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传播学”公众号按
西方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使得“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的口号愈发给人以启示，“马克思归来”已经成为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
2016年10月20日下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马克思归来》的主题读书会，该书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本次读书会邀请了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各大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阅读《马克思归来》一书的感受与思考出发，就“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实践重新结合起来”发表了精彩评论。探讨在今日之中国，谈论马克思归来，是一种修辞还是社会语境?是一种想象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及其转向)?谈论马克思的归来对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学术青年又如何重新激发出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其本自具有的逻辑说服力与情感感召力?我们怎样在某种可能的历史转向中真正寻找和把握一个边缘性的思考位置?
今日立春，我们将这场讨论整理成文字，希望与诸位共同思考“马克思归来”在今日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世界的春天如何可能到来。
发言内容根据微信公众号“光启读书会”整理而成，特此致谢!
赵月枝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谢谢上海师范大学的邀请，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活动，更高兴的是，光启读书会是我从浙江缙云乡村回到温哥华旅程中的第一站，接着我马上要去北京，点评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在北京大学讲数字资本主义。在浙江缙云的学术活动和上海、北京的两场学术活动，都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有关，在我的旅程中，这些活动连在一起了。也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有这么多非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各位，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来参加这个活动。
中国的新闻传播领域可能是受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如果有一个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这个马克思可能就是向普鲁士当局争取新闻自由的马克思。用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话语解读的马克思，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马克思。正因为这样，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非常需要其它学科的学者帮助，重新认识自己，续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领域。历史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指导了革命过程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在现在这个阶段，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重新结合起来，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正是这样的课题，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把焦点放在这本书上。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书的背景。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这套书不是第一套大型论文集。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学科，传播学是在冷战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产生的。1960年开始，传播学科中出现了批判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主流或“冷战传播学”进行了批判。这里有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依附理论影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有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
曾经影响了一代西方批判传播者的一套大型文集是马特拉和合作者主编的、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出版的《传播与阶级斗争》。这套书分上下册，上篇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里面有马恩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有第三世界学者的论述，也毛泽东的文章。下篇是社会主义，有文革的时候，上海街道的工人如何掌握计算机技术的讨论，从而展现了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和另类技术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普通工人怎么通过群众路线把握信息技术，而不是让技术把握工人这样的讨论，是非常前沿的。在这部文集中，上册有毛泽东的文章，下册有文革时期的另类技术路线和技术实践的讨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实践，在当时的国际批判传播代表性文集中，是以主体的身份在场的。从那时候到眼下这一套《马克思归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
这是2008年以后出来的一套书，反映了西方批判传播学者对马克思重要性的重新认识。或者说，这是在西方学界，甚至《纽约时报》、《外交政策》这样的主流媒体上，马克思普遍“回来”的语境下，传播学者的贡献。这套书的这两位编者中，一位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他先后在本国、瑞典和英国的大学工作，是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另外一位学者是我们熟悉的加拿大老资格学者文森特·莫斯可，现在已经退休。从莫斯可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批判传播学与主流传播学的关系：莫斯可的导师是丹尼尔·贝尔。贝尔写过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是一位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学者，作为批判学者的莫斯可就是从这样的学术母体里脱胎出来的。作为批判传播学者，莫斯可一个重要项目的问题意识，是《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息时代版：全世界信息工人阶级会不会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基于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交往的切身体会，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都因种族、性别等隔阂不能联合起来，我们怎么能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或许，工人阶级的联合比东西方批判学者的联合更容易？
基于这套书的两位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西方白人左派两代批判学者合作的结果，而且年轻的福克斯是第一位编者，莫斯可是第二位。这套书是通过刊物特刊征文的形式，编辑而成的，而不是两位编辑特邀学者来写。这份刊物的名称是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是份网络杂志，福克斯是主编。征文形式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学者，尤其是博士生。我自己当时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也是作者。福克斯发过我征文启示，我忙不过来就没有写，也预想到，如果我不写，就可能没有人为这次征文从中国传播的角度写文章，果不其然，真的没有。不过，这套书作者的代表性还是比较全面的，有很多欧洲学者，也包括老中青学者。但作者群中，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已经有较大影响的老资格学者不多，只有写委内瑞拉的Lee Arts，他的文章基于自己研究委内瑞拉一本书;还有分析新媒体语境下美国宣传的GeraldSussman，他们属于受《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的一代批判学者。总体而言，作者群体反映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整体风貌。
整套书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四个部分基本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但也有模糊之处。第一部分，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关注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传播的商品化和在资本积累中的角色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拿手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很有深度的文章。第二部分，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问题。这方面文化研究学者做得更多一些，也有政治经济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长期的争论。第三部分，马克思与媒介使用。说这一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或者是弱点有点不确切，但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少研究的领域，而这也正是主流传播研究的焦点，整个是效果研究，就是关于媒介使用问题。最后一个部分，马克思、可代替／社会主义媒介和社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接下来，我讲一下组织翻译这本书的背景。2006年，我和新雨、建三一起参加北京论坛，谈到国内搞“马工程”的一些困境和学生不欢迎一些死板的东西的现状，感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面，不如我们自下而上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2008年后，刚好这套书出来了，我觉得可以借译介这套书的机会来培养中国的新一代批判研究学者。这首先是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接触西方学者、尤其是类似我自己的博士生这样的年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问题意识的机会。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训练国内年轻学者对国外批判传播学术的批判能力，从而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中国传播研究发展，提供一些思路。作为这一努力的制度建设部分，我牵头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新雨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我们招兵买马，组织了“传播驿站”，以传、帮、带的方式，吸引年轻学者加入这部书的译介过程。整个过程，我在作为本书代序的“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中有交代，这里不多说了。大家热情很高，但也碰到不少困难，许多年轻学者，包括在座的好几位，在项目的关键时刻，被抓了“壮丁”，为完成翻译花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工作量太大，我自己没能全部校对，另外，虽然单篇有导读，整本书缺了一个导读，我原计划当后记的关于“传播驿站”怎么搞起来的东西，成了代序。总之，这本书不管从原著角度，还是从译作角度，都有缺陷。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抛砖引玉的东西来讨论，在这个语境下怎么发展我们的批判传播学，这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书的内容，我就讲两点。第一点涉及与第一和第二部分有关的“受众商品论”及围绕这一理论的最新讨论。我们知道，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界，在本书第一部分有关传播与资本积累和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之间，有一个著名的“盲点争论”。这一争论由当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发起。他认为，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只关注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没有关注媒体尤其是广告资助的媒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媒体资本家通过把受众当商品卖给广告商，让受众成为消费者，从而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斯迈思看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在“受众商品论”中，卖掉的不是媒介的产品，而是受众，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有一段时间，这一争论被忘记了。新媒体出现以后，许多的学者，包括一批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原来的电视受众变成了现在的既是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个体。就这样，受众商品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发挥和光大。本书主编之一福克斯也把这一理论当作重要思想资源，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今天新媒体关系，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网络理论。
不过，“盲点争论”本身又有了新的发展。本书的作者之一，我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就认为，受众商品论中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实际上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观点，违背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普雷认为，媒体资本家得到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租金的一部分。基于拉菲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空间的过程，媒体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空间，通过把这一空间出租给广告商，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认为在休闲时间上网和玩手机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剩余价值，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富士康工人的生产和消费者看手机时的“生产”，难道是可以等同的吗?质疑受众商品论中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目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我们看电视和上网时的“劳动”分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平衡分布，这一区分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意义。不过，在本论文集中，许多作者依然接受了盲点争论中的受众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假定。普雷也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才提出对这一假设的挑战的。
我关于本书内容的第二点涉及本书中中国的不在场问题。实际上，不仅中国，在本书最后有关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介的部分，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都是被忽视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在讨论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时，通过引用张戎的书和傅高义来处理中国问题，这让我们觉得情何以堪。与此相关的是对国家问题的处理。总之，在讨论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体时，国际共运的历史被遮蔽，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经验，都被当成负资产。正因为这样，本书导论中在借用伊戈尓顿来回应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就显得特别的薄弱。这些，当然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
正是出于不想马克思主义被再次“活埋”的考虑，我和新雨开启了在新闻传播领域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努力，而出版批评传播学书系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感谢倪卫国老师和出版社，他们为这部书付出了很多努力。值得关注的是，不久前，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的科研和教学基地。更有意思的，最近，中国社科院有人找到我，说要系统重新出版马恩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我们这套书被专家们看上了，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之一，在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还要我们写个导读。被纳入“马工程”，这是好事，我们好像最终也逃不掉写导读。今天我带着耳朵来，听听大家对这套书的点评和批判，也希望能早点交差导读。
倪文尖
华东师范大学
我一直觉得陈恒院长搞读书会是很好的形式，读书会就要以书为本，读书既是基本，也是根本。当石力月老师邀我来参加读书会时，我一开始很犹豫，这个学期课太多了，而且这书很厚，以我的阅读速度肯定读不了太多，但对这两大本书，我又很有了解和学习的兴趣，因而还是来了，所以是真来学习的。赵月枝和吕新雨老师很熟悉了，这二人能量丰沛，绝对是珠联璧合，她俩思想的能量和体力干劲都特别厉害，今天于我一定是宝贵的学习机会。
另外，本书的编者之一莫斯可先生，我读过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感觉收获很大。2000年前后，我们一帮人开始对文化研究感兴趣，读了一些相关论文，包括海外引进的，感觉文化研究如果只是那种意识形态批判的东西，看几篇还可以，看多了则很无趣，太套路化了。现如今，做文化产业的人，包括广告制作乃至所谓高端的文化产品制作，事实上已很明白类似的套路，也正是按这样的套路来生产的，说不定，因为资本的意志和敏感，比你还更掌握套路。所以，你换个批判的立场，把他内在的逻辑给还原出来，到最后一定是重复，套路嘛肯定是重复的，所以批判也是重复的，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因为你的批判而改变的可能，没有切入到问题进行内在批判，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这样的批判，智力含量也有限，起码也不好玩吧。这样的背景下，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路数，就有意思也有意义多了。有好几届“文学与传媒”的研究生课程，我就拿莫斯可的书作为教材了。
我觉得，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就是一种很深的介入，某种意义上对于这本书而言，中国就是在场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多少。但我读了赵月枝老师的代序，看的时候就有一点小激动。最近这些年来，学术界还是很有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钱是浪费了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暑期班。十多年前，我们华师大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也有一笔钱，就办了暑期班。当然不如你们搞翻译工作坊，因为你们周期更长，更可以检验效果，而道理则是相通的：把钱花到实处，培养年轻学者，让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觉得吾道不孤，帮他们构筑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和相互砥砺的网络，甚至也是一种感情连带的网络。暑期班和工作坊，我觉得是你们这书更要紧的收获，不仅出书，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出人。
翻看这书的时候看到一段话，印象很深，但怕自己我意思不是吃得很透，其核心意思是，回到马克思，也不能仅仅是强调批判，而是希望回到马克思主义能够带来建设性的东西，而这一点我很赞成。就此而言，中国的实践包括所碰到的问题乃至困境，就特别有价值了。翻看有关委内瑞拉的那篇时，我的感触也比较深，我觉得比较而言，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说，今日之中国的作为可能是更值得研究的。所以，这本书几乎同步引进到国内，一方面是传经送宝，另一方面也是给西方学术去魅，而更要紧的是，要将这本书的视野和方法用在我们对中国以传媒为表征的问题的研究上。
郭春林
上海大学
在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今天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读书会，究竟是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的？是马克思还是赵月枝老师?是陈恒院长，还是华师大出版社的六点分社?这四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都是为了马克思才走到一起来的，那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怎么回到马克思？为什么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回答，稍微有一点清醒的现实感的人和对马克思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但是我们怎么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的哪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感谢马克思还是感谢陈恒，还是感谢赵月枝，甚至是感谢这个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现实，我已经不知道了，因此我也就不感谢啦。我就讲一讲我的体会。这么两大本书，当然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读完，我看了几篇，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我在文化研究系教书，也就对书中涉及文化研究的内容很敏感，我发现对文化研究还是有不少批评，甚至很鄙视文化研究，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对文化研究有误解，或不了解。
其中有一个讲到文化研究现在变成了粉丝研究。粉丝研究确实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做粉丝研究的不是我们，是谁，大家可以去网上搜。而且我也不认为粉丝研究就不能做，关键是怎么做，我对已有的粉丝文化研究也很不满。实际上，文化研究在整个世界乃至中国都有严重的分裂，这个分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题目。但是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得文化研究如此堕落确实是需要文化研究内部深刻反省的。2003年就有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倪文尖和薛毅是其中的两位当事人。李陀主编的《视界(第7辑)》出了个文化研究的小辑，发表了文尖指导的大三的几位学生写的几篇文化研究的论文。旷新年随后在《天涯》杂志撰文很严厉地批评了这样的文化研究，文章题目就是“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薛毅老师在回应文章中指出文化研究可能是一个陷阱。也就是说，2003年我们已经在批判堕落的文化研究，时隔10多年后这个状况却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文化研究变得堕落了，还是真的如薛毅当年所讲，文化研究就是一个陷阱吗？我当年没有进入文化研究。10多年后，我到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通过阅读，我发现，首先是一个大陆文化研究接受的问题，其次是文化研究的传播问题。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经历过60-70年代的发展，到80年代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很大程度上可能造成了它的一个美国化，简单讲就是美国化特别糟糕和畸形，舍弃了当年英国文化研究的那些大的东西，变成了一件吊带衫。
如果我们把文化研究看成一个大传统，其实下面是有不同的小传统的。糟糕的是那个不好的小传统成为现在的主流。90年代末21世纪初，李陀主编的一套“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有对牛仔裤、肥皂剧等大众文化的研究，我们当年觉得这就是文化研究了，就是文化研究的全部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当然有9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语境的问题，也有接受者及其选择的问题，以及作为盗火者的译介及传播的问题，但一定程度上说，欧美文化研究在80年代后的学院化、专业化、知识化、美国化等等的转向也是不争的事实。简单地说，我觉得这个转向有好的一面，但对英国文化研究大传统中譬如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以及霍加特等的忽视甚至抛弃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而这也是文化研究被批评的主要原因。
回到《马克思归来》这本书上来看，虽然我觉得其中有一些作者对文化研究的一些批评不是很公正，但他们又确实很敏锐而深刻地指出了文化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它缺少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而且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文化研究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如果没有这个，文化研究就只能流于表面，即使有很复杂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的理论和方法，也并不能真正揭示文化与政治、经济的深刻关联。这个状况如何改变，是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在今天如何重新讨论我们要回到的马克思，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回到马克思等。
就批判传播学领域而言，如果我们只是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回到《资本论》，回到文森特•莫斯可所讲的受众商品论，我感觉恐怕也还不够。换言之，我认为，批判传播学需要与文化研究有一个“接合”。
我前几天看一个材料，80年代初邓力群他们去日本访问，回来以后不少人写了观感。其中有一个就说，日本有很多好的管理经验，但是从经济体制的角度说，他发现社会主义的商品好像只是限定在消费品上面，而这也就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于是，他从日本的“经验”得到了启示，我们的生产资料是不是也可以甚至应该商品化、市场化?是部分还是全部生产资料，他没有说。这是80年代走到今天，走到把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路的源头。这是条不归路。从传媒角度来讲，电视这样一个文化的生产资料，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商品化的东西进入了市场，包括国际市场，而它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电视产业作为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参与了时代的文化的生产，甚至是主流文化非常重要的生产者，同时它也是被这一政治经济的结构所生产的。
这又让我想起70年代初加拿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达拉斯•斯迈思到中国来，他受文革大字报大辩论的启发，想象一种双向电视的可能性。后来，我又看到雷蒙•威廉斯讲，要到让电视走出客厅。这两者是有呼应关系的，电视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家庭化的传播媒介，而应该是一个有效连接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的桥梁。可是我们这些年电视产业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客厅，而是从客厅更进一步退回卧室去了。这是一个大倒退。也就是说，通过传媒体制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机器、技术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加上作为住房制度改革最终形式的住房商品化，以及一系列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等的作用，最终生产出一个与古代中国不一样的所谓“私”的观念，或者说就是资本主义式的“占有式个人主义”。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毋庸置疑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就当代中国而言，这个“私”观念的逐步增强、巩固的过程，与体制的变革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它始于80年代，完成于90年代。这一点在我看来特别重要。农村自70年代末开始至80年代初全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成为本私有制;城市就是前面说的住房制度改革。这两个方向推动的生产资料和大宗生活资料的私有化进程，使私有财产的观念很快被普遍接受。而文艺领域中现代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其中的“个人”、“自我”更是80年代至高无上的精神神话。同时，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逐步展开，比如新的高考制度的实施无疑就是社会关系再生产最重要的方式。以上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生产及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最终在9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我称之为“再阶级化”的过程。而在这个“再阶级化”的过程中，处于最底层的就是农民工，我更愿意称他们为“新工人”的这个群体，以及国企改革中的大批下岗工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必须将阶级概念召唤回来，用阶级概念激活对当代中国的经验式把握的僵化模式。我无法在这里充分展开这个分析，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归来必须有的维度。
比如，我们今天如何讨论城市青年？我始终觉得，在今天，没有阶级概念，根本无法真实地、深入地讨论所谓城市青年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的文化研究的题目。在这些亟待深入研究的题目中，新媒体无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譬如前面提到的电视，一定程度上说，它是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媒体，可是在手机普及之后，它就被取代了。现在更是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更先进的新媒体。可是在已经完成“再阶级化”的语境下，如何讨论这样一些新媒体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相互缠绕的结构关系?而也正是这些东西共同生产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也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我就想，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还满足于在流行歌曲、粉丝一族、笼统抽象的城市青年，或者诸如此类的研究对象上进行研究，在我看来，恐怕也只能将“堕落”二字送给他们了。而且，近年来的文化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将福柯的权力概念与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相结合特别简单地移植到对当代中国的分析中，一看见权力，就激动得不行，就要在内部寻找反抗，以至于“权力—反抗”几乎成为一个无往不胜的文化研究的公式，在几乎所有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疯狂地被复制。
我想，如果需要从现实中去寻找可能的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反抗的力量，也不是在笼统的城市青年身上去寻找，而必须到新工人，到仍然在农村的农民身上去寻找。我觉得这才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世界范围内来讲，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下降，随着80年代开始西方的产业转型/升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中国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90年代成为世界工厂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搞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从沿海向内地，从中国向海外转移。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有这样一些数据，特别值得提一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到2015年底，我们有将近2.5亿新工人群体，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加上4千万流动儿童，6千万留守儿童，再加上他们的父母，也算一个亿，那就是差不多5亿人属于新工人这个群体。当然因为“阶级意识”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来讨论他们，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主要部分，又是处于全球资本主义最末端的群体，如果要寻找反抗的可能，我坚持认为只能从这里开始，起码它包涵着一种比城市小资产阶级、白领和中产阶级更大的可能性。
而这就必须说到葛兰西。刚才文尖已经讲到传媒的重要，我再略做补充。传媒的重要有很多方面，首先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其次是生产资料的问题;第三是新文化的创造问题。这个顺序不是简单的先后的关系，而是需要同时考虑的。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有一点还是需要再次强调，就是如果仅有批判传播学，还是不够的，必须有文化和文化研究。
薛毅
上海师范大学
本来是想来听，发言有点被迫。两位我都很钦佩，赵老师这回第一次见，文章拜读过多篇。吕新雨认识多年了。大概15年前是在上大第一次见面，我当时很惊讶复旦居然有一个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新闻系的，我又吓一跳，新闻系怎么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说是中文系出身的，我感觉好像容易理解了。那时候文化研究比较兴盛，吕新雨每年写一篇关于春晚的评论，我每年跟着读，先看春晚，后读吕新雨的文章，有时看春晚的时候也会想想吕新雨这回会怎么分析。
一位北京的学者和我聊起吕新雨，都对她的战斗力表示赞叹，那种不屈不挠的敢于与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论战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但这种战斗力又有吕新雨的特色。有一位博士生对我说她最敬佩吕新雨老师的地方是，她总把对手设定为一个可以讲道理的人。我也记得，有一次跟吕新雨交流，我问她在新闻系怎么给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呢?怎么与同事讨论呢?她就说了三个字：讲道理。这一点是很珍贵的，因为在当代文坛如果发生论战，人们比较容易从对方的心理动机乃至人格方面做文章，敌对情绪比较浓，讲道理之风倒不太普遍。
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归来。依我90年代以来的经历，大概有三次。一次是1990年到92年，是一群后来通常被称为老左派的归来。当时有三家杂志吧，持续发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文章。我这样的人读他们的文章，会觉得极端讨厌。只有一篇文章对我产生了正面冲击，是他们转发的台湾陈映真写的《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其它我几乎没读到什么讲道理的文章。后来其中两份杂志被关掉了，我当时觉得关得好。关了以后我对他们的抵触情绪还是持续了很久。2000年前后，有一个编辑来信约稿，我回信表达了这层意思，你们90年代初很丑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90年代后期，当时新自由主义风潮在大陆几乎占了绝对支配性地位，但是中国社会也已经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不能解释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解释不再让人满意，不再有正义性，诸如下岗潮、三农危机，还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大规模抹黑等等，加上科索沃事件，都产生了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革命中国的契机。一部分人开始认同马克思主义了。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和新自由主义搏杀当中回归的。第三次，我感觉2008年是一个关键点。由于雪灾、奥运火炬事件，加上大地震，这一系列的事件，网络媒体上出现了包括海外留学生和学者在内的，大规模的维护中国的声音。90年代后期产生的左翼力量也加入到了这个声音里面，也使得左翼的队伍有了跳跃式的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有了加强，后来的国际范围内的事件，美国的次贷危机，西方中东政策的问题等等，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2008年产生的捍卫中国的声音也慢慢变成了中国崛起的声音，左翼也参与其中。这使得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左翼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变化。简单地说，第二次左翼认同的是革命中国历史，从而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变革战略，并说明这种战略将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而第三次左翼在认同革命中国与认同当代中国之间有着在理论上没有得到清理的矛盾，而中国危机论如何走向中国崛起论，同样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说明。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认同西方左派的观点，把中国社会的性质非常简单地归为资本主义。相反，我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部分分析，就是说它有一个社会主义历史而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挺有说服力的，而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更大规模地创造性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诺言，我也挺认同。但是，这里面有不少理论难题需要人们谨慎对待和处理。
第二个问题，前面有朋友讲了文化研究需要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个观点十多年前文化研究刚刚在大陆启动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过，而且成为一些人的共识，那时候我们觉得文化研究从英国到美国，到港台，有一个不断地非马克思主义化的趋势，所以在大陆会有以文化研究为名开设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等奇特的专业方向。但是，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把对文化现象的研究，迅速地替换为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的趋势。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文化只是表层，只是掩盖实质性东西的迷雾，问题的关键是它的背后，是权力关系、是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从而将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斗争的关系直接罩在某一文化产品或某一个人身上，两者之间没有中介。可是，个别的文化现象和人，与大视野中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两者之间有着多层多重的中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意识到这之间的中介的重要性，如果总是用过大的框子装载一切，那他也应该不能发现活的具体的政治经济关系，尤其不能发现文化的活的政治作用。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由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而且往往表现为阵线分明的军事斗争，因此一直有着让文化从属政治斗争的要求，并且习惯于从政治斗争角度阐释文化的作用和意义。这笔遗产如何清理是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十多年许多人不再把它当作“负资产”，这也是对的，但不加反思和清理地继承以前的分析方式，那我觉得问题很大，因为在历史上，这套方式不仅越来越刻板化，而且官僚化，起过相当不好的作用。如果在人文性很强的领域，人们依靠政治经济学概念，仿佛能洞察一切文化现象，能像算命先生一样算出人的想象世界的一切秘密，这不是好的兆头。过于高高在上，过于轻视文化本身，会让文化研究又一次变得很无聊。所以我的建议是，在文化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关系还没得到很好的阐释的条件下，在当今这一次“马克思主义归来”的氛围中，应该多强调一下文化本身，强调文化本身不可能直接替换为政治经济关系。
高明
上海大学
我参与这个校对工作的时候，正好刚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工作没多久。虽然当时也碰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比如刚登上讲台，要备课，时间感觉不够用，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谢当时吴畅畅老师用各种方法鼓舞、推动、“威逼”我们，带动着做了一些事情。其实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个平台上和其他一些同辈学人交流切磋。最终的这个译本还是吴畅畅老师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兜底保证了我们这本书的流畅翻译。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一下子打开了一扇窗，一下子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大致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大致框架是什么。
我最直接的感觉是，它的分析方法非常到位。它对传播领域或其他文化现象的分析最后其实是非常彻底地回到生产关系，回到经济关系那一基点。回到这个关系以后就会发现一切很清晰，但是在这个校对阅读的过程中当时有一个感觉，觉得似乎哪里存在一些隔阂，但是也不是很清晰那个隔阂具体是什么。现在反过来看这本书的话，会发现当初的那种隔阂的感觉源自这本书的西方语境。然而，暂且以“西方”这样的概念大而化之地来指称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认为，该书的“西方语境”完全无法应用于中国语境，甚至无法与中国语境沟通、对话呢？
这个问题后面带出来的是也跟我在文化研究当中的一些探索和困惑相关。刚才有几位老师都提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我的困惑或探索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大框架之下。对于我来说，这些困惑其实是不容易解决的。
我在文化研究探索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在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批评，文化研究也应该回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去中，应该回归政治经济学。但是也有文化研究学者说，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对立”的关系是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建构出来的。这里面存有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应重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见Nicolas Garnham, 1995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Divorce?”,Colloquy: March.他提出要区分“抵抗”resist与“应付”cope。)刚才发言的老师也已经指出了：在做文化研究的时候，应注意文化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而同时也要将经济基础与文化之间的层层叠叠充分地揭示出来。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比如，在我自己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或者说，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的时候，在做具体分析的时候，我一边知道有一个宏大框架，那个政治经济的框架在背后起着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具体的文化实践或文化符号进行分析。我们怎样将文化研究的具体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结合起来呢？可能文化研究有的时候做一些具体的案例，比较小范围的个案，或者说是进入到田野调查当中去，可能依托的正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区等等。文化研究的一个长处或许是细腻地进入到一个场景当中去，将其中很多的复杂性勾勒出来，剖析出来。但是仍会有一个问题，感觉好像文化研究的分析者总是身处两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我即便把文化现象细腻地描述出来，并加以详细的分析，刚才其他老师也提到文化研究需要这样的过程，而不是短路的，直接从现象跳到“资本主义剥削”这一结论。然而即便是细腻地描绘出来，最后发现还是有一个怎样下结论的问题。这个细腻与复杂性还是需要有一个概括和抽象。比如，具体的文化实践或文化现象究竟是不是抵抗的呢?即便它并非那种庸俗化的“抵抗”，而是探寻另一种团结互助的经济模式，你会看到它抵抗的一面，建设的一面，然而同时也会看到，它的背后还是有一个大的政治经济框架或者是大的外部市场存在，对它有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做到完全社会主义式的，或者是团结式的、互助式的经济。因为外部有力量在要求它、掐住它，它也要迎合这个力量。你最后做结论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困境。
之前有一位韩国学者李光锡，他的文章登在《热风学术》(第十辑)中《青年不稳定无产者的移动劳动文化：以首尔为个案》。他研究的对象是韩国首尔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其实刚才姚建华老师提到了这个词。李老师曾提出希望我介绍他在上海做一些调研，研究不稳定无产者。但是我后来跟他沟通发现，我们两个谈的不是一件事情，他谈的是在首尔做服务业的卖手机的，或是推广APP应用的年轻人，这些韩国年轻人大多具有大学毕业的教育背景，但以零散就业的形式进入劳动力大军，其实也是非物质劳动的就业情况。这些首尔年轻人并不止在电子产品的销售领域就业，也会在小超市、餐馆等地就业。他想研究中国的无产者，我第一反应以为他是想研究中国的打工者、新工人，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打工者跟他所说的首尔零散就业的年轻人不是一回事，但他又用这样的概念，以为上海的打工者和首尔的打工者是一样的。
“不稳定无产者”似乎是和发达的，或者说，发展到很高阶段的去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匹配起来了。但是，我在另外一个阅读中又发现，一位印度问题专家、人类学者Jan Breman在《新左翼评论》中写道：不稳定无产者，难道不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吗?(2013，“A Bogus Concept?”(84)：130-138)他整个的分析是非常漂亮的，他指出，“不稳定无产者”从哪里来?它来自于拉丁词precari,强调仰人鼻息，没有安全感，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事实上，19世纪的马克思早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这一状态，为了生存，无产者只能出卖劳动。这个分析很彻底，但是我又觉得，“彻底”之后呢?对首尔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状况做细致的描述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吗?这里面还是有困境的。包括这本书当中第二章《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中35页写道，虽然工人之间有显著差异，但是这个差异不是绝对的，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我们在具体的分析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这个很难处理，既要看到，比如现在打工者和城市小白领之间有很大差异，同时他们之间的确也有共性，你怎么处理这样的差异和共性?你的知识生产怎样回应这个现实?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去梳理清楚，或者是有一个往前的推进。这个往前推进目前做得不够。我暂时讲这些。
吴畅畅
华东师范大学
首先谢谢赵老师和吕老师。通过组织翻译与集体讨论的方式，推动年轻学者去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在传播学这一块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情况，这本书产生了一个团结青年学者的重要作用。
此前每一位老师都从不同角度和领域谈及关于这本书的看法，我想从个人教学经验和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背景发展来讲。
首先是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后者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的引进与建立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传播学理论被引进中国，信息、传播、受众、效果、反馈等概念和基于实证的各类传播模式逐渐取代工具论、喉舌等党报党刊理论，价值中立取代某种前设的价值观或道德哲学。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第二，随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媒体行业相继启动市场化发展战略；相应的，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媒体经济学（而非媒体政治经济学）项目堂而皇之地占据传播业务的主流。两点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和处理的现状和问题。以此作为背景，《马克思归来》的引进，试图能够破解这样的困境。
这本书分四部分：媒体商业化，意识形态，受众，另类与媒体。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同默多克和戈丁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三框架相匹配：即传播资源分配不平等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传播话语及其被合法化的过程，以及彰显社会抗争。《马克思归来》所实现的对传播和媒体现象的批判，已经跳脱出康德主义式或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政治的批判，而成为解剖当下现实问题的一把利器。
整本书阅读下来，印象最深刻当属第一部分，即关于媒体商品化的讨论。这部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关于传统媒体本身的商品化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没有在现有的传播学理论中出现。例如把关人理论，主流传播学讨论的就是勒温的“把关人”概念以及怀特的“把关”过程。可如果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关于计件工资以及计时工资的论述，则能发现当前譬如薪酬结构或人事制度的变化，正构成当前新闻业的重要把关因素。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家如何缩减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使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应用于传统媒体，则体现为媒体市场化的改制，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所进行的体制改革或者人事制度改革，这样做旨在服从于马克思所说竞争的强制规律。所以，在讲把关人理论，不妨引入乔姆斯基的五个过滤器，无论是广告商、资本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起到的把关和内容筛选的作用。
另一部分则是关于新媒体经济的文章。这本书里面几篇文章写得相当精辟，比如普雷对卡斯特以及奈格里的批评。当前我们所接触到的主流信息就是卡斯特所说的扁平化社会，或者未来是平的，未来是湿的，但普雷等人的文章向我们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扁平化结构背后的深层结构，或者说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垂直结构。对这一结构的忽视，极有可能使我们强调排斥和容纳，忽视剥削;强调发展方式，忽略生产方式。其次，我们现在讲无纸化办公，即非物质经济，但非物质经济背后实则依然是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往往被遮蔽。例如大数据的建立，其物质基础设施却是高成本、高环境风险的投入。第三，如何看待当前知识劳动和白领劳动或者创意劳动者。我们是否应当将他们同另一批工人，即承担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工作的工人(包括蓝领工人)结合起来讨论，后者正是前者劳动的前提和基础，两者属于同一条商品链上的不同位置。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互联网经济或新经济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分析得更加透彻和清楚。
张韵
上海师范大学
作为这本书的译者之一，我翻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导论：马克思归来》，另一篇是《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最开始接到这本书的翻译任务时，我还是博士一年级的学生。记得在参加第一次翻译工作坊会议的时候，很多老师谈到这本书的内容以及我们的翻译要处理的是如何重读马克思的问题。我当时的想法是，就自己或者是经历与我更接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和学生而言，撇开一些思政课程不谈，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初读马克思。直到今天我还处在一个需要坚持阅读马克思原典、不断学习的过程之中。所以今天在诸位老师面前，我也不敢妄谈马克思理论及其回归，而是想从自身的经验谈起，谈谈从参与翻译到这本书出版、从博士新生到成为上师大青年教师的过程当中，我对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论断的认识和体悟。这种体悟一方面来自在翻译以及其他学术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接触，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对马克思理论与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当代现实生活之关系的理解。
在我翻译的导论一文中提到一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方法的青年学者们，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及职业的威胁。”两位作者讲这句话的时候，更多地是从学术空间的角度来说，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青年学者，尤其是传播学当中以政治经济学为取向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难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感到困惑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通过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了解，我们对于这些影响到每个个体的结构性的社会力量，有了理性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当我们作为这样的个体身处于现实之中的时候，需要去处理我们通过阅读研究获得的理性认识与个体处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疑惑与探索，使人往往处于一种拉扯的状态之中。
很多人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如果与工作找的相对顺利的同学做比较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求职的困难源自没有用一种自我商品化的意识来处理就业问题，没有用一种商品化的思维对自己进行经营或是包装。教学科研领域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无法适应学术市场的研究取向，越来越被认为是无用的。简单套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分析来说，这里的“无用”就是从交换价值层面来理解的。我们每天学习研究的东西可以有力地去解释这样的境遇，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由于现实逻辑与认识逻辑之间的相悖，在处理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时，比其他人又多了一层困难。我很幸运可以在上师大人文学院得到一份教学研究的工作。工作稳定之后又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买房子。从2015年下半年到今年这个时候，恰恰是上海房价大幅上涨的时期。三月份上海市出台了调控新政，房价涨幅相对平稳;但八月底就出现了一条由微信传播开来的谣言，传说上海市会进一步加强限购限贷。受谣言冲击，房价又出现了集中的上调，很多人想抢在8月底之前把房子买下来，因此还出现了很多称得上奇观的现象：有许多夫妻去民政局排队假离婚，成百万上千万的房子大家却像买白菜一样疯抢。在租房、买房成本同样高企的情况下，作为一名高校青年老师，一年的收入也抵不过房价一个月上涨的价格。从这些对个人境况的描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当前资本的问题，劳动价值面临的问题，阶级再生产的问题，还是当前中国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些实实在在的处境，我们都是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当中、在《马克思归来》这本书中可以找到解释路径的。
刚才说了很多零碎的经验与感想，想要说明的是，作为研究者很幸运至少可以有一条去解释这样的现实、去关照自己，以及关照社会的路径的存在。最后想说现在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做的问题。“怎么做”实际上又回到了实践的问题。实践这一点在我刚刚说的情况之下，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学术研究本身，包括教学工作，对高校青年老师来说，本身就是实践的方式。如果想对自己身处的结构性问题有一点点的改变，可能就自己的职业来说，是需要从自身的研究教学实践当中去一点点推进的。另外一个层面，实践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理论研究离不开实践方式的展开。在这一点上，不管吕老师还是赵老师，在媒体研究、乡村研究等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很多接地气的调研工作。所以也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不断的得到机会跟她们以及在座的诸位老师学习、能够成为这当中的一员。老师们的学术研究和身体力行都是在不断坚持于实践中推进改变。这对我自己而言，这也是今后在学术工作当中，是需要自己不断加强、发展的方向。
石力月
上海师范大学
作为本场活动的组织者及主持人，我想首先从光启读书会本身讲起，引出我对这本书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光启读书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四期，截至目前我参加过两期，感受最突出的是它鲜明的跨学科性，这对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也非常难得。因此，本场活动邀请嘉宾的时候，我们也以此为原则，除了新闻传播学科以外，还邀请了中文、历史以及哲学领域的同仁。其次，是选书的问题，既然是叫“读书会”，核心就是书，而且一定得是好书、重要的书，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可能产生有质量的讨论。《马克思归来》这本书的重要性我不用多讲，今天在场老师们的发言已经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确认。这些发言也体现了这本书虽然出自于新闻传播学科，但是“马克思归来”是一个与其他学科充分共享的话题。
我今天想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来自于这本书但又不局限于这本书。首先，我认为“马克思归来”实际上隐含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之前去哪儿了？”;第二个是“他之前为什么走？”;第三个则是“如果我们希望他归来，那么如何让他不再走掉？”。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则是日常实践。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能截然分开，但今天却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面貌。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得说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些欣喜，让我眼前一亮。因为不同取向的传播学者常常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给出两点批评，一点是认为其擅于宏观分析却难以处理中微观层面的问题，另一点则认为其擅长的整体性、结构化的批判研究思路过时了，因为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今天世界的面貌与媒体实践的构造，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却难以处理其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可是这本书有力地反驳了这两点，首先，不但书中大部分研究都包含中微观层面的分析，而且它们还能够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架，打通宏观，不停留于直接性。其次，这些研究清晰地让人看到，在新媒体改变世界的表象之下曾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商品化、异化、阶级、性别等等。因而研究的难点及重点都在于如何分析今天世界的变与不变，在这个问题上，传播政治经济学有着相当的理论准备。所以这本书既非抽象地纸上谈兵，也非简单地经典理论挪用，而是能够针对当下活生生的复杂现实开展中有创新性的批判分析。
然而，相比学术研究的进展，日常实践的局面则不太一样。无论是从我本人近几年的教学过程还是日常生活体验来看，这些面向现实有力的批判分析却并不那么容易进入今天年轻人的实践及认知中去。我认为这是今天的学术研究同样应该关注而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方面，反映在教学过程中的状况是今天的年轻人进入马克思的经典叙述很难，既有人受限于思政课的认知，也有人没法回到历史现场。但更严峻的是另一方面，即便有年轻人理解并认同对于媒介实践所展开的批判分析，他们也难以回避参与到这些宰制性、剥夺性的媒介生产体系中去重复这套生产逻辑。即是说，困境在于“虽然我觉得你分析的都对，但是我却没法不在那些节目制作公司里去做那些你们认为不对的实践，因为我别无选择，不这么做可能会找不到工作、活不下去。”当然，这么说不是以此来认定现行秩序的合理性，而是想强调“马克思归来”这个话题必须直面和介入这个复杂严峻的日常实践状况，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力量，这不是仅仅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予以澄清及辨析就可以达成的事情。马克思说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当然，“改变”既非一蹴而就，也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必须在与日常实践的不断碰撞及过招中才可能达成。因此，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共同努力，恐怕只有延伸到这个部分，我们才可能更有信心或是更有底气来谈论“马克思归来”的意义。
姚建华
复旦大学
首先我要感谢赵月枝老师和吕新雨老师邀请我来参加这期光启读书会活动，使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马克思归来》这本书。我在博士期间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媒介产业的知识劳工问题，和《马克思归来》的主旨非常地契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运用到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强有力地应答当前世界纷繁复杂的媒介与传播领域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挑战。
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贯穿于整本书的选文之中：其中不乏有对商品化的反思(如JernejProdnik的《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Richard Hill和Bernd Stahl的《反商品化》)、对女权运动的思考(如Michelle Rodino-Colocino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以及对劳工问题的研究(如Brain Brown和AnabelQuan-Haase的《工人调查表2.0》和VincentMosco的《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等。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传媒产业的资本积累、所有权和雇佣劳动关系一直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其中对于雇佣劳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劳动商品化的研究(包括媒介产业劳动过程的变化、劳动性质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和产品、产业结构和技术与非技术劳动需求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对于考察我国今天媒介产业的知识劳工所面临种种困境的分析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就拿我自己研究的出版产业中的知识劳工来举例。随着出版社的转制和出版集团化进程的推进，编辑人员工作过程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新媒体技术在出版领域的运用对编辑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和冲击：其一，在我国的出版产业中，市场经济的深化与转型加速了编辑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而当代社会转型与弹性雇佣制度紧密相连，影响编辑人员的工作时间、稳定性、地点、医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其二，编辑人员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取得平衡;其三，以资本、技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跨越国家和地区流动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出版产业以及编辑人员的深远影响。研究清楚这些挑战和冲击，并在此基础上追问知识劳工对他们所处困境的抗争，对于我们全面地、批判地理解当代媒介产业改革和社会转型裨益良多——知识劳工今天所处的“危险的境地”（precarious conditions）与改革初期产业工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谋而合”。
最后非常感谢赵老师和吕老师的团队为读者提供了这么一本好书。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译者之一，我深知翻译工作的不易，尤其是这样一本大部头的巨著，其中必然是大家心血的结晶——这或许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履践社会实践性的最佳诠释，也希望《马克思归来》这本宏大的译著能够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学术界的价值。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
今天围绕这本书，赵老师对它的局限性或者是它所触及问题的边界做了一个勾勒，这个勾勒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在办翻译工作坊的时候反复讲的：要有一个批判性的、中国的视角对待这些翻译文本，要从中国的立场和文化政治经济角度去看《马克思归来》的问题。
首先需要看到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下，怎么理解中国传媒的高度市场化。市场化的层面上西方暴露的问题多，批判也多，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介改革是以西方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榜样。所以从市场化的逻辑上讲，已经接轨了，因此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传媒的批判是可以拿来作为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这是就理论批判层面来讲。
对于实践层面来讲，其实这套书在今天进入中国也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今天传媒从业人员大规模下岗，会逼迫他们去面对问题。也许在十年前，他们觉得传媒市场化是走向自由主义的康庄大道。当这个康庄大道走到今天成为他们下岗之路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迫开始从市场等于自由的逻辑里走出来，这些就会变成他们自己的问题。当他们对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而且答案在原有路径里面走不通的时候，《马克思归来》就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稍微乐观一点。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在实习之后，会开始明白自己所处的是劳工位置，他们就会对更广大的劳工层面有一个体认，而不再是以前铁肩担道义的精英层面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困惑，困惑本身是开启对马克思重新思考的契机。
我们是处于这个契机，如果这个契机放大一点，就是马凌老师说的“好消息”：中国的执政党现在开始觉得需要有所作为。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打破传统建制派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形式主义。80年代的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丧失群众?很大程度上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打败了阶级分析的马克思。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因素，面对国际上苏东解体的历史挑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能够在党内形成有效的回应。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执政党突然发现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
这个挑战不仅仅是说危机感。在我看来，今天的合法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超过89之后的。89之后的意识形态想象是只要与西方/美国接轨就可以万事大吉。今天，后冷战的格局下中国作为“一国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西方左右两方面的共同质疑。这也迫使执政党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放，为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借鉴开了绿灯;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当今中国问题，马克思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的来源是马克思，更重要是执政党获得执政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今天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今天马克思主义回来了，回来的是哪一个马克思?回来了以后能不能再经过中国化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回应刚才讲的是否能够留得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回到中国化问题，就必须回应中国现实问题，而不是仅仅回应中国传播问题。如果只是在传播领域回应，马克思是留不住的。马克思回来必须全方位回应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传媒是整个中国问题里面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事业里面，马克思回来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命题，否则还可能只是一个口号或者是形式主义，或者是官僚主义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回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充分看到了这套书与今天现实语境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它有所不足，这个不足刚才其实各位都提到了。我这里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不存在。这导致本书在反抗的层面上基本上还是西方式的，就是从奈格里、哈特的《帝国》到《诸众》的反抗模式，就是非政党化，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方式作为反抗的可能性。这个反抗可能性最大的表述就是另类媒体。但是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出路是建另类媒体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这个媒体参照性就要有一个修正。今天中国，其实还是要回应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的组合，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我们的回应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讨论比较多，而什么是市场经济的层面，回避的比较多。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市场经济直接推给资本主义，所有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所以我们不能讨论市场经济，一讨论市场经济就划到另外一边去了。怎么去理解和界定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是挑战最大的，分歧或者说分裂也是最大的。
如果回到传媒问题来讲，我们要关注目前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和BAT作为完全的私企或者是民营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它的政治性的体现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归来，怎么样在中国的语境下落地?马克思在中国的语境下落地是经过毛泽东思想的转化。今天“马克思归来”也不可能是简单直接把马克思拿过来就用的方式，一定是要经过中国政治、文化、历史语境再解释过程，这个再解释过程涉及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把理论和实践分开。在左翼层面上，理论工作本身在今天迄今为止远远不够，很多是处于没有完成，甚至是尚未开启的过程。包括比如说列宁主义问题，苏联、东欧问题的再阐释，都是需要大量理论工作的层面。理论工作没有抵达，实践就可能走偏，或者说实践的方向性和政治意义上的确定就会碰到困难。如何在理论困境和实践之间建立互相促进和激发的关系，可能是更关键的。对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归来”这样议题来讲，可能是更重要的。
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是在处理同样的危机状态。文化研究做了很多实践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应该建立更加良好的、互相鼓励和激发的学术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的方式。但是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又确实不是一个可以互相替代的过程，我们怎么样更加开放的方式来倾听，包括内部的批评?内部批评的重要性也是怎么样让马克思回到中国语境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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