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要明确肯定权力集中，否定分权制衡，兼谈自由派的相关错误
一，自由派在权力制约问题上的错误
自由派强调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外部制约。其论证方法是举例论证——自由派在理论问题上很喜欢用经验的举例论证法。具体来讲，就是列举一些公权力的腐败事例，从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点，即缺乏外部的有效制约，再把这一点绝对化，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制约，公权力就一定干坏事，而有了外部制约，公权力就不会干坏事，所以必须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外部制约。——自由派的这种在理论问题上搞归纳举例的论证方法无疑是片面的、低级的、不入流的。社会是复杂的。一个社会现象无论好或坏，其实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公权力的腐败也是如此。腐败现象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权力缺乏外部制约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从逻辑上讲，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凭单纯的外部制约，我不能判定公权力在它作用下就一定做好事或做坏事。要判定公权力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还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综合判断。你自由派用归纳举例的方法可以论证没有外部制约公权力就一定腐败干坏事，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论证没有外部制约公权力就一定干好事，或正因为有了外部制约公权力才干坏事。另外，即使“没有外部制约公权力就必然腐败”的命题成立，也不能证明就必须对公权力进行外部制约。要证明后者，你自由派还必须证明在用有效的外部制约消灭了公权力的腐败现象之后，不会有比公权力腐败更坏的坏事发生。如果消灭公权力的腐败之后，会有比公权力腐败更坏的坏事发生，那么权衡利弊，我还是愿意接受公权力的腐败并为此放弃对公权力的外部制约。
外部制约要靠实力。自由派片面地强调对权力的外部制约，隐含的逻辑前提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是霸道尚力，不是王道尚德。对强者有利，对弱者不利，对黄世仁有利，对杨白劳不利。黄世仁地主豪强有财有势，能挟制官府，杨白劳贫苦农民无财无势，怎么能挟制官府?片面鼓吹对权力的外部制约，就是为黄世仁这样的豪强势力服务。自由派鼓吹的自由是一种反理性的自由，其实就是放任自流的意思。个人身上的放任自流就是自私自利，社会层面的放任自流就是否定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主张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古人所谓“兼并”，结果必定两极分化。一方面鼓吹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一方面片面强调对权力的外部制约，自由派这么做是为了谁的利益?很明显，是为了富豪的利益，不是为穷人的利益，是为黄世仁的利益，不是为杨白劳的利益。
二，自由派在攻击权力集中上的方法错误
自由派在政治上攻击极权专制包括权力集中，鼓吹宪政和分权制衡，在经济上攻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最惯用的方法就是借口微观操作上的一些问题去否定宏观方向。这个方法在具体使用中还与经验的举例法相结合。按照这种思路，某个对象在运行过程中出一些问题，就可以把这个对象全盘否定掉。譬如一个医生虐待病人，医生这个职业就要全盘否定，所有的医院都得关门。俗话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就从哪个环节上去解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宏观方向上的问题就从宏观方向上去解决，微观操作上的问题就从微观操作上去解决。权力集中从宏观方向上讲对不对?关键是要搞清楚权力集中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不是正当?如果目的正当，那为实现这个目的是不是必须以权力集中为前提，即在分权状态下无法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权力集中的目的是正当的，并且为实现这个正当目的就必须以权力集中为前提，分权状态下无法实现这个目的，那么权力集中的宏观方向就是对的。如果权力集中的宏观方向是对的，那么权力集中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只能是微观操作上的问题，只需要从微观操作上去解决，但不能因此否定权力集中的宏观方向。自由派攻击权力集中时，恰恰缺乏对权力集中的宏观方向的分析，只是简单列举一些具体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自由派攻击权力集中的言论统统都是无效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做的任何工作，在具体操作上都可能出问题。按照自由派攻击极权与公有制时惯用的微观操作否定宏观方向的思路，任何工作都可以否定，包括自由派自己主张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法治。
三，权力集中的宏观方向对不对?
孔子提倡尊君。尊君的实质是强化公权力。强化公权力也包含权力集中的要求。强化公权力的目的是强调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价值观基础是集体主义，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在古代社会，君主是国家最高负责人，也是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古代社会强化公权力，必然表现为强化君权，即孔子的“尊君”。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理性主义哲学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强调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整体利益就是一种普遍性，是理性认识的产物，不是感官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个人利益只是一种个别性，是感官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反理性主义哲学否定事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只承认个别性偶然性，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否定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主张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
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与宪政民主之争，经济上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说到底都是社会层面上的统一管理与自由竞争之争，价值观上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哲学上就是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争。要有效的统一管理，权力就必须集中在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手里。这个统治者也是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这个最高权威的代表整体利益的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在现代中国就是党中央。如果象自由派所鼓吹的，为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以致这个人滥用权力干坏事，就必须同时设置几个并立的权力机构让他们互相制衡，也就是所谓“三权分立”，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互相掣肘”，使有效的统一管理无法进行，老百姓无所适从。很明显，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权力集中，鼓吹分权制衡的真正目的是反对集体主义的统一管理，主张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他们说极权会妨害自由。这个“自由”指的是自由竞争。行文至此，读者应该看出来：权力集中与分权制衡的对立，其实就是社会层面统一管理与自由竞争的对立，价值观上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哲学上就是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对立。权力集中的宏观方向对不对的问题，最终肯定归结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理性主义哲学对不对的问题。只要你肯定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理性主义哲学，在社会层面就必然要求统一管理，否定自由竞争。在社会层面肯定统一管理，否定自由竞争，就必然要求权力集中并同时否定分权制衡。站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旗帜鲜明地指出：“权力必须集中，权力不允许制衡”!——与自由派针锋相对!
自由派当然反对权力集中，并会为此与我们争论。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陷入自相矛盾。为什么?因为争论的目的无非是要说明自己主张的正确。既然你认为你的主张正确，就说明在你看来你的主张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而非个别性偶然性，从利益角度讲，你之所以如此主张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人类公利。也就是说，当自由派与我们争论权力集中的是非的时候，他事实上已潜在地承认了理性主义哲学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而从理性主义哲学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出发，必然要求社会层面的统一管理，否定自由竞争。从要求社会层面的统一管理出发，也必然要求权力集中，否定分权制衡。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是一种反理性的自由，是否定客观规律的自由，实际就是放任自流的意思。哲学根源是反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否认普遍性必然性，只承认个别性偶然性。反映在逻辑判断上，就是认为我们只能对事物做特称判断，不能做全称判断。但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如果表述为一个判断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全称判断。这是反理性主义的逻辑矛盾。
顺便提一提：政治上的人治与法治之争，其实就是社会层面的统一管理与自由竞争之争。在统一管理下，有一个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统治者为民做主，即为人民主持公道，也就是为人民维护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在自由竞争下，没有一个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统治者为民做主，一切都由自由竞争解决。所谓“实质正义”就是指客观真理。所谓“程序正义”就是指自由竞争。鼓吹“法治”的自由派法律党忽略实质正义，鼓吹程序正义的实质，是否认客观真理，主张靠自由竞争解决一切，哲学根源是反理性主义。我认为党的领导就是标准的人治。党的领导与法治之间，是对立不可并行的关系。真的要实行法治，“党的领导”马上要被否定。
四，分权制衡比腐败更坏
我们主张权力集中。但肯定会有人问：权力集中了，如果统治者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自文艺复兴至今，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极权专制，鼓吹宪政和分权制衡的常用理由，如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之类。对此，我们必须给出回答。
我认为：统治者滥用公权力的腐败行为确实是坏事，不是好事。但腐败不是最坏的，最坏的坏事是什么?是让一个不为人民利益承担责任的人却可以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和资源，——这才是最坏的?为什么?因为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要为人民利益负责，所以即使他滥用手中的权力干坏事，多多少少会受一些约束。而如果让一个人以私人身份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和资源，由于他是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公职身份拥有，就意味着他在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和资源的同时无须为人民利益负责，也不接受人民监督。这时候如果他要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他其实是赤裸裸的，根本不受约束。——这才是最坏的坏事，比腐败还要坏。这种不为人民利益负责，即以私人身份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和资源的人就是豪强。在否定极权专制，也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权力为维护整体利益而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统一管理的情况下，社会生活肯定会陷于无序的混乱状态，也就是无政府的自由竞争状态。在无政府的自由竞争状态下，肯定会出现豪强坐大。豪强的特点就在于是以私人身份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并凭借所拥有社会资源规模的巨大，尽管名义上不是统治者 ，但事实上对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操纵力，甚至能操纵公权力，使公权力成为傀儡。这种豪强势力以私人身份拥有能操纵社会生活的权力，甚至能操纵公权力的现象，用古代儒家学者的说法，就是所谓“君弱臣强”。封建社会的豪强是大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豪强是大资本家大财阀，孔子那个时代的豪强就是鲁国权臣如季氏之流。自由派的主张，无论是政治上的宪政和分权制衡，还是经济上的市场化私有化，都是为了在社会层面否定整体利益和为了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要推行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最终都是服务于豪强的利益，——让豪强势力以私人身份拥有能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和资源，并能完全操纵公权力，使公权力沦落为豪强的傀儡。孔子提倡尊君，目的就是要强化公权力。而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如君主也会滥用权力干坏事，——以孔子的博学多识，不会不知道这点。但孔子为什么还要提倡尊君?我认为孔子是看到这个道理了。什么道理?那就是宁可让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滥用权力腐败，也不能让一个不为人民利益负责的人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因为前者对人民利益负责，所以即使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也会受到一些约束;后者由于不为人民利益负责，只是以私人身份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所以他如果滥用这种权力损害人民利益，那就赤裸裸根本不受约束。这才是最坏的，比统治者滥用公权力的腐败还要坏!在否定极权专制的宪政和分权制衡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完全可以说：宪政和私有化比公权力的腐败还要坏!或者说分权制衡比腐败更坏。也可以说：极权再坏也比宪政好。长期以来，公权力的腐败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攻击极权专制的重要理由。许多知识分子受其影响，包括一些左派人士。只要你一讲极权专制或权力集中，有些人就会马上想到“权力集中了，统治者滥用权力干坏事怎么办”?然后极力反对。可见其影响之大。现在经过本文的分析，可以自信地讲，这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极权专制的“经典理由”已经被成功破解了。其要点就在于：
【宁可让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滥用权力腐败，也不能让一个不为人民利益负责的人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因为前者对人民利益负责，所以即使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也会受到一些约束;后者由于不为人民利益负责，只是以私人身份拥有能控制人民生活状态的权力，所以他如果滥用这种权力损害人民利益，那就赤裸裸根本不受约束。这才是最坏的，比统治者滥用公权力的腐败还要坏!】
权力集中的情况下统治者也可能滥用权力干坏事，但孔子为什么还要提倡尊君?就因为孔子看到这个道理了。现在我也看到了，并把它写出来。希望批判自由主义的人士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五，三权分立的真正设计意图
某领域如要实行有效的统一管理，就必须权力集中，分权是不行的。如果分权，就是通常所谓“政出多门，互相掣肘”，无法有效统一管理。所以真正的三权分立根本不可能!国家政权要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使政权的各个部门之间保持一种统一性。否则，搞所谓“三权分立”，让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之间互不统属、相互独立，只会造成“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局面，使国家政权无法正常履行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的职能。要使国家政权的各个部门之间保持一种统一性，就必须在各个部门之上有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也是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这个最高权威的代表整体利益的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在现代中国就是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机器实行一元化领导，使国家机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党的领导下保持一种统一性，从而正常发挥其职能。在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三权分立，但实际上处于国家机器各个部门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有的，那就是大资本家集团。大资本家或者说垄断资本集团拥有巨额财富，事实上可以操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国家机器也在其操纵之中。但他只是私人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他具有的能操纵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机器的能力在表现形态上也只是一种私权力而非公权力，因此无须象公权力那样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这就是自由派鼓吹的所谓“无形的手”。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资本家集团的幕后统一操纵下，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之间也能保持一种统一性，从而正常发挥其保护资本家利益的职能。
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鸠斯在《论法的精神》里有一句话对我们认识权力集中与分权制衡的本质有很重要的提示作用。这句话的大意是：当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时就没有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实质是指自由竞争。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权力集中，鼓吹分权制衡，真正的目的是否定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要推行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自由竞争就是古人所谓“兼并”，结果必定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产生豪强势力以私人身份拥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并凭借所拥有社会资源规模的巨大，事实上有操控社会生活的能力，甚至还能操控公权力，使公权力成为傀儡。在资本主义社会，豪强就是大资本家大财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资本家可以通过金钱操纵的所谓“自由选举”，使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都掌握在自己的代理人手中，由此达到操控国家政权的目的。这样的后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下，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在大资本家的幕后操控下也能保持一种统一性，并依靠这种统一性以实现其保护资本家利益和镇压人民的职能。而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如君主或总统，事实上是被大资本家架空了。因为他们会发现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并不在自己的控制下保持统一性，而是在大资本家的幕后控制下保持统一性，所以自己就完全成了大资本家的傀儡。当然，自由派会赞美这样的政治设计能有效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干坏事。但问题是统治者如君主或总统，在制度设计上要明确为人民利益负责，所以即使他滥用权力干坏事，也会受到一些约束。大资本家在事实上拥有控制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的权力，但由于只是私人身份，在制度设计上不为人民利益负责，所以如果他要滥用这种权力干坏事的话，那就赤裸裸根本不受约束!——如我上文所说，这种情况才是最坏的，比统治者滥用公权力的腐败还要坏!
豪强势力剥削人民，制造两极分化，结果必然是激化社会矛盾，破坏国家政治稳定。头脑清醒的统治者都会看到这一点。所以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抑制豪强兼并。但要有效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抑制豪强兼并，就必须使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在最高统治者的领导下能保持一种统一性。但资产阶级自由派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恰好破坏了这一点!在宪政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下，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如君主或总统，事实上被大资本家完全架空。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不是在君主或总统的领导下保持统一性，而是在大资本家集团的幕后领导下保持统一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君主或总统同情人民想抑制资本家的势力，也只能是力不从心。因为他会发现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使自己虽然名为国家最高统治者要为人民利益负责，但事实上对国家政权没有真正的控制权，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只是私人身份因而不为人民利益负责的大资本家手里，——作为制度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事实上被大资本家完全捆住手脚，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三权分立的真正设计意图是为方便豪强势力操纵国家政权，使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被豪强架空，处在傀儡位置，最终当然是要保护豪强的利益，而决不是人民的利益。
搞私有化是使社会资源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从经济角度瓦解共产党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控制力。搞分权制衡是使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无法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持统一性，从而架空党的领导，是从政治角度瓦解共产党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控制力。有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统一强大的公权力(共产党)的存在，哪怕他有腐败现象，但只要他存在，中国的那些富豪肯定会有所忌惮，不敢放肆。而一旦这个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统一强大的公权力被宪政和三权分立瓦解或架空了，富豪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鱼肉小民了。——这才是最坏的局面，比贪官腐败还要坏!孔子为什么要尊君?我想我们现在应该真正理解了。
六，有形的手优于无形的手
在一个以集体主义为价值观基础，肯定统一管理，否定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明确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统治者为维护整体利益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统治者肯定是公职身份，他所拥有的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在表现形态上肯定是公权力，不是私权力。在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基础，肯定自由竞争，否定统一管理的社会里，肯定会出现豪强势力以私人身份在事实上能控制社会生活，还能控制公权力的现象。由于豪强势力只是私人身份，所以他无须为人民利益负责，也不接受社会监督。豪强势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在表现形态上只是私权力，而非公权力。所谓“有形的手”其实就是统治者以公权力形态操控社会生活的手。所谓“无形的手”其实就是豪强势力以私权力形态操控社会生活的手。如果说在所谓“极权体制”和“自由体制”下，都有一只能操控社会生活的手。那么在所谓“极权体制”下，是统治者以公权力形态出现的这只“有形的手”在操控社会，在所谓“自由体制”下，是豪强势力以私权力形态出现的这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社会。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有形的手”要优于“无形的手”。
七，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问题
社会现象无论好或坏，其产生都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分析问题时，要结合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进行分析，不能只看一点。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要对人民利益有正面意义，也必须与其他一些条件相结合。单单一个民主监督，我不能判定它对人民利益就一定产生正面作用。自由派在这里的错误就在于脱离了其他具体条件，片面鼓吹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似乎一个民主监督就能决定一切。自由派的这种以偏概全，用抽象孤立的眼光分析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特征，应该说是他们的老毛病了。
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要对人民利益有正面意义，首要的前提是公权力有正确的施政方向。没有正确的施政方向，对公权力的监督毫无意义。有了正确的施政方向却缺乏对公权力有效的民主监督，正确的施政方向则难以落实。正确的施政方向实际就是指合理的社会制度。自由派的问题是回避正确的施政方向，片面鼓吹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譬如对香港廉政公署的吹捧。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反人民的反动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权力的施政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既然施政方向根本错了，那么政府再怎么受监督，再怎么廉洁高效，对人民有积极意义吗?一点都没有!社会主义是合理的社会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现在讲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关键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坚持社会主义的施政方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施政方向，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才对人民有正面意义。
要使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对人民有正面意义，除了正确的施政方向这个前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谁来监督权力?这个问题是由公权力的施政方向来决定的。根据公权力的施政方向，公权力为谁服务，就让谁来监督权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的服务对象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者监督权力，不是资本家监督权力。是农民工监督习近平李克强，不是马云王石监督习近平李克强。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在公有制下，由于社会资源就掌握在公权力手里，所以公权力对社会生活有实际控制力，也能真正有效地维护人民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对人民而言有正面意义。如果瓦解公有制搞私有化，必然的结果就是名义上公权力要为人民利益负责，但由于社会资源不掌握在公权力手里，所以公权力对社会生活没有实际控制力，也不能真正维护人民利益。而豪强势力虽然只是私人身份不为人民利益负责，却凭借所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而在事实上能控制社会生活，甚至能控制公权力，使公权力沦为傀儡。在这样的结果下，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对人民而言一点正面意义也没有。所以在讲对公权力的民主监督时，坚持公有制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这一点可以归入正确的施政方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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