家在附近的百年老店Brags Permai午餐。这家餐馆在殖民时期不容许当地人进入，今天各样人种川流不息，早已成为当地着名的旅游胜地。

　　餐后稍作休息后，来到当初苏卡诺在三〇年代被提告的殖民法庭──Gedung Indonesia Menggugat(the Indonesia Accuses Building)现在成为万隆市的公共空间，正在以复合字“Asiafrica! To Build the World a New”为题，展出艺术家们配合庆祝万隆六十年所重新设计的历史人物图像，比如深受万隆影响的重要作家Pramoedya Ananta Toer年轻时期的形象就被绘制出来。或许是把我们这些外人来访当成聚会的契机吧，Hilmar与Oji联系了“印尼人民运动联盟”[1](为便于叙述，后文简称“印民联”)的核心成员大约三十人，从印尼各地前来参与这次的活动，由副主席Sapei Rusin主持整天的活动。这个组织在1999年启动，2003年正式成为以会员为基础的团体，主要构成是各种联盟(union)，包括工人、农民、女性、渔民、原住民、环境等，经过十多年来的扩大联合，根据现任年轻主席Sastro (Anwar Ma’ru)的说法，目前有大约七十万的成员。

　　如此一来，至今为止参访的整体运动图像就忽然更为清楚，在牙律地区参访的农盟是印民联的核心构成之一，反映出农运是更大运动中的一环，不同性质的运动内部已经进行长期的整合。在与一名原住民运动组织者私下的聊天中发现，他所属的原住民运动主要基地在峇里、苏门答腊与西加里曼丹，他认为印民联之所以会形成，乃是对过去NGO组织脱离人民生活需求的反动，所以整体运动路线是直接与草根民众发生关系。前一天Oji的报告是以农运为中心，在那个基础上，今天看到了印民联更大的组织结构，在当中，似乎不同性质的运动之间正在进行建立统筹协调的关系。或许正是因为社会力集结与扩展，类似像土地占领运动才能继续与官方与资本对峙，如果要对这样的运动做强制处理，权力集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三点半左右，下一场会谈开始，首先由Oji做了近一个小时的报告。他的核心论点是，印尼独立前受制于苏卡诺称之为“殖民的诅咒”，臣服于外来资本，而今天殖民主义新形式的诅咒是一切以市场为中心，这样的思路取得了霸权，独立后人民取得的公民身分现在被变成市场公民(market citizen)，事物的判准以是否具有市场价值(marketable)为依归。而且这个动向不只在印尼内部展开，同时跨越国度向世界所有的角落进行渗透。从东南亚国协共同市场的呼声，一直到1987年亚太经合协定，都在为所谓自由贸易的市场抢夺开路。面临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农民阶层，殖民诅咒再次赤裸裸地呈现，以抢夺土地为表现──这已然成为全球性的运动。失去土地，农民丢了工作，无法维持生计，特别是印尼这样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乡下地区居民人口还高达45%。如何保卫土地不为强势资本与跨国公司所夺取，成为印尼人民运动的共同核心问题。原住民的身分认同与土地不可分割，农民的生存亦不在话下，而农地的丧失更迫使民工流入城市寻求出路，廉价劳动力造成他们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巨大矛盾，环境恶化，因此几个看似不同性质的运动之间是相互连接的。学习如何有效占有土地、共同种植管理、透过合作社方式摆脱市场机制中的剥削、赢得民众的共识，成为当前运动的首要目标。Oji的谈话受到印民联成员热烈的回响。

　　大约下午五点半，主人请来了两位长期投入人民运动的歌手，Mukdi与John Tobing为在场的与会者表演了动听的歌曲。他们二位身经百战，神色自然感人，边讲边唱，唱腔多元又有他们各自的特色。据说他们都发行了很多深受欢迎的唱片，声名远播，但还是继续服务于运动，他们的创作与印尼人民的民主运动共同成长。因为知道来访的朋友们来自亚洲各地，他们还用不同的语言演唱。私底下交流时，也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有很多想法，希望未来能在亚洲创造机会，让他们能跟不同地方的运动歌手与团体碰面切磋。

　　在会场简便而又丰富的晚餐与轻松自由的交流后，由Mukdi主导，带领与会来自各地的朋友们集体创作歌曲，方法是由有话想说的人提供一句话，如在场的朋友Ashish提了mukti mukti mukti(印地语“解放”连续三次，灵感或许来自与歌手Mukdi发音相近)。大家的想法被收集到会场播放简报的大萤幕上，Oji担负汇整的编纂工作，听取大家的意见再行修正，半小时内歌词大致有了雏形，Mukdi开始拨动琴弦来作曲，调整曲音的身体感受，最后完成了下面这首歌曲(当晚他回到工作室稍作配乐后，第二天早上就发给大家留作纪念)：

　　“Life is treasure-revisiting Bandung spirit 2015 & mukti mukti”

　　(生命珍贵──2015重访万隆精神与“解放、解放”)

　　We ha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We journey for Asia – Africa

　　Dancing with the moonlight

　　Meet new friends and family

　　(我们孤独了那么久，

　　我们为了亚-非而踏上旅途，

　　在月光下跳舞，

　　遇见新朋友和家人。)

　　We are different but we are together

　　Bandung spirit is in our hearts

　　Touching soul is our mother land

　　Our land is our life

　　(我们并不相同，但我们在一起，

　　万隆精神在我们心中，

　　动人的灵魂是我们的故乡，

　　土地是我们的生命。)

　　Spirit of Bandung is in our heart

　　Mukti, Mukti, Mukti (*liberation)

　　Life is treasure

　　Mukti, Mukti, Mukti

　　Life is treasure

　　(万隆精神在我们心中，

　　解放、解放、解放;

　　生命珍贵，

　　解放、解放、解放。)

　　这首歌曲与大合照，让我们留下印尼的人民运动的深刻印象。集体创作经验是前所未有的收获，也激发了更多需要深究的问题，例如各个路线的运动原来该有的各自动力与轨迹是什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形成结盟？从六〇年代至九〇年代末期，这三十年间的沉潜或是准备如何进行？走到今天，印民联与政党政治、国家的关系为何？区域性、全球性的串联又意味着什么？

　　晚上的月光很亮，送走了歌手们，告别了印民联的朋友，今天又是满载而归，倒头昏睡。

　　8月13日早上八点集合出发，第一个行程是搭乘双层巴士游访万隆市区。到市区的时间早了，环绕公园四周的跳蚤市场成为游览的第一站，旧货、新品，从手工艺品到手机，乃至于打猎气枪，商品摆设得琳琅满目。一个小时的旅程由专业导游解说，按照规画的路线逐一讲解，对城市重要建筑与历史有了大致的印象。坐在双层车的高处一面观看城市风貌，又要及时躲避树枝与电线来袭，是特殊的经验。只是导览车必须缓慢前进才能同时说明，造成了原本已经拥挤的道路或多或少的堵塞，有些内疚。

　　接下来的行程是在十一点半参观咖啡豆老店Koffie Aroma，这家店历经五代华人的经营，是典型的家族事业，不煮咖啡只卖豆，店面外老是排着长龙。虽然从三〇年代起至今远近驰名(后来到雅加达的文人咖啡厅发现用的也是他们家的咖啡豆)，贩售储存了五年、八年气味浓烈的咖啡(以Arabika与Robusta两种为)主，但是店主拒绝成立分店，小规模经营。或许Oji是地头蛇，跟店家有着长期的关系，老板Widyapratama先生和他的女儿们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引领大家参观了店后的工厂，从晒干咖啡豆、储藏、烘培、制作，让我们一些长期只知道喝咖啡的人多了些先前没有的知识。在等待咖啡豆磨成粉好带回家分送亲友的时间，看到老板娘在柜台后主持大局，除了两个女儿负责磨豆、包装外，也有长期僱用的当地工人在后面的厂内做烘培、储藏的工作。Oji说，他跟老板谈，这个五代家族的工作应该写成历史。大伙儿满载而归离开时，女主人还亲切地致谢，其实该是我们要谢谢她吧，能亲看眼到、亲身体会近百年历史的轨迹在延续中前进，总是心存感激。

　　午餐是在以乳制品着名的老店吃，下午终于有了些自由活动的时间，但是带领参访的主人还是继续工作，利用空档对我们一行人做了分别的录影访问，希望透过影像，能够让没有机会参与的运动工作者分享学习到整体参访的过程，猜想外人的观点或许能够提供些不同的视角与新的刺激。Yufik带领的小小媒体纪录工作团队，这次也让我大开眼界，从头跟到尾，对所有活动进行纪录。他和他的徒弟跟我们打成一片，而他不只在工作也同时在参与、在思考，如何传递在千载难逢的机会中产生的体会，让更多人可以分享，可以也受到感染。这其实难度很高，但是他脸上经常露出的光彩与笑容让人充满着信任与希望。

　　早就跟Andan约好要一起喝一杯，现在有了空档时间，他住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市(Makassar，汉名锡江)，他受Hilmar的邀约来一起帮忙接待工作。三十多岁的他，毕业于印尼大学，主修法国文学，在艺术与文化圈有些名气，跟他虽然才认识半年，但是语言没沟通障碍又谈得来，可以说的事很多，认识他对理解印尼有很大的帮助。晚午时分，回到老店Brags Permai，他点了着名的冰淇淋，两人喝了一瓶白酒，Andan目前的计画是在望加锡建立一个多功能的文化空间，卖咖啡、办讲座、展览、小型读书讨论会，成立一个小图书馆[2]，他说印尼有种讲法叫做“膝盖想法”，把梦想靠着双脚到处跟人谈，也许哪一天等积累够了就不再是幻想，关系网络早已慢慢埋下，可以具体落实。我想我能做的小小贡献就是退休了把一些书送给他的图书馆，放在那儿会有意思的多。这个社会在往前走，很多事都还没有定性，人们都有些要追逐的梦，Andan也不例外，几周前他的婴儿呱呱落地，有了更多的生活压力，但是他还是没放弃在民间建立自主力量的想法，希望他能圆梦。

　　晚餐是在万隆的最后一顿，说好了由客人请客答谢主人的辛劳，最后选的是1947年开设的老餐馆Sejak。餐馆一楼的空间和院子之间没有隔间墙，是开放空间，我们被安排到户外的长桌。晚间天气凉爽，配上“融合”(fusion)风的创意料理，混合了印尼菜、中餐，还有餐馆兼营的西式面包店飘来的香气，再加上历史久又有很强的人文气息，四周挂满了工农阶层与反殖民的大幅绘画，感觉很好。在这个有文化厚度的空间里谢谢主人，好像又多了些诚意。晚餐后，还有精力的年轻人们继续续摊，没力气的就休息了。

　　来参访的朋友们在晚间已经开始陆续搭机离开，隔天8月14日早晨本来约好八点钟，还没有走的朋友能聚在一起继续聊天，一起动脑看看未来能共同做些什么，但或许是几天下来的疲累，大家都起晚了，讨论也就变得很自由，焦点在作些多语种的翻译工作，能够把印尼人民运动相关的研究成为境外更多人能够参照的资源。

　　早餐后，跟万隆当地的朋友们道别，感谢他们认真的安排，在百忙中陪同我们四个整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Oji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进行规画联系、陪伴、主讲，特别是把不同层次的组织结构摊开，让我们这些外人能够看到、参与对话，反应出一种高度的信任，我想一部分关乎他个人的理论倾向，他对葛兰西的倚重来自于Stuart Hall所开启重读葛兰西着作的特定方向，特别是能够将阶级与种族问题透过接合(articulation)理论重新思考，对他在印尼内部思考问题、运动时的帮助很大，所以他对我们这些跟文化研究相关的人还有各自先前工作的积累都有所理解与期待吧;同时，他与Hilmar或许都认为，印尼的人民运动走到今天，需要更为开阔地与外部想法相近的知识网络形成串联，提供更多思想与运动上的交流与养分，特别是能够重新唤醒作为在地资产的万隆精神，对于运动未来的开展该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一行来自不同国度、在“Inter-Asia”相关的网络中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人们，是可以衔接的关系网络。而对我们来说，四天中接触的东西太多、太快，需要慢慢消化反刍。

图10：万隆火车站一隅。

　　十点与Oji等人拥别互道珍重之后，我们一行六人向火车站慢慢移动，准备搭乘十一点前往雅加达的快车。大家对万隆火车站都非常欣赏，空间的规画像是一个公园，等车就像坐在有些年岁的花园里一样，历史的陈迹纾解了赶车的紧张气氛。带着满满美好的记忆，准时上车跟万隆说再见。

　　三个小时的车程过得很快，火车带我们走过了西爪哇乡间的地景。Ashish感慨地说，窗外的景致跟印度是那样的近，但是两地对彼此文化与知识的认知却又那样地稀薄，这些农业大国之间真是该加快交流的脚步。他从2000年一开始就加入“Inter-Asia”刊物编委会的运作，十多年来也积极投入各个层面的工作，当初2010年正式成立机构联合会(Consortium)来推动亚际之间共同博士班与课程规画，就是出自于他很有开创性的想法。过去这几天的参访，触发他提出重新启动编委会在2010年十周年会议时的决议，在刊物一年四期的正式出版之外，另外增刊一到两期的网路版，可以更有创造力与弹性、自由，与时代及年轻人更为紧密地接轨。这个想法在过去五年内一直没有落实，现在重提，我想或许可以运动为焦点，以过去四天丰富的参访经验相关的印尼农民/人民运动，作为未来产出网路版的试验。这个想法在晚间的聚会中，也得到Hilmar的支持。

　　下午两点到达了东南亚最大城市雅加达，住在市中心，很巧还是Ibis的连锁店，在Ashish这个电影人的要求下，Andan带大家去DVD店购买印尼影片。晚间七点，Hilmar约了雅加达电影界的导演与编剧朋友们，在旅店附近Cikini一带的Kedai Tjikni Café聚餐。听说这是雅加达的老街区，几年前几家有点欧式咖啡店与餐馆在这陆续出现，贩售着来自印尼各地的咖啡(包括Aroma)，人文气息浓厚，构成了独特的街景。跟我们聊天的女编剧说这是她常约了来谈公事的地方，比在购物中心的咖啡店好多了，话才刚说完，动画导演的朋友就把她拉去隔壁桌聊天了。跟我们同行的Steni在独立电影协会工作，同时也在帮Hilmar忙，所以这些人她都认识，看来这个区已经成为文化人出没的地带。这个晚上的聊天中，我们对印尼电影工业的状况多了些了解，也听到了印度与香港电影试图在印尼将影片本土化的动向。

　　几天奔波下来大家都累了，十点前我们跟Hilmar告别。他是印尼中生代重要的思想者暨运动家，许多禁忌历史议题的打开与他相关。和他相识相知十多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信，这次若不是他的关系，参访活动不可能看到这么多外人看不到的东西;期许他能耐得住，继续前进。也在这儿跟Andan与Steni说珍重再见了，感谢她们细腻的接待工作，让五天行程顺利圆满，期待大家能够保持联系，在未来继续合作。

　　8月15日星期六，一起参访的朋友们剩下池上、若林，我们三人一起过了悠闲的一天。早上，我们回到了咖啡馆区，坐了两三个小时，严肃地整理着一些参访的感受，下午在艷阳高照下去参观了独立纪念碑、国家博物馆，晚上在旅店附近的餐馆坐在户外吃了点印尼餐。

　　8月16日星期天，天气晴。早餐时碰到池上，他今天晚上跟若林一起离开。多次跟他一起出访，上次是六月去塞内加尔达卡，此时互相承诺要把参访报告写出来，就此告别，十一月那霸再见。前往机场的途中，碰上第二天印尼国庆零散的游行队伍，计程车堵车堵了好一阵子。到了机场，入关后坐定，告诉自己，十几天的急行军，活下来了。回家后收到Oji发给大家的信，邀请大家写点短文分享心得，这篇参访笔记也是对他与Hilmar的敬意与回馈。

　　***

　　这次参访过程浮现出好些问题，其中的几个不断在脑中盘旋，最为明显的当然是农地占领运动。我个人对于土地问题没有任何研究与认识，印像中在过去的经验里看到的是农地正在大量流失的现象，这一波正在发生的是全球性资本以各种形式对于土地进行掠夺，在非洲大陆成为跨国资本对土地的争夺(scramble)[3];同时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性因素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市化”或是农村城镇化成为主导型的思想、规画与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反抗的力量也大规模的出现在第三世界各地[4]，印尼西爪哇的土地占有运动或许可以在同一个脉络下来理解，当然也一定会有其历史的特别性。重要的是，我们参访的牙律地区的动向似乎逆转了既有的印象，提供了另类思考的可能性：农运不仅有效地与资本及国家进行对抗，更在农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院、宗教机构等层次运作，同时建立起相互呼应的辅助系统(工会组织、农民学校、合作社、产销机制、研发出版，乃至于进入政党、议会等)，改变了农民的生计，创造了农民留在农村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像这样能够在几乎所有相关的场域中建立阵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就。当然，运动的危机在于土地长期安然使用的稳定性，一旦运动能量减弱，国家与资本的力量很可能藉机反扑，消灭已经取得的成果，因此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特定时空中国家的(阶级或是其它社会)属性有利于运动时，运动强劲的力道能否把握契机转化成更为建制化的成果，透过国家正当化、合法化农民为求生存有效使用(公有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地的权利;而这样的诉求是否能够推广，在国家、区域与全球的范围内形成新的共识，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农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能够创造客观条件，农民、农村、农业是有前景的，都市化、工业化不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农民为主体的地区与国家又要更有前瞻性的思考。当然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斗争还在持续进行，得靠持久战的能耐来画出长久的愿景。

　　然而条件的创造不是挑空的，必须在既有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操作。这次参访让我们看到伊斯兰产生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这股宗教力量不能过度上纲作为解释的架构，但是也绝对不能被轻视。村民的作息为每日的宗教仪式与连带的生活细节所结构，运动组织必须在这个结构中操作、与之协调。Ulema在村子里的积极领导及参与、纪录片中以音乐来与不同世代进行沟通的场景、组织聚会的开始是举行共通的简短仪式等等，是在参访现场可见的，特别是组织者与领导人的主体看来都是穆斯林族裔，身体中长年的养成已经成为运动的前提。如何能够更为积极的辨识伊斯兰在社会身体中的动能，如何取得宗教机构的认可与支持，会是成功的关键。

　　印尼是世界上伊斯兰人口最大的国度，九一一以后也当然受到强权势力压制的激化，历史的来看，在印尼这个社会中宗教与政治是以什么样的特定关系，特别是她的存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继续研究。放在第三世界亚非拉的语境中思考问题，穆斯林人口该是最为庞大的，不仅在东南亚如此，南亚也有近三分之一庞大的人口，中亚、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当然更是核心地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出了南部非洲外，穆斯林也人口众多。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分子，东北亚的穆斯林人口稀少，可说是亚洲大陆唯一例外的区域，长期以来我们对伊斯兰宗教信仰在穆斯林生活世界中起的作用缺乏体会，这次印尼行迫使我们认知到，有诚意要认识世界就必须找到以往关闭起来的眼睛，开始更敏感积极地认真学习宗教，特别是伊斯兰，在当代世界中的重要位置。

　　如果农盟与伊斯兰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特殊的，那么它的结盟团体印民联大概也必须细腻地处理宗教的力量。这次参访能够与印民联成员直接互动，让我们很兴奋地感受到印尼整体的人民运动正在起来，包括韩国的朋友白元淡、冲绳的朋友若林千代都说看了很感动，因为亚洲其它地区的人民运动都在走下坡，而印尼的状况令人振奋，特别是组织的存在意味着工、农、女性、原住民、渔民环境等运动组织已经(至少开始)走在一起，也许等到它蓄积的能量能够更大，它很可能跨出自己的国家带动、支持其它地方的运动。当然，我们看到是现阶段的结果，需要深究的是它能够聚合在一起的动力与轨迹，把握了结盟形成的历史纵深，也才能看出来下一步它可能会怎么走。估计佐科维新政权的上台，会对运动的扩大发展提供滋养的土壤，但是过去亚洲地区政权更替的经验也难免让人担心，新政府是否会开始大量吸纳、收编运动能量，造成日后运动的崩解，而印民联又将如何回应?在政治关系上，它如何思考与其它政党的关系?是要与政党合作，还是要以既有的基础自组政党?它要坚持民众路线，还是以执政为手段?它有可能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吗?印民联的国际观与世界观是什么?万隆的第三世界精神对运动组织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吗?问题可以继续问下去。印民联的核心成员与领导人都是中生代，四十出头，草根基层干部也大都二十岁上下，还别说农民学校里男男女女的孩子们。后继有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期待他们步步为营、慢慢前进，在葛兰西的意义下霸权的取得永远是不稳定的，能在运动实践中改变人们生活中的常识，是主要的决战场。

　　我们这些外来者能够与印民联之间产生共振，主要是带着自身过去在各地活动的轨迹吧，大家没有公开说，但是相信都立刻闻出印民联浓浓左翼的底色。1965年的清共大屠杀后，左翼从此成为印尼社会的政治禁忌，至今组织共产党还是违宪的。过去五十年间，印民联成员的前辈们如果还活着，就得长期沉潜，最多只能在文化岗位上继续传承、燃烧着火种，我们碰到的中生代大概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中匍匐前进。印民联能够在九〇年代末期冒出水面，应该是七〇、八〇年代的逐步积累，也或多或少承继了1965年以前解放人类的想像。把问题颠倒过来问：“1965年，当时印共的力量庞大，是中共以外最强劲的左翼政党，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屠杀，今天的印尼、东南亚乃至于亚洲区域会是什么样的格局?”前辈运动家武藤一羊先生今年八月在东京讨论万隆会议时指出，1965年是重大的分水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5]。1965年这个屠杀事件制约了印尼、整体区域政治(乃至于全球大局)接下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1965年没有过去，而成为形成当下的关键部分，要了解现在的长相就没法不了解1965。但是印尼的人民运动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却同时发人深省，同样的扫红运动在亚洲各地展开，包括南韩、台湾、马来西亚等，相较之下，印尼左翼的清除最大规模、最为惨烈，这难道可以解释它在五十年后今天的复甦?还是年轻的一代早已丢掉左翼的包袱，在骨子里承继过去却又能开放地面对现实?而相较于其它这些地方，台湾左翼的力量是最为薄弱的，这又该如何解释?这难道跟大陆挂着共党的旗帜无关?无论如何，这些地区没有被打开的左翼历史禁忌，看似孤立却是相互关联的，都脱离不了全球与区域冷战的构造。一旦跨越民族国家的框架，人民运动要能够越界连接，就必须重新开启那段被封存起来共通的历史，也才能充分解释走到今天的关键转折点；特别是从印尼内部的历史轨迹来看，1955年万隆会议与1965年的大屠杀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六十年后重返万隆必须清理、面对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可分割性，重新定位它们在区域史、世界史的意义。

　　万隆所遗留下的资产或是所谓万隆精神，既不是、也不该是由左翼思想所垄断的，1955年的万隆标示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以反殖民反帝为基地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时各地形成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两者之间不相矛盾，在两者摆荡的张力中存在着更为宽广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之间团结的想像，也才跨越了左右的区隔。但是六十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民族主义都萎缩到民族国家的内部，国际主义团结连带的成分退位，各自以自身的利益对世界发言。今天重访万隆，我们必须纳入参照的是非洲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泛非民族主义(Pan-African nationalism)，它的民族主义所指的不是非洲个别被殖民者切割出来的民族国家，而是深刻认识到民族国家是殖民者的发明，各自民族国家的独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洲能够团结起来，也就是民族主义没有泛非洲主义为前提是不成立的，所以提出以非洲作为整体、要求独立自主的诉求[6]，也因此泛非主义不是简单的区域主义，也同时是国际主义。如果民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它还在人民运动中起着庞大的作用，那么要如何重新打开民族主义既有的国际主义面向，重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Third World nationalism)，重提以亚非拉连带为想像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乃至于重新点燃当时存在于其中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Third World socialism)，是万隆六十年带给我们的召唤，藉此跨过以民族国家为本的民族主义，才可能打开各地内部难以克服的困境，走出更为宽广的道路。

　　起稿于2015年8月16日雅加达，初稿于8月26日，

　　修订于9月3日，新竹宝山

　　* 感谢林家瑄的回应与协助，Nila Ayu Utami提供相关资讯，以及张正、郭佳、陈莹恩、林淑芬、刘雅芳的讨论。

　　[1] PERGERAKAN-Confederation of Indonesian People’s Movement。http://pergerakan.org/kpri/，

　　2015年9月7日撷取。

　　[2] 2015年9月3日万隆行的伙伴在台北南势角的灿烂时光(东南亚移工书店)聚会时，书店主人张正说他至少碰到三个印尼在台移工，计画赚了点钱回家开小书店，这股风潮似乎正在流窜。

　　[3] 参见Sam Moyo, Paris Yeros and Praveen Jha (2012),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181-203。

　　[4] 参见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eds.), (2005), @Reclaiming the Land: The Resurgence of Rural Mov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更宽范围非洲面对的三农问题，参见Sam Moyo (2008), African Land Questions, Agrarian Transitions and the Stat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Land Reforms, Dakar: CODESRIA。

　　[5] 武藤一羊先生2015年7月31日受亚际书院东京办公室邀请，在明治大学以「从万隆到德班：1950～80年代个人参与的跨国人民运动经验」为题进行演讲。

　　[6] 有关泛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参见Thandika Mkandawire (ed.) (2005), @African Intellectuals: Rethinking Politics, Languag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Dakar: CODESRIA Books, with London: Zed Books。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