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墨教Mohism"微信公众平台：mojiaocn)
西方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说过一句名言：“人类趋向正义的潜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人类堕入非正义的倾向，则使得民主成为必需”。这句话出自他的政治哲学名著《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据闻往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将之奉为美式民主的最佳诠释，而现任总统奥巴马更是尼布尔的忠实粉丝。尼布尔引《圣经.路加福音》16章8节：“此世之子，在与同时代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比那些光明之子明智”为题旨，在书中揭示了作为一个“圣徒”或者“好人”居处在“温驯如鸽，灵巧如蛇”之典型下的微妙张力，同时也发现了张力背后隐藏的双重悖论——“把人类福祉作为目标的光明之子在实践中的幼稚和危险，警示人们提防黑暗之子对光明之子的理想的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以革命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90年代初，又有在野人士如李泽厚、刘再复等提出“告别革命”的思想。我们当然不能轻率地说官方和民间在意识形态的转轨层面暗通款曲彼此呼应，不过广场政治街头暴力等在过去30年一贯“政治正确”的所谓“革命行动”显而易见不再合情，也不再合法了。革命成为一个必须被“去势”的词汇，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共产主义、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群众路线的解构和矮化。
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如此诠释一个革命者的革命行动——“(他们)和人民同样渴望解放，一旦和平的手段用尽，他们便会发动战争，摇身变成为民众奋战的武装先锋。从斗争之初，他就意在摧毁不公不义的秩序，因此也具有多少隐而未宣的、汰旧换新的意图”(《论游记战》)。在这位共产主义圣徒的描述里，革命是具有全然展开新天新地局面的具体的历史的乌托邦，既是既济的，又是未济的，并且显然是光明之子的。社会主义新人类的改造和成型，以革命道德和德行作为基底，又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不公义制度为依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然而当下时代，革命，由光明之子的位分一路跌落为黑暗之子，和平改良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正确”的替代品。革命被“去势”，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被压迫阶级和弱势群体表述自身自卫和反抗的话语权的失落，无论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谈的“体制转型”还是民间思想界的“和平非暴力”，本质上都把基于本能和生存权的革命排除出去，自卫反击先验地“不理性化”、“不合法化”了。这就好比网络上经常提到的一个段子——有两个被奴隶主压迫得很凄惨的奴隶反抗。一个奴隶准备采取暴力，另一个奴隶却向他呼吁和解。主张暴力的奴隶对主张和解的奴隶说：我只有先夺过奴隶主的鞭子，让他不再打我，之后才能去思考是否和解的问题。鞭子都还没夺过来，谈什么和解呢?
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从上文所引的段子看来，到底奴隶的“革命”是源出于爱还是恨呢?我们当然赞同暴力的宣泄是一种“释恨”，不过也当注意到“释恨”或许是为了更好的去爱。柳东民在《马克思问我哪里痛》里，讲到他经历的一个例子。在一堂电影《哈瓦那》的放映会后，一个学生向老师提问：革命爆发之际，怎么容得风花雪雨?”老师回答说：“所有的革命，都从人类的自爱之中孕育而生”。有爱的革命，非为消灭某个特定敌对阶级或者人民/敌我矛盾，乃是以要人达成最终本质自我的状态，并得到人与人之间整全关系的最终解决。法国左翼哲学家巴迪欧在《爱的礼赞》中如之论述共产主义与爱情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要远离利害关系，正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疯狂中是感受不到任何舒服和和平的。因此，关于爱情真理的程序全部如此，都是从根本上脱离了厉害关系。换言之，爱情的价值就存在于它本身，与爱情结合的两个人即刻超越了利害关系，这就是爱情的价值”——这段话可作为革命之爱的注脚。革命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
恐怖主义和革命行动，只在毫厘之差，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乃是对“实在界的激情”。齐泽克分析了1970年代在西德兴起的红军派形象，认为其是新左翼学生抗议运动的另类变体。和平示威抗议游行的失败证明了，处于资本主义庸碌丛林的人民群众无可救药地陷入政治冷感的网络，在消费主义的世界里对他们说教已经无济于事。要想使他们脱离自甘堕落的境地，只有进行暴力的替代，也就是以革命强行进行干预——炸毁超级市场和暗杀政府官员乃是出于对人民的热爱。齐泽克还比较了“卡斯特罗—格瓦拉”与“斯大林—托洛茨基”这两组革命者形象的对立统一，之于这组关系的前者是实际领袖和国家权威，后者则是不断革命的永恒造反派。设若切格瓦拉从玻利维亚生还抑或者托洛茨基在20年代就早早死去，他们的地位恐怕将互相逆转，谁是“圣徒”，谁是“匪首”，将未可知。
“革命”这个充满爱意的光明之子，因其愚拙和幼稚，在上个世纪100年里，被反复利用和消费，其身位也一落千丈成为了黑暗之子的替罪羔羊。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衬衫上的格瓦拉图腾，以及共产世界解体后唯一具有活力的大大小小的托派组织，莫不是对革命理想主义和未济乌托邦的深情回想。革命或者革命者在当代再度出现或可预期，至于是乌合之众还是狂热分子，是在世基督还是共产圣徒，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了。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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