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欧文生于1771年5月4日的英国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牛顿城，父亲是一位马具师和小五金商，母亲是女邮递员。全家共七个孩子，他排行老六，但前面有两个兄长幼年早夭。
少年时的欧文，天资聪慧，酷爱读书，在小镇上得到了知识前辈的钟爱和关怀。欧文在四五岁时，一次喝粥烫伤了胃，从此只能饮食清淡，且对食物需注重观察，这养成了他注重观察、重视细节的作风。
欧文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大发展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正日益被机械化的工业大生产所替代，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纷纷破产和成功经营的资本家的财富聚集使社会两大阶级逐渐形成并呈现出对立的状况。
欧文7岁参加劳动，9岁当学徒，10岁离家去伦敦投奔哥哥谋生。之后，又去斯坦福(德)一家服装厂当缝衣工学徒。之后的几年，他又尝试过多种职业，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
18岁那年，欧文拿着借来的100英镑，在曼彻斯特创办了自己的工厂，从此开始了他的企业家生涯。两年后，他把自己的小厂卖给了一个叫德林科沃特的更大的资本家，自己则受雇于他，成为该工厂的经理。在这个工厂里，细致入微的欧文从管理的角度发现了许多现象和问题，看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着力逐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
1800年，29岁的欧文与苏格兰新拉纳克一个工厂主的女儿结婚，因而被任命为该厂经理，管理着2500多个工人。这为他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思想提供了物质条件。
年轻的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启蒙，认识到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那个时代的工人，是从农村或小工业生产者破产中走出来，他们来到大城市，拥挤在条件破陋的贫民窟。动荡的生活，没有依靠，全新的环境，经济上的贫困，把无产者所固有的信仰全部击碎。原先家族式的联系，宗法式的道德和传统习惯的约束对于无产者都荡然无存，因而，这一阶层中出现了大量的堕落者。
而欧文则认为，人的性格是由人的生理特性和环境，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这两大因素影响而成，因此他致力于改善工人们的环境，从而改善、提高工人们的思想觉悟。
在欧文的工厂里，工人的管理不再有惩罚措施，代之以精神上的奖励。他用一块木牌，刷有黑蓝黄白四色，分别代表工人品行的恶劣、怠惰、良好和优质四个级别，通过层层考核给每个工人一个属于他的木牌，并置于显眼处。刚开始时，工人得黑牌者多、得白牌者少，但情况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欧文努力教导工人爱护机器设备、搞好清洁卫生，并采用多种办法致力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他还主动地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社会平均时间的13—14小时缩短到10.5个小时，使工人的身心得到休养，让工人感觉到自尊。即便在棉纺织危机、工厂停工期间，工资也照发。此外，工人们还能得到住房。
工人们的精神风貌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焕然一新。在新拉纳克，不同宗教信仰的工人们彼此间建立了良好而诚挚的关系。居民们每星期都自动报名帮助和慰问老人和残病者。欧文的这一切带有共产主义启蒙的改革实践，使得新拉纳克地区中不再有酗酒、诉讼、贫困、警察、刑事法庭。
新拉纳克工厂的巨大成功，吸引了大批社会名流前去参观，不时还有政界要人和王公贵族，他们看到的是工人们一排排整齐的住房，每个家庭能有一个二居室。更为神奇的是，在新拉纳克，还有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幼儿园。
欧文还十分注重教育，尤其是幼儿期的教育，他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幼稚园，把两岁以上的孩子都招到园中，孩子们在园中唱歌跳舞做体操，观察成人劳动，恩格斯说到：孩子们在幼稚园是如此的快乐，以至于他们的父母很难把孩子们领回家中去。
在教育观念上，欧文主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因而他疾呼：教育下一代是最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使劳动人民出身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每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
欧文在教育的实践中反对用宗教思想的教科书来教育儿童。新拉纳克的社会改良实践，使欧文得出一个简单明快的结论：人类要有所进步就需要在以下三方面有所突破：1、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2、改变现行的婚姻制度形式，3、宗教问题。
1820年，欧文在新拉纳克的社会改革实践活动已整整经历了二十年，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首次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社会的理想主张，这标志着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消灭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等详细计划，并附上平面图、正面图、鸟瞰图，整个计划非常严密而专业，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响应。
1824年，53岁的欧文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提出的社会改造计划是可行的，他来到北美印第安纳州，买下了1214公顷的土地，创办了“新和谐”移民公社。他的同行者还包括苏格兰地质学家威廉·麦克卢尔。麦克卢尔同样钟情于社会和教育改革，希望在“新和谐”公社建立一所农业学院。
欧洲大陆的响应者甚众。留在基地的欧文儿子，招架不住涌来的新人，写信要求父亲停止宣传。据说少年时期的林肯总统煞是羡慕，也欲奔赴“新和谐村”去，只是他的父亲顾及他的年少而没答应。
最初的前期的成功更多地归于村民新来乍到的热乎劲儿。但近一年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人投稿《和谐报》写道：这里失去了不少“个人自由”，建议至少容许每个人选择工作，也希望“多劳多得”。一个好奇的德国人萨克森-魏玛伯爵，1826年4月13日到这里访问。他发现“一个大家庭”的泡泡已经破碎，至少已分成“几个小家庭”。他去了新建的二号、三号营地，发现这是一些“落后分子”，因为进入共产新阶段，村本部已不准许宗教活动，而他们却无法放弃祈祷聚会。
进入夏天，庄稼地无人照料，围栏缺口越来越大，猪马牛都在啃庄稼，顺手牵羊的事情越来越多。欧文的反宗教教育，让“落后农民”忍无可忍，他们宁可另外付钱也要送孩子出去。
欧文的儿子后来回顾失败原因，他认为很多村民来的时候，就“动机不纯”。他提到欧文的助理，一个叫泰勒的人。泰勒骗取欧文信任，最后欧文同意，把“新和谐村”的一百五十英亩土地(约占整个“新和谐村”的5%)连同地上财产一起卖给他。合同生效前，他到处搜刮集体财产归己所有却没人在意。合同生效的瞬间，这块地上的一切都归泰勒所有了。得到所有权，泰勒就不再受宪章约束，他立即开设酒厂，发起了自己的大财。
欧文的儿子回忆，那一年，不少村民也因能力不够被赶走，而泰勒的土地买卖，扫除了“和谐村神话”蒙着的最后一层面纱。
生产经营的困局最终演变为高层冲突。4月20日，村里出现一张公告，署名正是欧文的合伙人麦克卢尔。他宣称不再支付由欧文签署的合同款项。几小时后，欧文也贴出公告，宣称他们的联合账户仍然有效。两位创办人公开决裂。纠纷变成涉及几万美元的官司，欧文被拘留，所幸最后是和解，没上法庭。
欧文被迫出售地产。“新和谐村”的共产制度破灭了，私有制又恢复了。他把“新和谐村”剩余财产交给四个儿子，签下三万美元合同，要求每年一千五百美元的收益，那是欧文此后很多年的惟一收入。1828年6月，欧文伤心地离开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为什么欧文在欧洲的新拉纳克模范工厂能够取得成功，而在美洲的“新和谐村”却遭到了惨败？我们撇去那些浮在表面的具体的原因，其实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理想中的生产关系(当然也包括人的综合素质)之间的不匹配。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欧文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斗争和对立，但无产阶级也没有完全成熟，还处于被压迫剥削和幼稚的阶段。虽然这种生产力的大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恶”，但这种“恶”就像“卡夫丁峡谷”的耻辱一样，不可以用一种简单的、从头脑中发明的理想的社会制度而迅速地洗刷抛弃。
新拉纳克的成功其实也不是什么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欧文自己也曾说过：这些工人都是我的奴隶。只不过在这种方式下人为地嵌入了一些优良的社会元素，极大程度地抵消了资本主义的“恶”，因而在欧洲大陆能够取得成功。
而同样的模式在美洲“新和谐村”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就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的私有制，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前的小生产的私有制，人既是财产的拥有者，也是劳动者，我们姑称小私有制;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剥离的大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靠掠夺、倾轧、竞争，使小生产者纷纷破产，将无数零碎的小生产资料合并为规模巨大的生产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数量巨大、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在资本家的组织下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
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和初期往往与罪恶、暴力相伴随、相联系，在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的欧洲大陆，无产者走投无路，为躲避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一系列罪恶而愿意栖身于具有一些优良社会元素的“模范工厂”。可是当来到地广人稀、资源广袤的美洲大陆，那里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私有土地或是其它的一点生产资料，可以很便利地重返小私有制的恬静、安宁，避免资本主义大私有制的罪恶痛苦，现时的经济环境也给了无产者一次通过自身努力而跻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当然，此时美洲的小私有制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农业社会时代的小私有制，它还能引进欧洲大陆的先进生产力。所以初来乍到的欧洲移民，在熟悉了情况或有了一笔积蓄之后，纷纷抛弃了原来的雇主。
同样的情况在澳洲大陆也出现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现代殖民理论》中述说到：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目的地，皮尔先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
他们都不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恶，在小私有制的诱惑与大私有制罪恶的威胁下，纷纷逃跑，各奔“前程”去了!
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也使他个人经历了一个由成功至失败的起落。新拉纳克的社会改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欧文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欧文也从一个单纯的企业家渐渐过渡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从一个慈善的工商业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当他还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赢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尊敬，即使是王贵重臣也侧耳倾听他的述说;当他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则被排斥出上流社会。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精辟地总结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过去近二百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没落，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部分成熟并日益成熟的时代。这个成熟体现在重工业发展水平的高强，以至于再用资本主义的“竞争加剥削”的方式已经很难维持下去。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对耕地集约化操作提出了要求，传统的小农经济无以为继。但同时，在一些领域，如一些服务业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和小私有制存活的土壤，农业人口的工业化转移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此我们试图建设的未来的新社会，势必在拥有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不得不一定程度地保留有旧的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私有制的残余。不尊重现实的客观条件，不切实际地照搬或是发明新的社会模式，仍然是在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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