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布隆纳写过一本《资本主义的本质和逻辑》(东方出版社2013年出版中译本)，在那本书中，他试图为资本主义进行精巧的辩护，因此对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我是不感到奇怪的，也因此在刚拿到本书发现他自称对马克思主义同时持赞成态度时，我是十分怀疑他的赞成的真实性的。果然，通读全书后，我发现，海尔布隆纳企图以不偏不倚的“公正”姿态歪曲进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
在第一章导言中，他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根据地强调，“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第1页)“马克思的解释尽管卓越，但必定是不完善的”(第3页)，“他的解释中有许多细节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第4页)。他还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古巴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比作资本主义和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以及基督教和宗教裁判所之间的关系，以暗示的手法攻击苏联、中国、古巴的政治现实像美国在越南的行为和宗教裁判所那样糟糕和令人无法容忍。
在本书的剩余四章中，海尔布隆纳分别就哲学辩证法、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进行了阐述，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简要地分别对他的论述进行批判性分析。
一、关于辩证法
海尔布隆纳先到古希腊人那里去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然后武断地指出，我们从辩证法“中得到的见解无法容易地适用于常规的探究。”(第15页)他还批评“辩证观念为我们理解联系提供了洞见，但是对理解因果关系并无多益处。”(第22页)“如果假设世间万物都是矛盾的，那么，指出自然界内任何特定要素的矛盾方面都不会让我们有任何收获。”(第24页)
但是，恩格斯早就指出，“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1]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牛顿力学正是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上的，从而又怎么能说，我们从辩证法中得到的见解无法容易地适用于常规的探究呢?此外，因果关系不也是一种联系吗?如果辩证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联系，自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因果关系，特别是能帮我们找出真正的、有意义的因果关系。而且，在哲学上抽象地提出世间万物都是矛盾的和在自然科学中发现世间万物中的具体矛盾，与否定世间万物都是矛盾的观点相比，自然是有意义并且已经给我们带来收获的。
海尔布隆纳批评，“辩证方法总是自觉诠释的，因为它关注的是‘本质’而非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作说明的结论可能并不恰当或完全错误”(第55页)。海尔布隆纳仅仅根据辩证方法而不是任何历史事实就指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存在问题，这是多么大的偏见啊。马克思早就指出，“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2]如果没有辩证方法，又如何从基于不同利益而互相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事实，避免错误的结论呢?
海尔布隆纳还未经论证就武断地说，“辩证法对社会世界有一种天然的适用性，但在自然界，这种适用性是不足的。”(第22页)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则详细了阐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现代自然科学的所有成就其实都是辩证思维的结果，现代统计学关于显著性的检验方法也是辩证的方法，但海尔布隆纳却无知地以为，“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评价其结果的方法”。(第30页)对于那些欠缺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又缺乏实际生产生活经验的人来说，辩证法的变化、矛盾、本质的思想的确是难以理解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3]。像海尔布隆纳和科斯这些读不懂马克思著作的人与其去指责那些内容的难以理解，不如反思一下自己那远远脱离了实际的理解力。
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海尔布隆纳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段论述，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之后指出，“如果说，整个生产方式赋予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经济’色彩，那是由于必须进行生产而形成了生产方式，而不是由于认为这种经济动因可以支配一切其他动因，或者说，买进与卖出这些经济活动可以直接决定人们的思想。”(第43页)他还认为，经济是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因为经济基础相似的社会在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第58页)
在这里，“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被歪曲成“经济动因支配一切其他动因”而遭到否定。但是，动因属于意识，经济动因与经济活动不是一回事。买进与卖出这些经济活动不仅的确直接决定了人们关于买卖的思想，更为甚者，它使得思想也成为买卖的对象。“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4]此外，经济基础相似的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共性显然明显地大于他们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共性，无疑会大于封建专制国家的国王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国王之间的共性。事实上，任何科学都在于把握必然性即规律性，偶然性引起的差异再显著也没有多大意义。固然，除经济之外，我们还要从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深入考察历史，但经济总是我们解释历史的基础。
海尔布隆纳在谈到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一个矛盾时提出，“生产力要求主要阶级间的‘合作’，这样，物质存在才能得以更新和维持。生产关系反映了我们之前描述过的阶级对立。这样，社会可以自我繁殖，但是，只有在紧张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的自我繁殖。”(第46页)但是，一方面，海尔布隆纳明明可以从他自己刚刚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论述中知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从而这种关系不仅可以是“对立”的，也可以是“合作”的，哪怕是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另一方面，就在海尔布隆纳所引用的那段话的后面，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由此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并不是始终存在矛盾的，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矛盾也决不是生产力要“合作”，生产关系要“对立”，否则，生产关系也不会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且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如果这意味着“对立”成为“合作”的桎梏，那么“对立”激化的社会革命，只会使“合作”成为不可能，使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不可能，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社会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海尔布隆纳的论述充分反映了其头脑中充斥着劳资和谐的改良主义思想。他断言，“作为一种‘对立统一’，在任何情况下，阶级斗争将会一直存在。”(第46页)也不是要坚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要指出消灭阶级是不可能的，从而资本主义要万古长存。
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是很有必要的，它既重视具有向心力和合法化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也同样重视具有离心力和破坏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之所以强调必须要寻找一种能够赋予社会和谐的机制，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社会科学不同，它不认为和谐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自然状态。”(第52页)小资产阶级害怕阶级斗争和历史的发展损害了他们的瓶瓶罐罐，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寻找任何一种能够赋予社会和谐从而使无产阶级永世被剥削的机制，而只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使解放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日益成熟。既然小资产阶级害怕阶级斗争，那么他们必然要借他们的学者之口说出，“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第52页)而他们的学者自然也害怕进行阶级分析：“动辄指责‘阶级利益’在起作用，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做法会模糊或者扭曲我们对思想本身的理解。”(第53页)
海尔布隆纳指出，“唯有马克思主义殚精竭虑地构想出一种历史进步的愿景，其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提出了无阶级和非异化社会的观念。”(第57页)这其实是指责马克思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者一样，只是提出了乌托邦。对此，马克思夫人燕妮提到的他们一位朋友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感受很好地回应了他：“马克思没有医治我们社会的脓血迸流的创伤的任何现成的特效药(现在也以社会主义自许的资产阶级世界正在大声叫卖这种特效药)，没有任何丸药、药膏或纱布;然而我以为，他从现代社会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出了实际结果和运用这些结果的方法，直到做出最大胆的结论;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利用统计数字和辩证方法把吃惊的庸夫俗子引导到下述原理的令人头晕的高度：‘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今天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都还是在英国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如果……货币“生来就在一颊带有血痕”，那末新生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一直到底。应当坦率地说，这种朴实得惊人的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历史对我来说已经像太阳光那样明亮了。”[6]
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
海尔布隆纳写道，“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建立的基础是从生产中获得的利润，而不是掠夺、与外国人聪明的交易或者封建苛捐杂税。因此，它组织生产机制的方式是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程度。正如亚当·斯密首次指出的，这一方式反过来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商追求斯密所称的‘劳动分工’，这是将个体化和差异化的工作简化为常规和定期运动的一种方式。……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劳动市场，而不是创造出传统的主人和奴隶关系。”(第70页)这是典型的为资本主义辩护，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剥削，资本家的利润只是来源于劳动分工。但是，马克思早就分析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榨取工人血汗的生产，所谓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程度，就是压榨工人达到最大程度。而劳动市场创造的虽不是传统但至少是新型的主人和奴隶关系，工人不过是雇佣奴隶而已。甚至，“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7]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放弃传统的奴隶制，只不过是基于斯密那样的考虑：“奴隶比自由工人‘贵’”[8]。
海尔布隆纳写道，“土地和资本，如劳动一样，也是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根据‘他们的’资源或资本物品对产出的贡献具有对产品提出要求的权利。”(第72-73页)他的这个认识看似马克思主义式的，是从社会关系而不是从物入手，但它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隐含地表示土地、资本和劳动，不仅同样是社会关系，而且对产出的贡献也是同样的。从而虽然地主和资本家是通过所有权来获得利益，但这些利益本身也不应当归劳动者所有。这样，他就“化解”了工人阶级身上的剥削。于是，我们就不会奇怪他接下来会这样说：“当我们读到英国工厂里雇用的劳动者一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但他们获得的是几近挨饿的工资时，剩余价值的存在似乎与赤裸裸地从奴隶劳工身上榨取剩余一样无可辩驳。然而，实际上，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工资比较低时，生产力也比较低。雇主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他们从许多残酷剥削下的交易中所得到的利润非常低，甚至毫无利润。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描绘表现他被激怒的正义感，然而，即使是他，也没有声称自己以经验证据‘证实’了剩余价值的存在。”(第76页)其实，剩余价值本身的含义是多出来的价值。只要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上赚了钱就存在这个剩余价值，至于它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还是来自机器的创造或资本家的“劳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海尔布隆纳像其他反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为了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连资本家赚钱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要从“经验证据”上否定掉。而且既然他认为，土地和资本同样对产出有贡献，那么生产力比较低的罪过应当由土地和资本来承担，劳动者没有理由受连累而只拿较低的工资。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事实指出，仅仅因为普遍地缩短工作日，工人的工资和产出都增长了。
海尔布隆纳提出，“对大多数工人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将他们从严酷的、缺乏友爱状态的工人阶级生活中拯救了出来，而这种工人阶级的生活最初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他还指出，“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年事已长的马克思并没有重复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贫困化’论点”。(第95页)但是，把这些工人拯救出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或影响下的工人阶级集体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即便如此，到了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今天，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表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每7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该问题需得到尽快解决。”[9]而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查到大量关于贫困化的论述，例如，“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10]“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11]“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海尔布隆纳只能欺骗那些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并企图以他的歪曲来妨碍读者对马克思原著的兴趣。
海尔布隆纳提出，“马克思预断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会日益发扬，这样的预断更不可靠。”而马克思预断不可靠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成功，“不仅化解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怒火，而且使其情绪增加。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保守情绪将工人与现有制度的保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第98页)但是，马克思身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不成功，难道不说明马克思的预断是可靠的吗?资本主义生产方面在二战后的一时成功并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指出，“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13]对比海尔布隆纳，马克思难道不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家吗?
四、关于社会主义
海尔布隆纳在这里延续了开头部分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然后用一句“这些国家也为其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改善”(第103-104页)来表明自己的“公道”。紧接着，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道德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郑重地申明了民主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但它本身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由于其方法或者主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导致的政治灾难不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第104页)但是，一方面，海尔布隆纳所依据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被美国学者格雷弗·弗在他的专著《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中揭露为“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另一方面，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权状态和被镇压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灾难，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做得更好些。
海尔布隆纳指出，“这绝不是说市场体系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反对集权主义的绝对可靠的障碍，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不太极端的情况下，商业企业和个人经济权利——首先是有自由选择保留或者提供自己劳动的权利——组成的网络可能对国家权力畅通无阻的扩张形成制约或反作用力，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尚未建立——或者甚至尚未承认需要建立这样的抵消制度，这是确凿的事实。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观点，即，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府内，政治权力膨胀和滥用的倾向是存在的。”(第105页)但是，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而“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14]在那里，工人所谓的自由选择，只是选择谁来剥削自己，而没有不被剥削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家代表劳动者的集体利益，自然要拥有强大的权力来组织生产，并对抗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国外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时，另一方面，列宁早已指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15]尽管这种“结合”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做得还不够好，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对人民的实质保护，是远超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等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海尔布隆纳还提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没有系统性地考虑抑制政治权力的手段，或者对其漠然视之。”(第122页)然而，《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6]可见，不是马克思主义漠然视之什么，而海尔布隆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漠然视之。相比之下，他所力挺的资本主义社会反倒对抑制政治权力束手无策：“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17]
海尔布隆纳抱怨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一种个性理论作为其政治观念的基础”(第108页)。但是，政治的基础是社会或社会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人，又怎么可能拿什么个性理论来作为政治观念的基础呢?海尔布隆纳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是恢复人们被窃取的在工作中表达自我和获得满足感的权力。”(第109页)这里的所谓“恢复”表明海尔布隆纳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曾经批判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18]相反地，《共产党宣言》中的首要目标是这样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
海尔布隆纳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没有将‘在社会主义国家自由被击败’的论题视为战略主题。”(第118页)但是，海尔布隆纳所说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自由即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自由是什么呢?马克思早就指出，“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20]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自由”被击败，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海尔布隆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不是创造一种体现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最高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活动。相反，它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或者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社会秩序的活动。因此，对我们这些身处资产阶级社会并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而言，它体现的制度或者理想可能没什么吸引力，甚至是不可接受的。”(第126页)海尔布隆纳在这里说了实话，既然他本人是资产阶级学者，他所期待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第127页)，那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成根本就不值一提。恩格斯曾经在信中写道，“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21]
结束语
海尔布隆纳最后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之后的时代，世界发生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和引导。我们现在的任何是了解它。”(第128页)而我们看到只是海尔布隆纳在歪曲它。
海尔布隆纳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直在千年的期盼和痛苦的绝望中苦苦挣扎。”(第99页)可是，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也不到200年，哪来千年的期盼呢?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苦苦挣扎，它又如何能够启发和引导世界的改变呢?相反地，海尔布隆纳本人倒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千年的期盼和痛苦的绝望中苦苦挣扎。例如，他指出，“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崩溃，因为资本的恢复力和固有的活力仍然是巨大的。政治的混乱和革命意志的缺乏将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第100页)在这里，他一方面期盼资本巨大的固有活力，尽管他没有说明什么是固有活力，另一方面又绝望地看到资本的恢复力和活力之所以是巨大的，只不过是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缺乏革命意志。而阻碍这种革命意志的恢复正是他要以赞成掩饰反对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他的这种螳臂挡车的企图必然会落空。
本文摘自《学术评论》2016年第12期。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6页。
[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0页。
[8]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9页。
[9]《IMF警告美国高贫困率：每7人中就有1人身处贫困》，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6-06/23/content_25821300.htm
[10]《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1页。
[1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1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1页。
[1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
[1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20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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