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的转型对社会整体转型有着重大而深刻的意义。诞生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理性反映和总结，又对此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该著作蕴藏着理论逻辑中的关于文化与社会转型关系的深刻思想和思维模式，从战略的层面确定了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并设计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包括文化战略在内的各项战略。梳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及其对当时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指引作用，必定能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社会学意义
以文化社会学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就是要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置于中国现代化的渐进过程中，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中，置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联体系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一）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总结
发生学是把事物的微观状态和宏观状态置于统一的语境中，以事物的相互作用及其发生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次第推进来审视事物的本质规律，具有揭示事物在动态中有序存在的哲学意义。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轰开了古老“天朝大国”的封建大门，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封建帝国被迫一步步纳入世界范围之内、卷入了世界大潮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对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构成强大冲击，动摇和瓦解着中国传统稳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结构、社会架构。中国被迫开启了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
新文化运动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引入中国社会，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念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文化的转型有了新的突破。新文化运动对于人们的思想启蒙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其思想武器还是原始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后来对此有过批评：“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使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马克思主义更是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社会转型的先进指导思想和文化指南。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要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性，维护民族尊严。尊严性和民族性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基础性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就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中要具有独立的民族性，因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发芽，一定要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符合中国实际和具体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指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契合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和社会转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指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文化反思和总结，是从文化层面上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刻揭示，反映了中国文化发展和转型的独特规律和基本趋势。
（二）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结构意义上讲，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文化与社会整体的关系
毛泽东对文化论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对文化的思考置于社会整体之中，他不是就文化来论文化，这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构中可以明显看出。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这个社会理论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所构成，是一个三元结构论。毛泽东通过对近代以来东西文化论争和文化选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将文化理论置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之内，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结构上趋于完整和全面。这无疑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文化理论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他对文化的理论定位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不仅科学地诠释了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阐明了文化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结构意义上看：
1.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政治、经济对文化具有决定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与之相对应的这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着手推动建立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这里的新文化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这个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并为之服务的。
2.文化对社会整体中的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
毛泽东在肯定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对经济和政治起着“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基于这一思想认识，毛泽东对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在宣传抗日救亡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在宣传“和平、民主、团结”配合人民解放战争顺利推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发挥了锐利武器的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为中国的文化转型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从文化转型的意义上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产生，既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历程在文化理论上的逻辑反映，又是文化自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慷慨激昂的有识之士，从革新文化着手拯救祖国而发起的文化冲锋;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的燎原烈火中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新型文化的长期建设作出了理性规划。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体现的现代文化观念，“从根本上打破了华夏文化本位主义的思考模式，又突破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窠臼;既反对中体西用，又反对全盘西化;文化发展方向，既不是东方化，又不是西方化;文化的选择，既不是用西方文化来压倒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是用传统文化来抵御西方文化。一切都是为了现实需要，就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个实践，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独特的实践，由此产生的新文化，本质上也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新文化”。其实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逻辑就是实践第一，从实践的发展对文化的新要求中来探索、研究新的文化应该具有哪些基本功能，对实践的发展应该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确立合理的文化结构。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每个民族每一项事业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决定这项事业成败的，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直接关联的时代精神力量”。由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特殊历史作用可以得到如下阐释：“五四”运动对于思想价值领域里的革命，仅处于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观念认定阶段，毛泽东是在实现了这样一个价值认定之后，把新文化运动的“说”转变成紧接着的“做”，将思想价值领域的变革，转变为实践的、改造社会现实的政治斗争。因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此指导下，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其二，在现实改造中国的斗争中，创造了毛泽东思想。“首先改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使得在中国这块世界东方的广大土地上，进行了规模浩大的一次文化转型。改变了中国封建时代的趋古文化模式，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精神，变为一种‘前景精神’，这种转变正是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实质上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一种宏大构想，因为他全面地回答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头“中国到哪去”的问题。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的回答体现在文化上，就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个文化观首先创造性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作出了界定，他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即为建立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具有民族特色、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具体而言：
1.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
从新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来看，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从新文化的形式来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定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化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形式才能表现出来。
2.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
从新文化的内容上看，“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的”。从方法上看，“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具有鲜明的科学品格和科学精神。
3.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
其一，发展文化的目的和方向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其二，人民群众是革命文化丰富的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力量。他在说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时，暗含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革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革命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有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去，才能实现文化自身的大众化。其三，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是大众的，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主”内涵的阐释，涵盖了广大劳苦大众，超出之前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范畴，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民主精神。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对当今的社会转型仍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在战略层面上，处理好社会整体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关系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特别重视文化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是在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中来定位文化的性质和作用的。这个观点启示我们，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顶层设计上，必须首先考虑社会整体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体系，因此既不能以社会转型代替文化转型，也不能以文化转型来代替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都是能动的环节，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要在协调兼顾、相辅相成的状态下逐步展开。文化转型以社会转型为依托、社会转型以文化转型为先导，二者在双向互动过程中逐步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转型。
社会转型中正式制度的观念模型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变迁的实践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政治经济转型必然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性决定力量。而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对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起到的作用中可以看到，文化转型较之涵盖政治经济转型的社会整体转型而言，所具有的是先导性和指向性的作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中明确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要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把握政治经济转型的基础作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推进社会转型。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在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文化成就，直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三三制”新型民主政权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之后，尤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在法治化的环境下，公民的法治意识在增强，为文化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基础。因而要推动文化转型的深入，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改革。
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强调具有特定意义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作用。因此，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规范体系设定活动规则时所依赖的原则，由过去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变成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需要重新构建的、反映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便不可能再是农业社会里的抽象的个体主体意识，而是这样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兴文化精神：民主意识、公民意识、平等参与意识等。因此必须以人为本，赋予公民平等的权利，尊重每个公民的个人价值，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如果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继提出，无疑勾画出了21世纪中国新政的蓝图”。以此为蓝图的社会转型需要加强以文化转型为目标的文化启蒙、价值体系建构和文化建设，形成文化和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一大表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8月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文化转型的实质是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而物化到人这一社会活动的主体之上，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存在，人是价值观的载体，价值观支配和指导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的逻辑重心就在于实现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向。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的转变，即摒弃传统的与旧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价值观，整合现有的多元的价值元素，进而构建起与新型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匹配的正确而科学的价值评定体系。“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智慧最有价值的深层内涵和核心实质，首先集中体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系统”。从静态意义上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能够与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型主流评价标准，在价值层面反映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为文化转型提供正确的价值引领和有力的精神支撑。从动态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打造人的现代性、生成文化现代化，进而实现文化转型的过程。
（二）在认识层面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所要考虑的基本国情
毛泽东思考一切问题的认识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考文化问题也是如此。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文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但又是以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为方向和目标的文化。得出这些结论就是充分考虑了当时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对文化的探索是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结合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的侵略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成为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构成了基本国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同时因蒙受外来文化侵蚀而丧失根基，承受传统文化束缚而愚昧落后的国家。既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而作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文化亦与此性质相同。这些旧有的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正是当时先进的革命的阶级要革除的对象。相应地，所要建立的就是与此相反的更加科学与进步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在这样的国情下孕育出来的新文化必定彰显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价值追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当代文化转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重心，且文化转型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和入口处，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理论根据”。由此基本国情，我们可以得出：因为已经是社会主义，我们有着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必须将多元化、“碎片化”的价值体系整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下，凝聚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之中;因为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下，还没有达到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民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形态，因此文化转型要体现并发挥文化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功能。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亿万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精神焕发地投身文化建设、进行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期待”。离开了基本国情，文化转型就会既虚无缥缈又无的放矢。只有在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根本实际的基础上，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形态，才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偏离、才会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匹配、才会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只有实现这样的文化转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三）在方向和目标层面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是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提出的要求与展望，它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中国文化繁荣的必经步骤，在文化领域引领着中国文化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后，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这一文化理想在演变和推进中尚未完全变成现实;另一方面，文化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经受着社会转型负面影响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等的不断深化，社会转型加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诸多挑战，更应该将文化转型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和明确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一，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文化民族性的挑战，我们必须秉持文化的民族性，在高度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形成民族文化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借鉴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优质方面加以必要的吸收和转化。同时，对待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积极推动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开放的胸怀，形成超越区域性、群体性、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全球各种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文化认同。有甄别地加以吸收，借鉴和融合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补充和加固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方能激发出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奋进的强大活力。
其二，面对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全球问题”对文化科学性的挑战，我们必须弘扬文化的科学性，实现科学和人文的有效整合。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方法体系，也包括完整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我们必须摒弃落后封建文化，树立科学权威。继续把科学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在全民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用科学的文化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教育和启发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得到转变，认识水平得到提高，思想意识得到升华，社会风气得到好转。
其三，面对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对文化大众性的挑战，我们必须树立文化的大众性，向着面向全体人民、体现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大众文化就是以平等自由和人本精神关照人的普遍的心理和文化诉求。使公民公平地享有文化创造的主体地位，公平地享受文化权利，公平地传递自己的文化诉求，发出以自我为主体的文化呼声。坚持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文化创作导向，关心大众命运、体察人民愿望、反映群众心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构建文化共建共享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底层参与。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理论构建，不应仅仅来自高层，而应该来自于整个社会中层的普遍认同和底层的共同响应，它本质上应该反映中下层的社会诉求、现实渴求及理想要求。文化是人创造的，一旦形成，应该反过来为人服务。所以文化建设一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为本，将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二是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将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文化上的共同富裕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转型的终极目标之一。
（四）在方法层面上，要注重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实践基础上的文化综合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是一种“人化形式”，是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有关世界和自我的经验与知识，是有关生命意义的价值判定及其表达。因此，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时性发展变化的。黑格尔在其哲学著作《历史哲学》中指出的“中华文化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这种文化的创新能力，对于中国为何异于其他三个消失的文明古国，而伴随中国社会形态的历次转型延续和存在了下来，有很强的解释力。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文化综合创新的典范，它突破旧有封建文化的窠臼、冲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围剿，翻转了文化根基和价值体系，将传统和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文化成分加以合理吸收，创造性地建构了符合并能服务于当时中国革命实践国情的全新的文化体系。这既能延续中国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又能有效地发挥文化的社会功能，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当下，全球化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交往等物质领域，还波及文化、思想等多个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助力下，文化的渗透、信息的传播形成了立体网状结构，所承载的文化要素可以瞬间覆盖和蔓延到世界任何角落，使得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互相作用，彼此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迹象已然出现。整体而言，文化全球化是解构与建构的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全球的交往瓦解了既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壁垒，消解了阻隔于各个文明体间的或明或暗的障碍。文化全球化“既包含有差异间的融合和交流，又包含着对差异原则的保存和坚持，是一体化与分裂化、单一化和多元化的统一体”。对此，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综合创新之路。“走综合创新之路，意味着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广泛借鉴东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并在借鉴之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升华。这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之道，生生不息之道，后来居上之道”。以文化的创新发展来弘扬中国精神、培植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同的文化体能够在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各种新鲜的文化要素能够在“应然”的层面以全新的方式加以重新组合，为产生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文化创造了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在全球视野中把握好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维度，处理好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更加注重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实践基础上的文化的综合创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积极创新，体现民族特色、科学精神，满足广大人民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推进与产业化、市场化、经济化相匹配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以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转型。以上这些，都使得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在形式层面相结合、结构层面良性互动、本质层面相互促进，以社会转型奠基和唤起文化转型，以文化转型引领和推动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王立胜──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新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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