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改”的十大危害
张勤德
这里所说的“资改”，指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认清“资改路线”的危害性，才能抓住即将发生的大危机的祸根，夺取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斗争的胜利。这条路线的荒谬性、反动性、危害性包括以下十点(简称十大危害)：
其一，导致产生了两极分化并培植出新的资产阶级。
明明说中国如果产生了两极分化和培植出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了邪路了，可实际上不仅出现了亿万富翁，而且使中国成了富翁增加最快和亿万富翁人数超过美国的国家。据《参考消息》2015年10日17日报道，中国2015年亿万富翁便达到596人，超过了美国的537人。因此可以说不仅用最快速度而且最大规模地培植出了新资产阶级。据中国权威部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0.4%的人占有中国70%的财富。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决战网友说：“先富带后富，现如今，如果你胆敢在生活中这么讲，社会必定将你看作傻子。现在的说法是‘资本家靠本事’、‘资本家吃喝玩乐也是花自己的钱’，‘帮你是慈善不帮你是本分……’，嘴脸完全变了，变了嘴脸之后还要养一批文人为之义正辞严地歌功颂德。是啊，资本家凭什么带你富裕呢?门道告诉你了，它们压榨谁去?‘市场经济讲竞争’、‘优胜劣汰’。” (红歌会网，2016-11-3)
其二，导致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
连现任国务委员王勇去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都承认，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经济已占60%以上，公有制只占30%多。这显然表明私有制已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自然也随之丧失了。“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新中国后三十多年，全民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企业近乎荡然无存之际，原工人阶级的至少80%立刻丧失国家主人地位，其中六千万人下岗和被买断工龄，其余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道沦为替中外资产阶级提供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施树民，红歌会网，2016-5-14)“国企破产或改制，破产企业被三瓜两枣送人了(一百口棺材第一次抓大放小时就这样)，你却下岗了。改制时资本家要象征性地或廉价地交两个钱，但钱归工人了吗?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时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之一。破产或改制后，工人是下岗职工之一，或者是新的资本家的利润工具之一。……黄宏有个恶心至极的小品：‘为了国家，我不下岗谁下岗’。×，哪里是为了国家?是为了走资派、资产阶级、洋人!”(佟尚，红歌会网，2016-11-5)
其三，导致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
例如，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运动式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背弃了。恽仁祥老指出：“40年‘改革’，也有了四大发明：妓女产业化、腐败普遍化、拐卖撞骗商业化、封资修一体化。”(山丹丹红网，2016-5-19)“三十多年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是约2亿农民工，6000万灾民，75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6000万残疾人(不少是工伤致残者);是约2亿的失业大军，国企亏损严重，银行系统坏帐高达40%。”(zxt 网友，2016-5-1)“改革伴随着放权，放权到各种长官手里。这时‘改革绝对正义’，‘谁不改革谁下台’、‘要敢闯敢干敢突破’、‘敢砸三铁’、‘可以搞私人企业’……这种情况下，一则‘改革’家有权，二则‘改革’家可先富、三则‘改革’家要胆子大。如果你不是猪脑子，会以为先富的机会能给你?它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早抢去了。你还想靠‘诚实劳动’致富?拉倒吧。有关方面目前正酝酿免‘民企’(即私企)的原罪。它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多少罪，可见当年捞了多少。”(粘绝，山丹丹红网，2016-11-3 )
其四，导致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著名法学家巩献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到2012年达115万人，最近五、六年来，每年都是上百万人。“中国像一个不断增压的火药桶，不公的财富分配格局持续一天，仇恨的心理便扩散一天。一旦这种畸形的出口型、依附型经使人们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千百万人头落地绝对不是笑话。”(大渡桥横铁索寒，中华网论坛，2013-5-25)“到后来就不是‘国家落后就要挨列强的打’的意思了，而是你工人敢不下岗、农民敢抗税、住户敢要求合理费用就有黑社会伺候你。‘不争论’变成‘不许你抗辩’。此时的‘硬道理’变成‘少数人强迫多数人的硬’，其强硬体现为强拆、治安混乱、群体性事件、官员飞扬跋扈、资本朱门酒肉臭。”(童千，红歌会网2016-11-3)
其五，导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破坏。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日新经过反复核对统计材料充分肯定，新中国前3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3.8倍，年均增长9.5%”(《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计划经济的论争》，第45页)近30多年，从表面、一时、局部上看，好像发展很快，一片繁荣，实际上，数字有很大的水分，而且假冒伪劣产品很多，更不用说这是造成严重污染的发展、“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带血腥味(伤亡事故多发，而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多达60万)的发展、导致腐败增多和两极分化加剧的发展。当前，这种发展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屠呦呦获奖之后，国人投票推选新四大发明，结果青蒿素、人工合成胰岛素、激光照排、超级稻，全是毛泽东时代的技术，这四十年一个也没有。戚本禹老说：“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和他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20%是‘乌龟爬’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难、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XXX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乌有之乡网，2016-8-9)评论部老徐网友写道：“中国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名：1949年102名，1976 年84名，毛泽东时代提升了18位。2010年127位，落后43位，比建国前还低;。……产业开放了，但中国却不能自主制造汽车了，这么大的汽车产业被国外控制，中国成了外国汽车最大的倾销基地。并且中国人要用高出美国三到五倍的价格去买外国车。汽车产业成了一个失败的产业。”(手抄报，2016-7-7 )谭伟东认为，“中国改开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采用的是同国际接轨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方式。这是一种复合记帐式的资产负债经营方式。其中不仅仅是股权、产权、产业上的金融过度深化、虚拟经济操纵和非理性繁荣，而且是透支未来，透支资源与环境，留下巨大隐患的阶段性的虚拟拉动和支持的经济狂增长。改开以降的经济增长，其速度与效应，很大一部分是借贷、预支、泡沫和廉价货币的结果。而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巨大的人口红利、教育红利、科技红利、国际和平红利，甚至就是国有土地与资源的巨大资源红利，被大规模地释放出来。”(乌有之乡网，2016-5-31)著名反转基因主粮商品化人士杨芳洲说：“据《参考消息》2012年12月19日刊登路透社华盛顿报道《非法资金外流，中国高居榜首》披露，1993——2016这23年非法资金流出的金额应至少是2000至2011年3.79万亿美元的一倍，即至少已有7—8万亿美元的贪腐资金外逃。另外，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攫取的不正当暴利比资本外逃更大，再加上民间富翁举家外迁等，我财富流失规模十几万亿美元应只多不少。这巨大的财富流失黑洞，也即张庭宾计算的近10万亿美元国际收支缺口的根本原因。”(红歌会网，2016-9-3)
其六，导致党的建设走上邪路、党群关系不断恶化。
当年在清理“三种人”中，大量整掉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三结合”进入各级政权的革命造反派骨干和革命干部。例如，河南省“受伤害者达到100多万人”;浙江省“挨整人数达400万以上”;福建省泉州市仅城东公社就残杀了1位党委书记和3位党支部书记;云南省“打死、逼死1000多人”(辛化仁，《“文革”真相》，第90-96页)。同时，提拔“有知识的年轻干部”并以“赎买”方式让一大批老干部离退休。在开始“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将是否在文化大革命受过“迫害”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一再强调“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转变观念”、“不换思想就换人”，排挤了一大批对走资派的政治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打开监狱找能人”，使不少腐败分子得到重用。“近水楼台先得月”，大规模的贪污腐败之风随之首先在各级党政机构中兴起。“权钱交易圈”使得相当部分的国家干部“先富起来”。这无疑丧失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使得党政干部与人民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特别令人愤怒和痛心的是，由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以真共产党的名义干假共产党的坏事，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因而不仅使西化派等敌对势力有机可乘，煽动搞多党制，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使一些群众把不满发泄到整个共产党的头上，甚至受到西化派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赞成多党制，后果极其严重。
其七，导致我军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力受到不应有的削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它是具有依法维护和捍卫人民政权的权力的。它这种权力被削弱，人民的民主权利必然无法得到保证。曹征路说：“我的小说《民主课》，就是这样一部在台湾出版，在韩国再版的小说。在中国不能出版，有点奇怪吗?确实有一点。中国是个在宪法中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韩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可是为工人阶级说话在今天却非常困难。”类似的甚至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几乎到处都有并且存在了近四十年。
其八，导致我国成为腐败最严重、社会风气最败坏的国家之一。
“改开以来特色中国的妇女们，重新产生或沦为妓女或卖淫的人数规模居世界第一，比民国和满清时期的比例更大。2016年7月15日中青报记者陈杰人调查报告指出，武汉女大学生近10%卖淫。更有创新的是全国盛行的拐卖妇女儿童并有意致残儿童谋利、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如2014年10月4日一篇《东莞只有小姐吗?触目惊心的视频，比色情业严重一百倍》和2016年10月19日奚应红的《中国‘被弄残’乞丐马来西亚行乞，恶劣团伙岂能一直打不掉》报道说，幕后团伙，用暴力手段，将偷抢来的儿童手脚致残成奇形怪状的样子，逼迫乞讨，这样更会激起人的同情心，更能够要到钱，以此来获得暴利。”(曹子文，山丹丹红网，2016-11-17 )腐败的最大根源，是用篡夺的权力推行的私有化。政治权力私有化，即将权力私有化使用;经济制度私有化，即将生产资料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奉送给内外资本家;文化导向私有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和道德崩溃。这必然孕育出“贪官奸商黑学者”铁三角腐败联盟。可见，中国最大的腐败，是私有化改革;不否定私有化改革，不是真正反腐。
其九，导致我国沦为连弹丸小国都敢霸占领土、掠夺资源的欺负对象。
彼岸网友认为，正是由于“韬光养晦”的投降外交路线、“市场经济”的反动经济体制，以及推广“转基因主粮”的民族自毁和自灭的罪恶政策，造成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日益陷入暗淡无光和日暮途穷的境地，以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越来越全面走向混乱和反动。这一切都导致和造成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弱势群体遭奴役和受虐待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化，全民族的崇尚正义、嫉恶如仇和团结一致的宝贵精神濒于消失殆尽，混入政府内部的汉奸集团和卖国贼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乌有之乡，2016-6-16 )用储备外汇购买大量外国国债，西方国家则通过各种手段压迫人民币升值，造成外汇和国债贬值，使得我国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缩水。我国的整个经济越来越依附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以至于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我国出现了不得不进一步追加购买外国国债和要“挽救”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悲局面。“救美国就是中国”的口号和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人们发现国内一些规模和影响力非常大的私企，背后都有国外势力。我国经济上受制约，必然影响到外交上的软弱。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政治、军事压迫，在处理“炸大使馆”、“撞机”以及涉及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邻国、东海、台海、南海和西南领土等事件和问题时，长期“缺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存在着“和平崛起”的幻想。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明指出：“我担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一些人有一种错觉或者幻觉，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完全的市场化，就可以追赶上来，很快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但这很明显不可能。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不可能的话，他们就会懂得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9)
其十，导致中国逐步滑入新型殖民地的泥坑。法国总统经济顾问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指出：“中国人负责劳动，美国人负责享受。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抱怨借给美国的血汗钱(美元债务)在随着美元贬值而不断地缩水蒸发。”凡客会网友强调：“美元资本正借助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的机会，即将敲响中国社会崩溃的丧钟。美国已经控制中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美元资本称之为美元的‘网络空军’;同时，美国已经控制了中国金融领域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这部分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金融海军’;那些潜伏在中国境内并企图大量收购农村土地的美元资本可以称之为美元的‘产业陆军’。肢解中国版图是美国二战以来的长期国家战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进攻目标已经锁定中国。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来自于美国战略东移所形成的正面军事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现和重视以下事实：美国资本的‘网络空军’、‘金融海军’和‘产业陆军’已经包抄了中国军队的经济后方。这才是中国最隐蔽的危险，也是最大的危险。”(新浪博客，2016-3-8)黄卫东指出：“根据央行发布的资产负债表，仅在过去10余年里，我国央行就印钱25万亿，都换美元、欧元交给了美国和西方，主要是换美元交给美国。加上美国资本家用免费得到的人民币在中国购置的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实际获得的资金恐怕高达上百万亿元。而我国建国六十多年积累的资本存量，包括被美国控制部分，仅有84万亿。考虑美国在我国获得的利润和拿走的物资，可以说，美国控制了我国大部分资产，拿走了我们的大部分产出。”(红歌会网，2016-08-19)“据传，曾几时法轮功信徒就达亿众。从中国著名军人学者戴旭的报告中得知，现今中国仅归于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信众就已超亿——我国民又一次地被外国凭借宗教所洗脑、所掌控。所以，改开以来中国人重新沦为宗教徒而受控于宗教之害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最广泛时期。”(曹子文，山丹丹红网，2016-11-17 ) “贪官奸商黑学者”铁三角腐败联盟，几乎都向往西方国家制度，恨不得立即变成西方人，可见西方国家制度性腐败对他们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有的战友归纳出这样的结论：“这四十年，亿万工农劳动人民重新被打入了社会底层，从国家主人沦为弱势群体、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这四十年，几千万工人下岗，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这四十年，数亿农民背井离乡，成为血汗工厂中的的农民工，有多少人在矿难、火灾、爆炸中尸骨无存?!有多少人自杀、被自杀?!有多少人断手断脚、染上致命的职业病?!有多少人被禁锢在流水线上受着非人的剥削?!GDP的每一个百分点后面都是农民工无尽的血泪!这四十年，数千万劳动人民的子女成为留守儿童，数千万劳动人民的父母成为留守老人，骨肉分离、家不成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伦惨剧!这四十年，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妻女沦为供人淫乐的玩物!这四十年，黄赌毒黑沉渣泛起、到处泛滥，多少人受其毒害?!这四十年，社会腐败到了极点，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抓不胜抓，就连神圣的教育、医疗行业也成为了红包泛滥、“事以贿成”的烂泥坑!这四十年，社会贫富分化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各类权贵、二代、富豪们捞得盆满钵满，成为亿万富翁。而广大人民则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即使“中产白领”也不过是房产大亨和银行的“房奴、卡奴”!这四十年，生态环境被贪婪逐利的新生资本家全面糟蹋，人民群众没有清洁的空气和水，只能吃着地沟油、毒奶粉!“(红歌会网，2016-6-8)。
虽然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无法一一核对，难免有错，但是作为基本事实，无疑是人所公认、铁证如山的。再反对纠正这些错误，实在是天理难容。
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等等。
辽宁王忠新指出：“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解放前的旧中国的情况，民国各种饥荒饿死两亿人。饥荒不断，全国各地几乎年年都发生饿死人的水旱灾害。其中，较大的几起是：1920-1921年的华北四省大饥荒，死1000多万;1928-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夺走1300万条性命，造成5000万难民;1936-1937年的川甘大饥荒，逾千万人死亡;1939年的水灾大饥荒，1943年中原大饥荒、广东大饥荒，共有600多万人饿死;1946-1947年南方大饥荒，粤桂湘就饿死1750万人。旧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没被饿死，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旧中国除了灾荒，还有官吏腐败，兵匪肆虐，恶霸横行，迷信泛滥，文盲充斥，缺医少药，民不聊生。鲁迅的结论是：中华民族‘不像活在人间’。与无良公知相反，台湾学者李敖认为：今天的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每年会饿死300万人，50年应有1.5亿人饿死。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像死只蚂蚁，印度不还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制度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乔姆斯基说，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印度没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因中国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在这样的国情下，‘一要保吃饭，二要搞建设’，就是个两难，又是必须坚持的大政方针。在这样的国情下，民生的重点只能是保吃饭，保最基本的民生，这是万般无奈。在这样的国情下，勒紧裤带也要建国，这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悲壮。在这样的国情下，就是睡地窨子，也要艰苦创业。毛泽东时代的28年，创造出远远超出5000年中国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总和!台湾大学著名教授颜元叔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这是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红歌会网，2016-8-16)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或者说是第一要素。毛泽东时代全国不仅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还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 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对解决产粮区旱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化肥是粮食增产的第二要素。中美关系改善后，毛主席要求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13个大型化肥厂。它们于1977年后陆续投产，产量迅速达到1000万吨以上，化肥的供给问题基本解决。优良品种是粮食增产的第三要素。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几年后全面推广，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可见，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时代从根本上解决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
同时要看到，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大规模引进外资，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实际负债达数十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几万元的债务。再说，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都是借来的。
还要看到《粮食进口有多少，农业危机谁知道?》一文所反映的情况：“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8000万吨小麦、玉米、大米，3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和豆餅，……若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粮油，中国将锇死2亿人。”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这些大米白面在内许多东西的来源是不可靠的。
并且，“权贵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他们还用“初级阶段论”来大造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槽了的舆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是妄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合法化。对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违反宪法、党章的行为，不少人之所以竟然跟着干，正是在于他们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把初级阶段当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但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就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
由此可见，用这些基本事实不仅驳倒资改派彻底否定文革的谬论，而且利用这些最好的反面教员教育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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