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激流网摘自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的《马克思主义入门小册子》的四、六、七章。克里斯·哈曼是英国托派团体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并担任该党机关报《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主编。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脱胎于托尼·克利夫领导的“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在国际上属于“国际社会主义倾向”的一支。所谓“国际社会主义倾向”，是国际托派中的一个非主流派别，并非“第四国际”嫡传，也非由“第四国际”分裂而来。理论上，他们认为苏联、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古巴、朝鲜等，既非社会主义国家，也非托派传统上认为的“退化的工人国家”，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平常则笼统地称之为“斯大林主义国家”。（本段介绍来自于“红旗太平洋”微信公众号）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起源
事物会永远保持现状——这恐怕是你们听到的最可笑的论调之一［1］。当然并非如此。且不说地球上某些偏远地方，就拿不很久以前的本国（英国）来说吧。仅仅250年前，如果你向当时的人们描述你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大城市，宏伟的工厂，飞机，太空探险，他们会当你是个疯子。甚至铁路系统也是超乎他们想像的。
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全然未开化的世界，多数人民从未旅行到当地乡村十公里之外，生活方式由季节循环来决定，几千年来一直如此。
但在七、八百年前，一种新生事物已萌芽，并且最终向这整个社会制度发起了挑战。手工艺者和商人群体开始在城市定居，他们不像其他人口那样无偿向某些地主提供服务，而是拿产品跟各个地主及农奴交换粮食。他们日渐以贵金属作为交换媒介。不难看出，在每一次交易行为中都有机会得到一点额外的贵金属，形成利润。
起初这些城镇得以存在，只是靠着得益于地主们彼此争斗。但当城镇手工艺人的技艺提高之后，它们创造了更多财富，势力也增长起来。“市民”（burghers），“资产阶级”（bourgeois）或“中产阶级”（middle classes）开始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阶级。但他们跟统治这个社会的封建地主获取财富的手段完全不同。
封建地主直接靠强迫其农奴在他的土地上生产农产品为生。他用个人的权力令他们无偿劳动。相形之下，城镇里的富有阶级靠销售非农产品为生。他们每天或每周付工资给那些为他们生产的工人。
这些工人，常常是逃亡的农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迁徙——只要完成工作，他们就拿到报酬。“唯一”迫使他们去工作的理由是：如果找不到人雇佣他们，就得饿死。富人变得更富，只因为“自由”工人宁愿接受远低于他们工作所创造的价值的报酬，总好过饿死。
回头我们再谈这一点。现在的问题在于：中产阶级市民跟封建地主获取财富的来源完全不同。这使得他们所欲求的社会组织方式也不同。
封建地主的理想社会是：他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绝对权力，不为成文法律所约束，不受外部机构干涉，不能让他的农奴逃走。他希望保持他父亲和祖父时候的那种状态，每个人都接受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
新生的富裕资产阶级看待事情必然不同。他们希望能约束个别封建主或国王干涉贸易或盗取他们财产的权力。
他们希望能通过一个固定的机构，由他们选出的代表草拟和强制施行成文法律来达到目的。他们希望贫苦阶级脱离农奴地位，使之能够在城市里工作（并增进市民的利益）。
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常常受封建地主支配，他们当然不愿意这种情形继续下去。
总而言之，他们想彻底改革社会。他们同旧秩序不可调和之处不只在经济方面，还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意识形态首先是宗教，在一个文盲社会里，教堂的布道是关于社会的一般观念的主要来源。
由于中世纪教堂归封建地主任职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管理，它宣传的是维护封建的观点，把城市资产阶级的行为抨击为“罪恶”（sinful）。
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德国、荷兰、英国和法国，中产阶级集结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新教——的旗帜下，鼓吹节俭、节制、勤奋工作（尤其是对工人来说！）以及独立的中产阶级宗教集会，不受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力控制。
中产阶级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上帝，来反对中世纪的上帝。
今天学校或电视告诉我们的有关那个时期伟大的宗教战争和内战，似乎只跟宗教分歧有关，似乎人们是太笨了，以致仅仅因为不同意关于圣餐礼上基督的血和肉身的作用，就彼此交战，赴死。但问题其实是——发生在两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它们建立在不同的组织财富生产的方式之上。
英国的资产阶级胜利了。在我们当前的统治阶级看来一定很恐怖，他们的祖先砍掉国王的头献祭他们的权力，用旧约先知的怒吼把这一行为正当化。
但在别的地方，封建主义于第一回合中获胜。法国和德国的新教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激烈的内战中筋疲力尽（虽然封建版的新教在北德意志作为宗教幸存下来）。资产阶级不得不等待了两个多世纪才享有了胜利果实，也就是在1789年的巴黎，在不复披着宗教外衣的第二回合战斗中。
剥削和剩余价值
（Exploitation and surplus value）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上层阶级对劳动大众必须拥有法律控制权。否则为封建地主或奴隶主劳动的人就逃光了，没人为特权阶级劳动了。
但资本主义通常不需要对工人的人身实施这样的法律控制。他不需要占有他或她，只要能保证工人一旦拒绝为资本家工作的话就将饿死。资产阶级只需拥有和控制工人谋生的来源，即工厂和机器，就大功告成了。它以此代替对工人的占有。
生活必需品是靠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劳动者假如没有工具来耕作土地，处理自然界的原材料，劳动就几乎是无效的。工具可以千差万别——从耕犁和锄头这样简单的农业工具，到你在当代自动化工厂里看到的复杂机器。但没有工具的话，即使有高度技能的工人也不能生产出可以维生的东西。
正是这些工具的发展——通常称作“生产资料（the means of production）”［2］——把当代的人类跟我们石器时代的远祖分别开来。资本主义立足于少数人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例如在当代英国，1％的人拥有84％的股票及工厂股份。他们手上集中了对大多数生产资料的有效控制权，包括机器、工厂、油田、最好的农业用地。多数人只有在资本家允许他们使用生产资料来工作时，才能得到生计。这给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巨大权力——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资产阶级建立起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花费了几个世纪。例如在本国，17世纪和18世纪的国会起先通过了《圈地法》，把农民从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他们耕种了数世纪的土地上撵走。土地成了资产阶级财产的一部分，大量农村人口被迫向资本家出卖劳动或是饿死。
一旦资本主义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它就能容许让多数人跟资产阶级一起分享表面上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和平等。不管工人如何“自由”，他们仍不得不靠工作来谋生。
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们说，通过支付工资，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他必须按公平的价格为此付款。否则工人会走掉，去给别人工作。资本家给了“一天公平的工资”，工人则干“一天公平的工作”当作回报。
那他们又怎么解释利润？他们宣称，这是资本家为他的“牺牲”——允许生产资料（他的资本）被拿来使用——所获的“报酬”。这种论调，任何一个工人稍微想想都不会相信。
假设一家公司宣布有10％的“净利润率”。这就是说，如果它拥有的所有机器、工厂等等的成本为一亿磅，它在支付工资、原材料成本和每年的机器折旧成本之后，尚余一千万磅的利润。
你不需要是个天才就能看出，十年后公司将得到一亿磅的总利润——它原有投资的总成本。
如果它是为得到报酬所做的“牺牲”，那么肯定在头十年之后所有的利润都会消失。因为到那时资本家已完全收回了他们最初投入的本钱。然而事实上，资本家比起原先是双倍富有了。他拥有原始投资和累积的利润。
在此期间，工人在工厂里牺牲了他们生活中大部份的精力，每天工作8小时，每年48个星期。他们到最后是否同样比最初时候双倍地富有？你可以有把握地说，不是。即使一个工人勤勉地储蓄，他或她也只能买得起一台彩电，一套便宜的中央空调，或是一辆二手车。工人永远筹不起钱去买他或她工作的工厂。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增加了资本家的资本，工人则既无资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为差不多同样的工资继续工作下去。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权利”加剧了不平等。
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就是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反常现象所做的解释。没有什么机制强迫资本家付给工人他们所干的工作的全部价值。例如，今天受雇于机器制造业的工人每周创造的新产出为400磅。但这不等于他或她能得到这笔款项。毫无例外，他们拿到的报酬相当地少。
他们要么不得不工作，要么挨饿（或是靠社会福利施舍的可怜的一笔钱来生活）。因此他们并不要求他们生产出来的全部价值，而只要求多多少少达到他们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人拿到的报酬只够让他补充每天在资本家支配下工作的全部消耗、全部能力——马克思称之为他的劳动力（labour power）。
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人所得的报酬足够他们继续适应工作，以及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新一代工人，那他们的劳动力就算得到一个公平数额的报酬了。但保持工人继续适应工作所需的财富数量，远少于他们原先工作所生产出来的财富数量——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远少于他们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
差额进了资本家的口袋。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
资本的自我增殖
（The self expansion of capital）
如果你读过现行制度的辩护士们的着作，你会很快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奇怪的信念。据他们说，钱有一种神奇的特性。它能够像植物或动物一样增长。
当一个资本家把钱存进银行，他预期它的总数会增加。当他用以购买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或英国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的股份时，他预期每年以分红方式得到产生的新钱作为回报。马克思提到这一现象，称之为“资本的自我增殖”，并作出解释。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他的解释不是从金钱开始，而是从劳动和生产资料开始。在当今社会中，拥有足够财富的人能够买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这些生产资料需要操作，他们接下来可以强迫其它人向他出卖劳动。“资本的自我增殖”的秘密，在拥有大量金钱的人手中，金钱的奇迹般的增长能力的秘密，就存在于劳动的买卖之中。
让我们举工人为例，我们姑且叫他杰克，他的雇主叫勃朗宁·布朗。杰克八小时工作所能创造出来的财富附加额约值48磅。但杰克愿意领取少得多的报酬，否则只能领社会保险。多亏维护资本家的议员们（比如可恨的托利党人彼得？里尔）的努力，确保了杰克只能拿到每天12磅的社会保险金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解释说，要是给更多的话，会“破坏工作的积极性”。
如果杰克想要每天拿到12磅以上，他就不得不出卖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劳动力，即使所得远少于他在八小时内能够创造出来的48磅财富所值。他可能愿意每天工作能拿到28磅报酬。至于每天20磅的差额，则进了勃朗宁先生的口袋。它是布朗宁先生的剩余价值。
因为他有足够的财富，首先购买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由于他所雇佣的工人的每天20英磅，勃朗宁？布朗先生能够确保自己变得更富有。他的钱不断增加，资本不断扩大，并不是因为某些自然法则，只因为他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允许他便宜地获得其他人的劳动。
当然，这20磅不一定都归勃朗宁先生——也许他是租用工厂或土地，也许他曾经从别的统治阶级成员那里借来一些他最初的财产。他们要求分享部份剩余价值作为回报。因此，他可能付了10磅给他们作为租金、利息和红利，自己仅留下10磅利润。
那些以红利为生的人也许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没见过杰克。不过，给他们带来收入的，并非英磅的什么神秘力量，而完全是杰克身上的汗水。红利、利息和利润源自剩余价值。
是什么决定了杰克为他的工作得到多少报酬？雇主会尽可能给得越少越好。但实际上存在着他无法突破的限制。部分是生理上的限制——只给工人太过可怜的一点薪水以致他们营养不良，没有精神投入工作，那是没好处的。同样，他们上下班不能没有交通，夜里得有地方休息，不致于在机器上沉入睡乡。
从这个观点看，甚至让工人“奢侈一把”也是值得的——比如晚上的时候来几品脱啤酒，看看电视，偶然放放假。这些都有助于工人大大恢复精力，能够干更多的活。这一切服务于劳动能力的补充。工资“控制得太低”，劳动生产率会下降，这是个重要的事实。
资本家同样不能不顾虑到别的方面。他的公司要经营许多年，远到现有的这批工人死后。公司还需要这些工人的子女来劳动。因此他们不能不付给工人足够的报酬以培养他们的子女。他们也必须确保国家通过教育体系为这些孩子提供一定的技能（比如读和写）。
实际上，还有其它事情同样重要——工人所认为的“像样的工资”。如果一个工人拿到的报酬远低于此，他很可能会马马虎虎对待工作，也不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认为“不值得”。
决定他的工资的所有这些因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有助于确保资本家按小时买走的他的生命的精力，劳动能力。工人是按照为维持他们及其家属生存且适合于工作所需的成本被付予报酬的。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点要指出。大量财富耗费在诸如警察机关和武器上。这些都是由国家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它们属于资产阶级，虽然是由国家掌管的。耗费在这方面的价值归资本家，而非工人所有。它同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利润＋租金＋利息＋警察、军队以及诸如此类的开支。
第六章 经济危机
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趋势的总结。每个资本家都害怕所有其他人的竞争，所以他尽可能使他的雇员工作得努力些，给予的工资则尽可能低些。
这就造成了不均衡的结果：一边是生产资料的大量增长，另一边则是工资和受雇工人的数量增长有限。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问一问：谁来购买这些大量增长的商品？工人的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买不起以自己的劳动制造的商品。资本家不会加工资，因为那将削减他的利润——这个制度的驱动力。
但如果企业制造的商品无法售出，它们就不得不关闭工厂，解雇工人。工资总额就更进一步下降，于是更多的公司卖不掉它们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便告来临，整个经济系统充斥着堆积的商品，人们却无力购买。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160年多来的周期性现象。
不过机敏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会很快指出：有个很容易的办法可以摆脱危机。需要的只是让资本家把他们的利润投资到新的工厂和设备中去。那就可以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因而能够购买未出售的商品。这就是说，只要有新的投资，生产出来的商品就能卖掉，该制度也能提供充份就业。
马克思没有傻到不承认这一点。确实，如我们所见，他很明白这个制度的至关重要之处，就是以竞争压力使资本家投资。但他问道：这是不是等于说资本家始终都会把利润用来投资？
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时才会投资。
如果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利润，他就不会冒险拿钱出来投资。他会把钱存进银行，留在那里。
资本家是否投资取决于他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如果情况看起来很好，资本家会同时竞相投资，争先恐后寻找建筑工地，购买机器，搜寻原材料产地，支付给熟练工人可能拿到的更高的报酬。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繁荣”。
但是争夺土地、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的狂热竞争，迫使它们的价格上涨。很快会走到这一步，有些企业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得那么高，以至利润消失了。
投资热潮突然让路给“衰退”。没人想要新工厂——建筑工人被解雇。没人想要新机器——机器设备工业陷入危机。没人想要正在生产出来的所有钢铁——钢铁工业突然“开工不足”并变得“无利可图”。关厂和停工从一个行业波及另一个，摧毁了工作——也摧毁了工人购买其它行业产品的能力。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周期性地为危机所困的历史，疯狂地解雇工人使之挨饿，将工厂空置，同时“没有人要的”商品库存则任其腐烂。
资本主义由于无计划而周期性地制造出这些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资本在投资领域蜂拥而入或纷纷撤出。
人们习惯于认为国家能予以阻止。通过干预经济，在私人投资降低时增加国家投资，当私人投资增长时削减国家投资，这样国家便能使生产保持平稳。但是今天，国家投资同样成了混乱的一部分。
以英国钢铁公司为例。多年前（1988年以前——译者注）公司还是国营的，钢铁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正被淘汰，让位于计划生产更多更便宜的钢铁的大型现代化自动高炉。现在他们则被告知，有更多的工人将丢掉工作——因为英国不是唯一的搞这类大型投资计划的国家。法国、德国、美国、巴西、东欧，甚至南韩，全都在这么做。目前存在着世界性的钢铁过剩——一种生产过剩危机。国家投资被削减。
当然，钢铁工人腹背受敌。这是人类为大量财富的生产被一小撮只对利润感兴趣的特权集团所操纵的经济制度付出的代价。这跟特权小集团是否直接占有工业、或通过控制国家间接地控制工业没有关系（比如英国钢铁公司）。只要它们运用这种控制，为了享有最大利润而彼此竞争——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工人就要受害。
这个制度最荒谬之处在于：“生产过剩的危机”根本不是生产过剩。例如，所有“多余的”钢铁，本有助于解决世界饥荒。世界各地的农民不得不使用木梨耕种土地——钢铧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但反正农民没有钱，资本主义制度对无利可图的事则毫无兴趣。
危机为何趋向恶化
（Why crises tend to get worse）
危机不是按一成不变的规则发生的。马克思预言：它们会日趋恶化。
即使投资按平均速度进行，没有忽冷忽热，也不能阻止滑向全面危机。因为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投资于能够节省劳动力的设备。
今天的英国，几乎所有新的投资都预计要削减雇工数量。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前英国工业产量超过十年前，工人却减少了。
只有通过“合理化生产”，通过“提高生产力”以及削减劳动力，资本家才能获取比别人更大的蛋糕份额。但结果对整个制度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工人数量的增长全然跟不上投资增加的速度。
然而工人的劳动是利润的源泉，是维持制度运行的燃料。如果你的投资越来越大，而利润的源泉却没有相应增长，你就会走向崩溃——就像你想要驾驶“美洲虎”（英、法合作研制的超音速攻击机），加油数量却只够微型汽车行驶一样。
这就是100多年前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越是成功地积累大量资本用于新增设备，越是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这意味着日趋恶化的危机。
他的观点可以非常简单地应用于当今资本主义。“坏时光”变为“好时光”、萧条变为繁荣的老皇历已经撕下，我们看起来是置身于无止境的衰退。任何好转时期，任何失业率的减少，都是有限和短命的。
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说：这是因为投资不够高。没有新投资就没有新的就业机会，没有新的就业就没钱买新的商品。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同意他们——但我们不同意他们对危机何以发生的解释。
他们怪罪于工资。工资太高了，他们说，从而大大削减了利润。由于得不到“充份的回报”，资本家不敢投资。
但危机已长久持续了很多年。这期间，政府制订政策，削减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抬高利润。1975—1978年经历了本世纪以来对工人生活水平最大幅度的削减——最上层的10％人口得到更多的国家蛋糕份额，从1974年的57。8％ 升至1976年的60％。
但仍没有足够的投资可以结束危机——不仅英国，而且其它削减工资的国家如法国、日本或德国也是如此。
与其听当今资本主义辩护士的辩词，我们不如听听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越到晚期，危机越是恶化，因为利润的源泉——劳动——不能以接近于投资的速度增长。马克思写作时，工厂和机器的价值相比于需要雇佣的每个工人还相当低。此后它一直上升，今天已达到20，000甚至30，000英磅［1］。资本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使用更大型更贵重的机器。情况已达到这样程度，在多数行业当中，新机器当然意味着使用更少的工人。
国际经济机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预言：世界经济大国的就业人数将会下降，即使有奇迹般的投资高涨。
因为资本家关心的是利润，如果投资增加四倍而利润只有两倍，那他们真是大为不安。而只要工业增长比利润的源泉——劳动——增长得快，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他预言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新的投资将会像冒险的投机。新工厂和机器所需的支出将很庞大，利润率却比以前低。当达到这种程度时，每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幻想大型的新投资计划，但害怕变成半途而废。
当今的世界经济酷似如此。罗孚公司计划新的生产线，却害怕亏钱。英国钢铁公司考虑它所计划的大工厂，却不得不将之冻结，因为目前的产量它都卖不出。日本造船商放弃投资新工场，一些老工场还在关闭中呢。
资本主义非常成功地建造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机器，却把这个制度带到了仿佛是永久危机的地步。
远古世界的奴隶社会曾走到这一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到过这一步，要么以革命改造社会，要么陷入终将迈向倒退的持久危机。拿罗马来说，革命的缺席确乎导致了罗马文明的毁灭，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再拿某些封建社会来说——比如英国，或更晚些的法国——革命摧毁了旧秩序，使得新的社会进步得以在资本主义之下进行。
现在，资本主义自身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是永久的危机，这终将通过贫困和战争使人类倒退到野蛮境地，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七章 工人阶级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这样的宣告开始：“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统治阶级强制被压迫阶级一直为它生产财富，这是个关键问题。为此，在以往的每个社会里，阶级之间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斗争，并且经常陷入内战——古罗马的奴隶起义，中世纪欧洲的农民起义，17至18世纪的大规模内战与革命。
在所有这些大规模斗争中，反叛的群众来自社会最受压迫的部分。但是，如马克思紧接着补充的，到最后，他们所有努力的结果，只是以一个少数人的特权统治代替了另外一个。所以，例如在古代中国，有过多次胜利的农民起义——但他们总是以一个皇帝代替另外一个。同样地，在法国大革命中出力最多的是“无套裤汉”（bras nus）——巴黎最贫困的阶级，但最后取代国王和贵族统治的，不是他们，而是银行家和工业家。
底层阶级之所以失去对他们投身奋斗的革命的控制权，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社会财富的总体水平还相当低。只因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被保持在赤贫状态，所以仅有一小部分人有时间和闲暇发展艺术和科学来维持文化。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要发展，阶级的分工仍然必要。
其次，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没有为他们管理社会提供准备。大体上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对自己所处地区之外的事物是什么样的只有很少概念，并且，尤其是，他们每天的生活把他们分割为彼此反对的个体。每个农民只关心他所耕种的一小块土地。城镇里的每个手工业者只经营他自己的小生意，并且进而与其他手工业者相互竞争，而不是联合。
农民暴动始于大批农民起而瓜分当地封建地主的土地，可是一旦地主被击败，他们就会落入为如何划分土地而彼此争吵。如马克思所评述的：农民就像“一个袋子里的马铃薯”；他们可以被某些外部力量团聚在一起，但不能建立永久的联合来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
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下创造财富的工人，有别于所有此前的低下层阶级。首先，阶级分工不再为人类进步所必需。那么多财富被创造出来，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要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大量予以毁灭。这些财富可以公平地加以分配，而且社会仍能够使科学和艺术等等得以茁壮发展。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使工人有许多途径预备掌握社会。例如，资本主义需要熟练的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同样，资本主义迫使成千上万人进入大城市里的大型工作场所，他们在其中彼此密切联系，能够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
在工厂之内，资本主义使工人在生产中彼此合作，当工人把自己组织成工会时，那些合作的技巧可以很容易地转而用于反对该制度。由于他们被集中在一起并有着大量的联系，因此要民主地管理这样的队伍，对工人来说，跟以往的被压迫阶级相比要容易得多。
再者，资本主义倾向于日益把那些自认为与普通工人相“隔离”的群体（像文员和技术员）转变成受薪劳动者，他们被迫像其他工人一样建立起工会之类的组织。
最后，交通通讯的发展——铁路，公路，空运，邮政系统，电话，广播和电视——使工人得以与他们所在地或所在行业之外进行沟通。他们能够以国家和国际的规模，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这一点超出于以往被压迫阶级最狂热的梦想。
所有这些事实意味着工人阶级不仅能够成为反叛现存社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选举并控制它自己的代表，进而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改造社会，而不是仅仅把另一个皇帝或一伙银行家摆上台。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