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专题导言

　　21世纪初伊始，国际政治、学术和舆论界就开始形成一种共识——全球权力正由西方向世界其它地区转移。始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来的欧债危机都为这一话语提供了支持。在这一权力的全球转移过程中，传播作为当前世界结构形成和变迁的核心要素，扮演着关键角色。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的美国正在与半岛电视台的“信息战”中节节败退，到中国增强“软实力”的努力，再到“宝莱坞”的崛起，我们都可以发现全球信息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转移的趋势和信号，总体而言，全球传播秩序仍然表现为深刻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正在重组的全球政治经济仍可能强化而不是挑战既存的统治秩序。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超越那些主要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变化的主导性“权力转移”话语。因为这一视角忽视了权力在全球劳工与跨国资本间的转移态势，也忽视了社会媒体在近期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后者的突出表现标示了权力从固化的体制结构向网络化的个体和大众转移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了有关大众民主潜力的各种政治想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全球权力转移的不同主张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密交叉，并通过多层面互动影响权力态势在全球、区域、国家和阶级、阶层内部的平衡。

　　当下全球体系的急剧变动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传播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秩序的相互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批判地分析全球传播的新老问题方面，亟需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与此相关的主题包括对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全球传播结构的持续性与新变化，尤其是“南南”议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现有国际组织、“金砖五国”、其它新兴区域性组织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一国家在重新阐述全球传播权力平衡问题上的角色;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阶级关系重构中，媒体、信息和文化产业所扮演的角色;传播的全球治理与互联网时代重建更加公平的全球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可能，包括“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历史经验;有关“数字劳工权力”(digital labor power)的论争，以及劳工抗争和阶级意识形成的新特点;对新自由主义时代通过传播科技促进发展(ICT4D)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评估，以及有关“发展”路径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运动、草根传播实践与文化赋权;在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传播领域所存在的局限、挑战和机遇等等。

　　以上多面向的话题需要跨学科和多维度的分析，它们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导向，而且离不开批判的文化研究视野，以及有关传播技术和社会互构关系的分析。而其中最有理论创新和现实感召力的研究路径将关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复杂勾连，并融入对帝国、阶级、国家、种族和性别等一系列核心范畴的运用和分析。

　　而“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多面性和全球性更离不开广范的国际参与、多平台的科研与教学合作以及长期的学术关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传媒大学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通力合作，策划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中英文出版和跨国教学合作与人才培养项目，包括2012年10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在西蒙·弗雷泽大学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暑期班、以及2013年9月开课的中国传媒大学与西蒙·弗雷泽大学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等。

　　本期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分别是芬兰传播学者卡拉•诺顿斯登和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就“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主题在2012年10月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基础上专门为本刊撰写的。诺顿斯登教授是“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篇文章中，他在以这一身份深刻总结了该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同时，还就“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当下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相关讨论进行了分析。在文章最后，他更是从批判学者与“新秩序”运动关系的角度就学术与政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相信这篇文章带给读者的启发会是多方面的。

　　席勒教授的文章以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历史洞见、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关联性的思维方法全面地勾勒了互联网的全球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这篇文章中有关美国国家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动员”的论证和“我们必须将资本和国家直接联系起来”的分析思路彻底挑战了“国家对市场”简单二元论和相关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偏见，而“罗莎·卢森堡的因特网”这一点题与点睛之笔所承载的历史涵义和文章中对资本作为一种劳资间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视角更是把历史和阶级问题放在了互联网研究的核心地位。

　　在组稿过程中，我更深深为这两位教授在文章准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谦逊的学术态度所折服。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的姬德强博士等对“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课题的全方位支持和贡献，感谢胡智锋教授和《现代传播》的鼎力协助，并特别感谢张磊博士与徐培喜博士的翻译。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只能与读者分享这两篇文章的缩写版。更多文章会在其它中英文刊物相继推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教训

　　[芬兰]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  译者：徐培喜

　　如我在《中国记者》(Nordenstreng 2011a)发表的文章所述，在上世纪70到90年代的全球媒介政策辩论中，“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下简称新秩序)是个核心命题，其持续时间上起反帝反殖运动的高峰时刻，下至苏东政变。这些辩论发轫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外交论坛，继而扩展到行业和学术领域。在80年代，要探讨媒介在社会乃至世界中的作用，新秩序是个必不可少的概念。然而，到了新世纪，新秩序辩论突然销声匿迹，被媒介全球化等概念取而代之。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秩序已经俨然成为历史，然而，尽管如此，这段历史中所探讨的问题却不断以新的面貌重生。

　　简言之，新秩序概念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不结盟运动国家领导的风起云涌的反殖民运动。西方国家在70年代中期发起反击，双方力量在70年代末期进入僵持阶段，新秩序概念在这个时期发展壮大。到了80年代，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方商业力量围攻新秩序，此概念变得日益敏感。时至混乱的90年代，新秩序被最终冻结。到了新世纪，虽然这个概念不再广泛流行，但却深刻影响着全球媒介政策和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

　　新秩序是传播研究领域的绚丽乐章。在这段历史中，媒介行业、媒介研究与地缘政治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这种地缘政治斗争既是东西之争，即美国领导的“西方”与苏联领导的“东方”，也是南北之争，即工业化的“北方”与发展中的“南方”。新秩序卷入冷战后期媒介争议的漩涡，它不仅跟媒介与媒介政策息息相关，还促进了国际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

　　作为传播研究学者以及这段全球媒介政策辩论的亲历者，我从80年代以来就在不断审视新秩序的历史(Nordenstreng 2011b)。乌拉•卡尔森(Ulla Carlsson 2003)等其他学者对此的论述跟我的文章大同小异。在达雅•图苏(DayaThussu 2006)所著的重要国际传播教材中，作者能够秉笔直书，如实记叙新秩序的来龙去脉。然则，在托马斯•麦克费尔(Thomas McPhail 2006)所著的全球传播教材中，作者却从典型的西方偏见出发，将新秩序描述成一个政府控制媒介的项目。这种视角忽略了90年代关于新秩序的辩论。在90年代，通过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等平台，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成为新秩序的主要倡导者。

　　我觉得很有必要在此重申我在90年代早期写过的这段话：

　　总体来说，新秩序不应该仅仅被视作各国政府之间的高阶政治，而应该首先被视作各个公民机构的项目。媒介学者和行业人士要比政治家和政府官僚更具有公民社会的属性，更天然地属于公民社会实体。

　　除了这种从政府到公民的转移之外，人们还日益重视从国内视角来看待新秩序，而非国际视角。起初，在70年代，人们主要从第三世界之外尤其是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里来寻找问题的起因和解决方案。虽然这种全球视角如今仍然适用，但却忽视了国内视角，实际上，还有一些国内势力试图维护那些不合理的传播结构，借助对帝国主义者的声讨，恰能为维护现状提供政治理由，即便具备改革的空间，也不开展任何行动，这实际上违背了新秩序的精神。(Nordenstreng 1992，第40-41页)

　　还要注意到，此时，公民社会视角被应用到国际关系当中，跟全球化概念结合，形成“全球公民社会”概念，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框架。90年代出版的一本国际传播读物(Nordenstreng and Schiller 1993)界定出来三种国家演化过程：首先是封建国家，其次是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是公民国家。在公民国家范式中，全球公民社会取代国家主权，成为核心概念。(第463页)

　　时至今日，虽然新秩序在媒介研究和媒介政策中不再居于核心地位，但是作为全球媒介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秩序已经是媒介历史上不容忽视的章节。葆拉•查克拉瓦提和凯瑟琳•萨瑞卡基斯(Paula Chakravartty和Katharine Sarikakis2006)将这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运动称为“福特时代试图改变国际传播政策的最重要的斗争”(第30页)，到了后福特时代，这些要求重新分配传播资源、维护文化主权的呼声被忘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治理方式”。(第36页)

　　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 2007)写了一本关于全球化、发展与大众媒介的书，书中有个章节叫做“帝国主义范式的失败”(第105-125页)，讲述了新秩序和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其中有些观点失之于偏颇和讥诮。当然，必须承认，斯巴克斯将国际传播研究划分为三个主导范式，并将新秩序归为第二个范式，这种分类具有合理之处。这三个范式首先是现代化范式，其次是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以及参与范式，第三是全球化范式。然而，新秩序运动本身含有公民社会的导向，具有参与范式的元素，斯巴克斯没有看到这一点。另外，现实中从现代化到帝国主义再到全球化的范式转化过程远比学术版本的说法更加复杂。在这个复杂的命题中，新秩序不仅是重要的史料，而且可以提供宝贵的教训。

　　本文不再回顾这段历史，而是要列举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供今日的媒介和传播专家借鉴。2012年10月，“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国际会议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我曾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本文将尤其论述及跟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有关的教训。另外，本文还反思了新秩序和传播研究批判学派之间的关系。

　　新秩序的历史教训

　　我认为，从新秩序的历史中，主要得出四方面的教训。

　　第一，新秩序更多是关于政治的，较少是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使这个概念备受关注，而非学术和道德论据。换言之，权力设定了辩论的规则，而非理性。由此，得出如下教训：无论你列举的事实是多么让人印象深刻，无论你的观点是多么具有说服力，除非你的背后有重要的势力支持，同时也有重要的势力反对，否则你无法在全球辩论当中获得关注。新秩序在上世纪70年代之所以兴起壮大，源自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支持，以及对第一世界西方国家的声讨。同理，新秩序在90年代之所以走向衰落，也是因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天然同盟关系分崩离析。

　　西方国家发起的抵制新秩序的运动是典型的奥威尔式的虚张声势：它们污蔑新秩序限制媒介自由，而事实上，新秩序的初衷却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信息平衡流通，增加言论多样性，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信息自由。对于新秩序的倡导者来说，新秩序是一种外交工具，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们并不需要以此为借口来压制媒介。私有媒介力量发起了抵制新秩序的运动，是为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做出的强词夺理，这场抵制新秩序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它借助了背后强大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将这场抵制运动称为“弥天大谎”。

　　第二，新秩序更多侧重于辩论本身，较少侧重改变媒介现实。换言之，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媒介政策的辩论上，而非关注实际的传播现象。新秩序这段历史并没有改变媒介结构和信息流通，正相反，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和信息流通的不平衡特点反而更加严重。但是，新秩序却非常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思考媒介的作用以及媒介和全球势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媒介现实中发生了一些符合新秩序目标的变迁。例如，另类新闻和专题通讯社出现并发展;区域和次区域中心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单向流通的全球模式;北方国家的记者增强了对外国文化的认识。所以，人们不必妄自菲薄地认为新秩序丝毫没有撼动媒介现实。虽然相较于政治、外交乃至行业领域的媒介政策辩论，新秩序的影响力有限，但是新秩序的确在媒介世界激起了涟漪。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合国在2003年和2005年分别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可以被视作新秩序的产物。当然，即便是到了这次峰会，辩论仍然更多关注政策层面，较少关注媒介现实。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认为，新秩序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世界仍然有效。举例来说，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大众媒介宣言》，副标题为“关于大众媒介对于增强和平和国际共识、提升人权、以及反对种族主义、隔离主义、煽动战争的贡献”。此处，除了隔离主义之外，其他所有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事实上，媒介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问题要比三十年前更加严重。欧洲议会和欧盟通过的宣言中展示出来的保守主义论调还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谈判。种族和宗教仇视言论以及战争宣传不仅仍然体现在政治言论中，还作为当下世界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于战乱地区以及北方中心国家。

　　同样，作为新秩序运动原始诉求的核心组成部分，信息主权议题在当今世界远未过时。唯一的差异是，当今世界的对抗双方不再是以前美国领导的西方与苏联领导的东方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领导的南方之间的对抗，而是呈现出更复杂的对抗轨迹。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构成了一个多极世界。跟现实的变迁相对应，相较于过去西方和非西方研究阵营的两分法，如今的学术范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

　　第三个教训与政策辩论的动力有关：新秩序概念越能经受住政治斗争的洗礼，就愈加清晰透彻。观点要有说服力和持久力，需要在公共话语中具有实质而清晰的内容。换言之，经过清晰阐释的概念，有助于抵制政治的风向变化。因此，那些进步的观点不仅仅应该体现为政治口号，还应该体现为决议、法律、乃至科学理论。经过清晰阐释的概念能够抵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而如果某个概念过于肤浅，那么随着政治力量的衰落，这个概念也会随之消亡。经过深度分析并且广为公众知晓的概念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例如，若非由于绿色和平等机构的努力，使环保主义经受住了严密的论证并且深入人心，那么金融和商业等强大的势力早就将环保议题从公众议程里抹去了。

　　第四个教训跟我们思考媒介和传播时的宏观架构有关：新秩序表明了通过范式来思考全球传播的重要性。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召唤一种总体的视角，展开宏大叙事，透过新闻报道偏见和电信规制等表层内容，揭示深层结构。从表面上看，新秩序观点主要是由政治和政策话语组成的，但实际上该观点还引导我们思考深层的哲学范式。眼下，整个研究领域已被猎奇和技术取向所淹没，做这些深层范式思考便显得尤为重要。

　　帝国主义就是新秩序概念背后的范式，我们下面来关注这个宏观的问题。

　　媒介研究和辩论中的帝国主义概念

　　如我在《中国记者》发表的文章所述，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追求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它们试图摆脱“帝国主义权力结构”。即便在芬兰这个试图在东西方国家之间追求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芬兰总统也强调70年代存在于媒介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正如在芬兰国内层面，媒介领域存在资产阶级霸权，在国际层面，存在同样的传播帝国主义。”这也是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 1976)等西方批判学者的学术中提到的媒介和/或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然而，新秩序辩论在90年代逐渐退潮，在21世纪初被全球化等概念取而代之，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体现了这种转换，“帝国主义”这个政治流行词汇销声匿迹。

　　如今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媒介/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突然重新浮出水面，出现在学术议程中。这次回归体现在两个作者的文章中：克里斯蒂安•福赫斯(Christian Fuchs)在多个期刊中的文章尤其是2010年在《全球媒介和传播》发表的文章;斯巴克斯2012年在《中国传播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2010年，福赫斯(2010a-c)发表了三篇文章，审视了全球化研究理论家们使用的“新帝国主义”概念。在《科学与社会》(Fuchs 2010a)中，福赫斯指出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缺乏理论论述，因而建议：

　　要改变这种情况，可以将新帝国主义概念与列宁著作中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建立联系。近几十年来对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列宁的思路仍然准确，应该修订他的方法，以适应新的现实，从而加强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方面的理论基础。(第215页)

　　他指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五个特点：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产生了垄断，对经济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合并，并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    资本输出，而非商品输出，变得极为重要。

　　4)    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并分享整个世界。

　　5)    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在整个世界的势力范围划分完毕。(第222页)

　　针对五个维度中的每一个，福赫斯(2010a)都给出了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并总结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点可以被重新改造，用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第242页)同样，在《批判社会学》中，福赫斯(2010b)总结道：

　　基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观点，本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式帝国主义。过去50年里，世界经济空间结构的最大变化是北美在资本和商品输出方面的衰退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外资输入地和对外贸易国家的崛起。新帝国主义的其他新特征体现在，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使得中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经济活动的一些领域获益，同时，美国仍在军事方面毫无疑问地拥有霸权，金融化出现了新路径并且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需要重新审视列宁的观点，对全球化做批判分析。(第864页)

　　福赫斯的第三篇文章发表于《全球媒介与传播》(Fuchs 2010c)，他沿着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维度，重新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重点对信息经济做了描述，阐释信息产业在新帝国主义中扮演的角色。他总结认为，信息产业具有重要性但不具有主导性：

　　不能将新帝国主义说成媒介帝国主义或信息帝国主义，如果是这样，那媒介和信息必须是当前资本集中、资本输出、世界贸易和战争的最重要特征，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媒介和信息在新帝国主义中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它们被纳入金融资本中，而矿物燃料延续了自身的重要性，仍是引发帝国主义战争的资源。媒介走向集中化和跨国化，确实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在新帝国主义框架下谈论媒介的帝国主义特征，但不能说存在媒介帝国主义。(第56页)

　　以此，福赫斯(2010c)提醒我们，不应高估媒介和传播主题在学术和政治议程上的地位，而应将之放在新帝国主义这个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媒介学者受到信息社会和媒介化等概念的鼓动，常常高估了这个主题的地位。对于福赫斯来说，他致力于捍卫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的应用价值，认为其能够描述和解释包括媒介世界在内的当今世界的现状。

　　在另一篇文章中，福赫斯(2010d)拓展了对信息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其延伸到互联网。他表示，应该从资本和劳动力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阶级概念，以包括“所有创造以及再创造共同的体验空间的人，比如说互联网上的用户生产内容”。(第179页)他解释了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阐释新媒体和“知识社会”，介绍看待知识劳动力和阶级的新路径。(第185-190页)在介绍他的关于互联网和社会的著作中，福赫斯(Fuchs 2009)提醒我们：“信息资本主义是一个对抗体系，通过跨国化和信息化，这个体系同时制造了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新的潜能。”他总结道：“Web 2.0用户受到剥削，但并未得到酬劳，这种情况有可能转化成政治诉求，例如要求为所有知识工人支付酬劳，这相当于建立一种普遍覆盖的收入保障体系。”(Fuchs 2010d，第194页)

　　除了福赫斯之外，还值得探讨斯巴克斯(2012)的文章。跟许多早期研究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学者一样，他也质疑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下的应用价值。但是他并不主张摒弃这个概念，而是对其做了修订，提出一种修订版本的文化/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他质疑了席勒(1976)的文化帝国主义观点，列举了一些反对意见，以此总结认为：“大量证据表明席勒文化帝国主义观点存在问题。”(第286页)然后，斯巴克斯审视了其他观点，据此，他提出“重构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张。(第291-293页)

　　他的修订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化帝国主义不再依赖世界单个中心国家，而是各个国家展开竞争;第二，这种竞争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不是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三，国际文化交流必须依赖国家权力，而非简单的经济贸易。斯巴克斯总结认为，通过研究“在文化制品的生产和流通方面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便有可能建立一种切实可行的、条理分明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第294页)在实践方面，他预测了未来的一些冲突：国家之间在宣传层面和新闻本性层面的对抗、在国际媒介流通规制方面的对抗、在互联网控制方面的对抗、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流行文化本性方面的对抗。(第294-296页)在学术方面，斯巴克斯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再次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第296页)

　　因此，斯巴克斯和福赫斯均认为帝国主义是媒介研究的范式。但是，这两人看待帝国主义的角度存在本质差异。对于斯巴克斯来说，帝国主义一词“必须用来描述国家行为，而非原先所说的私有经济行为”;(第290页)对于福赫斯来说，帝国主义包括列宁所说的所有五个维度。以此观之，斯巴克斯仅仅关注列宁帝国主义观点中的第五个维度。显然，霸权斗争可以体现为国家在政治层面的对抗(如斯巴克斯所看到的美国和中国)，但是，霸权斗争也可以体现为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对抗(如美国和基地组织)，或者跨国公司为争夺利润和政治影响力而展开的对抗。

　　斯巴克斯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明显地缺少经济的、金融的、公司的维度，这也导致他误读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例如，在解读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Alex Callincos 2009)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03)的著作时，斯巴克斯写道：“大的发达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帝国主义的存在条件”，(第289页)而他所关注的这些学者实际上均强调帝国主义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市场，资本本身试图建立“资本帝国”。在解读席勒的著作时，斯巴克斯也忽略了席勒后期的观点，席勒根据现实的变化重新阐释了原先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提出了“跨国公司文化控制”观点，而这个观点符合“所有事物的商品化”这个哈维等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主题。

　　无论如何，在国际媒介研究中，帝国主义这个总体概念与媒介帝国主义这个特殊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安普加(2012)所说，现实表明，跟全球化这个概念相比，帝国主义是个更稳固、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不管研究路径和范式存在何种差异，不论各种学派观点存在何种冲突，在思考新秩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均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新秩序和批判学派

　　早在90年代纪念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W. Smythe)的时候，我就反思过新秩序和批判学术之间的关系，指出新秩序运动的两个轨迹——政治轨迹和学术轨迹——之间的关系。我阐释了这两个轨迹在四方面的共同点：

　　1)    将传播视为一个总体的世界观的内在组成部分，传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媒介是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因素，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

　　2)    将平等视为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不平衡和控制均应受到抵制，多元主义和机会平等应该得到保障，并且这种保障不应仅仅停留在原则层面(如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还应该体现在实践层面(如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

　　3)    将客观真理视为大众传播的使命，以知识实在论作为基础(符合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以此，就有理由谈论正确和错误的意识以及媒介控制。

　　4)    以规范论视角来看待现实，仅有自以为中立的实证观察还不够，还要有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立场。

　　这些都是新秩序运动中政治轨迹和学术轨迹具有的共同点。因此，这两个轨迹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交光互影的关系，并且混合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政治和科学的界限。我既亲自参与了新秩序的政治辩论过程，同时也活跃于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混合角色既有益于学术，也有助于政治。

　　但是，抛开个体的例子，从整体观之，我们得到的便是另外一个教训：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可能有助于学术创新，但是过度政治化则可能压制学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传播研究和政策的关系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纪念詹姆斯•哈洛伦(James D. Halloran)的文章中，我梳理了这种关系。首先，从60年代后期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批判的视角介入传播研究和政策，呼吁建立传播的社会相关性，而非仅仅关注使用更先进的方法，这是一种政治化的过程。后来，随着这个政策导向日益增强，国际社会中的关键政治力量捕捉到批判学者释放的信息，政治化程度迅速提高，以至于科学被这种过度的政治化所劫持，失去了呼吸的空间。

　　在反思国际传播中政治轨迹和学术轨迹之间微妙关系的时候，我必须首先承认，所有社会现象都带有政治性，并且所有对社会传播的真正科学研究都难免携带政治意涵。在交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我认为，高度政治化会在两方面限制学术领域的发展：(1)政治力量直接干预学术探索，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通过资源分配等体制性的动作，来压制反霸权主义的进步学术探索;(2)政治气候间接地影响学术，政治冲突和争议常常主导学术领域，学术有可能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应声虫。

　　第二种现象跟冷战有关，那时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具有主导地位，渗透一切，没有为学术留下空间，一切都被描述成自由和审查之间的冲突。对于两大阵营来说，冷战的结束本来应该能够释放原先被政治力量压制的学术潜能。但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西方力量非但没有收敛自身的报复心理，反而变本加厉，发展出来进一步施害的心态，那些跟先前社会主义政权有关联的所有人，包括那群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改革者，也没能幸免。结果，低劣的新自由主义最终被兜售到东欧的新自由市场。

　　在1993年、1994年的文章中，我得出结论，认为过度政治化的确会危害学术健康和创造力。在1995年的文章中，我继续提醒那些处于科学和政治的毗邻地带的媒介学者，要跟两者都保持安全的距离。换言之，我认为，理想的媒介学者应该是一个跟社会实践有关的对话伙伴，就像人类学家关注研究对象那样。我阐明：马克思建议我们不仅要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世界，还要绝知此事要躬行，致力于改变世界。今天，我们将马克思的建议付诸实施的时候，要同时记住，不要过多地卷入肮脏的政治。

　　这样一个立场或许不够正统，但是，我经历了风起云涌的60年代，得出这个立场是基于历史经验本身，在那些围绕新秩序的斗争中，媒介学者毕竟不能直接推翻日常的壁垒，而通过指引真正政治力量和活动的学术导向，媒介学者却能带来很大的改变。换言之，我相信，对社会中的流行范式施加长期和间接的影响，要胜过直接干预政策过程。

　　早在90年代，我就做出了上述的一些反思，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教训仍然有意义。世界已经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转变到了多极世界，中国和其他国家撼动了传统的西方霸权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跟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相比，如今媒介学者所面临的政治和学术轨迹更加复杂。不管是对于活动家，还是学者，这个新的世界秩序要比以前更具挑战性。

　　(注：篇幅所限，中文译版省略了参考文献，全文请见作者主页：http://www.uta.fi/cmt/en/contact/staff/kaarlenordenstreng/publications.html)

　　作者Kaarle Nordenstreng系芬兰坦佩雷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博士与终身教授;译者徐培喜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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