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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永:马克思与生态学

陈培永 · 2017-01-09 · 来源:非菩提者
只看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加以解说,不乞求革命性的社会力量变革现实,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 当今的生态学理论的欠缺之处恰恰在于未能打造生态问题解决的主体力量,依靠社会变革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这应该是马克思给当今生态运动所开的良方。

  在生态问题凸显的今天,各式各样的生态理论与绿色运动成为当代中西方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焦点,有关马克思有无生态学思想的争论也日益升温。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的生态学在当代社会还有何价值?

  如果说马克思根本不关注生态问题,那是最容易批驳的。马克思早在那个时代就关注了具体的环境问题,最早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最精彩的是这段:“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

  其实,在马克思备受关注的社会历史思想背后深度耕犁文本,是可以理出一条一以贯之的、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关注点的“绿色”生态学线索的。从其早期作品到《资本论》始终贯穿着一个绿色主题:即人与自然的社会历史关系。

  深受黑格尔哲学体系影响的青年马克思,在从思辨哲学走出的同时赋予了自然在哲学中的地位,把自然从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在对伊壁鸠鲁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阶段及其后,马克思呼吁把一切超自然的、目的论的原则从自然中赶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把自然定位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并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看成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尽管缺乏科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但这至少表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有生态的维度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让自然具有了历史的维度。马克思明确地把自然分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和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产物”、“历史的产物”的“周围的感性世界”,借助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劳动的联系更为合理地把自然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开始了为寻求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现实”解决寻找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进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删除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不考虑这里删除的原因,可以看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两方面追求,既要形成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又要道明自然发展史(其中必然有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既要考察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占有关系又要考究在其之上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找到未来的理想社会,在此意义上而言,历史科学就是生态学思想与社会思想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坚持把自然看作历史性的,看作社会性的,自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自然,总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生改变,而当今的生态主义一味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内在规律,实际上并没有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种看似进步的价值观念,这种自然内在价值的宣扬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这与马克思在其青年时期所突破的自然主义的传统如出一辙。

  在之后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学手稿及《资本论》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认识到自然的异化是当今制度的结果,只有从制度的层面找寻自然异化解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形成的途径。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使这种正常的过程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马克思开拓了把生态问题解决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的先河,他的结论是:在资本逻辑下是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只会导致生态问题的不断涌现,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改变现实社会才是根本之策。

  只看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加以解说,不乞求革命性的社会力量变革现实,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对马克思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找到客观规律和主体力量才是根本解决之策。

  当今的生态学理论的欠缺之处恰恰在于未能打造生态问题解决的主体力量,依靠社会变革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这应该是马克思给当今生态运动所开的良方。

  问题是,谁是今天中国解决生态问题的主体力量?我们今天应该找到谁,应该依靠谁?就像一场革命、一次改革需要主体一样,一场环境的革命也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需要一场主体的行动!

  作者简介:陈培永,哲学博士、博士后,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委党校“青年岭南学者”,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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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问题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界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它坚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理论基础,倡扬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勾勒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并致力于寻求新的革命阶级主体,主张红绿战线并举的实践战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今天迫切的全球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西方生态主义各思潮中独树一帜、代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深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如何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客观评判、借鉴反思其思想的合理、缺陷之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管窥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众多文本进行深度耕犁,可以看到这一流派把生态问题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界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从其方法前提、正义理念、社会理想、革命主体、实践战略五个方面,我们可以全景图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架构。

  1 政治哲学的方法前提

  任何政治哲学都有一定的方法论前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恪守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充满着“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的当代绿色理论所迫切需要的,当今生态运动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把这一方法运用进去。但作为其方法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原初意义上的、而是经过“修正”的、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前提,可以从三个递进的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突出强调自然的或者生产条件的维度。施密特早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就指出自然概念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虽然乍一看只具有表层的意义,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创了突出自然在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地位、把自然概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福斯特明显与这种观点相承袭,他认为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他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否定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奥康纳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依然是今天分析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论,但其在“历史”方面和“唯物”方面是不够彻底的,即没有看到文化在人类劳动上的作用,对自然或者生产条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必要的是把自然和文化环境因素加进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高兹认为他所提倡的“政治生态学”以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为对象,但不仅突出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还引进了自然条件的范畴。虽然分歧在于自然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原本存在还是需要补充,但共同点在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必然有自然这一因素。

  既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存有自然或生产条件的范畴,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层面的认识是:存在着两对矛盾范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以及生产与自然、生产条件的矛盾。前一种矛盾属于经济矛盾,对应的是经济危机,后一种矛盾就是生态矛盾,对应的是生态危机。在这个层次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一派以阿格尔和莱斯为代表,他们突出强调了生态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将其提高到了决定性的角色,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置于从属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奥康纳、福斯特、佩珀为代表,他们虽然强调生态矛盾的存在,但仍然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只是“第二重矛盾”。生态矛盾不能够代替经济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支配地位,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存在问题的。无论哪一对矛盾的范畴占据主导地位,其共识在于生产条件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生态矛盾对于分析批判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强调生态矛盾的重要性,但其第三个层面的观点是:分析生态问题要坚持生产关系的视角,从社会的、历史的变革方面分析。施密特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因而要把自然看作历史的,探寻自然问题出现的社会制度根源。福斯特则援引马克思的分析,指出“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任何特定时期构成这一相互关联的核心则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佩珀说得更为明确:“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这种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理解生态问题应该坚持一种宏观的社会发展的视角,一种历史变革进步的眼界,一种制度变更的层面。

  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都深入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些认识还是肤浅的、没有抓到精髓。这种重新设想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左右摇摆,很容易把生态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而放弃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方法论。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历史变革这些范畴出发,把自然概念、生态学理论纳入到这些范畴之间,以得到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借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建构自己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这是其能够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看待生态问题、超出就自然谈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论调的重要因素,保证了能够深入到自然破坏、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从生产关系的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寻求解决之道,而使其政治哲学有了一定的“科学性”。

  2 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

  生态问题、环境议程与正义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把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英国学者布莱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指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要求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在这种政治哲学中,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正义问题将得到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试图合理处理人类与自然、生物之间的正义问题,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理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实际上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生态正义论。

  这种生态正义论反对把人与自然的绝对平等、以自然价值为中心的准则作为正义建构的基本原则。佩珀承认,绿色理论把一个新的向度——生物平等主义带入了政治议程,开拓了环境正义的理论域,但这种建立在生态中心论之上的所有物种的社会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观察自然,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把在自然系统中得到的所谓的平等主义的合作范式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实际上是应有式的,理想式的、空谈的,最终只能是沉浸于理论的遐想中,对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奥康纳同样指出,“社会经济的和生态的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他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这意味着,绝不能盲目地把自然与人的平等看作生态正义的绝对标准进行理论的呐喊,走向社会正义才是必然选择,把生态的正义问题与经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寻找突破才是正确的途径。

  关注于从社会正义着手探讨生态正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认同的正义的真正实现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基础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就是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不公平正义现象的,“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可能的”的观念事实上只是幻想。詹姆斯•奥康纳更是指出,“如果对过去的两个世纪能够作出理性和民主的生态和经济规划的话,那么现在所知道的这种资本主义说不定就根本不存在了。”生态问题总有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以及造成剥削的存在,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也根本不会走向一种生态正义。因而,生态正义的实现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相伴。

  关注社会正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以奥康纳为代表,提出了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