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术语与内涵之考证

　　杨思基 徐甜甜 毛健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由何人何时提出，其含义是什么，这一术语在使用过程中其内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理论定位和其本质特征，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发展过程各自所做的贡献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如何认识并解决我国现阶段诸如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关系变革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诸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术语进行历史地考证，以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内涵与发展脉络。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 第二国际 苏联 “西方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何人何时提出?它的含义是什么?在使用这一术语过程中其内涵又发生哪些变化?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论定位、理论本质特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各自所做的贡献等问题，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如何认识并解决我国现阶段诸如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关系变革和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诸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术语进行历史地考证，以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内涵与发展脉络。

　　一、“历史唯物主义”在它诞生的初期具有“有实无名”特点

　　任何思想理论都有一个孕育产生、成熟发展并科学合理地命名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一般原理早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在孕育和产生，甚至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包含着许多思想萌芽，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中则有系统详细的论述，甚至有结合历史事实的经验实证性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和实质作了扼要的经典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上述著作中都未明确出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后人的研究也只是从上述著作中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的新哲学世界观。称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彻底的唯物主义，最早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担负起整理马克思遗稿阐述传播马克思思想并和资产阶级形形色色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展开斗争的重任，“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在晚年恩格斯的著作中。

　　在“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未正式出现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书信、序言中已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诸如，1859年8月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全部理论——当然也包括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他说“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在1870年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谦虚地说到，“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 在写于1872年5月——1873年1月的《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简化为“唯物史观”，并指出“德国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1877-1878年，恩格斯在其论战性檄文《反杜林论》中从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角度对唯物史观作了下述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历史观上，“唯物主义历史观”针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而本文是从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角度考证“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及其内涵。

　　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使用之历史考察

　　1、 恩格斯与“历史唯物主义”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已公开出版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90年8月5日恩格斯与康•施米特的一封通信中。在这封信里恩格斯首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那里是指责德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把“唯物主义”这个词当作一个套语到处贴标签式地滥用，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了他们不需去研究历史的借口。他们把“唯物主义”作为套语贴到历史上去就以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贴到经济上去就以为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但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严重歪曲。恩格斯批评这些年轻的德国人不钻研各种历史事实和它们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客观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在没有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情况下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套用到他们所了解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中， “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以为已经解决问题了。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历史观恰恰不是这种贴标签式的——黑格尔学派式的构造思想体系，而首先是研究工作的指南，是“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需要“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 ，而且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与各种历史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清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思辨哲学以抽象的“自我意识”和抽象观念所演绎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建立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特别强调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等同于“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从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为单纯经济主义留下缺口。我们从恩格斯回施米特的这封信里就可看到，保尔•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该书1890年在莱比锡出版)一书中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笛卡儿、霍布斯的自然哲学唯物主义，把人和动物等同于机器，把人的物质存在方式及其作用等同于自然物质对人的决定作用，把经济基础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决定因素，恩格斯对此表示非常反感。针对德法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声称：“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恩格斯严厉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派”不是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行动指南，而是当作死板的公式来任意剪裁历史，把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简单地运用于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

　　稍后，1890年9月21-22日，在致约•布洛赫的书信中，恩格斯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时，对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众所周知的较为详尽的说明，他再次重申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另外，恩格斯深入探究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发现人的意志、阶级斗争和人们实践的合力决定具体历史过程和其进程，由此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还指出他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代表性著作不仅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还有他写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

　　1890年10月底，恩格斯在回康•施米特的书信中又进一步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更为详尽的具体增补性说明，他指出产品贸易总体受生产运动支配，而它一旦脱离生产而相对独立地运动反过来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同理，金融市场由生产与商品贸易决定，但金融市场一经从生产和贸易中分离出来后它便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对生产和贸易具有复杂的反作用。恩格斯正是通过生产与商品贸易关系以及二者和金融市场的关系之论证形象生动地用以来说明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础作用和相互作用，并且以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与分工来论述各经济部门以及社会结构各个层面和部分之间的分化与相互关系，切合历史实际极为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演变原理，说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作了这样的说明之后，他告诉施米特：“我基本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 恩格斯认为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工和阶级的划分使人们的特殊利益相互对立，并由此形成了凌驾于社会各利益集团之上的国家和国家权力，而伴随生产和经济的运动产生了新的力量和新的运动，产生了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新的经济政治职能部门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各种运动，包括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式及其相对独立的运动，而它们又相互作用。他说，“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法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同样是与生产和经济运行的关系相适应并根据其需要而产生的，国家产生于社会，是社会适应经济需要而进行新的内部分工产生了专门从事社会管理活动而谋取特殊利益的新部门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同理，还产生了法，法是适应且表现总的经济状况并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协调经济社会体系内部的矛盾而形成的一种规范性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法相互作用及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而国家与法作为上层建筑它们又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性，有着各自特殊的运行发展规律，但它们都绝不能离开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经济不是历史演变的唯一决定因素，决定历史走向和过程的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起作用的一种“合力”，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尽管能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反作用，有时甚至可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和经济基础，而它们这种影响作用和变革仍然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是可能的。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沿着经济发展同一方向、相反方向和另外的不同方向三种形式发挥和实现，而分别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损害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为使纯学术性著作理论通俗化适应工人群众直接宣传的需要，继续清除欧根•杜林在党内外的影响，恩格斯应保尔•拉法格之邀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改编集成成册，并命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由拉法格翻译成法文，经恩格斯校阅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该书根据恩格斯原文在1883年1月又出版了德文版，至1892年，根据德文本陆续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罗马尼亚文的译本，根据法文本翻译出版了波兰文和西班牙文译本，加上1892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共有10种文字的版本在世界上流传。其中仅德文版到1892年就出版了四版，印发达两万册。1892年恩格斯为这本小册子写英文版导言时两处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并且是以引号形式出现，以期引起人们格外注意。第一处恩格斯点明写作此书的目的，即“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 这里突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倾向比较明显;另一处恩格斯则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专业术语界定的意味，他说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在此再次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不是感性具体的孤立自在的存在物，也不是超越这些具体存在物而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抽象的一般存在物，而是人们现实的历史生活过程及客观如实地说明这一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最为基本的观点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同阶级的实践和阶级斗争共同决定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文版导言以注释的形式标注了恩格斯在1892年6月将英文版导言翻译成德文，并直接以《论历史唯物主义》标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的1892年第1期和第2期上。遗憾的是被我们极为看重的俄文版与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均未收录《历史唯物主义》这篇文章，这很容易导致我们由此而忽视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忽视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即恩格斯不仅是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创建的直接创建人和阐述者，而且他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被命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命名者。

　　2010年新出版的MEGAI/32即新MEGA首次收入恩格斯1892年月底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该文的大概内容早为大家所熟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英文版导言》的德译版。德文版的标题从英文导言直接命名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在内容上德文版则删去英文版的前七段，并且在具体表述和概念上对英文版做了补充性改动。结合这两个文本看恩格斯在这一文献中所阐述的思想，我们足可发现恩格斯是结合欧洲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思想变迁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革命意义的。

　　19世纪90年代中期，恩格斯对与挚友马克思共创的理论已作了完备系统性的阐述，对后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也作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澄清。综观包括恩格斯晚年所著大量进一步阐释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献著作，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概括、完善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说明这一哲学观，不仅是在情理之中，更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理论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表并没有让恩格斯放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阐述，反而需要他以更多精力去解答来自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疑问。1893年2月，距《论历史唯物主义》出版4个月后，恩格斯在致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书信中再次明确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引者注)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引者注)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即《共产党宣言》1892年柏林版序言——引者注)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或多或少受《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梅林就有效仿恩格斯之疑将《莱辛传奇》的附录也定名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在1893年7月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也认可梅林在这个“附录”中的论述，但也委婉地批评梅林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与之前自己和马克思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一直对经济事实与政治、法等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得不够，因此被大家过分地忽略了。虽然梅林所理解的“相互作用”有简单化、机械化倾向，由此决定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体认还缺乏辩证法的理解，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应当说这还是得到恩格斯默许的。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已公开出版的文献，恩格斯在致梅林这封信里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术语，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澄清论述仍不止于此。诸如1894年在写给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对经济基础或经济关系进行了新的补充性解释，他说：“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在这里，恩格斯理解的经济关系既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又包括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甚至还有影响制约这些经济关系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历史条件等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而之前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论述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指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结构或经济制度，恩格斯对经济基础的新理解显然是对资产阶级理论家片面而简单化、机械化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所进行的有力回击。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仅可理解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因为——引者加)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而政治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包括各种经济关系和其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它们归根到底都体现着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归根到底也就是要通过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总和的运动来说明这种历史发展的经济必然性和各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说明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并由此而成就自觉认识利用历史规律的历史主体合乎历史规律地自觉创造人类历史，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由类似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王国”跃升到人类自觉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王国”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即在于此，归根到底它是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服务的。

　　我们从恩格斯上述包括书信、序言在内的著述中完全可以印证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关注程度，他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补充完善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既在根本上区别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也在根本上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事实说明，恩格斯对他与马克思所共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阐释、坚持捍卫和思想澄清上功不可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居功至伟，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世界观、新唯物主义的命名和界定，具有影响深远的学术理论意义和其重要的实践价值。

　　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和理论家在恩格斯逝世后将他们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解为“见物不见人”、“跟着感觉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歪解为一切从抽象一般的物质概念出发、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一己私利出发之类的物质利益至上主义，歪解为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单纯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历史观来图解历史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解为一切从“自我意识”、“先入之见”、“先验意识框架”等精神实体出发的思辨唯心主义，脱离人们现实的生活基础和历史运动过程以所谓“历史意识”来解说历史材料和历史事实;或割裂与肢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著述与表述，断章取义，脱离他们的思想和思想变化实际，抓住其只言片语仅仅根据其个人主观任意的理解和曲解来制造与夸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和思想分歧，制造和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前后的思想矛盾，使他们或它们相互否定，以所谓不讲阶级斗争、告别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以旧唯物主义、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来否定和虚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实际上都是以历史唯心主义来否定和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

　　2、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历史唯物主义”

　　与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澄清阐述的同时或之后，与恩格斯交往甚密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在关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解释，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构建和理解。尤其晚年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关注，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正面使用及以其命名的文献陆续出版后，引发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讨论与巨大争议，这我们不仅可以在上文所述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寻觅到踪迹，而且可以直接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书立说中得到佐证。

　　前文提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弗兰茨•梅林，1893年在其《莱辛传奇》附录中也著有《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而且在这之前的1892年，梅林在一书评中已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梅林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中少有的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基本正确。梅林所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是指代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这一术语的使用与当时各种错误歪曲马克思理论的背景分不开，与恩格斯的影响分不开。梅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肯定了其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与辩证法的结合与内在统一性质，他推崇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要义，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反驳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对马克思学说的指责，保卫了马克思主义。但梅林侧重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其使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是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和他们在那里提出唯物史观是一种“经验实证的历史科学”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学说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不扩及研究说明整个世界，因此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理论。梅林的这一说法当然有他的合理和可靠的依据，但梅林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恰恰是由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过程所构成，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构建了一个人们不得不面对且需要予以科学说明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是只有这个世界才能在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得到经验实证的科学说明并在人的革命实践中予以合理性的改造，而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又恰恰是需要有一个不同于以往思辨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这些旧哲学的新哲学世界观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世界观理论或历史观才足以给我们提供观察认识世界、观察认识人类社会本身及其历史所需要的人的科学立场、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和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并为科学有效地改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属于自己的历史、自己主宰自己的历史奠定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奠定历史的主体和主观认识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要不要哲学世界观而要彻底告别哲学世界观的问题，而是要以什么样的哲学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说明世界和历史的问题，是以怎样的立场、思维方式和方法去研究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历史而且要客观如实地说明这个世界和历史的问题。

　　第二国际理论家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除了弗•梅林之外还有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保尔•拉法格、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拉法格与拉布里奥拉同样也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概述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不过拉法格是用“经济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此“经济唯物主义”也非巴尔特等资产阶级理论家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在1891年7月1日致施米特的信中称巴尔特是按照黑格尔的方法“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而强加于马克思，再指责马克思自相矛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709——710页)。拉法格在科学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同义语，这说明他仍然没有搞清“经济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他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中译《思想起源论》)，从经济关系论述各种观念与古希腊神话的起源，虽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保持一致，但他对恩格斯的“合力”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辩证法仍然是缺少深刻理解的。被恩格斯称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安•拉布里奥拉著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他在那里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考察人类发展历程，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比较全面地剖析作为社会和历史存在物的人的历史生成过程，强调历史研究也要如实反映历史事实本来面目，“要通过历史的一切具体表现来充分地理解历史……过去和现在始终处于形成的过程……要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历史的骨架子。要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不要抽象化，要记叙和理解整个历史……” 应当说，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比较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内涵，他突出强调了现实的人的活动所形成的具体历史现象是我们考察历史事物的出发点，科学的历史观应当来自我们对于历史现象总和的科学抽象，并从中发现其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性联系，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批判方法。卡尔•考茨基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将之等同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 考茨基实际上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立足于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的历史观”，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给以足够重视。这说明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各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同样是理解不到位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显然为他们后来滑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构成了思想认识前提。

　　三、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众说纷纭

　　由上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创建其基本理论观点开始，至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使其理论不断成熟完善并在具体研究中得到应用，再至恩格斯首次从正面意义上清晰明确地使用这一概念，一直到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诠释，这期间就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阐明并不断充实完善和其他人不断误解、歪解甚至予以否定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思想斗争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后来，由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在实践上全面破产，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研究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矛盾与历史趋势，结合俄国实际胜利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给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以巨大鼓舞和影响。自此以后，苏维埃俄国和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前苏联自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掌握了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将研究自然界及至“整个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具体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于是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实际上是受第二国际个别理论家包括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为地割裂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部分，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思想体系，其核心思想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方法不仅不矛盾，且只有坚持实践的、历史的辩证法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才能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尽管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但它对于在全世界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也发挥了不可抹杀的巨大作用。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掀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另辟蹊径的解读。我们认为，西方的解读同样也存在偏离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形。

　　1、前苏联与“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国际内部的思想理论家由于其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如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革命导师所强调的历史辩证法就缺乏深入研究，致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片面化、简单化、公式化倾向。加之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时代变化导致第二国际内部思想认识混乱，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国际从理论和实践上背叛马克思主义而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并最终蜕变成资产阶级的帮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污蔑诋毁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这样也就使其丧失了对国际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面对激烈的理论纷争以及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列宁投身俄国革命实践深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结合历史实际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明新的历史变化，使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被逐步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大致分为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简称《唯批》)为代表的早期和以《哲学笔记》(简称《笔记》)为代表的后期或成熟期。在早期即1908——1913年底，因革命实践以及与党内外修正主义、改良主义、马赫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斗争的需要，列宁受普列汉诺夫影响以物质第一性为根本原则紧扣辩证法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他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 而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则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 由此可见，在列宁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运用的结果，其基础就是哲学唯物主义，虽然列宁这里是指彻底的唯物主义。1914年之后，一战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矛盾的激化加速了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提出，这时列宁为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国内民粹派的改良主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列宁开始高度重视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促使他为更好地理解阐释马克思革命的辩证法思想而接触并研究黑格尔哲学。正是对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的钻研使列宁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并且通过对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相互关系的考察，使列宁开始立足于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上构建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在把马克思哲学系统地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之后，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而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部分，而其基础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实践观。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观点迭出，层出不穷。受列宁影响，德波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中的运用;布哈林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和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多数学者则在斯大林影响下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马克思世界观的具体理论，以哲学教科书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剪裁为唯物论(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几个部分。教科书哲学体系虽线条清晰，结构紧凑，但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哲学的一特殊具体理论，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逻辑严密性，也淡化了其经验实证的科学性论证，使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沦为”隶属于辩证唯物论而且仅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应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理论特征的准确理解和全面理解。

　　1938年，在斯大林的政治影响下，苏共中央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其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论》)。在高度集权集中的社会背景下，《论》就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权威解读。《论》是《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是斯大林比较成熟的哲学著作。在此之前，斯大林在接触和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时已零碎地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些思想，在他早期著作中也有涉及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和原理的论见，而在《论》中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斯大林的刚毅果决性格也体现于其文风，他单刀直入地在首段就给前辈革命导师的世界观作了定位，对历史唯物主义下了明确的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是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并由此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其基本任务就是解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以及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范畴的具体阐明等等。与列宁所使用的“推广”、“应用”相区别的是，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斯大林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而非关于“整个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理论，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这既不同于列宁早期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也不同于列宁后期所理解的本身就已经包含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实践观哲学世界观理论。

　　由于特定历史条件限制，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界定成了当时苏联对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容置疑的理解方式，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各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研究、理论宣传与革命实践都造成了深远影响，虽然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容抹杀的积极作用，但也由此而造成了不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思想的歪曲和偏离，由此也埋下后来各国对斯大林哲学教条主义挑战的种子。

　　2、“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于第二国际、苏联而言作为非主流、非正统的理论思潮和实践运动兴起于西欧各国。应当说，是战争的国际环境、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阴影、第二国际独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等综合因素使西欧各国的理论家们开始反思探索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成就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些理解方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至今没有统一的理论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其思想观点和方法也各异，它们或补充、或修正、或歪曲、或偏离、或重建，可以说对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同立场和角度使用不同方法作了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理解。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卢卡奇率先对第二国际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卢卡奇用历史唯物主义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两者是同义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比较丰富的，“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阶级斗争工具” ，其职能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解答一系列社会历史基本问题。针对后期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等人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宿命论”、“机械决定论”，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阐述的历史关系沦落为“宿命论”的线性决定关系，抹杀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能动作用，卢卡奇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法”范畴，而且认为“总体性辩证法”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他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揭示历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和各种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卢卡奇在这里显然是真正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最为精要的思想核心。但他把辩证法局限于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局限于人类实践和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及其实践认识的规律和历史规律，以马克思不研究与人无关的自然且这种自然不存在主客体的矛盾为由，否认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辩证法，同时也把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普列汉诺夫式的“辩证唯物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之外，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局限于仅仅是研究人类社会主客体关系、历史关系和历史规律的历史哲学，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界的本质规律与矛盾基本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之外了。可以说自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基本上都受卢卡奇这一思想局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科尔施同样认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不是处于人类历史之外的自然而是社会历史整体，认为离开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然是“超科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唯物史观”。与卢卡奇一样，科尔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所理解的那种具有科学实证化倾向的“自然哲学唯物主义”或“经济唯物主义”，而是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一般社会哲学”，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革命的哲学。同时期的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也看到宿命论、机械论有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危险，他以“实践”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遵循总体性原则，论述理论与实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统一的历史总体，并认为在这历史总体中人占主体地位，认为主体性的人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首要因素，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因此他用“实践哲学”指代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虽未明确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术语，但其“实践哲学”以人主体性的实践为基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显然也是抓住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和关键。可惜的是，葛兰西没有看到哲学家对实践的理解自古以来就有着巨大的差异，而现在被命名为“实践哲学”的也远远不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也纷纷自我标榜为“实践哲学”，以与过去实体主义旧哲学划清界限。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独树一帜，其成员众多，理论复杂，且同一人在不同时期立场倾向也不一致，这里主要选取几位代表性人物以概述其思想。总的说来，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返本求源、“回到马克思”、依据马克思文本文献路径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更多的是借助现代西方哲学成果补充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抽象人道主义的立场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理论和“理性批判理论”为武器，以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并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庸俗化为单纯道德人道价值和抽象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及“文化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乌托邦空想。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其研究领域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历史，其功能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阿多诺以对历史作否定理解的“否定辩证法”来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精神，但他所说的“否定辩证法”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绝对的否定，它彻底消解了历史连续性，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批判、既保留又克服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精神。弗洛姆立足人本(道)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认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要概述，但同时又主张用“社会性格”弥补经济基础如何与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空缺。弗洛姆注意到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夸大了这种局部的偶然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与第一代成员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多维度、多层次的说明。其中马尔库塞受西方思潮影响，其思想经历了早中后期的一些变化，其早期思想与霍克海默较为接近，中期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代表继承前辈“社会批判”的传统比较强调对资本主义“理性统治”、“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后期转向弗洛伊德主义。马尔库塞用“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统称马克思的理论，但他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已不再适用，需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在后期马尔库塞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揭示与说明作为人的本能本质的“爱欲”从受压抑到获得满足这种关于人自由解放的学说，实现人的解放其主要途径是改变主体人的心理结构，通过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克服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统治”，这样就可以扬弃人的异化实现社会革命。显然，马尔库塞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生产方式变革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等基本理论，放弃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分析批判，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实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施密特承认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传统的发展。施密特以具体的社会实践为出发点说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而目前实践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施密特延承马克思批判的立场和某些理论资源，还没有太远离历史唯物主义。

　　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宏大理论抱负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发现晚期资本主义具有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许多新变化、新特点和新问题，他以此为借口“批判反思”“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有一些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已不适用于当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他指认马克思对“社会劳动”范畴的批判已经过时，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马克思寄予厚望的产业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他由此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的思想，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工人阶级因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革命的思想已经过时，应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内容来了个大换血式地改造。如他说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意味着上层建筑不再是依附经济基础;他用“劳动”和“相互作用”这样的抽象概念替换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劳动”与“劳动的相互作用及其冲突”决定社会发展，人类“交往实践的矛盾”与“文化冲突”是现代社会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哈贝马斯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建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合理性辩护的说辞，他试图以对交往实践关系的改良和文化的融合性改造来取代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革命变革，抹煞生产方式、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在社会形态和社会有机体建构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相去甚远。哈贝马斯实质是借口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居基础地位有决定作用的思想。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多元，思想人物繁杂多变，限于本文篇幅和对象的复杂多样，我们很难在这里一一详述和分析评论，只能作上述概括性地介绍和述评。

　　此外，借用现代西方理论资源重读或补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还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按萨特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存在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且是以“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 萨特立足存在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缺失“人”的维度，缺少“人”的主题，应把“人”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视阈，且也只能根据主体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辩证法，即辩证法只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只属于人。虽然萨特也试图从实践的角度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但其实践是意识活动的对象化，其理解的人在根本上不过是立足于绝对自我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这种虚无性的个人存在，这便在根本上颠覆了马克思“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实践的科学实践观，并不能真正补充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用历史唯物主义概述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科学的社会批判和革命理论，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唯物主义同时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当然，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现在还存有其他各种杂多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思潮，如渐渐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紧扣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论点，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领域。但它们那些思想观点也不同程度包含着值得分析批判的许多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成分，需要我们分析批判，仔细甄别，绝不能照抄照搬。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变革”或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理论方法，或沿袭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立场”，试图以现代西方哲学来“补充、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些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读、重释、重建的理论成果，不仅内容越来越庞杂，呈多元化、碎片化发展倾向，而且在总体上是将原本作为完整科学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了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或微观社会现象甚至某一特定社会现象的支离破碎的思想认识，从强调总体性、主体性及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结合逐步走向了非总体性、非主体性、非同一性的思想碎片，其中虽有合理性的片面深刻和科学成分，但总的说是越来越偏离背离历史唯物主义，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读和歪曲。总的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突出了被第二国际遮蔽的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但由此而越来越走向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这显然是从一个错误极端而走向另外一个错误极端。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局限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甚至某一特定的人文现象，撇开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和剩余价值学说只强调人的主体活动及心理文化特征，无限夸大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作用，而将资本主义的所有剥削奴役又片面归结为对人之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自由的压抑，认为只要有对人的主观心理的、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就能摆脱资本主义束缚，人只要摆脱“理性统治”和“科技奴役”，就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这无疑是严重偏离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基础关系、本质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发展动力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等基本理论，非但不是在完整准确地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实际上是颠覆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站在抽象人道主义立场以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歪曲和颠覆历史唯物主义，并有列菲伏尔、福柯和鲍德里亚等人从结构主义的另一方向来歪解马克思主义，才有从他们这些人为开端而一直持续到现在仍在流行的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限于篇幅，这里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再进行述评)。

　　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基础理论或理论核心，是马克思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在内的“两大理论贡献”中最重要的一大理论贡献，它所研究的“历史”是包括与人的活动相联系而成立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历史，首先是人的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活动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历史的主客体关系及各种原初历史关系都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次是从人的关系和关系演变而考察的历史或历史的人的关系史(如马克思讲的人的关系演变从总体特征上讲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和“人自由全面发展”三个人之关系发展阶段);再次是由人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革所形成和推动的社会形态发展史(如“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变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和过程);然后是从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演变进步角度而考察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史(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把人类文明区分为依次发展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认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人类从“狩猎畜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社会”等的说法);最后是从人与必然的关系角度所考察认识的人类历史发展，它是由人奴隶般地服从历史必然性的、类似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王国”历史阶段最终发展到人自觉地认识利用客观规律、自觉地认识利用历史必然性——从而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王国”阶段。历史唯物主义所唯的“物”，不是和人无关的抽象地议论的自然存在物，也不是人感性对象性地所直观的具体物质实体或抽象的物质观念，而是与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相联系并由人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历史地构建的“实践关联物”或“社会存在物”，是人实践认识的对象之物或关联之物，是人事之事物，当然也是在人的普遍性、特殊性相互联结有机结合的视野中所理解把握与改造的客观事物或客观历史事实。 只有建立在上述“历史”视野或维度与“物”的对象视野所研究的历史和历史事物，那才是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和人类实践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研究的对象及所依据的事实根据，而且惟有如此，马克思才创立了一切从历史事物及历史事实本来面目客观如实地来说明历史事实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从而与旧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划清了界限。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各种社会历史关系与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的论证及其基本理论就是在上述视野和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所逐步确立起来的，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哲学革命变革和政治经济学革命批判的基础和维度上形成、成熟与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结合我们推动人类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实践的需要，不仅要结合我们历史时代背景、语境的变化，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条件和语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和文献材料，探询与还原历史唯物主义原本的真实思想和内涵，同时我们也要去伪存真、通过分析比较鉴别的方法搞清前人和别人已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所存在的得失和偏颇，吸收一切有益的能够科学解释说明历史和现实的思想与方法，以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我们新的合理化科学解释，以此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实践。厘清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捍卫与发展与我们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反思和指导我们当下的实践与认识，使我们不断地、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更好更快地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前进，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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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思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甜甜，苏州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毛健，苏州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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