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岂好辩哉？就新墨家“非儒”问题答弘毅山长、薄绍安先生|顾如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新墨家狭隘、保守。新墨家诸子和各方面人士纷纷发表看法。让人们看到了墨学内部争论的激烈程度。然后有儒者弘毅和薄绍安也参与进来，大概与韩非一样，看到了“墨家三分”。这种思维惯性并不符合墨家。儒家是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以为“分”是坏事，而墨家认为是好事。儒家认为不“和”是坏事，墨家更为推崇“合”。双方思维方式确实不同。两位儒者都声称看过我们的争论内容，然而至少从弘毅山长的文章里，我们发现并非如此。
这里我再解释一下墨家理解的“合”。《经上》「俱处于室，合同也」”。在社会学说范畴，室、方、格都指的是规矩、规则系统。「俱处于室」，遵守相同规则。这叫做“合”。又有《经上》「合，正宜必」。即，以正合。所谓正则是适宜、必要。人们要相合，就要去寻找这个“正”，寻找适宜、必要的东西，使人们能够“合”。寻找“正”的思路是什么呢?《经上》「欲正权利;且恶正权害」。如果求取利欲，则应该在利之中权取;如果是想防止为恶，则应该在害之中权取。而实际上，墨家思维要点在虑害。所谓《大取》「圣人之利天下也，其类在礜石」。寻找“正”的方法是什么呢?《经上》在谈到“法”之后，立即连续提出「说，所以明也」、「攸，不可两不可也」、「辩，争攸也。辩胜，当也」。也就是说“正”“当”“法”这些东西，首先需要各方表达，表达清楚。《经下》言「先知，意相也」。然后再通过辩论去寻求“当”。而当的性质，是在各种意见中找到可行(攸，行水也)。那么用墨家的主张看解老师、新墨家诸子的做法。就会发现各方都在真诚表达。还是《经上》「直，参也」。表达的时候要“直”。孟子也说：“不直则道不现”。然后双方争辩。由于这次争辩的要点有二：要不要严守原典;新墨家是否狭隘。两个要点的结论都显而易见。所以很快发现双方都出于担心对方造成对墨家、墨学不利影响，也就是出于恶害。正因为墨家以虑害为主要思维方式，所以解老师用词严厉了一些，毕竟是长辈。而且解老师方面，提出“元墨学”，虽然被我们认为不必，但其中包含了一种推广墨学的路径。很是有创意。“分”在墨家并不是坏事，分而不合才是坏事。没有这种直接、直白、真诚的争论，我们哪里会那么快速互相理解?先秦墨学达到的水平，本身就说明墨家的开放性和为学方法的有效性。争论的整个过程，是典型的墨家式求“合”之作。我个人认为简直是在为未来墨家内部争论立效。
那么为什么说弘毅山长并未看过我们的争论内容，未了解过新墨学的内容?因为在弘毅山长的文章中，仍然在“托墨批儒”。是些反反复复被我们批驳过的陈词滥调。哪些内容是“托墨批儒”呢?下面一一对比儒墨原文，加以批驳：
“兼相爱交相利”，强调义气，强调对教主、江湖老大绝对权威的服从，以及大家都要参与集体劳作等”。
——墨家贵义不假。而墨家所说的“义”并非类似儒家父子亲情产生的上下之义。《礼记》《六德》等都有类似表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郊特牲》”。《易传》“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什么是男女有别?也就是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在礼记、易传、仪礼、中庸等著作里，儒家称夫妇之道是君子之道的“端始”。而儒家的夫妇之道，是“夫者，以其道帅之也”;妇道则是无违，和致其身地为丈夫或者说夫家服务。《六德》“是故夫死有主，终身不变，谓之妇，以信从人多也”。是领导和服从关系，是尊卑关系。而且先秦儒家竟然把人的这些血亲社会角色都称为职位!《六德》“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囗囗者，有囗者;此六职也。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囗囗也，六职既分，以囗六德”。所以，有儒家式上下尊卑类型的义，才会产生问题：“强调对教主、江湖老大绝对权威的服从，以及大家都要参与集体劳作等”。而墨家说的义，自有定义「世相与共是之」，怎么找到义?前文已经借由讨论墨家内部争论过程表达过了。正当这些东西在墨家看来是需要经过众人互相质辩的。而不是儒家的圣人至诚，早就帮人们定义好了《中庸》。不是儒家的“非天子不议礼”。弘毅山长要指称墨家和儒家一样，还是需要找些依据为好。当然，弘毅山长找了些依据，我们继续看下去。
“庄子实际提醒墨家要反省对人我之别的认知，不要以为自己能独任的原则就能推而广之扩而充之，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权威主义倾向”。
庄子看出了墨家思想中“己所欲施于人”的导向——“以此教人, 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故不爱己”。
“与儒家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很大差异”。
——此处也是儒墨倒错，墨家恰恰以儒家“推己及人”说为批判对象。弘毅之批判，自己本身就存在逻辑断裂。既然弘毅声称墨家将“自己能独任的原则推而广之、扩而充之”，这里面就包含了我墨家做得到——独任嘛。何来“己所不欲”?弘毅应该批判墨家，“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请问这段话出自儒家经典，还是墨家经典?这可是《大学》教导儒生们的东西啊。而墨家教导墨者是这样：「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小取》」。有诸己不非诸人的是墨家，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是儒家。弘毅山长不太像没读过儒家经典的人，却如此粗疏。竟然随口就做了“推己及人”，实乃孔子教导，习惯成自然而已。孟子声称“本于自心”，实在是华夏历史上的悲剧。从此人们不再需要仰望星空，只需要问问自己内心，然后就可以去拾掇别人了。这恰恰是《中庸》篇最重要的论辩。也就是圣人至诚，所以能推己及人为天下人立法。
“比如对巨子的崇拜，对墨家军的宗教化”。墨家对钜子确实非常推崇。庄子都推许了，“真材士也夫”。弘毅山长也承认这是推许。那么这样的巨子，应不应该被墨者们推崇?我想儒者也会说：应该。注意，称许孔子的仅仅是儒家自身，还有末期与儒家结合的所谓杂家。先秦墨道两家都不会去称许孔子的行为高尚。两种资料的可靠性显而易见，只有儒家人士坚定地认为：其他人不懂、其他人有恶意，所以才……然后又心安理得地自顾自采纳儒家自己的吹嘘了。儒家满口君子、小人对比，就不可能不赞赏墨家巨子。问题在于弘毅等儒生做了一个被墨家称作“迁”的诡辩术。把推崇改为崇拜。崇拜这个词就包含了儒家“敬而不违《论语》”意味，加上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主张，“移墨为儒”。然后再加以批判，又是一次“托墨批儒”。而墨家偏偏被《吕氏春秋》记载为：「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钜子不察就不需要听从，与儒家“谏之又敬而不违”形成对比。实际上从墨家所述的寻求“义”的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墨家所谓正当之类是经过各方讨论出来的。如此钜子单方面下指令，墨者不认同必然提出辩论，乃至于不听。而儒家顶多由孟子提出一个“去之”。还举父子做类比。父亲打儿子打得轻，也就受了;打得重，就赶快跑。这就是“去之”的精神实质。当今儒者们百般美化孟子“去之”，弘毅山长也提到了。却不懂得尊重墨家的“不听”啊!对圣人的崇拜，是儒家。《中庸》圣人与天地相参。《易传》与天地准。《礼运》“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甚至把儒家的礼制称为天命!试问儒家是否遵守天命?遵守天道?那么再试问，墨家哪里有什么时候，把圣人、巨子之类与上天相比?墨子说，「鬼神之明智於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墨家偏偏不认为圣人能够与鬼神相比，何况上天!就墨家而言，圣人不过是特别杰出的人。可以为“效”，而不可以为“法”。崇拜“教主、江湖老大”的是儒家，不是墨家。
“其实墨家本身对大禹的认知也是偏颇的，大禹不可能凡事事必躬亲。他平定水灾也不可能每天自己去铲土造桥，可能只是一种领导性的示范表率。而完全不是墨子本人理解的在一线去劳动。墨家对大禹的理解，也违反最粗浅的管理学原理”。
“所以无论是庄子还是孟子，都看到分工的必然性，劳心与劳力不同。不同行业的自然分工，不断拓展的分工趋向，都是文明自然演进的方向，也是合理正当的演进方向;回到原始主义过始祖生活，将是反人性反文明的致苦之道”。
——这个批判不是儒墨倒错了，而是用夸张手法踩墨，自我掩饰所致。首先请问“事事亲躬”说依据在哪里?没有依据!即使墨家分支的农家，也只是要求君王要参与耕作。何来事事亲躬?大禹治水，地域按照史籍记载广达黄河中下游。他要去协调、安定各个部落，要(像弘毅所说的)示范表率。一般人都足够累死了。而墨子仅说他「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弘毅山长大概是以儒家大一统集权之后的秦皇汉武看大禹了。大禹时候，说是一个朝代，但实际上连松散联合都说不上。正是大禹治水的经验，才使华夏开始掌握合一天下之道。这个过程中，大禹能够像汉武一样在朝廷里说几句话，就把千万百姓推进火坑吗?不能!他必须 “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他必然“腓无胈，胫无毛”。没错，儒家所谓分工，并非现代所说的分工。现代所说的分工，是墨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这么典型的社会分工表述，弘毅居然不知?那么连《墨子》书都没有读过，怎么有基础批判墨家呀?如果读过，即使儒家要美化自己是社会分工，也不应该丑化墨家不是社会分工。对不对?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分工。儒家的分工要点就在上下尊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在墨家话语体系里，既然义由众人说辩产生，那么所有人都是劳心者。并非统治者才是劳心者。孟子比喻君王是农夫、比喻百姓是禾苗。恰恰把百姓比喻成不劳心的死物!所以墨家绝对不会提什么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对比，而只会提工种之对比。《非乐上》「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君子依靠什么给自己找饭吃?他的工作是“听治”。即使代入儒家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野看这段话，也不存在什么“墨家否认”社会分工啊!
墨家的主张是什么呢?墨家的主张是“杂于庸民《亲士》”。听治者绝不能脱离百姓。当今儒生喊出“接地气”口号，是一个进步。可是儒生们也应该知道，先秦墨家早已提出了这一点。喊得越起劲，越证明墨家“杂于庸民”说的正确性。儒家、孟子不过是在用儒家的“不出户，知天下”逻辑，为统治者脱离百姓辩护而已。而且千万别拿儒家理解的“不出户，知天下”去套《老子》。《老子》那段话的意思是，靠君王一个人去知天下不现实，而应该借助其他人。
孟子等儒者劝君王脱离百姓，由自己代劳，不是蒙蔽君主吗?墨家《经上》提出了警告：「告以文名，举彼实也。故使人督之」。让官员去察举天下，得把他们看紧了。事实上，儒家中国的历史，那些官员不看紧能行吗?儒家中国的历史恰恰说明，只有有能力控制住儒生们的君主，才能领导天下走向盛世。集权社会就是这个规律。符合现代“所有者经营”理念。只有皇上才对他的财产——天下有最大责任心。
“讨论兼爱和爱无差，这就违反了人性，等于不承认人类的有限性以及由亲及疏的自然的展过程，无法去把仁爱之心平均分配，在操作层面上是一种大过，一种高调，是一种乌托邦，一种过犹不及的理想主义”。
——这又是儒墨倒置。我复制一下前两天的另一个文：
连什么是“爱”都不懂的儒者们，怎么可能读懂满纸言“爱”的《墨子》书?儒家所说的“兼爱之，则兼养之”，那是依赖者、也是心智不成熟者之爱。为什么呢?我们试着易位读一读：“爱之，则养之”。结果是：“爱我，则养我”。《经下》“倚者不可正，说在剃”。倚，依赖。剃，先秦专指剃除胎毛。墨家超反感依赖他人，认为依赖者不可救药，认为依赖者是因为心智不成熟。墨子说：“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人得能够自食其力，才能够自主、主人。但儒者们就用儒家概念的爱去读墨家兼爱。他们自然将兼爱读成了“兼养天下人”。而墨家超反感这种“不可常而常之”的“荡口”。他们偏偏又把墨家最反感的东西扣到墨家头上。庄子批儒家兼爱。儒者们说，庄子搞错了，主张兼爱的是墨家，庄子是在批墨家。然后每提兼爱，就要引用庄子言。活脱脱的阿Q精神表演!墨家怎么理解“爱”呢?墨家的原文是：“兼爱之，则兼食之”。是的，不用意外。墨家就是这么说的，墨家从来没有说过“爱之则养之”、爱我则养我。而是说，爱我就来吃我的[i]。为什么?仍然是“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吃我的，是尊重我的主人地位啊。多数时候，只要代入儒家思维，就读不懂《墨子》书。相对于墨家、道家、现代各家，儒家思维都属于外星人一类。但他们偏偏喜欢推己及人。这样怎么能够理解《墨子》书?不理解就算了，然而儒者们还喜欢“校书”!“食之”统统被通假为“养之”，全然不顾上下文逻辑的通畅。因为儒家认为“爱之则养之”，墨家就应该是“爱之则养之”。原文不是那样?那肯定是原文写错了。
墨家兼取天下之义的兼爱，是正常社会的底线!而儒家孔子曰“仁者亲亲为大”的仁爱，推广到天下也就是宗族主义、山头主义、民族主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道理很简单，亲爱内含相互依赖性，相互授受性，相互拥有性，排外性、尊卑性。不可能泛爱天下人。就算是不提“养之”这个关键，儒家仁爱都不可能达至泛爱。内在的东西与博爱相反。“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宗族，不为宗族绝昆弟。为宗族绝朋友，不为朋友绝宗族《六德》”。儒家怎么喊泛爱口号，都不可能达到效果。在孟子那里，泛爱是一种理想主义。在孔子那里，儒家特色的仁爱说，则是为集权统治造学。《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仪礼》“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论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为仁之本啊!墨家在《经上》有过批驳：「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著若明」。怎么能以使唤别人做为爱人的目的呢?结合前面提及的“爱之则养之”和“慈者所以使众也”。儒家是在爱人、养民，还是在爱牛马、养牛马?
“墨家还有一面就是排斥过分，比如对艺术形式文化活动的强烈排斥”。
——此说又是用夸张手法踩墨，自我掩饰所致。其大概源于墨家非乐说和反对繁文缛节。那么就先谈谈非乐。这需要归真先秦之“乐”。「乐」，在先秦都指向官方(圣王)制作，用于教化百姓的音乐。先秦只有《荀子》、《礼记》有乐论。因荀子被称为近于法家，未免儒法纠缠，本书引用《礼记•乐论》：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用乐改变人心。
“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有移风易俗效果。
“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乐里面携带了儒家伦理。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是圣王制作，用于改变民心、移风易俗，是教化手段。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使百物皆化而有序，与荀子化性起伪说类似。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音、声、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音”才是现代所谓音乐，而且不符合礼。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先秦所谓“乐”的性质如此。注意“一其行”等儒家大一统表述，“乐”的目的相同，目的也是“同民心”。
欲反驳此说者不妨试着找到先秦称其他音乐为“乐”的案例。我们不能因为后世儒家扩大了乐概念，而逆推得出先秦之乐也是指音乐。更不能因此曲解贬低墨家之非乐主张。《礼记》另记载有子夏之说，称“乐”是先王制造，教人们行列、纪律。那么先秦所谓“乐”更像是军乐了。更为符合我们所见之孔府乐舞。子夏的说法恐怕更为真实。那么墨家是否应该非乐呢?弘毅山人喜欢引自由主义学者，那么不妨去请教一下。
至于墨家反对繁文缛节，现代不需要多论证了。即使儒家历史上也反复纠正文章的华丽错误。弘毅山人不妨读一读唐朝历史。欧阳修、苏轼等大文豪恰恰是反对华丽辞藻的关键力量。通过文章形式的变革，一扫儒家的颓废。为什么呢?华丽辞藻不过是思想贫乏的掩饰而已。苏格拉底也有对话体传世，哪里会像儒者一样玩弄文字呢?而儒者玩弄文字不是向着表达准确方向，恰恰是向着意识流方向。墨家讲求使用对方的思维和语言，此为「体爱」和「万万民之身」。不会学儒者在人们前面故作高深啊。至于服饰，我们比较欣赏干净利落、结构简单的服饰。当今儒者如果还愿意内外两层长袍、灯笼裤，还愿意戴高帽(为官者)，或者白色小圆帽(平民)。我们并不会反对。墨家「有诸己不非诸人」。只是墨子教导儒者说：「行不在服《公孟》」。墨家不看你穿什么，看的是你的「率行学实《经上》」。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所谓儒服并非华夏传统。“周礼在鲁”的鲁君第一次见到儒服都不认识啊《儒效》。儒服看来也是不符合周礼的。《晏子》也说：“夫儒，浩裾而自顺者也”。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当今墨家对孔子敢于穿上模仿官员礼服的服装，还是感到敬佩的。孔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而孔子等儒者敢于破坏礼制，表达了对等级礼制的一种反抗态度。只是未能坚持下来而已。
“这就走向了一个文明的回转，把满足最低生存保障和吃穿用度的生活方式作为唯一标准，把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以“文”作为核心标尺的文明生活彻底斩断”。
——这个问题，辩解也是多余。只想问一问，是“把满足最低生存保障和吃穿用度的生活方式作为唯一标准”的清教徒们为世界文明和物质财富贡献大，还是儒者们贡献大。各种菜系，各种食品的中国人，与和墨家一样生活方式的英伦相比，谁的文明程度高。正因为儒家把食色和所谓“文”误认为是文明，导致华夏文明2200年未能进步啊。这至少是原因之一。《老子》说“复归于朴”。大概也是被儒者反对的了。经过前面那么多内容的儒墨对比。儒家文明水平高，还是墨者文明水平高，还用的着说更多吗?人类文明，一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治理结构;二是物质、技术财富的增长。并非儒家理解的食色文啊。这个问题与服饰问题不同。儒者穿什么服饰，对社会影响不大。而儒者宣扬食色繁文，把人们当猪狗牛羊来饲养。则有害正常社会的产生啊!我们并不反对一些人去研究食色，但是只引导、允许人们食色和接受尊卑战阵之类的礼乐，就封闭了华夏民族的思想能力。人们有空余了，也应该允许老子、墨子们思考一下哲学、社会问题。不要搞大一统。
“包括墨家讨论节用，实际上也是从经济角度来讲。若过分节用也无法让财产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或扩大再生产，每个人幸福指数、生活水准都会下降。墨家的节用理念，没有生财之道，也是偏颇，不代表文明演进的方向”。
——从经济角度的节用。汉朝之后儒生已经接受。弘毅山长为什么能提出“过分节用”?庄子说得很清楚，墨子说得也很清楚。「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辞过》“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这里面就包含了四点儒家学也学不到的高境界。「不侈于后世」，不破坏后人的财富资源。当今中国的破坏式开发，让中央痛心疾首，但显然不源自墨家思想。弘毅山长是想认领了去吗?「不靡于万物」，不贪恋和过度消耗自然界(也包括人力)。儒家缺乏科技开发才能，历史上倒是对自然界破坏不大。但是现代却是必须的意识了。儒家历史上对人力的消耗，每次都造成民族灾难，每次都需要行黄老修养生息。这一点请不要再犯。儒家可以从“苛政猛于虎”推理，但却不可以否认墨家认识的正确性。「不晖于数度」，不超过制度规定消费。这一点虽然会被贪官们反对，但不应该被儒家反对。只是墨家要求制度应该是社会契约。《经上》「君臣萌，通约也」。那么如果人们共同决定王公大人该享受什么待遇，就不会像儒者主张的那么高了。“《荀子》父教之，母养之，君则既教之又养之”，所以君王应该享受，而且死后也应该比照生前享受。这种论调墨家不会接受。「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消费的目的不是向老百姓炫耀。这一点儒家又不会接受了。儒家认为不通过服饰，区分不了官民。这种主张显然只适用于军队。既然墨家自身典籍如此表述。儒者们就不要自行发挥想象，以踩墨家为能事了。
“庄子认为墨子之道“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家的要求过分刻苦，整体上不能使大家幸福指数增长，需要强烈的自我节制才能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庄子说恐其不能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也”。
——墨家要求“杂于庸民”，儒者认为“反天下之心”。儒者错，墨家正确。经过前面两家经典辩论，不用再多说了。儒者要证明墨家“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需要证明先秦战国时期人民生活幸福、安定、富足。否则怎么会“其行难为也”?唯一解释只有：儒家没有把广大的老百姓当“人”看。事实上也是这样，先秦“人”字往往仅指王公大人士君子。老百姓不算“人”。但是现代人不会再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了。事实上，人这个字终于能够用于指代天下所有人，还是汉朝之后儒家的功劳呢!儒者大多出身贫寒，非把自己当人看不可呀!然而儒生们自己不从事生产，只想当官得俸禄，华衣美食。在墨家看来是不可能自主的。「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历史恐怕已经反复验证了儒者们是否具有自主精神。补充一下儒家主张：《孝经》“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孟子“去之”看来是不孝了。《十三经注》解释“不孝有三”，第三孝竟然是：家里贫穷，还不争取当官，奉养父母。正所谓，千里为官只为财。
“庄子还讨论古之礼乐的重要性。墨家自己的对古之礼乐的减损也比较过分”。
——庄子也反对礼乐。《庄子》里面证明实在太多，弘毅山长大概没读过《庄子》全本，仅因为批墨需要看了一下《天下》篇相关内容。而《天下》篇这段话恰恰证明是儒者改写。汉儒刘向之流修改各家经典，使之符合儒家需要，并以之为乐事。刘向《晏子书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是已解散其篇第，离析其章句，分者合之，合者分之，非复原书之本来面目矣”。儒者们的习惯太可怕了。《天下篇》本书引述的内容之前也有一整段被公认是后儒所加入。其二，《庄子》全文都不见对先王的规制有太大敬意。读者不妨自己在《庄子》书中搜索一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注意先王之道和先王之规制是两码事。而礼乐属于制度层面。庄子在批孔子的时候说：“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明批孔子拘泥规制外壳。
“墨家把特殊情境中的紧急状态作为长周期的文明策略，太过简化，流于偏激”。
——这是儒墨倒置，托墨批儒。从前面的儒墨经典原文对照中。我们已经看到：一、儒家用孝道培养尊卑上下与服从;二、儒家用礼乐培养进退有序整齐划一;三、儒家仁爱目的是容易支使百姓;四、儒家创造了宗法集权大一统体制。是一个完整的，对社会进行军事化管理的学说。
“庄子乃从人性本有的实际状态来批评墨子，喜怒哀乐是天然的情感，就要以天然的方式抒发出来，找到艺术形式的载体，来合理抒发，有节度的抒发。如果你反向斩断人性中本有的喜怒哀乐，某种程度上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己跟自己为难”。
——人性亲亲，扩展不成兼爱。必须克制其中的负面因素。人性贪婪，必须克制。如此等等……现代“人性自私”说已经成为主流，不再是儒家的性善说，或者君子能化性而善说了。儒者既然认同“有节度的抒发”。那么就请回顾前文，看看儒墨到底是谁做到了有节度的抒发，谁因为贪于饮食、闲逸而不得不卖身呢?
“墨子的家法，在普世诸宗教文明中都做不到长期的推广和践行，只能在特殊情境、在部分人群中，得到有限的发扬和应用”。
——儒者居然不提“特色”，改提“普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到底是谁“特色”，不能推广。看前面的儒墨经典对照就可以了。不需要多说。
弘毅山长还没提到儒家的私利害义说。翻遍《墨子》书也见不到类似表述。墨家反而直接将义定义为利：《经上》“义，利也”。弘毅山长也没有提到儒家“制民之产”说，给人们分田地说等等。这些儒家特色，现代做一下坎陷处理，可以用于论证左派主张。只是孟子既要求什一税，又要求这些福利，未免天真了。当今中国实际税率高达5成以上，还未能达到孟子的理想社会。看来儒者们应该为之奋斗才是。如果放弃这些主张，应该承认错误，而不是没有依据地推给其他学派。我们说前30年的经济制度源自儒家，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华夏历史上只有儒家有这种伟大创造。不过也体现了儒者们只读圣贤书的无知。后儒又神化孔孟，自然把这种君王掌握下的平均主义，灌输到了人们的脑子里。
时间已经太晚，对薄绍安小兄弟就少说几句了。我前面对儒者的辩驳，本身已经说明批儒的重要性。概儒者们不诚实，总是采用这种让别人背黑锅，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方式。面对儒者一次次，反反复复空言攻击。我们能不非儒吗?至于你提供的兴墨想法。由于我不参与这一块工作，就让其他墨者们做为参考吧。提的建议还比较多，足见是下了功夫。我表示非常感谢。由于其他人比我看到的早，我就不需要代劳转交了。
这次弘毅山长能非墨，我是非常高兴的。儒者们太少这种敢于列举经典的辩论了。总是一些宏大言辞。像弘毅山长的什么自由主义发展历程啦，受自由主义者支持啦。这种宏大表述在我看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原因很简单，想怎么说都行。而我刚看到一篇，陈志武先生从经济学角度对儒家道德的批评。认为儒家道德不适应商业社会。自由主义者总是被儒者批评为：你没读过儒家经典，哪里有资格批评儒学?等我这些先读儒家经典，后逃离的分子。用儒家经典批儒了。儒者们又指称我们狭隘了。反正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而他们就能不需要依据地随便踩踏你。儒者又总是在对我说：你这样搞，会坏了大事。我到处问：什么是大事?又得不到答案。在我看来，儒家是不可能撑起重建华夏民族德性的工作的。儒家的经典就支撑不了德性，而只能支撑尊卑。现代社会不再是尊卑社会了，不再是军事化社会了。就让墨家去承担重建华夏民族德性的任务吧。让儒家们去干“大事”，别掺和“道德”这种小事了。道德更多的是在生活环境中经所染而得。根本不需要儒家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孟子说过，告子先于我不动心。墨家在道德方面更快见效呢。而且毕竟中国一直处于儒家思想的浸淫之下，连“重建”二字都谈不上。
无论存心良善的那部分儒者怎么构建新儒学，只要让人们自己去读儒家经典，都必然绝大部分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人们必然发现，新儒学和儒家经典对不上，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还能守信吗?更何况儒家“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的教导。孔子的教导：为士者君命第一，宗族第二，老老实实说话是小人们，也不算坏。儒家教导说：“能与之齐，终身弗改之矣。是故夫死有主，终身不变，谓之妇，以信从人多也。信也者，妇德也《六德》”。儒家对信的定义也太可怕，人们根本不敢遵从啊。可当今社会正是以守信为第一道德的呢。所以，我认为新儒家必然不会成功，成功的只会是“大陆新儒家”。也就是全面恢复儒家人格气质的那一批人。与你的理想也不一致。
新墨家封闭保守贬斥他家的文化观跟时代不符|《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标题：墨学研究的现代性转化
文|解启扬《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08月03日 第 11 版)
中华民族，若无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将会丢失民族的精神魂魄。优秀传统文化的复活重生，是墨儒等百家之学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从广义学术史和当今文化研究现状的大视野看，所有理论研究皆历史，墨学研究不例外。墨学研究比注重墨子思想、文本考订的《墨子》研究范围更广，它涵盖墨学分科、墨学史研究、墨学研究方法论，特别是墨学的现实转化和创新研究。孙中原主编的《墨学大辞典》集数十年墨学专攻，全面概括、提升世界范围的墨学研究成果，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后期资助项目，商务印书馆2016年7月出版。
辞典通常是解释词义的工具书，我通读《墨学大辞典》以后，这一认知有所改变。
《墨学大辞典》内容远超一般辞典工具书的范围，是墨学性质、体系和发展精炼浓缩的百科全书。它最引人注目的词条释文，是墨学研究方法论，探讨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化的课题。
《墨学大辞典》是新元墨学以辞书形式系统性和大规模的呈现，可说是新元墨学的问世宣言与大胆尝试。该书英文译名：A Companion to Mohism，意为现代墨学研究的指南与参考。
新元墨学不等于新墨家。一字之差，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有别。新墨家对墨子情有独钟，视墨子为本位，认为墨子话语最适合现代中国发展和社会实践，凸显承续墨子，贬斥他家。这种倾向封闭保守的文化观，跟全球化地球村时代显有抵牾。新元墨学禀赋兼容开放的学术新风和创新方法论特征，肯定墨学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意义、功能和作用，但不排斥世界其他各流派学说，主张以同情理解的情怀，使墨学跟世界多种多元优秀思想文化深度交融，巧借他山石，促进新元墨学的创造性转化和重生。
国内学术研究发展由上世纪80年代思想传播研究为主流，到90年代回归传统，簇生国学热。在国学热的潮流中，面对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化的课题，学界观点百花齐放。有一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古圣先贤的思想精髓，思想内涵有普适性和开放性特征，应继承弘扬。但此派有一显著特征：强调某派思想的独特优势，贬斥其他学派。另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思想家创造灿烂文化，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今日中国文化建设，不是传统的照搬与复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重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跟全人类积淀数千年的世界优秀文化深度交融。《墨学大辞典》编者明显属于后者，即刻意为国人打造综合兼容的大度多元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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