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理性在管理与制度中的重要性，寄来征求意见。以下是我的回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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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读完大作，未能深入思考，只能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你从历史、文化、思想的深度讨论了管理与制度问题，视野宏阔。强调在管理与制度层面中国需要理性，我认同。将其归结为文化创新，我也无异议（虽然我对“创新”不无腹诽）。
以我之浅见，文章的核心基于对理性、感性、悟性的分析。这一段写得很有深度，却埋在第七节的二级目录“文化创新的具体途径”之下的三级目录中（2、3节），无法从总目录中一目了然。
文章对理性、感性、悟性的分析，我基本认同。但“从人类历史看，感性、悟性，古已有之。唯独理性的系统认识和应用应该讲它始于近代科学的诞生之后。”似有不妥。
读韩非子，感觉其充满理性。名家、墨家也发展了形式逻辑。再看历代政府结构的演变，其实就是皇权在不断地根据历史经验调整自己的实施手段。这难道不是理性？为了持续实现这样的调整，中国有全世界最长久、最系统的历史记录，这难道不是极为理性的行为？
中国的官僚政治能维系两千多年，它将这块大陆多次带上世界的顶峰。而同时期、大体相类的生产力条件下，其他的统治方式大多是一掠而过的流星（如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蒙古帝国）。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理性，而在于理性在谁手里（恰如毛泽东关注的科技在谁手里）。当理性被韩非交给皇权后，它获得了在这个方向上能得到的最好效果。站在皇权的立场上，文中提到的诸多弊端，其实是理性之所必须。以贪腐为例，人们往往将其归结为吏治问题，以为官员们都象海瑞那样不就好了？然而韩非对这种理想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一个官员，如果无私无畏到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地步，上司又如何支使他？这种人对上司何益之有？必除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官僚政治真正需要的是贪财而怕死之徒，而非岳飞幻想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整饬官风是绝对需要的，但有一个“度”，一旦弄得满朝文武都是岳鹏举、海刚峰之辈，这皇帝怕也就当不下去了。
然而，贪官终究会危害社稷，搞得皇帝十分棘手。鲜卑人宇文泰创建西魏后，就为此大伤脑筋。饱学的汉人苏绰趁机向他传授中原政坛上积累的“千古帝王之术”，让宇文泰佩服得五体投地。《北史卷六三·苏绰》，记载了这段对话：
（宇）问曰：国何以立？
（苏）曰；具官。（即配备官员）
问：何以具？
曰：用贪官，弃贪官。
问：贪官何以用？
曰：为君者，以臣忠为之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社稷安矣。然无利则臣不忠，官多财寡，奈何？
曰：为之奈何？
曰：予其权，以权谋财，官必喜。
曰：虽然，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天下汹汹，觊觎御位者不知凡几，臣工佐命而治，江山万世可期。
上叹曰：善！然则，贪官既用，又罢弃之，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髓也。
（宇）移席，谦恭就教曰：先生教之！
（苏）笑对：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一也。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多不可用也。……
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贪渎之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上再移席而匍匐问计。
绰笑曰：斥之可也。斥其贪墨，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检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遂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上称善。
（《北史卷六三·苏绰》）
苏绰显然是韩非的好学生，观察历史上的帝王，几乎无不用贪、弃贪、杀贪。而主流舆论无不配合帝王的表演，宣扬“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正史往往有意无意地掩盖真相，而《北史卷六三·苏绰》的这段记载却揭示了帝制运行的精髓，足以让任何幻想政治清廉的人清醒。
政治运行为何不可能清廉？根子在于公权力的私有制。皇帝的权利是抢来、骗来的，一旦到手就是其私家的，绝不能容忍别人觊觎。然而你抢得为何我抢不得？自陈涉大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见秦始皇仪仗后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觊觎皇位的就不乏其人。所以“忠”是皇帝对官员的首要要求。而苏绰指出，只有贪官才可能对皇帝“忠”，因为他需要皇帝授予的权利来贪渎，又因贪渎而畏惧皇权。
当今就有学者深谙韩非、苏绰之道，如张维迎就指出：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见《语不惊人死不休 看看中国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 2005年11月21日 新周刊）
韩非、苏绰、张维迎的讨论难道不是高度理性的？
质而言之，理性、感性、悟性与科学技术类似，都具有工具性。其对社会的作用，取决于谁掌握它、它服务于谁。
在你文中提到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谋术”，正是皇权驾驭臣僚之所必须，反之如果臣僚们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旦他们以皇权为目标，皇权岂不危乎殆哉？别以为这只是逻辑推理，陈桥兵变就是史鉴。
另外，文中说：“人类是根据理性设计出一整套民主的权力制衡制度，……”。似乎西方的宪政民主来源于认识论。这不符合事实。西方在其主要的历史时期，大多是分裂的。互不统属的封建主们相互角力，在谁也吞不下谁的条件下，就发展出了靠实力维持均势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后来演化出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于承认各国的主权与平等。等于承认并从法律上固化了这块大陆分裂的格局，其核心的理念就是权力制衡，结果使国际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合法化。
以为西方的宪政民主来源于理性，无异于将其归因于认识论。这也太高估认识论在历史上的作用了。
又，文章说：“当前我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讲是表现在制度、机制、制度的精细严密、科学有效和人的思维行为方式的差距上。”
分析不同国家的制度与国民素质的差距，须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我看来，现实而合理的标准是：在同一时段（为避免随机波动的干扰，至少要半个世纪以上）内，比较两者在时段开始时的状态和结束时的状态。若以此为标准，恐怕很难认为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作为中国人，我们直接感受到中国的制度弊端，但对西方制度的弊端却鲜有感受。许多从海外回来的或仍在海外的华人，反而更认同中国的制度，就很说明问题。
如果从“统治”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的制度并不劣于西方的制度。推动中国抛弃自己土壤上演化出来的制度，去嫁接西方的宪政民主，十之八九会天下大乱。
当然，使“制度的精细严密、科学有效”值得追求，但这并不是制度问题的核心所在。使制度真正属于“全民”，而不仅是皇权或官权的工具，才是核心问题。从过去30多年的历史看，这是一个远未解决的、比“精细严密、科学有效”远为严重的问题。
以上管见仅供参考，祝贺你写了一篇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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