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期一周的大西北之行的第一天，我心有所感，当晚写了《邂逅中国革命的“神性”》(点击阅读)一文。次日，一位父辈曾跟着彭老总解放大西北的老同志托另一位老同志转达了其感想，大意是，同意我的观察和分析，当年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经验表明，很多宗教信众能感觉到革命和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在追求的终结目标上是相通的，故而很多问题才能解决得比较顺利。
后来的几天里，我也有些感想，但因为行程安排得比较紧，早上很早出发，熬夜写比较累，就没有马上写。
行程中有一站是参观高金城烈士纪念馆。适逢高金城烈士诞辰130周年，我们一行人还参加了张掖市甘州区方面举办的纪念仪式。
高金城生于1886年，河南襄城人，幼年因家贫进入福音堂做勤杂工，13岁进入基督教学堂学习，皈依基督教。后来，高金城又到开封教会医院勤工俭学，成为一名医生。他把行医和传教结合在一起，为穷苦人民服务。在高金城的行医生涯中，有很多时间是在战地医院工作，投身于革命与救亡。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认识和了解了共产党。
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除了牺牲和被俘者，还有大量指战员流落各处。远在延安的党中央花了大力气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1937年5月，共产党在兰州设立了红军办事处(全面抗日爆发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将营救工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高金城接受共产党的委托，前往马步芳控制下的张掖，重建福音堂医院，以行医和传教为掩护，寻找并营救失散的西路军战士，成果卓著。
在被高金城营救的西路军指战员中，著名的包括王定国(后来成为谢觉哉的夫人，导演谢飞之母)和刘瑞龙(刘延东副总理的父亲)等。
大量西路军战士离开河西引起了马步芳手下驻防张掖的干将韩起功的注意。1937年9月，韩起功手下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他已经上了韩起功要捕杀的共产党人的名单，但高金城认为任务还没有完成，拒绝离开张掖。在福音堂医院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党支部决定派刘德胜前往兰州汇报情况，高金城委托刘德胜转告组织，他要求入党。
1938年2月3日，韩起功借口生病，将高金城骗到大衙门进行审讯。高金城视死如归，大骂不止，被韩起功砍断四肢后，活埋于大衙门的后花园内。
韩起功在一野解放大西北的过程中向解放军投诚，但贼心不死，1951年在关押期间策动暴动，终被枪决。
高金城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英勇献身的千千万万烈士之一，是中华民族绝地求生时迸发出来的“神性”光辉的一个具体的承载者。这种“殉难”的精神和行为实乃一切的基础，没有它，革命无以成功，主义无以落地。它体现在高金城身上，体现在无数被马匪残害而英勇不屈的西路军将士身上，体现在江姐们的身上，体现在数不清的为掩护解放军战士和党的干部而被杀害的普通群众身上。这完全不是今日流行的“人性自私”、“人总是趋利避害”之类的庸俗知识可以解释的，如果说中国革命展现了“神性”的光辉，那么这可以视为其具体涵义之一。
中国革命的“神性”之第二层涵义，则可以说体现在它与宗教的救苦救难和献身精神的融通。在上一篇中，我谈到了中国革命和伊斯兰教是可以融合的，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高金城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更是一个中国人，一个革命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是救苦救难和人类求解放的高级追求的极致表达，为此，它可以把各种宗教统摄到其旗帜之下，引领人民建成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共存的国家。西北之行让我感慨的地方之一便是，出了清真寺，就进喇嘛庙，然后又邂逅信仰基督教的革命烈士高金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能在新中国延续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革命打下的基础；这样的格局要想长期延续，则要求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的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忘初心”。否则，就会陷入麻烦。
烈士们的献身是为了中国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应该立足于今天思考烈士们牺牲的意义，同时立足于烈士们的牺牲寻找解决今天的问题的钥匙。不可回避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信仰基督教的高金城烈士被追认为革命牺牲，而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了反华反共分子的一个联结纽带。自由派知识分子纷纷皈依基督教，这既是个思想现象，也是个政治行动。
为什么革命曾经引领着基督徒共同奋斗，今天基督教信仰却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理论资源和政治姿态？
这并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失落了初心，忘记了出发时的目标。真正的考验在于到底能不能面对问题。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不能对不起那些为国为民而殉难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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