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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张艳国:当代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

钱乘旦 · 2017-02-06 · 来源:光明日报·理论
中国史学史表明,每一时代的史学家都承担着一定时代的使命:从孔子到司马迁、班固,从唐初史家群体到杜佑,从司马光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魏源到梁启超、章太炎,从李大钊到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莫不如此。

  本期主持: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当代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

 

  主持人语: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着眼于世界历史的视野,提出世界史知识及其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另一篇从重温中国古代经典与先贤关于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论述,说到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当代史学的时代使命。中国史学史表明,每一时代的史学家都承担着一定时代的使命:从孔子到司马迁、班固,从唐初史家群体到杜佑,从司马光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魏源到梁启超、章太炎,从李大钊到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莫不如此。而今,处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必将倾其所学,为伟大的事业、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书写下灿烂辉煌的一页。

 

 

  世界史研究应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

  ——兼谈选题与视角

  钱乘旦

 

  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化的深度和广度超出多数人意料之外,仅仅在几年之前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许多被看成是定论的说法,在事实面前动摇了,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理论界面对新的挑战,现实需要新的解释。在这些挑战面前,世界史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优势,在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中发挥作用。

 

  先看这个有趣的现象: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曾多次扬言,认为美国的制度有问题,需要进行彻底改造。希拉里代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特朗普大加挞伐,说他如何敢肆意抹黑美国的制度,俨然是美国价值观的天然死敌。然而大选结果刚刚出炉,希拉里阵营就一反前言,再一次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身份出面说话,说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合理,不符合民主原则,因此必须改变!这个现象很有趣,迄今为止,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说美国制度完美无缺,美国民主是世界的典范。但这一次,一向以“政治正确”为标榜的美国主流精英集团却站出来指责这个制度,“美国完美论”显然动摇了。但美国的制度从来没有“完美”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普通的常识;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修改自己的制度,学者们早就应该澄清这个事实。至于特朗普当选是否会引起另一次制度改变,这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如果美国当真修改选举法、改选举人制为总统直选,就有可能冲击美国现有的两党制度,并可能引发政治不稳——这是由西欧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的历史所证明的。美国精英集团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黑暗中的跳跃”,那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然而更深刻的问题是:特朗普现象说明了什么?是“民粹主义”还是经济困顿,是制度缺陷还是价值错位?对这样一些问题,世界史有责任介入讨论,拿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学的见解经常很独特,它是以历史的积淀为出发点的,可能与其他学科相当不同。

 

  欧盟问题也是这样。多年来的流行说法是:欧洲一体化超越了民族国家,标志着社会的巨大进步,它表明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再一次走在人类的前沿,引领世界走向新时代;民族国家过时了,欧洲联合不可逆转。然而近年的事态却不断表明:民族国家没有过时,欧洲联合也可以逆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欧盟可能只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延伸和再现古老的地缘政治。欧盟东扩摧毁了欧洲大一体的理想主义追求,而突显了它的现实主义动机。如果说在欧洲一体化初期,人们尚憧憬一个和平、理性的“超国家”共同体,那么在东扩之后,欧盟与俄罗斯对抗的性质就不加掩饰了。这种情况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地缘版图并无二致,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西欧对立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就开始了,双方的政治对抗根深蒂固。地缘政治贯穿着东、西欧的全部历史,欧盟东扩则延续了这个传统。由此就可以理解苏联解体后,为什么西方不愿意接纳俄联邦,相反却把原苏联阵营那些具有多种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国家拉向西欧,为此甚至不惜以牺牲欧盟内部的同质性和引发民众的排外情绪为代价。历史学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透,因此在谈论当下的欧洲时,应首先认识历史上的欧洲。

 

  第三个例子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话题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上火爆一时。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后起的强国一定会挑战原有的强国,从而引发大规模战争,古代的例子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挑战英国。依据这种说法,中国的发展一定挑战美国的利益,中美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美国要做好应对的准备,把中国遏制在崛起之前。这个理论的实质是把中国定性为和平的破坏者,而把美国说成是秩序的维护者。但历史学却告诉我们:“修昔底德陷阱”是强加给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修翁本意并非如此。只要翻看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一定知道这个情况。

  但“修昔底德陷阱”却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几百年的大国冲突究竟受何种机制支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在争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执行了一项有效的战略,依靠这项战略,英国首先夺取霸权,再长期维护这个霸权。英国的做法很简单:与其他国家结盟,共同打击最强国——当英国非最强时打击比它强的国家;当英国最强时打击仅次于它的国家,即“打老二”。现在的美国正在沿用这项战略,而这项战略确实很有杀伤力。但这项战略又是一柄双刃剑,别的国家也可以用来对付它。外交的博弈是双向的,世界史如果参与,可以为外交政策的讨论提供充足的知识思考。

 

  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形成一股“帝国热”,历史上的各种“帝国”都被搬上学术舞台,突然之间成为“显学”。这些讨论最大的特点,是把种种帝国都只视为抽象的“帝国”,似乎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但这样一来,古代的区域性大国如罗马帝国、汉唐“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就与近代西方殖民帝国混为一谈了,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侵略被遮掩在一个混沌含糊的“帝国”概念之下,形成了“彼此彼此、都是帝国”的局面。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借题发挥,声称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到现在仍旧是“帝国”,从而给学术套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显然,历史学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而世界史尤其有它的优势。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这个话题也是在近几年突然火爆、成为新的热点。一些外国学者热衷于此话题,是因为他们坚称中国境内有一道“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的清晰分界线,“中国”这个概念仅限于农耕帝国的范围内,而不是今天中国的领土疆界。像这一类的话题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中国学术界不可以不注意,世界史学界参与讨论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世界史应该也需要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所谓重大问题,既包括现实问题,也包括理论问题。离开对重大问题的关注,世界史研究就缺乏活力。世界史学科的优势在于:它的边界宽阔,知识丰厚,有条件以世界作为观察的舞台,为国人提供更多的思考。世界史在许多问题上有独特的视角,它可以超出“纯历史”范畴,更好地发挥跨学科的作用。历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确实都需要历史学的参与。

 

  重大问题未见得都与国家的战略或外交有关,也未见得都是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其实,中国老百姓关心的许多问题、民生问题,也应该是世界史关注的对象,成为世界史研究的课题。举一些例子:比如中国现在举国上下一致关心的污染问题,明显是世界史可以参与的一个课题。世界史可以介入下列项目的研究,包括:其他国家的污染是怎么形成的,政策失误造成什么后果,成功的治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需要哪些代价?等等。外国的成功和失败都可为中国提供借鉴,但简单的陈述是不够的,历史学有条件进入更深的层次,比如政府的治理方案能否被执行,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治理效果如何、利弊如何,民众产生什么反响,会不会有副作用,诸如此类。当某项研究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时,才会引起高度的重视。历史研究一向提倡细、实、深,而不是大而不当、泛泛而谈。我曾见到世界史学界有一项关于英国采煤业矽肺病问题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矽肺病的成因,以及用什么办法铲除了病源。这种研究对我国有现实的参考意义,势必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英国如何解决商品造假问题的。工业革命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商品造假一直困扰着英国社会,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问题的成因当然很复杂,但解决问题更复杂。英国采取过很多方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都不大。最后采用“连坐法”才取得较好效果,即商家若出售伪劣产品就与造假商同罪,需接受法律制裁——用这个办法强制商家严格管控进货关,切断造假商品的销售渠道。这个思路是否对我国有关部门解决食品安全及其他商品质量问题有所启发?

 

  以上两个例子就内容而言都是“小”问题;在事关国家大政、发展路径的“大”问题上,世界史甚至有更大的发言权。比如不久之前经济学界曾经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激烈论战,对这个问题,世界史能够提供很好的思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介入还是不介入经济领域好,因为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既有介入而成功的例子,也有不介入而成功的例子,并且介入的程度也各有不同;问题在于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哪一种做法更符合需要?判定这个需要、做出适当选择,这才是最大的难题。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结论,而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个结论显然有指引意义。

 

  我一向认为:历史学有两个作用,一是恢复史实、让人们了解过去,二是以史为鉴、让人们思考现在。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史研究相比于中国史研究应更加注重第二个作用,即以史为鉴的作用,通过研究外国的历史,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不同于外国人研究本国历史;外国人关注的本国史课题,不等于我们关注的外国史课题。比如,英国人可能对他本国贵族的养狗习俗很感兴趣,写一部英国贵族的狗文化史。这部历史对英国历史学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丰富了英国的贵族生活史、补充了英国的社会史。但如果中国学者也把贵族养狗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就不合适了,因为中国的研究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只有中国读者关心的课题,研究成果才有价值。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首先需要有明确的定位,由此就不能盲目跟风,以为外国人研究了,我们就要跟上。事实上,特殊的中国视角最可能引起国外的注意,由此也才最具有国际意义。

 

  我听说国内有一些高校打算做这样的规定:一切涉外研究(外国史、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都需要用外文写论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无异于取消中国的外国研究。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数都会无人问津,中国人看不到,外国人则不看,结果就成了SCI统计表上的数字积累。台湾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台湾的外国研究持久萎缩,无法进展。文科和理科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认为不应拿理科的思路来管理文科。

 

  总之,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不仅取决于世界史学科对自身的定位,也取决于社会整体对这个学科的认识。世界史学科的特殊优势需要发挥,这不仅有赖于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社会方面的广泛共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充分发挥历史学作为“有用之学”的社会功能

  张艳国

  自从人猿相揖,人类走进文明的门槛,就有了自己的历史。对历史的重视,几乎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常识。人们之所以要重视历史,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经说道,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所以各不相同,一个最鲜明的原因,是他们都有自己各不相同的历史(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历史的盛宴》第135页,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列宁曾强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然,牢记历史,不是要重复历史、复制历史,也不是枯燥地背诵历史,更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要遵循历史规律,运用历史智慧,走好今天的路,圆好明天的梦。

 

  历史之所以有用,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有用之学”,来自于深蕴其中的智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中便蕴含了无穷无尽的历史智慧。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国家与民族、关于生存与发展、关于制度与道路、关于文化与思想、关于生态与环境、关于人口与资源、关于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启发性思考。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一、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石

 

  历史学的功用之问,由来已久。它既是人们对于自己整个发展历程的关注,是一种自我总结性反思;又是人们对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知识的关心,是一种有关知识价值的批判性考量。历史学功用之问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可谓常讲常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因为历史发展具有前后相因的过程性,因而人们总是在历史绵延发展中源源不断地获取经验,并世世代代地传承下来。人们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形成了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不同层面的智慧,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提炼出的许多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言警句,使人们口耳相传,温故而知新。譬如,关于老百姓与国家、君王关系方面:“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关于治理国家要亲贤能贱不肖方面:“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前出师表》)关于国家的存亡兴败规律方面: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难怪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说,历史是一国家、一民族的根基:“今日社会有所谓优胜劣败,懂历史者为优,不懂历史者为劣”(章太炎:《历史的价值》,《历史的盛宴》第19页)。历史经验是中华智慧的重要表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渗透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是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重要依据。

 

  “观今宜鉴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充满着无限复杂的矛盾,在矛盾的解决中往往需要人们“交学费”,甚至是付出沉重代价,这就是历史教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历史的重要性一再表现为人们在前人所受到的教训中,不断校正自己前进的方向,由前人的教训变成后来者的成功经验。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古人都强调借鉴历史教训,警醒“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人们如果不善于将历史教训转化吸收,那就免不了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感叹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以资于治道(《资治通鉴·进书表》)。既要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又要正确吸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共识,也是中华文化中具有活力的文化因子。

 

  深入了解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并借助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够举一反三,不断获得有益启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熟悉历史,并不在于将历史背得滚瓜烂熟,而是要在历史反思中得出历史启示。所谓历史启示,就是通过掌握历史知识,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思路,在困惑中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当然,获得历史启示离不开学习和研究历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黑格尔曾惊叹中国文化发展不辍,历史从未中断,史籍汗牛充栋,中国人处事沉着机智,是因为受到了历史智慧的熏陶和启示。通过读史、知史能使我们变得视野开阔,思想深邃,辩证机敏,厚重沉稳,尤其是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见微知著”,“述往知来”,“阅古察今”,“知人论世”。

 

  二、历史学的功用来自其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

 

  历史不是“死的”。历史记录、历史资料、历史遗迹不是一堆陈迹古董,而是有思想元素的文化标识。它是“活的”,活在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之中。人、家庭、民族、国家和社会,是历史的中心和主体。历史的功用是内在具有的,是连同历史与文化与生俱来的,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来自于它自身所特有的文化魅力和知识系统。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影响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共同建设了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风尚礼俗、文化形态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类理想,追求“大道之行”与“大同世界”。与此相生相伴,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利轻义、重理节欲的道德观,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伦理观,中庸平和、外圆内方的处世观;很早就形成了节俭、勤劳、友善、互助的社会风俗和彬彬有礼、以礼相待、礼尚往来的礼仪规范。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很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早在唐代就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和东方文化共同体。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的笔下,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发达、中国礼俗的完备与精致,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引领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国历史经历了反反复复、痛人心扉的内忧外患,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统一,都没能阻挡民族、国家向前向强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就培育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生做中国人,死化中国魂。”中国、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共同体验和集体自豪。这种自豪感经过世代交替,不断得到强化,并被流传承继下来。近代学者辜鸿铭以极大的文化自豪感比较了中西文化优劣,指出,“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辜鸿铭:《中国古典的精髓》,《历史的盛宴》第12页)。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热爱,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它既表现在精神层面,又体现在实践层面。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即历史学,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和社会的知识基础。中国古代很长时间内,文、史、哲相混为一,相生相长。文以史为基,史以文表达;哲以史为根,史以哲升华。此外,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近代学科,也都是借助历史知识在长期的发展中得以形成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阐述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系统中,有历史感、历史理论、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诸要素相互为用,融为一体。历史感是一切社会科学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都“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中获得感悟;历史理论是关于历史发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过程与阶段、现象与本质、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等揭示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历史思维是以历史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分析研究的牢固基础,依据前因后果而“刨根问底”,它渗透在一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及其问题追问之中;历史方法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历史过程的顺向考察和逆向考察,这既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所涵纳的人类全部知识、真理能够提供人们未来发展借鉴的精准指向。

 

  三、当代史家的使命担当

 

  历史研究的兴盛,历史知识的运用,历史智慧的发挥,从来都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现实的需求息息相关。历史开辟了时代发展的道路,时代呼唤历史智慧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史学工作者有幸生长在这样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时代,不能做一个“时代的缺席者”“时代的失语者”,更不能做“时代的旁观者”“时代的落伍者”,而要积极参与,不仅“贵通”,而且“善用”,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最充分的历史知识和最深邃的历史智慧。

 

  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必须继承和发扬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良史精神。有历史记录,就有良史与秽史的差别。良史品格与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得到锤炼和提升,被赋予“不虚美,不隐恶”“鉴往知来”“实事求是”“中中正正”“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历史学的宗则和史家优良传统。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十分推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求真精神。只有求真,才能把真实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大众;才能辨真伪,明善恶,做到去伪存真,惩恶扬善;也才能探知历史的真谛,揭示历史的真理,丰富人们认识世界、推动实践的智慧。

 

  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必须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就连当代西方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不能不承认,要科学研究历史,还得到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里寻求智慧。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必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反对历史娱乐化、快餐化倾向等错误做法。历史研究越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就越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并获得相应的社会美誉。

 

  担负起当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还要将纯学术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普及工作结合起来。学术性的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研究的严谨成果和创新成果是历史普及的重要基础。但是,一定不要轻视或忽视历史普及工作。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发扬老一辈史学家将学术研究与普及工作结合起来的好传统、好做法。只有做好历史普及工作,使人们熟悉中国历史、热爱中国历史,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关注“发展的中国”和助力“崛起的中国”,确立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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