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张跃然先生在“政见”公众号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文。该文随即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张跃然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意识形态是促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决定因素，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这种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论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就张跃然先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张跃然先生既然自称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么势必会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那阶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恩格斯这样说道：“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而张跃然先生自称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下述原理出发”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关于阶级和国家问题就只能有一条逻辑线：物质生产和分工造就了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攫取剩余产品的能力而建立了用于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国家机构。因此，包括法西斯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包括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当然，当阶级力量势均力敌时(而不是由于某些奇妙的意识形态在某些个人脑中炸裂)，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现实斗争的产物，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
具体地，对于法西斯统治所依赖的资产阶级而言，其“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共产党宣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任何可能威胁到1、私有制;2、资本积累的行为都会遭到资本家的抵抗。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阶级本身的产生，阶级斗争的成因和结果，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决定的。这些一再被历史证明的东西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如果这些都能被张跃然先生称为“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应该骄傲的宣称自己是“经济决定论”者。
张跃然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按照张跃然先生的看法，那种应当受到批判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是“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粗体是笔者加的)的解释框架。”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经济决定论”将所有的政治经济现象不加区别，不顾抽象程度地挂靠在某些具体指标上，仿佛只要达到了某个指标，各个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就会自然来到，共产主义的天国就会自然到来。这种观点当然是庸俗的，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线性历史观下的唯GDP主义”，它是二十世纪末某些“转型经济体”(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词：指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等国的腐化变质的统治阶级建立自身合法性的借口。张跃然先生批判这种庸俗的“唯GDP主义”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张跃然先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摒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试图绕开现实物质利益，而用意识形态解释阶级斗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意识形态的大饼能喂饱民众吗？
在讲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时，张跃然先生的观点立足于他们在作出历史抉择的时候，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简单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心理疾病，无产阶级由于前一段时间受到的失败以及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受到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诱骗，做出了明显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其中，小资产阶级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续挤压，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也“大大强化”。照此说法，法西斯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事实如此吗?
张跃然先生指出了两种“小资产阶级”的来源。一种是掌握部分生产资料，但是不能支配别人劳动的小业主，另一来源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是可以掌控一部分别人劳动的官僚、职员。但是在文章中张跃然先生并没有仔细分析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事实上，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小业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不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阶级。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以官僚、职员为代表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而他们在纳粹党上台时是得到明显的好处的。
首先，作为给大资本和国家机器打工的官僚和职员，德国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状况对于他们的饭碗和工资都是极其重要的。据历史统计，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值，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从1932年的3362国际元上升到1939年的5406国际元(数据来自麦迪逊计划)。其中，德国的人均GDP自1935年起就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法国直到1939年，美国直到1940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水平。迅速发展的国内生产和扩军备战的需要迅速吸纳了被经济危机和凡尔赛条约排挤出去小资产阶级。以德国国防军规模为例，1933年，国防军只有凡尔赛条约规定下的10万人，到1936年，德军就组建了包括三个装甲师在内的超过50万军队，而到了开战前的1939年，德国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超过了450万(德国国防军报告网)。过去被迫在外当打手、当保安的职业军官团和以各种名义存在的法西斯民兵组织被大量吸纳进国防军，成为了吃皇粮的正式雇员。像莫德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在校官乃至尉官位置上窝了十几年的老油条，在三、四年之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成了将军。为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军工投资而扩编的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就业稳定性的要求。所以，小资产阶级事实上是从法西斯政权中获利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的情况呢?宏观上讲，纳粹政权相当清楚魏玛政权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其上台之初，就一方面缩减工作日，另一方面实行经济扩张政策。根据《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德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从1933年的113.2亿马克上升到了188.37亿马克，同时失业率从1932年的30.1%下降到1938年的2.1%(《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到1939年，德国甚至发生了劳工短缺，以致不得不从工厂里直接征兵。同时德国工业产量指数在1932年到1936年之间翻了一倍。1932年到1938年，德国工业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了约27%，同期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约13%，两相加减其实际工资大约上涨了12%。所以，在法西斯上台后，德国在消灭失业的基础上还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水准。
微观上讲，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七十九下降到千分之六十。纳粹政权尽管号称自己“要大炮不要黄油”，但是黄油产量却从1932年的42万吨上升到了1940年的62万7千吨。肉类产量也从1932年的310万吨上升到1938年的接近370万吨，这个增长甚至还快于后来联邦德国同等产量时的增长。啤酒产量从1932年的33.5亿升提升到了1939年的51.3亿升。由于黄油，肉，啤酒基本不能用做再投资，它们都是直接的消费品，而德国资产阶级的肚皮就那么大，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梳理德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我们并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乖离，反而是法西斯为了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得不对工人做出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妥协有效地(当然只是暂时的)收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和至少是部分的工人，德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众不满。所以，德国工人阶级并不傻：意识形态的说教，SM(萨德马索克主义)的迷狂，国家至上的宣传和雅利安民族的神圣都不能喂饱德国工人阶级，要想暂时收买德国工人，暂时麻痹其斗志，要真金白银，啤酒腊肠才行。
抛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唯物地看待法西斯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资本积累危机。从资本主义历史整体出发，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随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以往自发调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国际机制不复存在，各国都开始向后来的“大政府资本主义”转变。这并不是因为什么大资本要击垮小资本，而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排除金融投机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基本上都表现为利润率和投资恶性循环式的交替下降。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世界市场联系愈发紧密时，这种恶性循环就越有势如山崩的效果。生产萎缩，投资崩溃，民众失业吃不上饭开始上街闹事，或者争着向当时的苏联移民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就陷入危机。为了挽救整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国家，就出面试图打断这个恶性循环。要么给资产价格兜底，要么扩大投资，要么干预货币，只要能够走出这个循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什么偏方都会被病急乱投医的资产阶级使用。法西斯主义的扩大重化军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的劳资妥协和收买小资的阶级政策，以及拒缴战争赔款的政策恰好能够缓解德国资本主义当时最紧迫的危机(利润率、阶级冲突)。
所以，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忽悠，而是因为它至少部分地，暂时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危机。当危机没有那么严重时，资产阶级对纳粹党基本上是一副弃之如敝履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1924-1927年德国经济状况暂时好转，纳粹党的支持率就开始下降，甚至发生斯特拉塞(北方纳粹党领袖，一度与希特勒分庭抗礼)、鲁登道夫(德国一战将领，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等人领导的分裂运动的原因。而如果有危机却不能解决，不能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框架下暂时满足各阶级最紧迫的利益，别说工人阶级，就是经常拿着自己打仗的本事待价而沽的军官团都不会搭理纳粹党。这也是1944年7月国防军军官团在三名元帅的组织(维茨莱本、克鲁格)和默许(隆美尔)下，利用国防军反政变演习(女武神计划)，试图刺杀希特勒的原因。
法西斯不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它是由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然法西斯政权不是什么“天上神物”，那它就和其他一切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也要处理利润率，处理阶级关系，养活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官僚机构(参见“红旗太平洋“上一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纳粹德国都那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也可以被打倒和消灭。战胜法西斯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自我恐吓，从思想上对其”祛魅“。惟其如此，法西斯才能成为可以被分析的事物。
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在转载张跃然的文章时，对“红旗太平洋”上一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做了个简短的评论。他们认为，我们上一篇文章表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当“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坦率的说，“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不是特殊地害怕法西斯，而是一般地害怕一切有可能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物。说白了，就是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损失。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这些同志爱惜其他同志们生命的想法。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工人挂上“免战牌”而停止。资产阶级，如往常一样，会主动在工人阶级脆弱的时候发起进攻，这是工人如何害怕都不会避免的。对于工人来讲，抛弃幻想，准备斗争是必须要有的姿态。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为何而战?为了牺牲?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了视死如归，冲向黑暗的蛮勇无畏?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为胜利而战。既然是为了胜利，而不是牺牲，那么明确分析敌人的弱点，寻找可能的突破口，积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才是战胜法西斯应有的态度。否则就难以避免在对抗法西斯问题上陷入“速胜论—亡国论”之间无头苍蝇式的摇摆。
历史上，在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只要反动派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无论他蒋介石再怎么模仿法西斯，都会有千千万万人站出来继续革命事业。我们相信，当年的中国革命者“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勇气与乐观，决不会在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泯灭。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3.列宁：《国家与革命》
4.《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
5.《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6.《第三帝国的兴亡》
7.《逃避自由》
8.麦迪逊世界历史统计资料：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9.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http://wehrmachtbericht.com/page14.php
附文
张跃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它的兴起背后有着怎样的根源?这一问题，在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形势下，越发显出格外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用两种方式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一种认为，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进行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为了在全球市场中与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有可能转向一种极端的政体形态来动员生产，因此走向法西斯主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表现，说明了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地步，法西斯主义必然崩溃，顺便把资本主义一并埋葬了——这一观点在 1920 - 30 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组织 (尤其是第三国际) 中格外流行。
这两种解释貌似针锋相对，但根本上都是 「经济决定论」，或者说 「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解释框架，不仅在概念上显得机械而缺乏美感，更与基本史实相悖——在二十世纪初，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并不是都先进或都落后。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还能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尼科斯 - 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于 1970 年出版的 《法西斯主义与专制》一书，通过分析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给出了一个极富洞见的答案。
普兰查斯希望，既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能去除掉其中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共产党宣言》 的那句名言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成了他分析框架的出发点。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能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
历史发展的进程，取决于各个阶级在政治舞台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斗争结果。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被经济结构所影响，但本质上有着独立的政治逻辑。因此，普兰查斯认为，要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要回到德国和意大利的阶级斗争过程，仔细考察各个阶级的政治状态。
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源自于阶级斗争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危机。
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背景
要解释阶级斗争过程怎样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首先需要明确德、意两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性时代背景之中。这一时代背景，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帝国主义形态的过渡。
用列宁的话说，作为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集中，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势必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本国的垄断资本想要继续壮大，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保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这使得海外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必然。
而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和组织方式，使自身能够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 「自由放任式国家」 向 「积极干预式国家」 转型，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议会向官僚国家机器转移。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阶级斗争：大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转变国家形态，从政治上加速中等资本家的灭亡。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是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型」 的大背景，也体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和内在矛盾。
但是，在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向帝国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为何偏偏是德国和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同时，都面临着同一个悖论：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不匹配。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开始得晚，但速度很快，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已跃升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资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强势与其在政治上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忌惮，德国资产阶级并未主导民主革命的进程;恰恰相反，德国的民主化和统一是由俾斯麦领导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不得不受制于地主阶级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政治弱势的资产阶级，无法有效掌控国家机器、使其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服务。
意大利的局面恰恰相反。二十世纪初期，意大利的工业化进程极度滞后，虽然金融资本已经崛起，但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是停留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农业。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弱势与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资产阶级抓住了底层民粹主义运动提供的机会，主导了民主化和统一进程，最终掌握国家的政治主导权。然而，为了安抚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承诺不进行任何农业改革。这样一来，意大利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形态过渡的进程，也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特殊局势，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严重地激化了各个统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首先，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地主阶级的利益产生深刻冲突。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希望破除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导权，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在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希望能撤回之前对地主阶级做出的妥协，真正开启农业资本化改革。
其次，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严重威胁了中等资产阶级的生存。一旦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施行一系列服务于垄断资本发展的政策，那么中等资本难逃被兼并、淘汰的命运。因此，中等资产阶级尝试从政治上压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压制，中等资产阶级选择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奉行 「阶级和解」 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以共同对抗垄断资本。
这种 「阶级和解」 路线，自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无法接受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上、废除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权益。对工人阶级的不同立场，也进一步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矛盾。
换句话说，正在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全面建立领导权，但遭到了其他统治阶级 —— 尤其是中等资产阶级 —— 的激烈抵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危机。
这一政治危机有两种具体的表现。
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危机。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建立过全面的领导权，因此他们也未能在各自国家建构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残余、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各元素的奇怪混合体。而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则试图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招致其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强烈反对。这样一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陷入彻底的混乱。
二是政党组织层面的危机。在争夺政治主导权的过程中，各个统治阶级越来越与原先代表各自阶级利益的传统政党脱节。无论是垄断资产阶级还是中等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绕过政党、通过更加直接的组织形式来干预国家权力的运行。私下的政治网络开始潜滋暗长。私人武装组织和游说组织纷纷涌现。传统政党和议会无法有效组织、表达各个统治阶级的诉求，变得越发形同虚设。
这便为法西斯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当法西斯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之后，垄断资产阶级迅速察觉到，由于法西斯政党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可以将它作为有力的政治工具，达到击溃其他统治阶级、建立自身政治主导权的目的。垄断资产阶级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持法西斯政党，帮助其一步步走上政治舞台。原本代表其他统治阶级利益的传统政党，在失去了原来的阶级基础之后，根本不堪一击，最终被法西斯政党击溃。
换句话说，崛起中的法西斯政党，为垄断资产阶级充当了政治打手，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实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一方面取代地主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独享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和剥削。
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形态彻底转变为 「积极干预式国家」，从根本上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然而，法西斯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同样需要安抚其他阶级，因此在具体的议题上，完全可能违背垄断资产阶级的意愿，向其他阶级做出妥协。
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一开始能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发展成蔚为壮观的群众运动呢?为什么工人阶级没能有效地反抗法西斯主义呢?普兰查斯进一步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扮演的历史角色。
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在分析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系之前，普兰查斯先对 「小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人」 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普兰查斯看来，抛开农村不谈的话，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是由在经济生产关系中占据完全不同位置的两群人组成的：一是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业个体户，二是不进行体力生产劳动、从事文职工作、拿固定薪水的雇员。
这两类人虽然在经济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共性，但他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不同位置却给了他们相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羡慕嫉妒恨，一方面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夺走他们掌握的那一点点经济特权。因此，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进行改良，希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达到他们眼中的 「公正」、而不是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希望增加社会流动性使自己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机会、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应该是客观中立地、高高在上地调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以达到社会和谐，并认为自己是这种中立的国家立场的代言人。
普兰查斯顺便指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非经济因素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角色。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才是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础。
在法西斯政党出现之前，德国和意大利的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代表各个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能 「顺便」 代表一部分自己的利益。然而，随着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各个统治阶级开始抛弃他们原先的政党，这大大摧毁了传统政党的动员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沦为一种 「无家可归」 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被逼到了无产化的边缘。
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困境，为法西斯主义动员小资产阶级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正如之前提到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源自于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兴起而出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但它在传播过程中，又结合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元素：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
意识形态动员的成功，使得法西斯主义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换句话说，在最初诞生之时，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而法西斯政党，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
然而，在垄断资产阶级将法西斯政党成功收编，把法西斯政党变成打击其他统治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工具之后，法西斯政党就彻底抛弃了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代表。尤其是在法西斯政权确立之后，国家从根本上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小资产阶级。
但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却从始至终热情不减。这充分说明，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的强大吸引力，以及法西斯政党在组织结构中对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吸纳，使得小资产阶级坚信法西斯政党代表自身的利益。
工人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前的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遭受了一系列惨痛的失败。1918 - 1919 德国革命期间，希望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斯巴达克同盟 (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发动一波起义浪潮，最终被社会民主党政府血腥镇压。1920 年，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同样遭到镇压，彻底失败。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尝试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暴力抗争，但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工人阶级的动员基础随之迅速恶化：工会成员规模急剧下降、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式微、工人运动的抗争诉求从政治场域 (夺取政权) 转向经济场域 (追求经济与劳动权益)。
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被一种强大的政治无力感笼罩。不过，工人阶级在之前一波波斗争中赢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依然得以保全，掌握国家权力的中等资产阶级也愿意通过妥协路线来联合工人阶级、共同对抗垄断资产阶级。
但是，垄断资产阶级借助法西斯政党的力量，对工人阶级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以彻底夺走工人阶级手中硕果仅存的政治经济权益。法西斯政党一方面武力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手段瓦解工人阶级的抵抗意识。
面对法西斯政党的进攻，工人阶级为何没能发起有效的抵抗?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工人阶级政治运动遭遇一系列惨痛失败之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大大下降。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梦想破灭后，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其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元素而受到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欢迎。而法西斯主义在动员过程中，充分嫁接上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元素，取得了一部分工人阶级支持。另一方面， 随着夺取政权的尝试失败，许多工人阶级开始认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希望在民主和法治框架内，以阶级协商的方式争取利益，因此转而支持社会民主党。
奉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虽然坐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支持，但根本无法阻挡法西斯政党的攻势。他们信奉阶级合作和妥协，支持渐进改良，希冀通过已有的议会制度和法律框架调和政治冲突。面对法西斯政党的兴起，他们希望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与其进行磋商，丝毫没想过通过制度外的手段对法西斯政党进行反击。这一路线的结果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政党的崛起而什么都没有做，直到被夺取政权的法西斯政党以一纸禁令解散。
而另一边，遭受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失败之后的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组织动员能力被严重破坏，工人阶级支持者也不断流失。而更糟糕的是，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以一种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心态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们将社会民主党人视作历史发展的主要障碍，乐于见到社会民主党被法西斯政党消灭;而他们又天真地相信，法西斯政党一定不会长久，只需要等到法西斯政党不可避免地崩溃，无产阶级就可以顺势夺取政权。这样的判断，使得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最初几年里采取了一种近似于绥靖主义的态度。
当共产党人意识到政治形势的真正走向时，他们终于扛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开展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义武力抗争，但为时已经太晚。不过，无论怎样，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唯一进行过坚定反击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屈不挠的抵抗行动以及最终的惨烈失败，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普兰查斯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大背景下，德国和意大利的各个阶级之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决定了一条灾难性的阶级斗争轨迹。它并非某一个阶级独自导致的结果，而是各阶级在互动过程中不知不觉养育的怪胎。
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最先陷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困境，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自身困境的反应。而这股力量在初具规模之后，被垄断资产阶级发现、支持、利用，成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政治经济领导权的武器。小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张力，贯穿法西斯主义崛起和巩固的全过程，成为法西斯政权中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而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一直被一系列重大政治失败的创伤所笼罩，力量严重弱化，士气极其低落。动员能力的剧烈衰退和对于形势的判断失误，使得工人阶级无法有力地发起反抗。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代表各个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妥协、共产党的动员能力下降和错误的策略，为法西斯政党铺平了走向政治舞台、夺取国家权力的道路。而统治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的高度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消退，深刻地影响了各阶级在政治危机面前的选择。
虽然普兰查斯没有对农民各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系统、充分地考察，虽然他的某些具体论断被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者证实是与史实不符，但他所建立的整个理论框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上一种极为重要的探索：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坚守其基本分析原则的同时，又能在不断解释经验现实的过程中焕发新的活力?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罗莎 - 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到葛兰西，在试图解决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时，都表现出这样一种分析倾向：拒斥生产力决定论，关注具体的阶级斗争状况，强调政党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简而言之，将 「政治」 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中。
而这，也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今天的政治现实时，必须继续完成的使命。
参考文献：Poulantzas, Nicos.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 New Left Book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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