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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昭启: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探讨——基于对毛泽东自我界定的解析

陈昭启 · 2017-01-03 · 来源:《学海》 2016年第4期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对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标准:首先,他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其次,他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而不是仅仅在理论体系层面上的通晓和领会;再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生长,马克思主义者也理应在实践过程中成长。

  摘 要

  从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得知,1920年夏毛泽东已认定自己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自我界定式的话语中,包含了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基本评判标准,暗含着这种标准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也透露出了这种标准会随着他的具体革命实践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些问题恰恰是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可回避的难题,需要详加考察,并加以严肃阐明。

  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自我解剖和自我界定,他指出自己在1920年夏天从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此也产生了诸多疑问。诸如毛泽东缘何认定自己在这一时间段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讨论域中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标准分别是什么?这一标准形成的依据和思想渊源何在?这种评判的标准在1920年前后与1936年前后乃至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讨论历史考察

  回顾浩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群,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在这一坐标系上的每一个阶段所得出的不同结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和认识。处于这一发展谱系的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标准的影响,尤其受列宁的结论的影响较为直接而又深远。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曾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试图从真正意义上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与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义的、教条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区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易言之,真正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视“改变世界”为己任,而不是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辨和闲暇阶层的爱智活动。当然,这一哲学宣言并不是也不可能彻底否定“解释世界”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之所以突出地强调“改变世界”这一命题,其实也是为了反对当时忙碌于“解释世界”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及其理论形态。离开从现实出发把握客观规律以“解释世界”这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改变世界就成了无源之水。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致力于发现和总结深藏于历史进程之潜流的客观规律以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力图通过参与活生生的现实实践以“改变世界”。

  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研读和背诵马克思所指出过的具体结论,而是要将其中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加以深刻领悟并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不仅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以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使之不断趋于完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极力反对理论权威,而将他们的理论当做教义加以死记硬背、轻易套用、生硬阐发都是与他们的初衷相背离的,因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不可怀疑、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并试图拿此消除其他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这甚至比否定和质疑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加可怕。明确否定和质疑马克思主义,质疑反对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双方近乎依照约定激战沙场,是立场鲜明的双方进行的显性争论与斗争,而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的做法其实质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隐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做着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有着极强的、隐匿的破坏力,恩格斯多次强调应杜绝这种做法。

  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列宁起初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立场鲜明地将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队伍一边,并为这支新生队伍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们一步步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深层的经济根源,以此激发无产者的广泛联合进而举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汗牛充栋的文本群中首先总结出了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深刻领会这一学说。但是,后来列宁逐渐认识到仅有阶级斗争这单一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会流于片面。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理论的做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行肢解和以偏概全,是阉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从本质上而言,仍未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套路和思维框架,因为对于阶级斗争而言,资产阶级也并不完全排斥,他们的阶级地位及相应的利益最初也是通过阶级斗争获取的。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框定,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十分模糊。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补充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结合俄国的具体实践,将“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评判标准概括为了两个重要维度: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明确强调,必须是两者兼有,而非任选其一。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界定还有发展的空间。他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固守和简单占有原有的结论,而是要借助实践的力量,拨开层层的理论障碍和迷雾,根据新情况得出必要的新结论。

  毛泽东的自我界定与对“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回答

  毛泽东对“何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问题的评判与衡量标准,在他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作的自我界定当中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仅仅只是在方向和逻辑指明意义上的。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谈话内容中能够看出,毛泽东自1920年夏天伊始便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那时的毛泽东只是极为有限地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内容,而远非从整体上驾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道,在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作用下,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中,只有《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夏天(8月)出版的,其他两部著作则分别是1920年10月和1921年1月出版的。这意味着在1920年夏天,毛泽东仅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少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此时的毛泽东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政治立场和信仰转变意义上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认可。自这一时段开始,他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进化论等“大杂烩”中挑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改良派的理论比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一直到1920年底,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态度和看法才有所转变。他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写的信中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自从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树立起了从未动摇过的坚定信仰,基于此便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对于1920年的毛泽东而言,评判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看他是否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革命道路以进行救亡图存的运动。而此时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握的最重要的维度就是阶级斗争。他后来回忆道,在1920年前后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对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界定是从是否认可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走出困境这一单一维度切入的。这并不足为奇,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所以,毛泽东最初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救亡图存的理论工具加以研读并接受的。

  到1936年,毛泽东对此问题的理解就更为全面、更加深刻了。他说道,1920年夏天,他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明确了毛泽东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已经从原来的根据单一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立场维度的简单界定,上升到了依据理论与实践双重标准加以考量的多维判断。从理论层面上看,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意夸大和歪曲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初认为社会主义是专制和暴力的代名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社会主义,最难于接受的,无疑也是其最重要的东西,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后来,欧美相继爆发了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持续不断的革命浪潮冲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在四分五裂的国度实现和平的路径的认识,他们逐渐摆脱了多种思潮“大杂烩”的困扰。看到这种无可阻挡的趋势之后,毛泽东从理论层面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时至1936年的毛泽东,已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除了在1920年前后已阅读的三本主要著作外,他在1926年已直接或间接从别人的引述中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内容,并力图用它来解释、指导中国革命。那么,列宁在此书中指出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者的两条标准,也必定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与界定。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阅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其中下最大功夫去阅读的是列宁的书。而到达延安之后,他又阅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列宁选集》,还阅读了大量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因此,此时毛泽东所谓的“理论上”界定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仅仅是政治立场层面而言,也不仅仅是简单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树立一种信仰,而是对其作了深刻解读和洞察之后力图用它解释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从实践层面上看,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时候说道,在1920年夏天,自己仅只是“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意味着到了1936年之后,毛泽东已意识到在1920年夏天,他在实践层面上还存在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要素。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段虽也参与了一些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大多只是出于局部利益的维护作出的策略选择,而不是建立在对宏观历史情境详加考察并发现和掌握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进行的阶级斗争。譬如,驱张运动虽是由救民、爱民和借助舆论与思想的传播以改造民众思想的一种使命感使然,但它却也是被迫的和自发的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社会的制度,是具有改良和空想性质的运动。再如,到了1920年末,毛泽东仍未放弃他的自治理念,也未停止为此付诸实际行动。“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必须看到,当时他所提出并大力倡导的“湘人自治”虽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思考问题,是自主、自觉的运动,但它首先是为了提出一种与“湘人治湘”相对的政见,而不是基于对湖南现实状况的全面考察而提出的策略。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在政治立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发挥空间还十分有限,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仍然在左右着他的部分实践。当然,这些运动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圣贤救世”的理念逐渐让位于群众史观,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知识和思想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实践基础。而且,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段,他也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实践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言:“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他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书社,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深入探讨俄国式的道路,为中国的道路选择与开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必须注意的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已将非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彻底清除,而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引下对整个知识和思想结构的不同要素重新进行了排列组合。

  1936年的自我界定,呈现出毛泽东对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标准。后来又沿着这一思路加以深化,形成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可以看出,毛泽东判断“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从一维界定向多维考量转变的。概言之,他对这个问题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接受、运用和发展三个层面。首先,他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就必先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因为立场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愿意参与革命以及参与革命的决心,是树立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提。然而,在选择和判断阶段,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一念之间完成,而是经过长期的对比和分析之后最终做出抉择;也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的理论旨趣,而是应该基于对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过程的深刻洞察基础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进行深度关切。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加以考察能够发现,在毛泽东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首要的维度是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只有接受这两个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才可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理论才能够在中华民族具体实践的灌溉之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其次,他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而不是仅仅在理论体系层面上的通晓和领会。他说:“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他主张在有理论和方法指导的情况下进行实践,而不是盲目地进行从实践到实践的活动。在40年代初期,毛泽东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得出基本结论: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但是,这种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不能只是为解决局部问题而采取的临时策略,而是要将其运用于通往社会主义之路的革命运动和建设实践。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先将其转化为适合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话语体系加以阐述,然后再将这些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恰如其分地加以运用,使这种理论与方法真正嵌入中国的具体实践。再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生长,马克思主义者也理应在实践过程中成长。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那么,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毛泽东很早便极力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的做法,强调任何一种理论引入中国都必须与中国的民族特性相结合,而不是将其简单地挪用和嫁接。而且,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强调离开实际调查的结果只能是产生机会主义或者盲动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深入社会现实进行实际调查,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以及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需要在同一历史情境之中同时进行。

  再思“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本身就极其复杂、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回答。但是,以毛泽东的自我界定话语作为解读与思考的“入口”并由此将问题展开,梳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不同回答,却能够大致地归纳出其中的主要评判标准。

  第一,视“改变世界”为己任。长期以来,哲学家只是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并用不同的理论范式与框架“解释世界”。很多人试图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对深藏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本质规律加以探讨,妄图从中找出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所在。可是到马克思那里,哲学家的任务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和拓展,不再仅仅是为“解释世界”而努力,更应该将注意力投放到“改变世界”的实际运动当中。为此,马克思甚至提出要“消灭哲学”。毋庸置疑,他并不是要真正消灭哲学,而是倡导将那种抽象的、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哲学从人类社会中驱逐出去。易言之,马克思要消灭的是以往哲学的那种存在方式,而不是消灭哲学本身,因为哲学本身不可能也无需被消灭。他的要旨在于立志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且倡导人们做“改变世界”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所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正确的科学规划,视“改变世界”为己任。在毛泽东那里,“改变世界”的命题得以深化和具体化。他在《实践论》中曾明确地指出,“改造世界”理应“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联系。”在这里,他将马克思主义者要改变的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两个方面。当然,这两个世界并不是绝对对立和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渗透、互为基础与前提的。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运动过程中,拓宽实践域的同时也深化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从本质意义上改变了主体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改变则又为进一步改变客观世界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第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习近平强调:“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掌握和运用,对于解决问题和坚定理想信念而言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看他熟知或背诵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而是看他能否从方法论意义上掌握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必须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归根结底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具体而言,包括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等。可是,马克思主义有着突出的实践性。所以,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可能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在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加以考察,方能知晓一个人是否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有着突出的革命性,这一方面体现为它作为革命运动的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它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既是对错误思想的尖锐批判,也是指内在地自我批判。所以,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必须借助理论本身内在的批判力量驱散已有具体结论和僵化的理论框架所构成的理论迷雾与重重障碍,深刻洞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真谛,避免因固守具体结论而导致作茧自缚。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最初涉足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中国,并不立即被有识之士接受和采纳,只有当十月革命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方才惊醒“梦中人”。然而,马克思主义一旦被接受,便被当做一种能够为中华民族指明道路和方向并能为这一道路的实现提供具体路径的理论。质言之,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出于理论兴趣前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便接受了它,而是基于现实需求尝试了多种理论与思潮皆以失败告终之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是在历史与现实线索制约中艰难地作出的选择。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前提,自然是精通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深入探究人类历史进程的潜流涌动,睿智而深刻地洞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独特内核。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止步于此,而是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对未来作出预测、展望与规划,并为这种愿景和目标提供具体的实现方案,使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理论前瞻性中持续不断地获得强大生命力,这就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参与到这种理论的实际运用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并对其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

  第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被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保持一致。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又为马克思主义生发新的具体理论观点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资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是由于人类社会永不停息地发生着深刻变化决定的。仅仅套用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结论,拿具体结论去“强抱”实践的做法,实质上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纵使有内容和形式的深刻变化,却也无法抹去它自身的内在连续性,只不过这种内在连续性通常以一种隐性逻辑结构的形式深嵌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话语体系中。这里所说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为内容和形式上的深刻变革,却不是巴迪欧所指出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内在连续性的否定。马克思主义从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伊始到苏联的实践论证与发展,再到中国共产党人丰富与发展,始终存在着一条内在的逻辑中轴和历史线索——方法论的继承和延续,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不同历史境遇、不同时代所赋予的多样性形式和内容背后隐藏着由历史连续性本身所规定的理论连续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随意拼贴和强行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是要以方法论意义上的继承和内在的科学逻辑连续性为基础。

  (作者单位:陈昭启──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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