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存在者在”而不关心“无反倒不在”，所以它“遗忘”了存在，随着基础存在论尝试使此在“说”出存在的最终失败，存在论就陷入了“解构”自身的危险境地，其实质是现代性的暗中操作。存在论必须在现代性问题中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证明，而这直接就是如何适当安置现代性的问题。黑格尔哲学以思辨真理的形式建立了现代性问题的完整领域，所以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与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了积极的对话。不同的是，马克思瓦解了黑格尔的内在性领域，将现代性问题拉回到“政治—经济”场域，从而构建了“政治存在论”;海德格尔则以更精妙的方式“重演”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现代性问题收敛在对艺术作品的“体验”中，推出了“艺术存在论”。二者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存在论的合法性论证，适当安置了现代性，由此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与马克思的“政治之思”之间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存在论”“争执”。
如何安置现代性
——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批判
代砚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存在论关乎存在的事情，所以它一直努力试图“说出”存在的本意，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通过观念、意识、现象、此在等，存在论一直幻想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但最终得到的都是“知识”的幻象。直面存在的困境，现代哲学“从两极到中介”的叙事思路并没有真正解决存在问题，结果反而是这些中介的深刻引起了哲学更大的不安，而我们也在对这些中介的曲解中“越走越远”，问题和中介一样多。或许，我们可以模仿乔姆斯基的语气提问：“为什么我们可利用的存在者如此之多，存在还是无从道说?”一种辩护性的回答是：存在虽不可知，但我们并不对之保持沉默。于是，以往的形形色色的存在论就都成为可疑的，当存在论的合法性有了问题，存在就变成了诱惑。
走不出存在的存在论
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只知道“存在者在”而绝不明白“无反倒不在”，落入存在的深渊就成为它必然的命运。基础存在论则试图首次进入存在的世界，将自己设计成与人的生活世界相匹配的存在论，所以，它首先反对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因为后者着迷的是“何物存在”，物之存在以其自然方式而在(to be as it is )，于是“X存在=X如此这般的存在”，这就挑明了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必定去追求关于物的确定知识，物的世界同时也必须是科学的世界和逻辑的世界。由于物不能选择其他的存在样式，只能如其自身存在的那样而存在，所以，对于物来说，“有什么就是什么”，“存在的意图就是继续存在乃至永远存在”，于是，人们获得关于物的知识就有了可能。而一旦获得了这种知识，物就得到了理解，成为了“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物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物必须封闭自身才能真正“存在”。换言之，在物的世界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存在虽然一直被思考，却不是个问题。
基础存在论洞悉了物的世界的底牌，即“物可知之而不可思之”。科学和逻辑的法则越是强劲，存在就越发会萎缩为知识。反过来，存在越是萎缩为知识，科学和逻辑就越是消解人的存在，并使之变成了自在存在，一句话，变成物的存在。这对于生活世界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人们有理由相信，物的秘密不同于人的秘密。物的秘密尽管太过复杂，以至于几乎永远读不完，但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于“物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结论反而是物的世界没有任何秘密。人的秘密则恰恰相反。维特根斯坦有言，解释很快就会用完，任何一种思考都会成为可疑的，我们在知识上只能得到怀疑论的结果，存在只能是“思想”而决不是“知识”。物的世界的存在论要求人们只能过问“这个世界”，至于物的世界之外有什么，不是人的事情。这构成了一切可能选择的存在论的消极界限。可以说，只要物的世界的秘密没有被完全揭开，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就会一直覆盖着人们的生活并保持着强大的诱惑。
基础存在论认为物的世界的存在论把人的秘密统统换算成物的秘密误导了问题。它坚信，对于人的生活世界来说，此在是个绝妙的选题。正是此在包含了存在的核心基因，因此能够解开“存在”的秘密。理由如下：此在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它领会自身以领会存在，它领会存在以领会自身，换句话说，“此在与存在有一种相互作成的连环套一般的‘关系’。”由此，问题转换了，以“生存的人”取代“认识的人”，从“向物而知”到“因烦(Sorge)而思”，物的世界的存在论让位给此在生活的存在论，后者关心的是“此在的世界有什么”，而不再是“物的世界有什么”，它以此在的历史性在世，从“此在”的“上手状态”去追问存在的真理，物的存在也因此成为与此在有所关涉的“在场存在”(existence) 。但正如罗姆巴赫批评的那样，基础存在论并不关心“石头的世界”，世界只能是此在的世界，此在成为了《浮士德》所描述的“世界的小上帝”。这直接导致了“此在在”而“存在反倒不在”，基础存在论思错了“存在”。结论是，海德格尔的努力从根本上并未超越自近代已降的“笛卡尔式”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所谓的通过“存在论的发问”废除“知识论”的思维，不过是一种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行话”，悬置和反对物的世界的存在论的实质反而是对第一哲学的内在需求的隐秘重建，基础存在论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彻底地告别了形而上学。
其实，意识哲学已经先于基础存在论制造了惊人的存在论效果，即“意识是什么存在就是什么”。它给出的理由是，理性是人类的限度，理性之外有什么，不是人类的事情，人类自己的事情只能落在理性之内，理性知道什么，人就知道什么，人只能知道理性所能知道的那么多，因此，研究存在必先研究意识，意识才是存在论的第一主题。通过开创性地使用先验论证，笛卡尔首先证明了意识是理解一切存在问题的唯一而可靠的出发点，康德继而证明了意识能够构造有效知识并能够指导正当行为，胡塞尔收其尾，证明了意识拥有自己的完整世界。正是在完成了这三个里程碑式的问题推进之后，意识哲学大胆地宣称了“意识有什么世界就有什么”。意识哲学坚信意识的秘密对自身是始终开放的，一切原理都必须是在意识中表达出来，没有什么是隐藏着的，存在不是秘密。由于意识哲学强有力的论证，它几乎把哲学改造成为了关于意识世界的“科学”。但对意识哲学最有力的诘问是：它是否说出了存在的实情?且不说通过证明“我思——所思”以求建基于主观性的客观性的成立仍然是辩护性的，实际上，自诩完美的意识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因为意识并不能预定真实的未来，也不能保证未来出场的意识对象的确定形态，未来还未到来，并不存在，未来也因此就落在了意识之外，未来不在意识的王国之中。意识的创作碰到了难题，它的“权威和构造能力仅限于现在完成时”而“无法主观地决定并且构造未来”。意识哲学妄图达到奠基性的论证还是最终失效了，问题仍然存在，存在的事情并不是意识的事情。基础存在论分享了意识哲学同样的困境。基础存在论将物的世界加上括号变成此在的，已经预示着，它将沿着意识哲学的脚步走向自身的封闭。
正是基于反对物的世界、怀疑意识主体性，此在的存在论才选择对传统哲学进行重新奠基。实际证明，此在与“存在”的“和解”并没有取得成功，《存在与时间》终成“残篇”。走入存在的歧途是“此在存在论”的必然结果。按照张盾教授的看法，之所以以往的存在论都远离存在的本意，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必须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存在世界，而是因为它们均囿于现代性的主体性思路和第一人称论域。意识哲学已经提示：将存在问题改造成思想问题来处理，不过是辩护性的，实际上对存在还是无所道说。“此在”“说”不出“存在”是一个惊人的结论，这等于是宣布了存在问题是不可能的，存在本身是不能被谈论的。维特根斯坦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存在是神秘的。存在正在变得急迫，它陷入了自身瓦解的境地，它需要惊险的一跃，张盾教授的研判“思想问题不能取代存在问题”击中了以往存在论的要害，新的存在论必须重思“构成自身之道”从而跨过思想的深渊，进入存在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思想问题取代存在问题对存在进行各种“现象学解释”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存在论起点，“空虚的主体为证实其同一性及对客体的力量，它们得不停的努力——尤其是在市民社会的扩张过程中。”在此基础上，现代性哲学衍生出了自由问题、意义问题以及价值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有着关乎世道人心的巨大吸引力，人们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主体性哲学是现代最大的“美梦”。所以，一个奇特的现代景象是，尽管现代哲学纷纷拒斥形而上学，造成了“形而上学已经没落”的假相，但形而上学仍然是现代的暗中操作，而像语言哲学那样试图净化语言，消除形而上学的声音以使存在论沉默的做法，虽不能说是愚蠢的，最起码是不聪明的。取消哲学的胡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它同时暗含着取消哲学的危险。
“存在”不可知是存在的困境。以往的存在论走不出存在的困境，它不能对存在保持沉默，于是它不得不说“存在”，但每一个说出的“存在”又都变成了“胡说”。存在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可疑的概念，存在论并没有真正的开始。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前者认为，存在虽不能再“知”之，却仍可“思”之。由此，存在重新构成自身必须走上艺术之途以此规避“主体的目光”。后者则干脆宣布存在论并不是“想错了问题”，而是“做错了事情”，存在不能“想”，必须“做”。“存在的事情”在二者那里成为了一种争执，这种争执既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不和”，又是存在自身的“窘迫”。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窘迫”就是此在的世界失落了存在之后，是否还有可能“思”存在?而马克思的“窘迫”无非就是他早早地宣称，存在不是秘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思辨真理与艺术存在论
海德格尔认为基础存在论必须得到恰当的批判，“此在的世界”并不是能够真正解决存在问题的场所，现代性的“主体性思路是存在论的一条死路”，“使之存在”的现代性操作是一种狂妄，必须立刻终结这种“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开始新的“思”的任务，寻求全新的境域以求直接“道出”存在的真意。海德格尔由此思入了“艺术作品的本源”，将艺术的本质思为“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
真理是哲学最真切的梦想和渴望，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存在着真理，真理完全胜过所有的意见，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以及命运，因此，必须对生活进行真理的求解，这样，知识就成为了关键，“去知道”就成为最重要的哲学行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试图通过理性辩论拨开意见的迷雾，发现无可置疑的概念和知识。亚里士多德更是开创性地运用逻辑的方法为概念建立了金字塔式的种属体系，赋予了概念链条必然性的品格，由此知识便可以上升为真理。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的努力，真理才能够以知识必然性的面貌出现。然而，康德的批判哲学令人信服地挑明了单纯建立在必然性之上的证明因其“必然”陷入辩证境地而无法真正确立生活的真理。康德看护理性的界限的做法引起了黑格尔的不满，因为理性的有限性动摇了概念必然性的绝对权威，隐含着取消“真理世界”的危险，理性辩证法的“假象”可能将人们抛入“意见世界”。而这无异于承认：即使理性是存在的，真理也是达不到的;即使真理是存在的，也是实际无效的。这不啻是对理性的最大讽刺。
黑格尔坚决反对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路上“工作了两千年”以后选择“自暴自弃”。黑格尔认为，概念所规定之物均是有限之物，而真理则是绝对无条件者，言下之意，以必然性为准则的概念的规定性根本摸不清真理所在。困难是：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并不具有直观的慧眼，而只能进行概念的思考以认识这个世界。为了维护人的概念把握真理的效力，黑格尔提请人们需要洞见“概念自身的冲突和分离”：那规定着一切有限物的概念仅只作为知性概念，它不能表达绝对;能认识“无条件者——真理”的则是理性概念或是思辨概念。黑格尔承认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康德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黑格尔则补充道，真正的无限是“包括有限并扬弃有限于自身内”。黑格尔把康德认作是矛盾的东西当成概念规定的本性，从而实现了“对知性的局限性的超越和消解”。为了提升到理性概念以最终实现对真理的把握，黑格尔认为，必须认识到，正是辩证法推动着思维的这一提升运动，它的内在否定性才是理性概念的真正的灵魂，这种内在的否定作为绝对的否定性，“直接地来说，也就是无”。也就是说，真理对于知性概念来说，只能是无任何规定性的。于是，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就变成了一种内在的“有和无的对立”、“可规定之物与不可规定之物的争执”，思辨就成为一种运动与变化，而超越了知性概念的僵化和静止。可以说，正是在知性概念只能看到对立和界限的地方，黑格尔看到了整体的统一与变化。这种统一与变化就是概念本身的“建构与消解”的运动。概念建构规定性可以获得真理的外观，消解则是要达到无规定性从而展现真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表明：在知性概念止步的地方，思辨撑开了真理的出场空间。在有限的、必然性的规定逗留的地方乃是真理的艺术化象征。
不同于黑格尔思辨逻辑所要求的在确定性中真理的出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艺术之思要求人们在艺术作品中直接“看”出存在之真理。在他看来，真理与符合论无关，它“根本就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的一种结构”，认识论的那种“康德式”的“人为真理立法”的真理观背离了事实本身，人们就像还没有学会同苏格拉底一道自由思考的泰阿泰德那样，太过受制于流行的原则和概念的压力而不能够返回到真理概念的历史，回想希腊人最初感受真理的经验。所以，尽管人们不断地“说出真理”，但“真理的本质却未曾被经验和未曾被思考过”。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并不是“认识论的难题”，而是存在论的解决之道，艺术之思的境域也并不是存在的无奈困境和悲剧，而恰恰是真正的契机，因为它并不需要像认识论那样进行“先验设定”，而只需虔诚地牢记赫拉克利特的古老箴言：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喜欢隐藏自己，真理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无蔽不接受“科学”的命名，它既不是事物的一个表现，也不是命题的某个特征，而就是一种“遮蔽——澄明”的原始争执，争执才是存在的实情、真理的实事。就在“澄明”与“遮蔽”对抗之际，争执争得了一种敞开领域，正是在此敞开领域中存在到焉。基于这种领会，海德格尔批评科学决不意味着真理的原始发生，真理绝不是处于理智之中，恰恰相反，理智的真理事实上却是由无蔽之真理跌落而成，康德和胡塞尔都因为囿于这样“科学的真理”而看不到它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
无蔽之真理的现身发生有以下几种方式：艺术、建国活动、思想者的追问和本质性牺牲等，其中，最根本的便是“真理的自行设置入艺术作品”。在此，海德格尔指明，在这一对真理的规定中，真理无论是被看作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不恰当和不得要领的。艺术作品虽然是人的创作和保存，但是在伟大的艺术中，创造不过是“巧夺天工”，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总是无足轻重的，正所谓“自然造化，智巧不及”，艺术作品的产生是“天才们”隐秘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其结果必然是作者的消失。
艺术作品之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这样一种对艺术作品的规定显然不是“科学的”，更不是“知识论的”，毋宁说是美学化了的“想象”，只要这种辨识远离那种把美与真理并肩而立的传统的观点。“世界”是承载者，承载着人的一切现实生活，是人的家园所在;大地是覆盖者，覆盖万物的可能性，标识着自然的界限与原则。艺术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就是将真理具象化、公开化，“制造大地”就是显示真理的不公开性、隐匿性。艺术作品由此将二者带入同一敞开领域。在此领域中，大地和世界因本质上有别而时时相互争执，但又彼此相依为命，在争执中，双方首先保持和确立着自身，同时又总是超出自身去包含另一方。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越是激烈，双方就越是投入亲密之中，大地离不开世界的敞开领域。同样，世界不能漂浮于大地之外，在世界与大地的这种争执的亲密性中，作品完成了它的“存在”：真理发生。正是因为艺术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人们才可以在梵高的“农鞋”中窥见世界的“天道无言”，大地的“大言希声”，希腊人才会建立神庙祈求神的眷顾和庇佑，从而筑居于大地之上思考和生活。神庙矗立，诸神在场，神庙之所在公开着诸神的恩赐与惩罚，公开着人的生存与死亡，公开着民族的兴盛与没落，正是在那里，在作为艺术作品的神庙中，真理开放了自身。
由此观之，黑格尔的概念逻辑的辩证法将思辨“艺术化”，使得作为有限者的人在“思辨的张力”中实现对真理的“表征”。与此相似，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的现象学则是在世界与大地的不断争执中，达到真理的“澄明”。二者对真理的寻求在事情的根本处，在达至真理的境界时于表面的对立之处达到了统一。
现代性问题与政治存在论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被奉为真理的栖息之所，就实现了与存在论的融合，“在其新的居所中，思想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意识的优先性及其后果——人的优先性”。由此，艺术存在论实现了哲学的内在思路的革命，破解了形而上学“使之存在”的僵化结构，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恰当安置。艺术不再以现代方式生存和被思考，被封闭于“技术座架”中，人们才首次赢得了他们的未来。现代生活摆脱不掉虚无主义，就像人摆脱不了他的影子，沦落为“无根”的存在必然成为人们的命运，在一个无家可归的“现代世界”里，海德格尔将目光投射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真实用意是通过艺术解答“存在何以可能”，由此为人类的命运思考和选择另一种可能性。艺术既讲述自己的“故事”又讲述人类的“命运”，艺术存在论昭示着人类将在艺术之途上思索自身存在之谜。
马克思很可能会不赞同海德格尔现代性的存在论的艺术解决之道。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海德格尔仍然把存在辨识为超历史的、非历史的存在，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阿多诺就曾批评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一个“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第三者”存在，仍然对现代性无所适从。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海德格尔不肯真正地彻底地将存在从“此在的世界”中拖出来(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观念的世界领先了世俗的世界，直接实现观念的艺术救赎更像是一种“美学”想象。艺术存在论太想直接道出“存在”了，甚至认为必要时可以对艺术进行某种程度的过度诠释，在陷入传统存在论的困境时，海德格尔的心境大致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维特根斯坦有言：既然世界的存在已然是无可选择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神无数次轻而易举地创造世界，每一次都不同”，因此，世界的模样，更准确地说，“世界的品质”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海德格尔的“世界”确实是思想的最大主题，但却已经远远超出了存在论的“责任”。存在论必须看护它的世界，否则，“思”必定被笼罩在胡塞尔所谓“科学的危机”中。马克思会判定资本主义世界拥有一些“坏品质”，破解“存在”的秘密只能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坏世界的研究，批判则能够给出“存在”的事情的证据。
现实世界是个“坏世界”，于是人们想象一个“好世界”，方法是宗教的或是纯概念的。宗教宣称信仰高于思想，并且信仰直接就是真理，后者则以思辨的方式享有审判一切现实经验的特权。这样，“观念征服了现实”，“精神实现了专制”，彼岸世界统治着此岸世界，超越的存在掌握了现实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很早就获得了这种洞见：“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人的幸福必须在现实的人间世界兑现，必须“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哲学的任务就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这部早期的作品中，马克思讨论了解放问题、革命问题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问题，这些术语几乎成为马克思一生的存在论主题。马克思在这部简短的“导言”里已经在指责黑格尔把现实政治问题变成了思辨的问题，从而在观念的水平上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宗教的统治”：“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予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智慧的形式变为思维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而且，黑格尔“概念的反思”不能接受彼岸世界永不“在场”(world on hand)，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历史”中完成彼岸世界与此间世界的跨越性通达，历史也就相应地走向“终结”。但是，黑格尔的“历史”毕竟是抽象的绝对精神，它导致“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无法苟同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真正的问题只能是政治问题，而绝不是思辨的问题。存在论必须从抽象的思辨走向对现实的关照，批判的任务就是将沦为概念神话的黑格尔的思辨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为思辨哲学所完整建立的现代性世界出示人间证据，从而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实现对“超越性世界”的彻底祛魅。
可以说，现代性把马克思的生活也变成了一种“革命”，他不断地在欧洲大陆的革命烽火中“游荡”，在流亡和被驱逐中体验着“存在”，他的思想也相应出现了阿尔都塞所指认的“认识论断裂”，以及柄谷行人所研判的“跨越性批判”(尽管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从黑格尔的问题走出的马克思在经历了思想的冒险与探索之后，最终将“批判的场域”落实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其成果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破解存在的秘密就逼迫着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只能是政治经济学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读政治经济学”。至此，马克思政治存在论的本意也就表露无遗：通过描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说出“存在”的真意：它本质上就是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它最终将诉诸于现实的国家社会、诉诸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是某中“神圣的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存在论修改了传统存在论原则，将“X存在=X如此这般的存在”调整为“X存在=X如此这般存在，当且仅当，X与Y有关系R”。具体来说，马克思从根本上怀疑“主体”的单独存在，在他看来，不管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怎样对“存在”进行还原，人们仍然如其所是的生活，资本主义仍然是个“坏世界”，存在的事情从来不取决于“主义”，人才是根本，“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资本主义动态的生产关系才决定了政治存在论的“在场”，也只有以这种互动的关系为指导原则，现代性才能认清它的方向。为此，我们不能再提供更多的“证据”了，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在思辨哲学之外，人以及“存在”完全是另一种东西。
事实上，马克思完全有理由认为海德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是把黑格尔的问题重演了一遍。艺术存在论看不见眼前的“资本主义坏世界”，将艺术作为存在的叙事策略，通过艺术作品讲述“存在”的事情，仍然是在内在性领域进行的操作。海德格尔不可能真正抛弃他根据“主观性的此在”对现代性所做的分析，虽然艺术存在论不再声称“此在的世界”就是整个现代性图景，但是“现代性的主体性”这一主题仍然得到了延续，“思”是危险的，面对着人类现代的“存在困境”，它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束手无策，“思”就在这种“窘迫”之境中看护着“存在”，”寻求着“救渡”。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更像是“思”的无可奈何之举，它不去看，而只是想，只是想，而无力做。
关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态度，幸运的是，我们不用去“构造”一种对话，海德格尔直接在他的文本中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基本看法： 他承认马克思的批判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撼动了传统哲学的 “我思”的根基，但却又使人成为“存在的事情”，使人本身成了事情的根本。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现代“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完成”了形而上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幽灵”始终“在场”，马克思“并非政治的”，政治存在论对存在的追问和领会仍然晦而不显，“政治存在论”“生产”不出“存在”。
可见，要真正地回应海德格尔对“现代世界”的艺术存在论批判，绝非仅仅表态那么简单，而想要说服海德格尔完全承认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也显得十分艰难。对此，使二者持续地发生“争执”，在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与马克思的“政治之思”之间保持必要的“视见之差”，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和不错的选择。
无论如何，对于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与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来说，存在问题都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存在仍然是个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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