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5日，“传播与文化权利学术研讨会2017暨批判传播学年会”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以“构建传播研究自主性的反思”为主题，从批判传播学书系新近出版的两本译著《胁迫之术》和《马克思归来》出发，围绕文化传播研究自主性、危机时代批判传播思想发展前途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下午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归来：危机时代的传播革命”，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靖教授主持。在探讨何为马克思归来，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学中的角色等问题上，她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在全球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归来”;二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解释何为“归来”，怎样“归来”;三是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学学科思想史上的角色。
赵月枝教授在引言中指出，《马克思归来》对西方的前沿批评值得我们借鉴，它所关注的问题是自主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西方所谓的知识劳工问题。但这本书所缺失的内容，需要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研究来提供。比如对普通的工人阶级的关照。由于学术话语霸权的关系，这些问题在西方的研究中没法顾及到。其次，这些文章基本没有处理阶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农村、农民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在西方马克思研究者中也没有得到观照，他们的预设是马克思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再提这些问题是落后的。赵月枝同时提醒在主流传播学和批判传播学的生产过程中，要保持学者自己的主体性，中国的传播学者需对中国的的本土经验有所了解。同时要意识到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任重道远。
吕新雨教授在引言中指出，在《马克思归来》这本书对非西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关注中，整个苏联和中国的脉络是缺失的。他们关注的是拉美的社会主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重新讨论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苏联、中国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问题，就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但《马克思归来》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最有成就的，这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对新媒体时代讨论中国的传媒发展、传媒危机，极具参考和借鉴意义。吕新雨同时指出，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在当下语境中谈“归来”首先需要回应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问题。在国际共运史的脉络里面，从列宁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就存在激烈的争论，甚至是残酷的路线斗争。因此，怎样去清理这个脉络就变得十分重要。苏联解体后，只有中国在说社会主义，那中国的一带一路往外走，是殖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她认为过早判断其性质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以什么方式参与、关注和推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吕新雨还谈到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保守主义的崛起，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就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认为启蒙是万恶之源。吕新雨指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评价，涉及到共产党的合法性。这些问题背后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如果不处理这些问题，马克思能不能真正归来就变成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就有可能是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回归。那样马克思不仅没有归来，而且是以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归来。
主旨发言
吴畅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二律背反
吴畅畅认为，《马克思归来》对探索如何在严格意义上把马克思的概念或分析框架融入到传播学教学当中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早在1977年的时候，达拉斯·斯麦思就提出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就是没有传播学，只是把传播学当做工具，不对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进行分析。所以斯麦思才提出“受众商品论”这种说法。我们如何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嵌入商品和商品化的脉络?更具体地来讲，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媒体人事制度、薪酬待遇?或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扩张、资本对相关设备的核算与控制等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吴畅畅还谈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二律背反。我们说数字资本主义是新经济，强调共享，给我们带来各种政治赋权，推动了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再到这几年舍基的《未来是湿的》，都在宣告关于数字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迷思。这种迷思会构成最重要的主体性，而这个主体性就是莫洛佐夫在《网络幻想》中提出来的“信息乌托邦主义”和“互联网中心论”。如何破解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神话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重新解读网络关系中的权力关系的关键点。比如，互联网中讲得最多的“长尾理论”，到了最后就变成“二八定理”，这样的变化最后催生的还是资本积累的最大化。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经济社会的“无纸化办公”。事实上，耗材的开发已经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污染，更不用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的电脑废材的积攒地，这对当地的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当中的二律背反，开源运动与知识产权、经济分散与资本垄断，及其背后的信息乌托邦主义与赛博新自由主义并存的矛盾性。
张慧瑜：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理解信息资本主义
张慧瑜谈到，在召唤马克思的同时，我们需要回答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处在什么阶段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归来》没有对中国特色的经验进行总结。中国到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为什么传播学需要马克思?因为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形态。比如信息产业是基本的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也在信息化。也就是说信息产业的资本主义从最低端的产业到最上层的上层建筑已经完成了新的整合。信息产业把整个社会阶层串联成一个网络，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马克思式的整体性的思考。呼唤马克思主义归来，对理解数字资本主义非常重要。
张慧瑜还谈到了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理解中国的信息资本主义。他以电影《中国推销员》为例，说明我们的电影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很自觉地帮中国进行海外宣传，电影中明确表达出我们跟西方殖民主义不一样。中国的信息产业要实现弯道超车，我们在工业、金融资本意义上赶不上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很多方面可以和美国相比，这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特点。在这个复杂的关系里，知识分子是一个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西方的角色，可以在各种社会群体中穿梭。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需要向外看，需要学习美国、西方老牌国家的国际视野;另外也要向内看，中国内部的很基层的、本土的经验。此外，还要向下看，提到马克思，就无法回避阶级问题，向下看就是要向群众看。
张志华：让西方研究者看到真正的中国
张志华谈到，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内新闻和传播是分开的。在新闻学中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理论、党性原则，而到传播学里，就有大量的客观的、量化的研究出现。追溯传播学历史，一定会追溯到施拉姆。施拉姆本身就是一个冷战斗士的角色，在冷战的环境下中国肯定是美国的对立方。这样一个很“反动”的传播学到了中国，被传播群落里从事社会科学传播研究的人热烈拥抱。把这一点和本身非常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学之间的张力放在历史脉络下研究是很有趣的。相比之下，斯迈思在70年代的两次访华都在无形中被“去历史化”。在传播学内部，我们直接套用西方的“主流和批判”，都是去脉络化的，是把固化的理论拿过来。中国的新闻学是从共产党的实践开始的，这和西方实践完全不同，所以要努力地走非资本主义、非精英的群众路线。
张志华还提出，“去西方化”中“什么是西方”是一个重要问题。确切地说，我们把“去西方化”换成“去殖民化”，问题会显得更明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体系，所以在整个社会体系的建构中，需要有一套知识生产去维系它，其中包括学术生产。他最后强调，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西方研究者看到中国，而中国研究者眼中，也不能只有西方。
李彬：实现名正言顺的“马克思归来”
李彬教授提到，“马克思归来”其实是名正言顺的问题，但当下很多东西名不正言不顺，现实中各种现象体现出很突出的矛盾，比如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对立。李彬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真心诚意地讲，二是口是心非地讲。真心诚意地讲也有问题，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当做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或者一门课程。这是值得注意的。
李彬由此谈到了网络的问题，信息基础工程从毛泽东时代就一直在推进，但是最后却让资本做大，比如共青团的微博账号被封等事件，这是让人困惑的问题。他同时指出，网络舆情观察、对网红之类的研究，是“不痛不痒”、没有多大意义的。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和研究。
王维佳：在现实变动中“改造我们的学习”
王维佳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到，西方批判研究存在话语体系僵化、问题意识局限、代际复制明显的问题。虽然新现象层出不穷，但传播研究总是局限在传统的几个问题上，研究的精细化有余，而探索性的新洞见不足。反观中国学术界，恰恰是强于宏观思想反思，而对前沿问题的精细化研究有限。在我们的时代，这两种取向都遇到了困境，一方面这些年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突然井喷式地出现了大量新问题，这些较多出现在中国的新问题很难在主流批判理论关注的范畴和解释框架内去理解，包括新的国际经济中的法规、交通、金融，社会结构的变动、治理等问题，也包括新媒体领域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法律和涉及社会基层的新工人、农村等问题。如果只做宏观问题，不做精细化研究，就会遇到不断重复自己的问题，而如果在旧有的西方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中打转也根本无法触及这些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实践的建构能力，与实践的对话的能力，变得非常弱。
王维佳还结合上午关于冷战传播的话题谈到，到了20世纪末，美国所主导的帝国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已经不存在18、19世纪那种帝国寡头内部的血拼，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这个完整的帝国体系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从伊斯兰运动复兴开始的保守主义兴起和民粹运动兴起的现象，文化精英、政党政治等现代知识分子元素与社会基层出现系统脱节，甚至对抗。回顾历史，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曾经有过解释世界、指导实践的完整现代化方案，而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则不提供这种方案，由此，摆在现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在世界结构大变动的时代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不是书生气的愿景，怎么样去创造一套新的现代方案?所以，无论从结构变动上讲，还是从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上讲，我们今天都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程曼丽：用归来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她对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指出针对马克思归来的研讨是一场思想盛宴，无论从专业角度讲，还是从思想层面讲，对年轻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程曼丽教授谈到，谈马克思归来，好像它已经丢失了很久，很长时间不被提及。想提及的时候，就用结构主义等来替代。长期以来，人们是以一种行政化的思路来对待马克思，马克思成为一种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招之则来，来了则用，用成怎么样，却没有人去追问。针对当下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程曼丽强调，这次会议不仅探讨了诸如此类问题，还提出了新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中国的发展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学界应该更加努力地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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