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主要剖析驳斥了一些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谬论，即苏联的“三阶段论”和新华社某记者的一“阶段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在经济上需要一个由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以及同时需要一个同经济上的转变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历史条件，而且是以无产阶级在数国同时胜利的情况。文章最后提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编者以为有值得商榷之处，仅作为一种观点发表，以期引发对此问题的讨论。

　　前言

　　2013年1月6日，看了《河南日报》2013-1-6第1版报道：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31个年头了。习近平重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总书记的讲话，正如“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贯彻。”很发人深省地重大理论问题和迫切地实践问题!”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问题，是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初就接触到的难题。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登载了一篇新华社记者“述评”，题目是《叛徒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副题是《评苏修“纪念”〈哥达纲领批判〉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思考：社会主义究竟有几个阶段?于是据此文断断续续至1987年写成了一篇“读报扎记”，后经不断学习研究，于2010年9月末修订为《科学社会主义阶段论》(新写了第四节：斯大林对问题的提法和第六节：邓小平对问题的提法)，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一起发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杳无音讯)。今在“大河博客”发布，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2013.01.06

科学社会主义阶段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登载了一篇新华社记者“述评”，题目是《叛徒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副题是《评苏修“纪念”〈哥达纲领批判〉的几篇文章》。

　　新华社某记者的“述评”是围绕着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些什么样的阶段问题，展开对于斯大林之后的某些苏联人(以下简称“苏联人”)的批判。“述评”的目的是批判他们借“纪念”为名，大肆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论点”，“并趁机兜售他们的‘全民国家’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哥达纲领批判》的谬论。”(“述评”语) 但是可惜得很，新华社某记者仅只无力地击了一下子“苏联人”的“皮”(这样仅凭感觉就能做到)，却没有击中他们的要害。因为新华社某记者并没有学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新华社某记者的“述评”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说得多么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只有一个过渡时期(引者字加粗了字体，加粗字代表着重号——下同)，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可是，苏联《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今年第六期发表的纪念《哥达纲领批判》的文章却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社会改造过程将经历三个基本阶段(这里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第一基本阶段——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第二基本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第三基本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高级)阶段(完全的共产主义)。”以上两段引述的，是新华社某记者的观点及其所批判的“苏联人”的观点。

　　二、马克思怎样提出问题

　　为了弄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即分清社会主义阶段问题，我暂且撇开“苏联人”凶险的“三阶段论”和新华社某记者的一“阶段论”，先谈谈马克思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导师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得出的那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结论，即前引新华社某记者援引的马克思那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1、首先要理解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原理，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科学批判和对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的致命批驳中，揭示的历史一般规律。大家也可能不会忘记，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历史一般规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历史前提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过，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呢?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75页)这种社会力量是什么?马克思在他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一旦用自己的脚跟站起来，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进一步变为社会利用的、共有的生产资料的变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一个新的形式。现在要被剥夺的，就不再是自己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841、842页)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伟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在于它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的结果”，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同资本的私人垄断之间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的外壳——资本主义私有制——集中的表现为政治的国家，达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表现在社会上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无产阶级就必然会利用革命暴力砸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以保障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发展。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必然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结论不是没有根据的。既然阶级斗争史的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必然要发挥历史作用的。

　　2、必须认识到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时期决定的。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原理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有一个经济上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是与经济上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

　　我们在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只要稍微认真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作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结论之前，首先指明的是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时期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特征：

　　(1)、生产的方式是，“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他们所具有的某种物(货币——引者注)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965年版单行本12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的方式，说得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生产不是以商品的形式、而是以直接地产品形式进行的。所以，各个生产者之间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而是由社会的计划进行分配和调节生产的，因而产品也就不再具有某种物即货币的属性，因此“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是循着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有条不紊稳健运行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60页)

　　(2)、分配的方式和交换的方式是“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哥达纲领批判》12至13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按照每个生产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扣除为社会进行的劳动量)，通过“劳动券”即“一张证书”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它还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交换”只存在于个人与社会分配机构之间。之所以仍说它是“交换”，是因为按劳分配时通行的是“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的“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因此，那时的“交换”是个人同社会的“交换”，生产者个人之间是不存在商品样交换的。

　　在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是由产品生产决定的。所以分配也同生产一样，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运动规律派生的。所以，可以预料，那时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是通过一个组织得非常严密、系统，又动作非常协调的分配机构进行的。因为随着社会主义产品生产的开始和稳健发展，人们生活的消费资料一定会比现阶段丰富得多。并且社会一定能够根据每个生产者对社会提供的劳动量准确地算出社会需求量来。这样，生产者个人也就可以按照自己所给予社会的劳动量(扣除了他为社会基金提供的劳动)，预先计算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再经过分配机构的协调，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完全能够凭“领来的证书”，到社会储存中领得与自己的劳动量相当的、自己所需要的一份消费资料的。现在看来，越来越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作用为这种计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工具，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因此，我认为在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消费品是不需要经过个人之间的交换而直接进入消费领域的。试想，在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方式下，分配组织的得心应手;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所给予社会的劳动量，按比例去计划自己的需求，又能够用“领来的证书”与社会分配机构中的自己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即领回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时，还会有人去领些自己所不需要的，再去同别的个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吗?当然，这里还不是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是极大的提高，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这里是就一般而言的。因此，我并不是说完全不会再发生少数人违反和破坏分配或“交换”原则的事情。是毫不奇怪的。不然，统计和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道德教化、纪律工作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就失去作用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按劳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方式和以劳动量计算的“交换”，虽然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力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子里”(《哥达纲领批判》14页)，并用令人信服的事例作过说明。所以，那些经济上的“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哥达纲领批判》第14页)也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解决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行政斗争的存在。因而也就决定了与经济上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存在，以保证和促进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时期的终结。经济生活方式决定政治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反作用于经济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预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在经济上需要一个由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以及同时需要一个同经济上的转变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历史条件，而且是以无产阶级在数国同时胜利的情况。

　　三、列宁主义对问题的提法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列宁与马克思的提法是一样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在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单行本第89至90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由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因为它不可能是笔直的，单调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世界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在“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的”国家里，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消极地等待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前提，而应该通过特殊的民主革命，即“社会民主革命”(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文章)，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语)，用革命暴力粉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2页——原引为1972年版，因《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求用1995年版而改之——下同)，或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样的民主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恩格斯语，转引自列宁《国家与革命》第63页)。

　　因此，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卷315页)，也就是说，“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96页，以下凡引此卷文字只注页码如：4·496 ) 在此结论之前，列宁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4·495)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照所有经济学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资本主义”(4·670)列宁以当时的德国为例：“那里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去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4·493)列宁是从经济发展或物质基础上这样讲的。“……这还只是打开了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4·692)，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艰苦努力。就是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和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需要全国性的特殊过渡办法。”(《列宁全集》1958年版32卷203页)

　　导师列宁说得多清楚啊，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或者叫改商品生产为产品生产，必须得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而也就需要一个实行特殊过渡办法的特殊过渡时期。一个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革命转变时期，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基础上，无产阶级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所不需要的过渡时期。与这个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的特殊的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专政”。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和国内革命战争前总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但是，由于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苏维埃不得不实行“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保证无产阶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使党和国家默认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想在当时的条件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少计划的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4·573页)然而，国内战争胜利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引起了“小农生产者”的不满：“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需要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4·446)说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4·720)。“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设想和实践(4·571)，都犯了错误：“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然而这样做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也只能按照战争方式进行，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竟然熬过了这样一场战争，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必要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4·450)“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列宁全集》1957年版第33卷43页.)于是，列宁代表党立即公开承认犯了“直接过渡”的错误，认识到“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4·445)决定“同农民妥协”和“让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粮食政策，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力”，从解决粮食问题开始， 寻求并实行特殊的或“迂回”的过渡办法——后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实行“租让制”即利用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发展生产，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和推进“合作制”等。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由来或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说：“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4·571)为此，列宁写了《论粮食税》等文章，从理论和实践需要两个方面，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含义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和重要意义。就是说，当时所犯的错误是直接过渡，而不是错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通过“退却”最终实现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才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

　　所以列宁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战略退却”(4·575)，“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的‘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4·610页)“‘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4·732页)列宁用战场上正面强攻不下时改变战术，(参见4·594至596页)用直接攀登高山遇阻(4·637)的比喻说明退却的必要性。“我们虽然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国家，不管它过去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交易，同我们来往。”(4·736)“所以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4·603)春天决定并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到1921年秋天，说明“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4·604至605)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作用——“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即退到“市场经济”上去，其“全部意义就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 ，“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4·661)。从而达到团结和带领农民提高生产力，“恢复和振兴大工业” ，“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革命目的。

　　列宁对如何实行好新经济政策，充分发挥其作用以达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一崇高目的，一开始就清醒地告诉俄国无产阶级：“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87页)“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呢?(4·578页)……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4·579页)所以“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地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络。”(4·584)

　　因为“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4·607)“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4·608)这些危险的结果会如何呢?列宁告诫：“乌斯特里亚诺夫虽然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者，支持过武装干涉，但他现在却说：‘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觉得必须予以重视。……无可讳言，这种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诺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敌人说出了阶级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阶者或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4·678、679)因为经济决定政治。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只能导致资产阶级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常识。

　　如何避免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危险，使其成为特殊过渡时期的特殊过渡办法，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列宁首先研究制订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如何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原则、领导原则和工作任务：“我们的社会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新经济政策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4·670至671，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4·786)要学文化，学管理，学计算，学监督、学制定规章……，就是“要有本领做生意，有本领赚钱，有本领摆脱困难的经济状况”(4·735)，最终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4·738)

　　第二研究制订了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都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 “所谓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指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还没有被清除出去，就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只要我国还存在文盲，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谈不上政治” ;(4·590)“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像，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完成三项任务，战胜三大敌人，先决条件“就是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4·591)而“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设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4·591)“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且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591至592)就是说，要用政治教育工作保证和促进新经济政策的落实。

　　第三制定了工会工作的指导原则：“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一般说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当是全体工人群众以至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也逐渐管理农业)的学校。”(4·24)根据这些原则，规定了向经济管理机关“推荐候选人、咨询经济机关人事安排” ;“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 ;“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 ;“参加制定工资标准和供给标准”等四种职能，(4·624至625)以完成“退却”时期“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从各方面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620)，为落实新经济政策而做好工会工作。

　　第四提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即“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的战斗职能：……是狠狠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4·632)要“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允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4·633至634)为此，列宁强调，要“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使他们真正能够既对苏维埃的敌人加紧惩治，也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加紧惩治。”(4·635)“对司法人民委员会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鉴定应当依据他的履历，先问问他：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你把多少个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商人判处了枪决，或者并非儿戏的惩罚? 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你是个不干正事的人，这种人由于‘共产党员的空谈家’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当驱逐出党。”(4·633)列宁还说：“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4·635)同时，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和工农检查院工作，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决议、法令和政策执行情况。

　　这样，在加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加强法治和监察监督的条件下实施新经济政策，虽然是“退却”，但“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后，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4·737、738)

　　“至于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怎样重整队伍、适应情况、重新组织，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4·732)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发展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需要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2卷203页)为此，列宁认为用新经济政策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4·459)，“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即将他们转变为工业产业工人与机器大农业的产业工人。(4·456)为此，列宁在重病中论证了“合作社”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准备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带动和帮助下，用“合作社”的办法完成对小农经济的“第一个否定”之后，再逐步把“合作社”农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使农民变为农业工人。也就是说，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下，必须经过这样一个经济上的特殊的过渡时期，采取特殊的过渡办法即“新经济政策”，使工业与农业有机结合起来，把物质的、经济的生产发展起来，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实经济基础，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使社会顺利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实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产品生产和分配，或者说跨进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时，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在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并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非常不幸，“1922年秋，党遭到了重大不幸：列宁患重病了”，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89、296页)。还没有来得及对新经济政策在执行中进一步完善，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因而也没有提出何时、怎样终止新经济政策，即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大门”的理论、计划和办法。更没有来得及对进入“大门”后作出设想。这不能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

　　四、斯大林对问题的提法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以对列宁、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巨大忠诚，带领苏联党和人民，用12年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越过种种险阻，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宣布“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苏联是按照列宁的党的纲领，按照列宁的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苏·波诺马廖夫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524、518页)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由于斯大林只有对无产阶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而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翻开斯大林的著作，就能发现到处都是形而上学。但这只是方法论的错误，其立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确是唯物主义的。就是说斯大林哲学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范畴。因此才成为既取得了伟大业绩，又有很大争议的伟人。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列宁主义问题》648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世界上那会有完全适合的情况呢) 所以，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时期”(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601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不知道该如何办。因为列宁没来得及计划该如何办，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办，只知道经过12年的建设和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列宁主义问题》603页)“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列宁主义问题》607页)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了，而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不但原封未动，而且扩大了：在1934年“集体农庄制度的牢固胜利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高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取消面包和其它食品的配给制而规定食品可以自由购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前引版351页)“1934年联共(布)中央11月全会通过决议，废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开始实行的面包和其它几种食品的配给制。集中分配的制度在全国各地开始为日益扩大的苏维埃商业所代替。”(《苏联共产党历史》苏·波诺马廖夫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513页)在这里，说新经济政策完成了历史使命可能是对的，但说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则暴露了形而上学：在“农民中，除了集体农庄庄员，还有一百多万非集体农庄庄员的农户，……虽然大多数农民已经经营集体经济，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已不是农民”的情况下，就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说“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列宁主义问题》710、688页)。这既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更是不懂得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因为无论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处于矛盾运动中的事物相互之间完全适合的情况是没有的，有的只能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对立的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只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按比例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分配和劳动券“交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决定“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利用受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与分配;只要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存在，旧的剥削阶级消灭了，也还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分子，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实现产品生产，如何在消灭了旧剥削阶级后防止新剥削阶级分子的产生，斯大林除了高兴却一无创见，并由于其理论缺憾和性格缺陷，造成了以行政命令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血儿”。这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先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在民众极大的热情作用下，起到了很大作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愈到后来，愈以进入平凡琐碎地日常生活，其弊病亦愈以明显，直到既弄得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走投无路，也弄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身败名裂。

　　本来，“在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的改造，……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从工农业的新技术装备程度来看，我国是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先进的国家”时(《列宁主义问题》670页)，把集体所有制的农庄进一步发展为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逐步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粮食问题解决以后，研究探索由食品“配给制”变为“供给制”，进而一步步稳妥实现其它方面如教育、医疗、住房与养老等等基本生活方面的“供给制”(当然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而且已有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从而在个人消费领域取消货币交换实现劳动券“交换”;在国有经济领域实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产品经济，也应该提上工作日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并完善巩固之后，也只能说新剥削阶级分子产生的机会相对减少了——只要未建成共产主义，防止产生新剥削阶级分子的警惕性是不能放松的。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没有因为不知道应该这样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又没有具体说该怎么做，使本应该继续前进的苏联经济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困境，为后来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皆是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完成由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脱变埋下了祸根。因而，只要市场经济存在或计划经济尚无实现，就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可不可以在一个国家建成?苏联在尚未实现产品经济时，就在二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明确提出了斗争的伟大目标——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历史》苏·波诺马廖夫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623页)，是非常轻率的。要知道，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实现的、任何地方都已经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的、物质和文化都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所以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就必然还存在，对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就必然存在。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外贸上就还要同资本主义经济打交道。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还会以新的形式孕育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有可能形成阶级并可能篡夺无产阶级政权而改行资本主义。更何况当时的苏联是被资本主义国家层层包围的世界唯一呢。

　　共产主义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在一个国家特别是处于少数时，不要说巩固有问题，而且连能否建成都难以预料。因此，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努力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为世界树立可以仿效的榜样，从思想、政治、外交和经济上支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天经地义的责任。而建设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经过两个过渡时期(即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加列宁说的特殊的过渡时期)，所以要经过艰苦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列宁说：“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4·91)比如说我们要从上海到北京去，假定必然要分两段走：上海——南京——北京，那末谁会说，当走完从上海到南京一段后，不需再走就已到达了北京?再比如，我们要建两层楼房，当第一层完成后，不再经过建第二层的更艰巨的劳动，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吗?

　　很相像，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再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还没有完成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时，共产主义仍然是纸上的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生产力才能真正得到自觉的发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中固有的那些“弊病”，才会被逐渐清除。

　　综合前几节的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很清楚地说明了，从俄国的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基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只有一个过渡时期，而是有两个过渡时期。第一个过渡时期：经济上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通过新经济政策到社会主义产品生产或计划经济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或人民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第二个过渡时期：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的政治上的革命转变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形式。

　　在第一个过渡时期中，第二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专政，同经济上的革命转变步调基本一致地、逐渐地转变为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一阶段“和平”转入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的领导和自觉地调节)，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共产主义建设开始。

　　从这个严格科学的意义上讲，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也应该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叫做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只要不忘记它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行了。(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1964年版单行本第88页)

　　五、毛泽东对问题的提法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近实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理解：第一，是因为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有无产阶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基础上夺取政权后直接实现的(这在目前的世界上还没有);又有在“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即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甚至更落一些)的历史基础上，无产阶级团结带领农民阶级等等人民群众推翻旧政权之后，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够建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实现是参差不齐的。

　　第二，因为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因而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活》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在认识上还没有达到自由王国之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可能是完全自觉地、不干蠢事地、得心应手地进行的。完成这个认识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像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一样，一直到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民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工作，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活》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三，因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了以赫鲁晓夫为标志的现代修正主义(我给它的定义是：篡夺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史的曲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由此可见，“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92页)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上的“必然王国” ：生产建设上，力避列宁指出的市场经济固有的危险;政治建设上，预防、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颠覆与和平演变，反对和防止可能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精神、文化、道德建设相对滞后的规律性，都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所以，必须经过一定时间里艰巨的“三大革命” ，阶级斗争才会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即经济的巨大发展中消亡，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相一致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由一个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一个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组成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把这两个过渡时期称为一个历史阶段，应该是对马克思列宁科学主义的一个贡献。

　　对于什么是和如何实现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与分配方式，直到毛泽东同志逝世，也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仍处于必然状态：实行的基本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模式。而且农业的集体化是在没有任何农业机械的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不像苏联那样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即已基本机械化、电气化的情形。我们这里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后，除了土地公有、劳动在一个组织(生产队)中以外，动力、工具和技术、工艺等等，基本上是手推肩扛、靠天吃饭的原始水平，有不少地方甚至连畜力都不足;为了较快实现工业化而群众的温饱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虽然也同其它领导人一样，发现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之不足：对市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对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资产阶级权力“进行限制” ;“要多看一点马列的书。”(毛泽东语参见《红旗》1976年第3期19页)

　　为什么熟具辩证唯物主义的毛泽东，也设有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搞清楚?而且在晚年出现失误?我认为原因有四：

　　一是如上所说的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机械;甚至连温饱都无保证，何谈向社会主义产品生产过渡。

　　二是毛泽东同志年轻时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可能尚无中译本，因而对社会主义是产品生产的概念尚无见过论述;而解放后年事已高，又政务繁多而无时间顾及深层次研究，而且人在七十岁后逻辑思维能力渐弱(恩格斯语)，也是一大困难。

　　三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与武力威胁不断且大力推行和平演变，牵扯了毛泽东的太多精力。

　　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突然袭击来势凶猛，对于如何才能避免和防止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事变在中国重演，成为晚年的一大心病，似乎“中国的赫鲁晓夫”真的就睡在身边。于是党的八大精神被干扰，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自觉不自觉中置换，阶级斗争被提到压倒一切的高度。并把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用于解决党内关于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直止文化大革命发生，使不少“跟不上趟”的同志受了委曲，但未必有一例是个人恩怨。其间又夾杂了林彪集团篡夺领导权活动的破坏，不少同志又经受了无谓打击。而当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丶政治体制机制建设仍处于必然阶段或如何进行继续革命上仍然迷茫不清，一时难以理清头绪。

　　六、邓小平对问题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新中国三十年采取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关爱，总结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把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为指导的各种改革政策出台，逐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模式。这在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正是列宁新经济政策下的，向着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过渡的生产方式。邓小平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139页，以下引此卷文只注页码如3·139)

　　在第三节，我大量地引用列宁的原话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起因、内容、性质、目的、原则、前提、面临的危险与必须采取的政策策略，以便说明，只有在苏维埃国家控制下，利用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才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为什么这样论述?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即便如此大家能否认识到其重要性也未可知。因为斯大林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完全落实，“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实质上又走向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第八期155页)。他利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和工人农民的巨大热情，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到1936年，他就把国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引进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消灭了：“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列宁主义问题》603页)他又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前进，仍以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生产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落实经济计划。以至于弄得经济像醉汉驾驶的汽车，模式逐渐僵化，新资产阶级分子不断产生，社会主义暂时失败。所以，僵化的是斯大林模式而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明了经济的生产方式变革才具有决定性意义。纵观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策略，从原因、内容、性质、目的、面临的危险与必须采取的对策措施，几乎都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全一样。

　　为什么要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因而，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3·10)

　　改革开放的内容是什么?“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3·79)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对内搞活经济，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3·135)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3·110)

　　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什么?“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3·111)前提是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137)“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社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3·139)

　　改革开放面临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3·158)“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3·111)

　　对面临的危险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措施？“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就不可能保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成功。”(3·154)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邓小平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水平，是对列宁主义的一个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下一步建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然而，由于“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3·382)由于前期革命战争中戎马倥偬，后来又因政务繁多，确是难以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但“实事求是”既不是实用主义，也不是经验主义。因为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和斯大林同志一样，同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范畴，只是在方法论上缺少点辩证法，有很多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全面正确地理解他的观点、结论，造成了不小困难。并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曲解者引出歧义。比如他说“有的外国人议论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3·382)说“颠扑不破”是对的。但没有“大本子”，怎么总结实践，批判谬论，逻辑论证?论据要全面而不得不多，论述要有力而不能不大。所以，“本子大”是“颠扑不破”的一个重要前提。他是否没读过多少马列的“大本子”?而一味要求“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不能不给人以实用主义之嫌。他不知道写作“大本子”的艰苦且忽略阅读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在算不得可以教导民众的格言。他只凭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和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又有不少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当然，在当代要求全国人都读大本子，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有条件、有兴趣的工农群众和一般干部读一点“大本子”，既有益于个人进步也有益于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而每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家们，不管什么原因没读过“大本子”，都应是一大缺憾。

　　所以我说邓小平与斯大林一样，在功绩卓著的同时，也存在方法论上的白璧微瑕。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3·173)真的有一些“小错误”——与他的丰功伟绩比，至多算是且应得到原谅的“小错误”。原谅不是感情用事，不是为尊者纬，更不能文过饰非。而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全盘定和恶毒攻击。原谅就是要弄清错误的来龙去脉，以利继续前进。这才是对领袖的真热爱、真尊敬。不然，若“小错误变成大错误”(3·174)，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憾事。在这里，我主要的是想对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论，进行一点总结(关于哲学方面的总结我已在《关于真理和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一文中进行过)。因为他只知道商品或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不知道它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政治，所以这关系着科学社会主义下一步的命运。

　　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这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现实存在，但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它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以此出发，可不可以说市场手段也能够为共产主义经济服务?那末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又该如何理解呢?那些妄图突破马克思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又怎么敢口吐狂言，说马克思主义过时呢?

　　不错，“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但资本主义就是靠市场这个“经济手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发展而来的商品生产，就是为售卖而生产产品。商品只有卖出去，才能实现包含在每一件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使资本得以增殖。所以才逐步形成了无所不包的“自由”的商品买卖市场，在其中通过货币完成交易。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集中即社会化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阻碍着它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随着生产的扩张，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扛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稳定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623页)即产生了资本家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地区与地区及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等等之间为争夺市场的斗争。“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前引书第624页)国际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产生了。并直接引发了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与社会化生产(单个工厂中生产的严密组织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即实际上的生产社会化，使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都具有了很强的组织性计划性。恩格斯说：“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前引书第752页)而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要在整个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中才能实现，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计划是难以如愿实现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但是无论是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拖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前引书第752、753页)生产的社会化即计划性、组织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被推上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前引书第753页)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同样发现了“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入口”(《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495页)。在此“入口”处，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三卷757页)，“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有用的特殊性质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使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经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货币——引者注)来表现这个量， 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社会也不会赋于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布，譬如说需要1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000劳动小时的价值(及相应的货币额——引者注)。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前引书第660页)到那时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得就像现在的一个家庭一样自然。每一家庭把食品蔬菜卖回后，谁家还会像饭店那样按厨房、燃料、炊具、主料、佐料、工费等等，十分复杂地计算每一碗饭、每一盘菜值多少钱，再向家人算帐收费呢?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顺其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市场手段”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计划手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变革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证明的根本标志，或者换句话说，没有计划手段就没有社会主义。因而现在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虽是生产力的必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资本主义苟延残喘服务的。

　　之于当今“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则是因为在旧俄国或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或“改革开放”。如列宁和邓小平所说，是利用市场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亦属性质虽不同，表现却一样的不得已之为。因此，市场与计划并不是可以随意并列、并行不背的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计划手段最终要因为必然会完全取代市场手段。所以，这里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理解邓小平“计划与市场”观点的原义。因而必须把“市场万能、市场万岁”的曲解及由以得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赶下讲台，逐出政坛。(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12期12至17页)课堂上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游离于政策法令研究、制订之外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就是说，当今已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每年30多万亿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信息化的相当普及;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村村通公路的基本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良好开端，且有了陕西神木县人均年花330元实现全民医保的成功凡例;义务教育已实现了九年免收学费，且已有部分地方实行了十二年全免学费的实例;农民养老保险也开始在全国各地试点等等。这些都是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即生产力的发展已造就了逐步地把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主要手段的诉求，有了在中国适时稳妥地、一步一步地实行按比例有计划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在这方面，河南临颍南街村“外圆内方”的做法很有创见(我已在《南街村实践的普遍意义》一文中做过说明，对于农业社会化问题亦已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总结、提高后借鉴。或者说已经应该开始在国有企业有计划地试行产品生产和分配，试行“高‘福利’低‘工资’”，使生产稳健有序，使消费理性科学、使社会和谐稳定。

　　在这方面，在人们几百年生活且已完全溶化于市场的今天，要转而实行产品生产和生活，别说尚无成熟模式，仅就感觉似也难以想像。所以亦要采取建立“特区”的方法，在试验中建立体制，形成机制，完善方法，确立制度，然后有序普开。那时人们将会真正体验到前引恩格斯说的直接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计算产品的简单、快捷、方便的好处，理解他们解决商品生产似雾里看花和市场无政府状态问题的理论设计了。那时，将可以从货币充当价值尺度进行交换的复杂的市场体系中解放出很多精英人才，他们将会在生产或其它服务领域创造出惊人财富。当人民群众普遍消除了基本生存的后顾之忧并且随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侯，在人们文化素质普遍的、不断的提高的条件下，在思想政治工作日益完善有效和纪律、法律、道德有形无形地约束下，为社会同时也为自己的劳动将会逐渐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或愉快的奉献，社会主义的公民们将会非常自觉地、全身心地把所有聪明才智投入到生产所需的各部门中。就是说，只要国有企业率先实现了产品生产，将会一步步促进农业在主体上实现社会化或国有化，国有经济将能够抵挡任何风雨，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这不但不意为着中止“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要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因为这是生产社会化、经济全球化即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使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仍然还有“活力”的时侯，什么性质的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就是全球都建成了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尚未建成的时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则更有理由，内容和形式也都会比现在更为先进。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都依然要遵循市场规则，借用“世界货币”功能，与一切国家互通有无，以利社会主义事业。还要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条件，让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和愿意来中国的“外国企业家”，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法律政令，遵重中国工人的人格，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和消费方式(在《南街村实践的普遍意义》一文中，我曾设想过让有条件的民营及外资企业组织实行“高福利低工资”模式;这里又想到一个办法，可否采取工会或劳动保障部门与这些企业主统一结算工资，由其组织这些企业的职工实行同于国有企业职工一样的消费模式)，做“训练有素、循规蹈矩”的商人，正面地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合理合法的赚取最大利润。之前三十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民营企业家”赚钱并不比西方企业家难;外资企业家赚的钱也不比在母国少。因为中国有安定和谐的政治环境，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协调的经济环境。今后，我们要更加欢迎诚信可靠的国内民营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他们将会赚更多钱，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对于无机造机、无孔钻孔、多端作恶的内外奸商，以及与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腐败分子，则会像列宁、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要对其施以重典，课以重刑(当然不一定就是枪决，更不是都要杀头)，以儆效尤。待到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心悦诚服的时侯，在中国，大家就可以和和平平地进入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因为先进的、代表人类社会必然趋势的文化，一定会从弱到强，逐步同化落后的、日暮途穷的文化。这是人类进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

　　因此也不意为着要立马取消货币，而是要恰如其分地、充分地发挥货币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中“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的功能。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以市场为载体的国家、地区存在，或者说社会主义尚未在全球取得胜利，货币的作用就不可能完全消失。

　　但必须十分注意限制并削弱货币对“社会共同体的各种纽带”的破坏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成一群群私人生产者。……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662页)

　　为防止“货币”对社会“纽带”的破坏作用，在目前尚不具备消灭货币的时侯，在保持货币上述四种职能的同时，首先应采取合理、方便又有效的方式方法限制并逐渐削弱，直至最后取消货币的储蓄职能即财富的像征和作用，在社会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与日常生活中，使货币的消极因素基本消失。因为如前所述，在社会占有主要生产资料，机器大生产组织得合理有序、稳健推进，因而产品越来越丰富，维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人民群众生存已无后顾之忧且越来越好的情况下，除了对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和科学、充分的消费(逐步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消灭继承权”) 之外，大多数人已不会再孳生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欲望。看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即便是占有了无数财富，他也保证不了他的后代子孙代代富有。“富不过三代” 的俗语是人们的经验总结。建设人人可享的社会主义好制度，不就是让子孙无忧无虑地享受生产生活吗?即便是一个人的子孙没有高智慧，也一样生活得很好;有高智慧的子孙，则可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没有了个人储蓄财富的必要。在现阶段有能力又想个人办企业的人，仅凭一点点个人储蓄也难有大作为，国家会按照金融业的规范予以大力支持。那时，逐渐没有了储蓄功能的“货币”，将会成为生产与交换的真正媒介;其破坏“社会共同体的各种纽带”的恶作用将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到全世界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简单明了的劳动量计算工具。现代计算机的发明，亦为这种计算创造了十分方便、快捷的条件。

　　对于目前因“市场万能万岁”及其衍生的“货币拜物教”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已成悬于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大河报·内地隐形富豪大有人在》2010年9月24日第2版谢昱航文)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111页)因此在贫富差距虽然显现(据谢显航文称：“隐形富豪口袋中的钱足够再建一座新的现代化北京城”)，但尚无危及社会主义;虽然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危险的是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分子)，但尚未形成阶级(标志是形成政党)的时候，在物质条件又基本具备、政治基础稳固有效的今天，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全党全国共识的有利条件下，把开始转变商品生产方式为产品生产方式提上日程正是良机。而且已是必须高度重视、迫在眉睫、切不可失的关键之机了。

　　七、关于新华社某记者的提法

　　经过如上论述，已足以说明新华社某记者所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只有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是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因而是必须纠正的。

　　八、“苏联人”的“阶段论”为什么是凶险的

　　新华社某记者所批判的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人”的“阶段论”，并不是在“纪念”《哥达纲批判领》一百周年的时候才提一次提出来的。前苏联鲁米扬采夫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曾不止一次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地鼓吹过：“从资本主义(列宁的原意是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引者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要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它从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时开始，以社会主义的建成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武器。”(鲁米扬采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40页和43页)也就是某记者所批判的“纪念”文章中所说的“第一基本阶段”。

　　我在第三节已经说明，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实施特殊过渡办法的特殊过渡时期，是列宁根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当时实际情况，得出的列宁主义原理。因此，“苏联人”的谬论从以下两个方面修正了列宁主义：

　　第一，它僵化了特殊过渡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新经济政策”指导下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以此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僵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苏维埃共和国，冒充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在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之中。从而为他们的“第二基本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民国家”制造出了“马列主义”根据。这样，他们才敢于明目张胆地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变成全民国家”了(“新华社某记者述评”)。就是说，在他们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用处了。好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好一个“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么“天才”的修正啊!

　　第二，“苏联人”在把列宁主义关于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修正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取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同时，又把“特殊的过渡时期”，篡改成了“基本过渡阶段”。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暴力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自己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实现共产主义，都要经过像他们那样的“基本过渡阶段”。列宁就象预料到日后的“苏联人”会篡改他的革命理论一样，在1918就郑重宣布：“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特殊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但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必须的。”(《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480页)原话就是这么讲的。

　　然而，“苏联人”竟不顾一切地背叛列宁主义，硬把“特殊阶段”列为“基本阶段”

　　诚然，无产阶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以后，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实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方式，但却能够立即着手实现这个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只须经过一个短暂的组织时期就能够全部实现。如果再加上经过“特殊过渡阶段”全部实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产品生产或计划经济的国家的成功经验，那就更不需要经过“特殊的过渡时期”了。

　　“苏联人”把列宁的“特殊过渡时期”，篡改为“基本”的或一般的过渡时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为他们的“第二基本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及其上层建筑：“全民国家”制造马列主义理论依据，企图把凡须经过“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都眷联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以便任其宰割;其次是梦想阻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立即着手实施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或直接过渡到有计划的产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使其走上“发达的社会主义”岐途，把世界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乐园!

　　“苏联人”的“阶段论”多么凶险啊!既篡改了列宁主义关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又割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灵魂，凭空制造了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第二基本阶段” !

　　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论，总结经验得失，纠正新华社某记者的错误观点，批判“苏联人”的谬论，承认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过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就是要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人民日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5月5日)，我们还没有完全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头脑清醒地、信心百倍地、干劲十足地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稳妥地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使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在自己的基础上矗立在世界东方。榜样将会以多彩多样的形式显现出无穷的力量。

　　王发昌

　　1987.7.15 草于安徽省宁国县火车站

　　2010-9-28重订于故乡

　　后记

　　理智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

　　五月下旬以来，看了“乌有之乡” 及“民族复兴网”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的一些文章和及其评论，总的感觉是当今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是不争的现实(由经济领域的乱象所决定)。所以，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进行清醒科学或理智地总结，首先从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是当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

　　愚以为，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们的共同追求和人民群众的殷切向往。“十月革命”之前，只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还没有成熟的经济政治体制可以直接实施。在“十月革命” 后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经历了有喜悦有痛苦的实践，已到了胜利建成前的黎明。所以，现在特别需要理智地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了，即对“改革” 前后两个阶段的得失进行总结，以利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中国顺利建成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因为在探索中，决定了路线、方针和制定实施决策、政策、策略后，在具体落实中举全党全民之力，取得成绩会很快很大。而不足或缺点错误的显现则相对滞后，如当前那些令人忧虑的十分危险的现象，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很大成绩后凸现的，乃至于“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在总结中必须遵循一条原则，那就是不能以偏概全、无理否定丶因小失大;更不能无中生有，盲目攻击。因为我们的前人，都是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阶段，在理论问题尚未解决或没有完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在探索性前进中出现的缺点不足，因而又是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性原谅。但这原谅不是感情用事，不是为尊者纬，不是无奈开脱，更不能文过饰非，这样会小错铸大错，最终对领袖英名造成无法挽回的毁誉。所以就是要弄清错误的来龙去脉，以利继续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一两代人的事，而是靠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大众前仆后继的自觉奋斗，在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中(认识论使然)才能完成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哪一代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他们的英名只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断前进中日益完美!

　　所以，除了那些想以彻底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反对共产党领导，梦求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在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各持不同见解的同志们中，都应有博大的胸怀，冷静的头脑，从而明辩事非，找出症结，商讨办法，才能团结起来争取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千万要避免情绪化，情绪化是于事无补的。

　　只有理智总结，才能弄清方向，找到办法。不然的话，当我们的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被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颇深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彻底淹没之后，那就得-切从头开始了......

　　王发昌

　　201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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