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笔者在此谈几点认识：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新的学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既不是马恩列等经典作家所构建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还不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是一门新的学科。其“新”之处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了，但仅是辅助借鉴性的研究)，是立足于中国的利益立场，具体而言，其研究目的是为了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或“主体性”在中国的体现。崇尚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西方经济学(确切地说主要是指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也是有其“国度性”的——立足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立场。只有让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才能让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盘剥和新型殖民变得“合理”，乃至于让第三世界国家不抗拒甚至当作教义而顶礼膜拜。
二是“当代”。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的“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研究方法上要求必须考虑到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况和时代的特征：比如说，在国际方面，经济(包括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国际化、美元霸权、南北两极分化、有利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和不平衡的国际贸易;又比如说，在国内方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占世界人口比重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能过剩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尖锐、经济结构失调、对外依赖程度高;还比如说，科学技术生产力方面，现在的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力已经非常高了。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的体现。
三是“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灵魂和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即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立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方法论为指导，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和谐共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强调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即降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并重。这是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体现。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继承与创新并重
首先说继承。人类知识的进步，总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的，这是客观规律。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同样离不开继承。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对此，已有很好的归纳——”国学为根“”马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国学“”马学“'西学”都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但对待三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分别是”为根“”为体“”为用“。
之所以要”国学为根“，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当代之中国是过去之中国的延续，其民族精神、文化与自然资源环境条件是一样的，而中国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国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国学“因此在当代也有其共通性。(2)中国之”国学“主体是文明的文化，强调”和为贵“、强调”忠孝仁义“、追求”大同世界“，这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的文明社会——是一致的(这才是人类应该推崇的普世价值观)。(3)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为目标(所谓经世济民是也)，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所需要吸纳的重要内容。
之所以要“马学为体”，主要原因在于：(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立场，以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的认知经济社会的理论体系——它强调从生产力(确切地说是生产技术性条件)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去理解经济社会，它强调以收入分配为纽带去分析消费与生产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再生产来剖析经济社会(这是西方经济学到现在仍然望尘莫及的。当然，这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因为抽象掉了上述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而非常肤浅)，科学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以此为“体”。
之所以要以“西学为用”，原因很简单——西方经济学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国学”“马学”所不及的地方。
再说创新。为什么要创新，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出现了新特征新情况、遇到了新问题。也就是说，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要能说明新情况新特征，必须要能有效指导实践解决新问题。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跌跌撞撞地经历了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们一直在探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现在是面临收入分配差距大、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产能过剩、财政金融粮食就业安全隐患严重、经济结构失调、城市病严重而农村空壳化、房地产泡沫燕塞湖、人口危机隐现、国际局势紧张等，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现实面前却束手无策。
实践呼唤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实践在呼唤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诸国也在呼唤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出现。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国人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道理所在。
具体而言，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须要围绕如何实现中国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并科学地回答以下问题：(1)计划经济为什么会难以为继;(2)市场经济的相对过剩与相对贫困问题如何解决;(3)经济发展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显然，片面的GDP崇拜或唯生产力论、以及盲目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是不可取的);(4)如何让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的扶弱型政府、而不成为贪腐低效的欺弱型政府;(5)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与金融体制应该如何设置、相关的制度又应该如何设计);(6)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才是最优的，即什么样的行业需要国家或集体经营，什么样的行业可以由私人经营，国家与集体经营的原则又应该是什么;(7)中国“三农”问题如何解决;(8)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调问题如何解决;(9)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政策;(10)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国际贸易，或者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战略与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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