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专题导言

　　21世纪初伊始，国际政治、学术和舆论界就开始形成一种共识——全球权力正由西方向世界其它地区转移。始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来的欧债危机都为这一话语提供了支持。在这一权力的全球转移过程中，传播作为当前世界结构形成和变迁的核心要素，扮演着关键角色。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的美国正在与半岛电视台的“信息战”中节节败退，到中国增强“软实力”的努力，再到“宝莱坞”的崛起，我们都可以发现全球信息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转移的趋势和信号，总体而言，全球传播秩序仍然表现为深刻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正在重组的全球政治经济仍可能强化而不是挑战既存的统治秩序。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超越那些主要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变化的主导性“权力转移”话语。因为这一视角忽视了权力在全球劳工与跨国资本间的转移态势，也忽视了社会媒体在近期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后者的突出表现标示了权力从固化的体制结构向网络化的个体和大众转移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了有关大众民主潜力的各种政治想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全球权力转移的不同主张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密交叉，并通过多层面互动影响权力态势在全球、区域、国家和阶级、阶层内部的平衡。

　　当下全球体系的急剧变动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传播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秩序的相互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批判地分析全球传播的新老问题方面，亟需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与此相关的主题包括对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全球传播结构的持续性与新变化，尤其是“南南”议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现有国际组织、“金砖五国”、其它新兴区域性组织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一国家在重新阐述全球传播权力平衡问题上的角色;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阶级关系重构中，媒体、信息和文化产业所扮演的角色;传播的全球治理与互联网时代重建更加公平的全球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可能，包括“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历史经验;有关“数字劳工权力”(digital labor power)的论争，以及劳工抗争和阶级意识形成的新特点;对新自由主义时代通过传播科技促进发展(ICT4D)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评估，以及有关“发展”路径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运动、草根传播实践与文化赋权;在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传播领域所存在的局限、挑战和机遇等等。

　　以上多面向的话题需要跨学科和多维度的分析，它们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导向，而且离不开批判的文化研究视野，以及有关传播技术和社会互构关系的分析。而其中最有理论创新和现实感召力的研究路径将关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复杂勾连，并融入对帝国、阶级、国家、种族和性别等一系列核心范畴的运用和分析。

　　而“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多面性和全球性更离不开广范的国际参与、多平台的科研与教学合作以及长期的学术关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传媒大学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通力合作，策划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中英文出版和跨国教学合作与人才培养项目，包括2012年10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在西蒙·弗雷泽大学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暑期班、以及2013年9月开课的中国传媒大学与西蒙·弗雷泽大学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等。

　　本期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分别是芬兰传播学者卡拉•诺顿斯登和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就“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主题在2012年10月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基础上专门为本刊撰写的。诺顿斯登教授是“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篇文章中，他在以这一身份深刻总结了该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同时，还就“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当下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相关讨论进行了分析。在文章最后，他更是从批判学者与“新秩序”运动关系的角度就学术与政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相信这篇文章带给读者的启发会是多方面的。

　　席勒教授的文章以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历史洞见、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关联性的思维方法全面地勾勒了互联网的全球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这篇文章中有关美国国家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动员”的论证和“我们必须将资本和国家直接联系起来”的分析思路彻底挑战了“国家对市场”简单二元论和相关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偏见，而“罗莎·卢森堡的因特网”这一点题与点睛之笔所承载的历史涵义和文章中对资本作为一种劳资间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视角更是把历史和阶级问题放在了互联网研究的核心地位。

　　在组稿过程中，我更深深为这两位教授在文章准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谦逊的学术态度所折服。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的姬德强博士等对“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课题的全方位支持和贡献，感谢胡智锋教授和《现代传播》的鼎力协助，并特别感谢张磊博士与徐培喜博士的翻译。由于篇幅关系，在此只能与读者分享这两篇文章的缩写版。更多文章会在其它中英文刊物相继推出。

　　资本与国家：因特网的政治经济学

　　[美]丹·席勒(Dan Schiller)  译者：张磊

　　关于因特网的个体使用者与社交网站，学界已经进行了不计其数的研究，但因特网的演化结构却被置于视野之外。如今，距万维网的首演已有二十年，距因特网的域名系统开启已有三十年，距因特网传输协议定型已有四十年，距数据包交换技术的孕育已有五十年，但因特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长期罹患营养不良症。对其进行补救，是当前学界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塑造因特网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又是由谁运作的?它与整体性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如何相互作用?因特网系统和因特网服务利用了什么样的劳动力体系?因特网究竟如何战胜其他竞争性科技思潮，成为数据传输的主导者?

　　关于因特网的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涉及另外一些问题。在制造因特网系统和因特网服务的时候，产生了什么环境效应和外部效应?因特网对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或曰商品化)有什么增益作用?因特网为资本的增值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贬抑、压迫和不公平的种种体验，如何投射到因特网系统、因特网服务和因特网应用之中?为了管理和协调作为跨国界系统的因特网，需进行何等安排?总之，因特网是如何与我们身处的分化与支配的社会纠结在一起的?

　　这些问题至少没有得到彻底的回答。它们提供了一个范围广阔而时间紧迫的研究日程。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基于这个开阔的框架，试图提纲挈领地指出国家与私人资本是如何与因特网系统发展血脉相连的。

　　以权力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将资本和国家界定为塑造力，它们不可或缺，又互相连接。资本经常借助国家的力量，开垦生产和消费的广阔领地;国家也经常借助资本的力量，设定社会优先权并分配资源，将作为结果的各种安排合法化——如果这种合法化失效了，则采用各种组织化的暴力手段来对付它眼中的对抗者。关于这两种结构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理论争议一直经久不息。下文将触及一些相关争议，尤其聚焦于波兰裔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洞见。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资本和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概念。我将直面现有争议。然而，这两者在因特网系统发展中的角色，或许超出了传统认知的界限。

　　国家动员

　　我们倾向于认为因特网是私有企业的产物，认为它是市场力量运作的结果，或者具体而言，认为它是那些车库发明家兼创业天才的创造物。这样的说法无疑走错了方向。无论是诞生之日，还是当今之世，因特网都不是纯粹市场行为的化身。实际上，它其实是由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特定的国家来孕育的。时至今日，因特网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较量的关键。

　　美国是因特网早期的创造者，这一点已有大量研究(Abbate，1999;Goldsmith & Wu，2006;Kahn，1995;Mueller，2002;D. Schiller，1982;1999)。此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络遍地开花，美国行政部门组织了一个顶尖的“全球电子商务”工作小组四处游说，使得因特网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首选，也使得大企业的利益和商业的功能具有了优势(Crain，即将发表;D. Schiller，1999)。美国政府则继续践行着一家独大的角色，而我在本文结尾将会指出，这也是一个多面性的角色。

　　不过，这一角色并不一定是正式角色。关键性因特网资源包括IP地址和自治系统编号(ASN)在内，都归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即因特网号码分配局(IANA)掌控，使用者都要与美国商务部签署合同。一个影子般的美国公司VeriSign管理着核心的地址数据，即不受地域限制的顶级域名“.com”。因特网技术标准的制订则从政府转移到了两个组织手上，即因特网工程专门工作组(IETF)和因特网架构委员会(IAB)，它们举办会议来开发这些标准。然而，由于这些机构的构成和资金来源，也由于美国公司在因特网内部和因特网“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因特网看似“草根”的决策过程实际上偏向为美国利益负责，这未免有欠公允(Kwalwasser，2009)。米尔顿·缪勒(Milton Mueller，2010，p.62)一针见血地点明如今的因特网置于一种美国式“单边全球主义”的政策之下。

　　从20世纪90年代这个词被赋予官方意味的那一刻起，“单边全球主义”就招致了不同国家的反对，但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仍十分热切地采用它(Schiller，2007;Pickard，2007;Padovani，2005)。实际上，在巴拉克·奥巴马任总统期间，美国的行政部门实施了空前的动员来捍卫这一现状。美国的领导人公然信奉这样的主张，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政府关于赛博空间的国际战略》中所言，赛博议题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对外政策头等大事”(见Pellerin，2012)。

　　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这一目标既无比重要，又疑问重重。到2012年底，这场萧条已经持续了六个年头，凸显了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如今与未来的经济增长支柱究竟位于何处，这场争论更加如火如荼。一方面，寻找新资源、推动新增长的压力陡增;另一方面，谁将采收因特网设备和服务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美国执政者认为他们掌握着答案：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IBM、甲骨文、脸谱网，以及作为因特网系统和服务需求方的大型美国企业用户。既然这样的答案将全方位影响跨国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谁应当为因特网发展的下一步方向定调?同样，美国政府有自己偏爱的答案。

　　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以美国为根基的因特网资本单位结成了联盟，在这方面如谷歌、脸谱网、推特网等例子俯拾皆是(McChesney，2013)，但资本对于因特网的兴趣实际上远远不止于此。就像数十年前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一样，追逐利润的因特网企业被描绘成自由斗士，追寻着一个主要的使命，那就是反对威权主义和促进民主。另一方面，如今的“因特网自由”运动同时也是一种合法化努力，使得美国政府自命为跨国界因特网的主要管理者这一身份得到确认，同时阻止其他国家染指。通过将自己定位为普世性的言论权力的命定提倡者，美国政府试图瓦解那些对其统治地位加以挑战者的合法性。

　　然而，在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危机和结构变迁总是起起伏伏，美国对因特网的管理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挑战。冲突虽然没有浮出水面，却来势凶猛，关于“全球因特网治理”的争论沸沸扬扬，对美国核心体系的挑战日益加剧。

　　一些主权国家已对美国商务部的因特网治理颇有微词。肯尼亚政府建议进行“转型”(2011，pp.1-3)，从美国商务部独家承担IANA的职能，转型到一个多边主义的政府管理体制。印度政府(2011)提出，对因特网基本控制的管理，主要体现为对独一无二的识别符和其他关键资源的掌控，而这“应当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让整个生态系统和国际社区能够参与其中，增强其透明性、负责性并促进其表现”(有趣的是，2012年秋天，印度从这个立场上退却了。见Singh，2012)。埃及也对现状提出了不同意见(2011，pp.1-4)，宣称因特网治理系统“应当提高透明性和对整个社区的负责性，而国际社区可以借此得以改善，根除(或至少是限制)这种单边主义的契约式监管”。墨西哥的传播部长(2011，附录p.2-1)评论说互联网治理需要变得更透明和更负责，“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和流程，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INIC，2011，pp.2-3)说得更加具体，坚称因特网管理应当“彻底避开美国商务部和VeriSign的操纵”，建议设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机构——它应当由全球因特网社群进行自我监管”。在另一个场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王晨(2011)一针见血地指出：“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体现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助互利的原则，反对以‘网络自由’为名，行‘互联网强权’之实。”他认为，“以公开和普遍参与的方式”，“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应该是因特网政策制订的首要选择。他用这样一句话作结：“中国愿意积极参与这一过程。”

　　虽然这些国家颇有微词，但美国终究还是再次批准了IANA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合同。在2012年9月中旬，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了一个“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有来自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官员与学者们与会(印度派出了一个观察员)。在这场会议中“发达国家”的“霸权”受到了挑战(Shen，2012)。对于美国中心制的因特网的批评，随后蔓延到了一个多边谈判组织——国际电信联盟(ITU)。ITU是一个附属于联合国的机构，其成员有192个政府，部分国家之所以提出将ITU的管辖权延伸到因特网，是想建立另一个体制性的基础，从而取代美国的“单边全球主义”。

　　在美国，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因特网公司，都力图将其他可能性消弭于无形。在2011年5月，分管传播与信息业的助理商务部长劳伦斯·斯垂克灵(Lawrence E. Strickling，2011，pp.3-4)承认：“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因特网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就是维持政治的可持续性，而这无疑促使我们去直面一个问题，即民族国家的集体角色究竟为何。”斯垂克灵进一步确认说：“美国最明确无疑所反对的，就是确立一个由民族国家所控制并管理的因特网治理结构。”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开始指控那些“互联网的多边控制”的倡导者们是独裁者，其计划就是在2012年12月由国际电信联盟主办的国际电信世界峰会(WCIT)上发动一场“宫廷政变”(Anders，2012)。随后就是联邦传播委员会(FCC)的总裁罗伯特·麦克多沃(Robert M. McDowell，2012a)，他的言辞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攻击。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因特网服务商的拥有者，例如谷歌，也对此贡献良多(Cerf，2012)，它们用表达自由来掩盖和粉饰自己的经济私利。在WCIT筹备期间，美国对“国家控制”的攻击声浪火力全开。在WCIT会上，美国继续主动出击，推动立即通过一项决议，使ITU无法重新阐释规章从而将因特网纳入自己的管辖权之内(Gewertz，2012)。诸如“联合国意在窃取因特网”这样耸人听闻的断言，拜福克斯电视网所赐，在大会期间甚嚣尘上(Brown，2012)。然而，继续与美国行政分支绑在一起，是否就更能推动因特网上的民主实践呢?

　　我们可能得承认，政府压制并非杞人忧天，而ITU的管辖权延伸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例如，正如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所警告的，必须考虑因特网使用者的隐私权(Peterson，2012)。但是此处强调的议题是因特网管理中美国单边权力的延续性。WCIT对此进行了挑战，但成果难产，不过它将美国及其盟友与其他90个国家间的公开决裂推向巅峰。几乎毫无疑问，美国对因特网管理的主导角色将会持续面临压力(D. Schiller，2013)。

　　接下来，我将从国家转向资本，它是驱动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冲突中第二重要的方面。

　　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以及积累运动

　　早在十五年之前，我们就可看出，因特网建立了一个“核心的生产基础和控制结构”，为跨国数字资本主义服务，而这种跨国数字资本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Schiller，1999，p.37)。因特网的连通性摇身一变，成为资本日常运作的必需品：它有助于协调跨境商品链;它有助于催生高科技金融;它有助于实施网络化武器，它既致命又带来高额利润;它有助于搜集海量的消费者数据，来支持营销和物流;它还有助于开发新的商品，以及新的利润领域。如今，关于以上论断的证据可以说汗牛充栋。因特网是资本现代化的一部分，这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分析方面，而且逐年得到妥善记录(Aspray & Ceruzzi，2010;Cortada，2004-2008;Cortada，2011)。

　　但这并非唯一方面。如果只是让事实停留在这一点，实际上是限制了我们的思考，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妥协。首先，它抽离出来了一种理想化的自上而下的资本逻辑;其次，它忽略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2003)所称的“积累运动”。作为结果，它错失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我们应当把资本视作一种物，例如货币或生产设施?或者，我们应当把资本视作一种社会关系?如果是前者，我们可能同意一种耳熟能详的抽象的资本逻辑，即投资、营销策略、制造利润能力看上去是灵活多端的，或多或少取决于机智敏锐的高管们所作出的决策。这是一种压倒性的观点，也是一种商业媒体、市场新闻业和主流经济学所持的普遍性观点。然而，自马克思本人开始，一些理论家和史学家就注目于一种明显不同的概念，将资本理解为一种具有两面性质的社会关系。

　　从这种视角出发，资本的两面性之一，就是指称对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因此也指称了资本家社会阶层的身份所属。然而，其另一个方面就是指称对于生产工具(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的缺失，因此也指称了另一个阶级的身份所属，即真正的劳动工人(包括未来的或潜在的劳动工人)。劳动工人在生产成本之外创造了剩余价值，其中包括工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在内。正是这种付酬劳动体系的棘手的两面性，界定了资本。

　　从这个概念出发，历史进程是社会对立所塑造的，这种社会对立总是处于变异之中。这也就是罗莎·卢森堡所称的资本主义的“积累运动”(2003，p.447)。在一个世纪前，卢森堡高度关注资本主义的增长进程这一问题。它要求进行积累，从而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意味着利润(剩余价值)要进行再投资以产生新的循环，扩大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历史中，”卢森堡如此阐释，“它是一个自身存在矛盾的事物，而它的积累运动为这种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积累究竟是如何持续增长的?

　　这种必然性是如何展现，又是如何管理的?各种阐释彼此背离。我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2006，pp.95、96、436)的观点一致，即积累所环绕的必然性，超越了对市场需求的培育或对信用债务体系的延伸，而是立足于扩大社会关系的范围，通过增加工薪阶级的规模从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哈维指出，对于扩大再生产来说，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增加薪酬劳动者的规模，因为薪酬劳动者是唯一能创造剩余价值的，而这是资本继续拓展的基础。

　　对当代历史的仓促一瞥，就可以确认这种社会关系的空前扩大过程，无论我们称呼现在的进程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转瞬之间，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崩溃、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拥抱，以及第三世界政治方案的失败，日积月累，不仅催生了对市场的广泛拥护，并且造成了全世界工薪阶级的激增。工人们成批成批地直接进入或即将进入与资本的关系。据国际劳工办公室预测，仅仅在1980至2007年间，全球劳动力就增长了63%，从19亿猛增至31亿(见Foster，McChesney & Jonna，2011，p.21)。也正是在这些年间，专门性软件和服务的开发(例如专家系统、机器人、培训软件，以及一大批自动算法程序)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劳动机会，为付酬的劳动体系造成了更多的岗位。

　　这一波世界工人阶级的规模扩大是突如其来的，也是无比复杂的，它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开启了新的远景。它不仅可以生产额外的剩余价值，还可以创造所需条件来实现它——因为工薪阶级还得去市场上消费商品。然而，在2007至2008年，这个过程导致了一个典型的结果：大萧条。它是由无限制的金融危机和惊人的产能过剩之间的循环反馈所催生的，而这种产能过剩又来自于上一轮的扩大再生产。

　　在两场危机的间隔期，资产阶级已经有能力来迅速而广泛地调整商业运作，动员规模庞大的国外直接投资流，从而利用巨大而分散的全球新生工人的库存。网络对于催生这个结果是不可或缺的，资本家是在整个星球的范围内实验它的功效并采用它。当然，网络对于扩大再生产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先决条件，但它的确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元素，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全球工人阶级，换言之，调动他/她们的劳动力。

　　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场规模空前、多重维度的阶级重构过程。然而，仅仅把这个过程称为全球工薪阶级的扩大化或重构，尚不足以概括。重构的工人阶级同时也是这场转型的承受者，主动地体验着、思索着、传播者，并在某种程度上抵抗着。

　　传播实践使得理解得以流通，因此，我们需要把传播实践放置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放置在工薪劳动力的重塑背景下加以考量。换言之，我们需要探索传播到底是如何在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和生活经验中显现出多种面貌的。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基本的分析视角，也有一些概念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应把工人阶级看作一个民族国家性的实体，还是一个多元化的全球建构概念?它的异质类型是什么——换言之，它与种族、性别、民族以及其他社会差异概念的标签有何不同?它是否展现了一种共同目标，即，有无证据表明如今的工人阶级可以认识到自己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社会动力体，从而塑造自己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力量?如果这是可能的，它在何处发生，又由何推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说法被用在工人阶级身上，诸如抱残守缺的顽固与同归于尽的戾气、沙文主义偏见、易被操纵的头脑、尚未达成或尚未实现的身份认同，以及政治失败，这些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工人阶级?传播媒介和传播实践是如何与这个复杂进程紧密相连的?又如何与造就工人阶级经验与意识的历史进程(它经常充满对抗)息息相关?当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的时候，也就把传播置于一个聚光灯下，即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它经常被忽视，甚至被轻视，但已被证明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对阶级和传播进行细致的历史分析，这样的研究仍显稀缺。自从30年前文森特·莫斯可与詹尼特·瓦斯科(Vincent Mosco & Janet Wasco，1983;Dyer-Witheford，1999)开启这一学术议题以来，美国的传播学者已经断断续续地对这组关系进行了研究。虽然存在上述学术努力，以社会阶级为核心的传播研究仍然显著缺席。特别是在当代“另类新媒体与活动家新媒体”研究(Leah Lievrouw，2011)当中，这一现象更是明显。

　　这或许是因为，这样一种视角与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潮流有所抵牾。这种潮流假设有一种被赋权的个人使用者。研究者采用这种框架来研究新媒体，一开始针对杂志和广告，随后扩展到今天的社交媒体(Rainie & Wellman，2012)。类似研究延续了学科传统中的倾向，与既存的历史知识保持距离，对传播和媒介在持续进行的社会阶级关系重构中的角色视而不见。与之相反，为了整合历史知识，我们需要对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使用进行系统总结，将它们放置在或聚光在更广阔的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转型的背景下加以考量。

　　对不同阶级来说，有不同的传播类型。它不仅涉及源于社会分层的差异化媒介使用方式，也涉及具体的政治内容和文化内容。例如，在埃及的民主革命中，阶级认知是如何互相纠结在一起，可能如何互相争竞?是否所有参与者都共享一个目标，即实现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或曰“谷歌式民主”)?抑或是，民主理念本身即争议不断，一些参与者努力使它不仅围绕个体投票权并且围绕埃及工人阶级的尊严与社会公平而展开?借用拉斯韦尔(1948)那古老的模式，谁，对于民主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发言，又产生了什么效果?具体而言，工人们为这场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作出了什么贡献?

　　在一个国家，阶级和传播之间的关联产生了活跃的研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她位于世界和历史的情境中，诞生了当代的工人阶级。赵月枝呼吁学者们将媒介研究与中国的“抗争性”社会联系起来，在此社会状况下，阶级关系充满了对立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意义。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如何与时俱进的，媒介和传播实践在这个进程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需要再次赘述的是，应置于聚光灯下的不是媒介，而是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然后才是各种意义上的媒介，或新或旧，从大字报、陈情书、农民们的八卦与谣言，直到新浪微博。

　　已有学者对此进行关注，并为阶级和传播分析奠定了一个新的全球性基准。邱林川(2009)就此进行了探索，他指明了新媒介是如何贯穿于他所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之中的。洪宇(2011)则详细记录了如今全世界使用的网络设备所需的劳动是如何由中国的农民工阶层所实现的。赵月枝和其他人(Zhao，2008;Zhao，2010;Zhao，2012;Wu，2012;Xing，2012)追溯了以阶级为导向的辩证法，它涉及抵抗和反应，贯穿于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媒介化社会戏剧中，其外延从新闻话语直到中国的(微)博客领域。学者们发现，这些戏剧几乎在任何地方发生：工厂的私有化、土地征用、环境灾害、学校建设计划、官员腐败以及高铁列车事故。在中国，阶级抗争显著地弥漫于媒介再现的力量场域，并为它构建类型。遍及各方的传播实践，究竟如何与阶级认知展开互动?

　　结论

　　本文最后要探讨的问题，同样与主题紧密相关。阶级和传播互相交织，处于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Foster & McChesney，2012)所称的“无尽危机”之中，而我(Schiller，待出版)将之定义为“数字萧条”(digital depression)。然而，资本对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永不消逝，而政治经济状况要不断催生积累的新领域。随着付酬劳动变得空前的普遍化，卢森堡所界定的再生产形式的极限正在接近。就地域而言，再也不存在非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转向何处，从而容纳这种扩张力的驱动?

　　为了理解眼前之事，我们必须将资本和国家直接联系起来。“希望资本主义满足于通过商品交换所获取的生产工具，只是一种幻想”，罗莎·卢森堡(2004，pp.350、351)写道，“作为历史进程的资本的积累，采用武力作为一个终极武器，从它诞生之初直至今日，都是如此。”扩大再生产不断需要在现存市场之外采取行动，也周期性地实现了这种行动。迈克尔·派莱曼(Michael Perelman，2000)和戴维·哈维(2010，p.48-49)将这种行动称之为“剥夺性的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特征。

　　如今，剥夺性的积累正在席卷全球。从地产查封，到公共健康服务的征用，再到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条约工具，莫不属于此列。在许多国家，危机加速了这些转变，通过提前安排得以解决。商品化的潮流冲刷着社会生活的领地，起初它们与资本的自我扩张毫无干系;资本侵蚀了家庭和社群的广阔实践，而它们曾经井水不犯河水。可以预测，这些商品化的新领地将造成对公共物品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商品化成为可能，国家暴力不仅直接对外部使用，而且作用于国家自身。公共物品本属国家控制，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早期阶段的产物，而今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自相残杀的自我扩张过程中的战利品。在电信、教育、医疗、农业生态科技、政府服务、文化遗产的供应中，我们均能观察到平行且并行的政治经济变形记是如何展开的。这个过程就是私有化、商业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直接兼并了一些实践领域，而此前这些实践大部分是外在于这种社会关系的(Schiller，1999;Schiller，2007;Schiller，即将出版)。信息和传播处于这场征用的核心地带。

　　资产阶级总是依靠国家力量，先是依赖它帮助自己捕获社会生活的新领地，然后希望它维持稳定来实现自己的全球积累方案。美国围绕因特网治理进行的动员就应该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理解。然而，美国能否成功保持自己的因特网管理者角色，是一个结局开放的问题。同时，在我们的数字萧条时代所进行的扩大再生产，正在形成一个空前扩大而重构的全球工人阶级。因为资本与其说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力量，不如说是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所以，这个跨国的工薪阶级，其自我组织和政治方向可能在未来获得更大的重要性。最终，传播媒介和传播实践，包括那些基于因特网发展起来的传播实践，将会与这些暗影重重的历史转型若合符节，也必有令人震惊的潮流随之涌动。

　　(注：篇幅所限，中文译版省略了参考文献，全文请见《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网址：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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