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经济是主流市场以外的另类经济实践，是一场要求参与者透过自我提升以达致经济生活模式改变的社会运动。本文介绍社会经济在香港实践过程中的新尝试，涉及两个具体的个案：一个是社区“互惠人才市场”计划，一个是公平贸易与“公平点”。社区“互惠人才市场”计划使社区内互不相联的各种经济成分转变为利益合作共同体，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而带动社区乃至更广区域的经济发展。“公平点”是一所社会企业，它不会只关注商业盈利或只着重社会目标，而是要共同达到商业营运和社会使命的双重目标。本文最后讨论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另类经济发展空间，在恪守社会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寻找加强跨境连结的可能，并探索如何能做到各地城市及城乡之间互惠互补等问题。
一、引言
这是最坏的年代，也有可能是最好的年代。满目创痍的社会，激发了改造社会的良好意愿和决心。中国社会走过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模式的病态，都已经完全显露在人们的眼前。现在，我们又再一次处于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有路口，就有选择。本文介绍社会经济在香港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尝试，对社会经济的理念作一点阐述，并介绍两个具体的个案，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超越主流经济的多元性实践。
2012年我们迎来了国际合作社年，香港的民间组织，像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一样，都在积极回应，并且付出行动。我们成立了香港社会经济联盟筹委会，通过一份在香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立场书，在今年联合国国际合作社年推出《社会经济政策民间白皮书》。
联合国大会已宣布今年为国际合作社年，以突出合作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对减少贫困、创造就业和社会融合的影响。此次合作社年的主题为“合作社企业建造更美好的世界”，订下了三大主要目标：第一，提高认识：提高有关合作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做贡献的公众意识;第二，促进发展：促进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合作社形成和发展，以解决共同的经济需求和社会经济能力;第三，制订合适的政策：鼓励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制订有利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
通过提高有关合作社的认识，国际合作社年将有助于鼓励个人和社区对合作经济的支持和发展。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各国的失业率高企，社会动荡。200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表报告指出，由社员拥有的合作社比私人企业具有更高的抗逆能力及持续发展潜力，更能在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报告指出，经济全面收缩，私企裁员结业，合作社能够继续经营，可保障工人生活，是有效的纾困措施。
二、面临挑战的香港社会
国家面临着过去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深层社会矛盾，“十二五”规划提出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要加强社会建设，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回归后香港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产业空洞化日益明显，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特区政府只依靠国内涌进香港的资金及其所带动的投机炒卖活动维持本土经济增长，然而通过整体经济增长以惠及中下阶层的“涓滴经济”神话破灭，市场被大资本所垄断，2010年8月香港统计处出版的《行业集中度统计数字》报告指出，不少和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均被大企业垄断，如快餐业、电讯业、陆路运输业以及包含超级市场在内的食品、酒类及烟草零售业等，全行业务收入超逾一半均由行内十大企业所占据，令人关注如小店铺等社区内生性经济的生存空间。
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空间严重萎缩，社会中下层更要承受房地产价格高企及通胀所带来的恶果，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种种深层次社会矛盾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及纾解，香港的社会及经济发展均已达致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面对这些严峻的社会挑战，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官员仍只谈论如何加强城市竞争力，继续盲目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仍以守旧的GDP发展主义继续追逐经济增长，所倡议的经济政策均不是以人为本。中国社科院2010年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已清楚说明，香港纵使是两岸竞争力排名最高的城市，社会不稳定因素却不断增加，香港人的幸福感指数更处于两岸500个城市中排名甚低的271位，这说明特区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与服务民众的终极社会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而并不是倒过来要劳动人民为大资本赚取暴利和为个别城市加强竞争力而作出牺牲，经济发展必须回归社会。我们提倡发展“社会经济”以填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主张经济发展不应完全依赖及交托给大企业与大资本，而是应该将经济活动的规划重新以市民大众的福祉作为依归。推行社会经济，当中的要旨应包括：以人为本、立足小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等。
三、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
美国社会学家、今年美国社会学会会长赖特 早在2006年，就提出建设另类社会主义方案的指南针，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过于依赖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国家社会主义又过于依靠国家力量调控生产、资源和成果分配， 唯有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社会经济，才能建立社会力量， 重新把资源分配、生产和再生产，流通和劳动成果的决定权交回劳动人民身上。
社会经济，或称为“团结式经济”和“社区经济”，是主流市场以外的另类经济实践，是一场要求参与者通过自我提升以达致经济生活模式改变的社会运动。有别于主流市场的运作模式，社会经济运动极度重视隐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各种社群关系，提倡社群之间的互助合作及团结精神，反对资本主义只着眼于狭隘个人利益和利润的追求。
社会经济的参与者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和愿景，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剥削与不公义，这些社会经济实践包括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公平贸易、社会企业、小区货币、良心消费、集体购买、小区支持农业、小区内生性经济、内置金融、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
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于生产、交换、使用、分配、和价值创造这五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内连结不同的社群进行另类经济实践，让不同的群体都能够直接参与体验真实的另类经济生活，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与实践，从而改变个人的生活态度并对现存的经济生活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作出批判和反思。
整体而言，社会经济运动的参与者均认同以下共同价值观：第一，注重合作及互惠互补：以互助合作的精神替代放任竞争;第二，重视个体与集体：社会公益由人民议决而非专家所制定，并凌驾利润与资本累积;第三，经济公义与社会平等：运动的重点是要为终结各种社会及经济不公义而进行抗争;第四，对生态及环境的保护：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敬畏与尊重，是运动中的一个着眼点;第五，民主参与及持份者的民主管理：民主参与须落实于不同社会层次及经济组织之中;第六，多元发展及多样性：相信发展并不是单一，而是可以有众多不同的路径，而这些路径必须由人民作为主体以团结互助及民主参与的精神开创出来。
依据欧洲社会经济联盟所倡议的《社会经济原则宪章》，社会经济运动的内部守则包括七点：第一，重视个人及社会目标高于资本与利润;第二，成员的参与必须是开放而自愿的;第三，重视社会持份者的参与、由成员民主管理;第四，业务的营运不仅照顾组织成员和服务用户的利益，并同时关注公众利益;第五，维护并着力实践社群之间的团结精神及相互守责的基本原则;第六，独立于公营部门，实行自主管理;第七，盈余的分配大部分用于维持永续发展的目标、服务成员的利益，以及照顾公众利益。
社会经济运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其内部运作中必须重视以上原则，并持守以上提到的共同价值观，然而由于不同的社群特点以及在地情况和业务的差异，于具体的经济实践中，社会经济组织有可能需要在不同的价值范畴内作出取舍;面对此情况时，社会经济的实践者须持续地通过集体参与及讨论，考虑及分析他们所面对的独特情况，并根据《社会经济原则宪章》的规定以民主的程序作出道义决策，以求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价值之中取得平衡。这个民主参与及决策的过程，是社会经济运动实践的重要一环，通过经济民主的体现，参与者得以自我提升，并续渐改变个人的经济生活模式以及改变社会。
因而，社会经济运动是多元、开放的，又是一统的。不同的社会经济项目一方面有着多元的目标社群和运作模式，但它们同时又秉持着共同的价值理念，运动的开放性则在于它要求参与者对社会经济运动所提倡的不同价值理念进行批判及反思，因社会经济的实践往往需要参与者分析不同的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到底应如何取舍，并最终以“互助合作”及“民主参与”作为运动的基础理念去持续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经济所依附的不是单一的共同愿景，而是通过另类经济生活的实践，建构一个以参与者为主体的共同塑造愿景的过程，以达致个体与制度共同演进的结果。
目前，社会经济运动已于全球各地展开，在大部分欧洲、南美洲、非洲、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都可以找到推展社会经济运动的团体以及由它们组成的网络组织。
四、香港社会经济实践之一：社区“互惠人才市场”
社会经济作为一种优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可将社区内互不相联的各种经济成分转变为利益合作共同体，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从而带动社区乃至更广区域的经济发展。香港一个社区的“互惠人才市场”计划就在这样的基础下衍生，它计划以提升区内个人技巧及发挥个人潜能为目标，让每一个人均可以分享社区内“合作知识型”经济的成果。
香港“邻舍辅导会沙田服务中心”是一所福利机构， 社会工作人员负责策划和推行扶贫服务， 中心的“互惠人才市场”计划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践中的社会经济例子。现时，计划内两百多名妇女，每月为1600多名长者、伤残人士、长期病患者和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陪诊、剪发、清洁、起居照顾、维修、计算机培训、兴趣班等支持服务，有效地为小区提供了多元化及大量的小区支持服务，同时又创造了另类家庭友善的工作机会，让未能在主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单亲家长、新来港或中年失业人士，能够参与社会及发挥个人才能，并借此降低福利依赖，促进自力更新。
根据中心的统计，在参与计划的两百多名妇女当中，单亲妇女占约65%，中年失业妇女占约25%，来港超过七年的妇女则占约10%。当然，有部分会员同时拥有几种身份，例如单亲又失业，或单亲的新来港人士等等。她们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多于九成的妇女只有中三程度(初中毕业程度)或以下，拥有中五程度 (高中毕业程度)或以上的妇女不足一成。从参与者的背景，我们知道需要另类工作机会的人士主要是一群低学历、高龄及无薪酬、全职照顾家庭的妇女，她们难以在现时工时长、工资低的劳动市场寻求就业，逼于无奈要依赖综援网。当这些妇女被贴上“领综援”那带有福利倚赖的标签，她们很难抬起头做人，加上资源匮乏，她们参与小区工作的机会就更少了。结果，这些妇女被社会边缘化，甚至遭到排斥，更难脱离贫穷。
其实，每一位单亲家长、新来港或中年失业的妇女都拥有独特的才能，也是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只是现时的劳动市场把她们排斥在外。只要为这些妇女创造谋生的机会，她们一样可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这些收入或许微不足道，但足以为她们夺回一点经济自主权，提升家庭的生活质素，增加个人的自尊、自信及社会参与，从而减少对政府施予的依赖。
事实上，通过“互惠人才市场”计划，这些妇女确实为小区提供了多元化且富有弹性的服务，甚至满足了市场未能提供的需要。以“剪发合作队”为例，虽然收费方面是以服务人数计算，每位妇女完成的数目亦各有不同，但她们的薪金是一致的。或许难以想象，有些做事麻利的妇女真的不介意多做一点，另外一些妇女也有空间“慢工出细货”。同时，有经验的妇女可以教导新人剪发技巧，而新人也会积极学习。一个团队内可以包容这么多的人，正是互助服务团队的意义， 这也反映了她们发展出共同拥有、共同分享合作成果的新社会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陪诊合作队”，同样是主要由单亲家长和新来港妇女组成，一位叫“梅”的妇女便一直参与至今。她是一位单亲妇女，独力负起照顾三个子女的责任，大儿子患有地中海贫血症，而她本人也曾患有淋巴癌。在困境中，梅加入了陪诊队伍，希望增加收入外，还能扩大朋友圈子，寻找同路人的支持。在参与的过程中，梅见证到自己的改变，她说自己学会了多聆听别人说话，不像以往总要别人听她说话，也更懂得与人相处、包容别人及与其他成员互相效力。而且，她的子女也认为妈妈较过往乐观，衣着不再那么老土。以往，梅主要依照丈夫的口味穿衣服，领口稍为大一点的衣服均被视作性感，因此她的选择很有限。现在，她穿衣服不再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喜好及性情。认识梅的妇女都会知道，面对不合理的事情，梅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就算面对中心主任，她一样会当面“拍枱”(拍桌子)。她认为，有时候工作人员不能完全明白妇女工作的感受，因此工作人员应该要倾听妇女的意见。可贵的是，梅已跳出了“服务使用者”的身份局限，正以“同工”的身份与中心职员一起努力经营，这种突破界限的平等参与，正是社会经济所提倡的民主决策，让参与者得以自我提升。这种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梅坦言大概基于从小缺乏父母的爱，所以她很在乎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她指出，现在子女都长大了，她的确有空间找一份收入更可观的全职工作，然而她并非把金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她心目中，能推动计划内的成员和谐共处、减少纷争更为重要。事实上，当我们对梅的背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实在不难理解这个另类的工作模式为何如此吸引她，因为这里是一个充满关怀平等的地方。在这里，她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在这里，她找到了值得让她去追求的理想。
社会经济所尝试的是一种以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强调以小区为本，自下而上地参与及动员，发挥连结各个不同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来服务其他社群中的成员。不少劳动者拥有的技术及经验虽被主流市场所排斥，但仍可贡献小区，甚至转化为工人之间以互助合作方式维生。在香港发展小区经济， 正是改善基层处境的可行出路，近几年香港一些劳工及小区团体在弱势社群中组成工人合作社， 或以“小区互助”方式进行各社群之间的网络联系，希望能建立一种超越纯粹以经济利益主导的社会关系。
五、香港社会经济实践之二：公平贸易运动与“公平点”
另一种社会经济的重要实践是在消费领域，这个领域一般人比较陌生，在香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平贸易运动与“公平点”。
世贸会议在香港召开，可说是香港公平贸易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令很多市民开始思考全球贸易不公平的问题。然而当一星期的会议结束，市民对议题的关注冷却下来之后，公平贸易运动又如何能够植根香港，变成真实可行的经济实践?无可置疑的是，要扭转全球的贸易不公平，是需要世界各地作为消费者的广大民众有所觉醒，经由改变每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从而逐渐改变整体经济的运作模式，但在缺乏其他可行选择的情况下，一般市民只能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公平贸易运动是否会迅速被遗忘?可幸的是，世贸会议过后，一些寻求社会变革的种子已散播于香港的土壤，一些个人及团体都继续寻找迈向经济公义的进路，并探索另类经济生活模式的可能，当中就包括“公平点”这家推动公平贸易发展的社会企业。
“公平点”的创办人赵善荣喜欢用“同行者”这个称谓去形容这些支持公平贸易、维护经济公义的朋友，他们之中很多也曾经选购“公平点”的货品，也可能是“公平点”六千多名会员的一分子，但有别于“顾客”或“会员”，赵善荣用“同行者”这个称谓去称呼他们，有着独特的意涵。它可被理解成是“进行式”，代表着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大家在路上一同探索，共同实践维护经济公义的终极目标。
（一）从推广到实践
每一位“同行者”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历程都不尽相同，赵善荣本人就是在2004年开始他探索公平贸易的旅程。赵善荣原来的职业是计算机网络工程师，他于2004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踏上旅途，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游历全球各地，当中有13个月在中南美洲度过。在旅途中，他看到农民和工人在经济全球化的急速步调下受到严重的压迫和剥削，这使他开始萌生要在香港开展推动公平贸易及引导社会反思全球化的工作。适逢2005年世贸会议在香港召开，来港参与示威抗议的韩国农民让香港市民了解到不设限、放任的全球贸易给全球小生产者的生计所带来的冲击，社会也增加了对全球化议题的关注和讨论，赵善荣便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于同年年中成立了一个网上平台“香港公平贸易网络”，主要在教会及学校做推广教育的工作。
这些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回响，但他们很快便面对一个难题：除了公平咖啡(一种咖啡产品，它已是公平贸易产品，由另一个农民合作社生产)外，当时在香港市面上基本上很难找到其他公平贸易产品，支持经济公义的市民如何才能参与公平贸易的另类经济实践?在朋友的鼓励下，赵善荣在原来的平台外再成立社会企业“香港公平贸易动力”及以品牌“公平点”做营运，将公平贸易产品由全球各地引入香港，开始了以商业营运为切入点推动公平贸易的旅程。
（二）“公平点”和公平贸易的运作原则
“公平点”是一家社会企业，它不会只关注商业盈利或只着重社会目标，而是要共同达到商业营运和社会使命的双重目标;可喜的是，“公平点”的营运模式正好能巧妙地将两者连结在一起而互不排斥。
“公平点”要持续营运并不断生产社会价值，就要让更多的本土消费者去购买世界各地小生产者(也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土的生产者)的产品，协助生产者改善生计;而另一方面，要更全面地去推广公平贸易的精神，“公平点”更多走一步，着力让购买者了解公平贸易运动，并不应以“消费”或“慈善捐献”的心态去参与，而是要透彻地去了解公平贸易的运作原则，实践经济公义，所以对于生产者和购买者双方来说，参与公平贸易运动其实是一个持续学习和实践理念的过程。
要实现这个组织愿景，“公平点”不仅要促成产品的销售(这只能够在金钱上帮助生产者)，更要在理念层面上让生产者和购买者双方都能同时实践经济公义，而只有后者才能真正达到“公平点”推动公平贸易运动的社会目标。要帮助购买者做到知行合一，“公平点”会非常清晰地向公众解释公平贸易的运作原则，如详细介绍由世界公平贸易组织(WFTO)所制订的《公平贸易运作标准及原则》，让购买者了解公平贸易标签背后所承载的意义。这些意义包括：第一，为贫穷及弱势生产者提供改善生计的机会;第二，运作及买卖过程具透明度和问责性;第三，持久的贸易关系;第四，给予生产者合理价格;第五，禁止使用童工或强迫劳工;第六，反对歧视、促进性别平等及结社自由;第七，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第八，提升生产者能力;第九，推广公平贸易运动;第十，生态环境维持可持续发展。
这些公平贸易标准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平点”的宣传刊物和网站中找到，它们能起到进行最基本宣传教育的效果。然而，对于这些参与推动经济公义的“同行者”而言，认识这些标准只是学习的起步点;公平贸易作为一个社会运动，需要参与者不断地学习和实践，而这也是“公平点”经常举办读书会与研讨会的原因。
（三）产品背后的人与事
“公平点”在2011年庆祝机构成立五周年，特别出版了纪念特刊，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生产者的介绍及照片，当中包括中国山西、中国甘肃，以及南亚国家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在山西，“公平点”踫上了由农村妇女组成的永济市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合作社有200名成员，她们自己种植棉花，利用农闲时间以传统手工织制土布，再制成布艺产品;山西的生产点是“公平点”的重要合作伙伴，该项目让公平贸易运动与农村生产合作运动相连结，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意义。
“公平点”在国内的另一合作伙伴是甘肃“巧手工作坊”，与“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不一样，工作坊原是一个扶贫项目点，后经由香港的施达基金会作为中介，于2008年发展成为“公平点”的一个手工艺品生产点。“公平点”先向工作坊的妇女们提供多方面协助，提高生产质量并共同研发产品，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坊的运作渐上轨道，工作坊不仅成功改善了农村妇女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将一部分利润拨出成立农村小区发展基金，由社员自主管理用于支持小区的持续发展。
在尼泊尔，“公平点”与非牟利组织“尼泊尔妇女技术组织”合作，销售以尼泊尔传统纺织工艺生产的布袋。该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原先规模只有十多位妇女的项目，逐渐发展到目前有超过200位社员的规模，参与的妇女不仅被传授传统纺织工艺制作技术，更有机会学习管理知识，成为组织的管理者。
（四）重建经济背后的社会关系
认真去发掘并对待这些隐藏于产品背后的人和事，是“公平点”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平点”在组织目标上与一些也出售公平贸易产品的商业机构(如目前也有出售少量公平贸易产品的大型超市)所不同的地方。
“公平点”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去协助生产者将产品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并从每一宗销售中赚取利润及帮助生产者)，而是要着力将生产、销售、消费这三个经济范畴重新扣连在一起，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再次认识到经济生活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模式，会刻意将经济生活背后的社会关系隐藏、抹去，甚至消灭掉;支持公平贸易，就是要让我们再次学会关怀这些绝不遥远的社会关系，以及伴随着这些社会关系的“其他”，如消费与保育的关系、城与乡的关系、食物与土地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等等。
伴随着市民大众对血汗工厂及食物安全等议题的关注，更多的人已意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所存在的弊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运作模式将生产消费之间的伦理关系割断，消费者不必在乎生产者的生计，生产者也不必在乎消费者的死活。然而市民大众对食物安全等议题的关注可能只是出于自利，公平贸易运动则要提倡经济公义，要重建不同个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将生产、销售、消费重新扣连在一起，就是要建立起主流贸易以外的“产—销—消”网络，创造真实并且不须依附于主流经济的另类经济实践空间，让一众“同行者”都可以参与真实的另类经济实践，避免将公平贸易看成是一个空洞的图腾再加以消费，如将它看成是中产品味或“乐活一族”玩意，忽略背后重要的社会意义，甚至任由运动被吸纳成为消费主义经济模式的一部分。
生活在香港这个高度都市化的资本主义“自由”社会，市场上的货品种类繁多，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然而公平贸易运动却让我们清楚看到，置身于香港这个资本垄断的经济体系当中，我们不仅毫不自由，其实很多时候更在有意无意间变成了剥削生产者的帮凶。要在经济生活中寻找一个公平点，除了要身体力行支持公平贸易运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切实实地改变生活态度，反对剥削，重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不经意跌进“消费”公平贸易的迷思之中。
六、社会经济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
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以人为本的经济政策，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应是单一地去考虑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或只着眼于增加个别阶层或社群的经济收入，而是要在不同界别及不同的范畴内大力推动经济民主，实现“社群赋权”，即无论是商界或政府，又或是由社会经济组织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它们都应当在最大程度上让社群参与，监督经济活动的规划与运作，并达致赋权的效果。
我们提议，不论是社会经济的参与者或是广大市民，都应更积极地参与经济事务的讨论，以多元的方式监督政府及市场的经济活动，并通过下列不同的路径于经济事务上实现社群赋权。
（一）监督商界及企业
由广大公民社会以不同持份者的身份直接监督企业的运作，或是通过影响政府的施政监督企业运作和对民生有影响的市场经济活动。
（二）监督政府的经济功能
由广大公民社会以公民的身份直接监督政府在规划资源运用及提供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经济功能，例如由公民直接参与起草制定预算案，及实施由服务提供商和服务使用者共同管理公共服务等措施。
（三）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通过社会经济运动于不同经济范畴的实践，让广大市民直接参与另类经济，创造城市空间及另类市场空间，让市民可以反思当下经济制度的弊端，并续渐改变自身的经济生活模式和社会。
我们认为在共同推动经济民主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组织可与政府及商界组织加强联系，借此引导政府官员及商界人士了解及提升社会经济所认同的价值观，使不同界别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也可着力支持政府及商界举办一些与社会经济价值观相同的经济政策和项目。
我们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积极地促进香港社会经济组织联盟的发展，并通过这样一个合作平台，审视现存经济制度的具体限制， 以寻求突破口推动建立社会经济的友善环境， 并在新政府进行管治计划的初阶段， 一起把议题带到公共领域，参与讨论， 引发更多的关注和对话。在公共政策方面，我们促请香港特区政府确切理解及接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在不同层面及政策范畴内促进社会经济项目的发展。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
第一，实践经济民主。近年来，特区政府从经济及民生的角度出发，推出了一些内容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政策以期改善基层市民的经济及精神生活，如推动就业融合、增加社会共融，及强化社会资本等等，但计划的成绩差强人意。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政府或是由第三方机构承办的计划，项目大都欠缺以持份者为主体的民主管理系统，而只是由项目官员或机构工作人员负责统筹和执行计划;我们认为缺乏持份者的民主参与，正是这些项目未能产生更佳效果的其中一个主因，特区政府在未来进行相关计划时，应积极落实发展经济民主，通过社群赋权的实践以提升这些政策的效果。
第二，扩大支持社会企业的政策。在现届政府众多施政项目之中，与社会经济运动最有关联的，是特区政府于过去一段时间持续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我们建议特区政府可从两方面着手，继续推动社企在香港的发展：首先，有鉴于目前香港很多社企的业务在社会目标的定位上都十分模糊，特区政府应大力推广社会经济的原则，并要求社企营办者承诺遵守《社会经济原则宪章》，以确保所有社企的业务都能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应效法欧盟国家及加拿大等国政府以社会经济的政策框架取代目前比较狭隘的社会企业政策，将社会经济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生产、交换、使用、分配和价值创造这些不同的经济范畴的社会经济项目都加入成为公共政策的支持范围，以加快本土另类经济系统的形成。
第三，开拓城市空间及市场空间。对于本地社会经济营运者而言，在高昂的租金及城市更新的压力下，要在小区寻找空间开展社会经济项目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近年落成的公共屋村在设计上都不利于小商贩经营，市场由大资本垄断的情况日益严重。特区政府必须在市区重建的政策及公共屋村的设计上作出改善，适当预留额外空间给予社会经济营运者使用，而政府同时也应鼓励其他公营机构腾出商业空间(如一些由大专学院或公立医院所拥有的物业)，让更多社会经济营运者可以参与竞投使用。在公共服务的采购政策方面，特区政府更应起带头作用，在标书中大幅增加社会回报计分的比重，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让不同的营运者推出更具社会效益的经济项目，同时产生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并能提供更高质素的公共服务。
第四，改革政府种子基金的运作模式。政府近年成立了多个种子基金，如社区投资共享基金、“伙伴倡自强”计划，以及携手扶弱基金等，借以支持弱势社群的就业融合、发展社会企业，以及推行地区性社会经济活动，这些基金一般都会提供一般不多于三年的短期启动资金让民间组织或社企实践社会福利或小区经济计划。我们认同这些种子基金的理念正确，但基金组织在决策、管治及项目管理上均需要进行改革，以提升基金项目的成效，并确保受资助的项目能符合社会经济的价值守则。我们认为，这些基金的运作应全面进行改革：首先，从资金管理及资助决策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些基金都选择以公务员体系配以独立人士委员会的传统方式管理，这种管冶模式的弊端在于基金的资助决策一般都过于保守，未能真正实践“社会创投”的理念;另一方面，目前这些基金的管理完全缺乏持份者的参与，并不鼓励受助的社群在基金的决策和管治上扮演任何角色，大部分项目在执行时也不重视经济民主的实践。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特区政府应考虑将这些基金的管治和运作从政府转移至不同的民间中介组织，并可尝试由多个不同的中介组织以民主多元的方法，再配以社会创投及经济民主的理念，推动开展大量民间主导的社会经济计划，借此实现社群赋权。
第五，改革目前的法律框架。目前香港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非常落后，虽然社会经济营运者仍可以运用《公司法》和《信托法》成立社企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但这两部法例并未能照顾社会企业及社会经济组织的独特营运方式，容易令公众混淆，也不利于业界的长远发展。近年欧美等地都推出了新法例扶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英国的《社会公益公司》，意大利的《社群合作社》，甚至是由民间所推动的《公益企业认证》，都可供香港作立法参考。而另一必须尽快处理的法律改革，是自殖民年代已沿用至今的《合作社条例》，该条例原是为方便本地农民及渔民成立合作社而制定，并未涵盖其他类型的合作社组织(如工人合作社、妇女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等)，这些法律上的遗漏，对合作社运动及社会经济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障碍，也不符合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特区政府需要尽快修改《合作社条例》，或是参考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制订新的《社群合作社条例》，以扩大法例所涵盖的范围。
第六，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政策扫描”。联合国大会于2009年12月18日通过“64/136号”决议，高度肯定了合作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并宣布2012年为国际合作社年。我们建议特区政府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政策扫描”，以全面了解目前各政策局所掌管的政策范畴是否会影响本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可能的影响作出评估;特区政府更可通过进行“政策扫描”来进一步了解目前的社会环境，从而制定出更贴近民心、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打破目前特区政府施政偏向大商家的局面。
七、结语：跨境连结及区域发展的想象
社会经济运动提倡互助合作，它着重发展在地经济及社区经济，但并不排斥跨境的经济合作及区域性的经济发展。要推动发展社会经济，不能忽视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合作发展的可能。
香港是珠三角地区的重要一员，要持续在香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我们需要考虑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另类经济发展空间，在恪守社会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寻找加强跨境连结的可能，并探索如何能做到各地城市及城乡之间互惠互补等问题。
从理论层次来看，社会经济是一个全球性、跨区域、跨阶层的社会运动，只要认同运动的价值观及基本理念，全球人民都会被邀请参与其中。我们认为，要探讨跨境连结及城乡合作等问题，我们首先要摒弃主流经济论述只着眼于生产分工、成本转移、竞争优势等狭隘的经济思想，而是要从社会经济运动的价值理念去思考区域发展的可能。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本地舆论不时争论内地与香港是否应加强融合以及融合的速度是否过快等问题。对于跨境连结以及如何推动社会经济运动于香港及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我们存在一些疑问：首先，香港跟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及经济长久以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战前后南下来港的南中国移民向国内亲友的汇款，间接支持各地经济的发展;其后香港工业逐渐迁移至珠三角地区，产业调整虽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但却要两地的制造业工人承受沉重的代价，对两地的工人及社会造成了残酷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跨境连结在历史及地理上已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而应否融合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探讨及批判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真的能做到以人为本，经济连结又是否能做到照顾及提升两地民众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于区内将生产成本转移和进行剥削。
内地与香港融合的速度是“过快”或“过慢”，本身也是一个不准确的提问。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要考虑的，是要寻找那些能培育两地社群发展及保护现有社会关系的区域性经济活动，并大力推展，然而对于一些破坏社会关系的掠夺性跨境经济活动，我们就必须予以修正、阻止或改造。社会经济并不以生产分工或竞争优势作为简单的分析框架或决定因素去选择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民主及互助合作的大前提下，城市之间的互动及城乡的合作并不是要做到将成本转移并以此增加竞争优势，而是要重新审视隐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多重社会关系，重建社群之间的信任及经济公义，以扩大另类经济的发展空间。
我们认为，只有推动整个运动在区内的发展，才能给予本土社会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的，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也是建基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我们生活在香港这个都市，在大资本的操控及主流市场的运作逻辑下，发展社会经济的想象其实是有着多重限制的;要超越本身的局限，社会经济组织者须要认真去探讨城乡链接及区域发展的可能，以期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
推展社会经济运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运动的目标是要链接最广泛的民众，在香港、内地以至全球各地进行另类经济实践，重新审视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使积极参与者能够完成自我改造，成为全球的“经济公民”。
社会经济以团结的力量取代竞争的力量，创造经济民主的实践空间，于不同地域及经济范畴内实现经济公义。通过与不同界别的互动合作，社会经济的参与者一方面着力扩大社会经济活动的版图，另一方面尝试改造主流市场及公营部门的经济运作模式;只有当全球更多的民众能通过另类经济实践做出个人改变，社会经济运动才有希望扭转目前主流市场的运作模式，重新建立并孕育良性、非剥削的生产关系及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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