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篇，“自由者”小节中被标示为“政治自由主义”的片段。题目《作为“自由者”的政治自由主义》乃是[观斗者]自拟。
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了解圣麦克斯及其先辈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关键。我们谈一谈这一历史从法国革命以来的某些环节。
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褊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旧的封建贵族绝大部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了，剩下的或者是直属帝国的小诸侯，或者是些小地主，或者是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这些小诸侯逐渐取得相当的独立地位并在极小的偏僻的地区内仿效君主专制;这些小地主在小庄园内耗尽了自己的微产，后来就靠在小邦军队和政府办公室中找个小职位以糊口;而这些乡居的容克地主过的生活在最不讲究的英国乡绅或法国gentilhomme de province〔乡绅〕看来都是不体面的。农业的经营方式既不是小块经营，也不是大生产，它虽然保存着农奴的依附和徭役，但决不能唤醒农民去寻求解放，因为这种经营方式本身不能使积极革命的阶级形成起来，也因为没有与这样的农民阶级相适应的革命资产阶级。
至于谈到市民，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某些特点。当时的特点是：亚麻纺织工场，亦即以脚踏纺车和手织机为基础的工业，在德国还起着一些作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些笨拙的工具在英国已被机器排挤掉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荷兰的相互关系。荷兰是汉撒同盟中唯一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成员，荷兰脱离了这个同盟，它使德国除了两个港口(汉堡和不来梅)以外同世界贸易隔绝，并从此时起便控制了德国的全部贸易。德国市民过于软弱，不能限制荷兰人的剥削。小小荷兰的资产阶级比人数众多的德国市民强大，荷兰资产阶级已有很发展的阶级利益，而德国市民却没有共同利益，只有分散的小眼小孔的利益。与利益的分散性相适应的是政治组织的分散性——许多小公国和帝国自由市。在德国：政治集中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谈到政治集中呢?由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软弱无力(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因此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绝对的统治。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德国以最畸形的、半家长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由于分工而取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这样一来，国家就构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力量，而这种在其他国家曾是暂时现象(过渡阶段)的情况，在德国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国家的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以及在德国很流行的关于国家的一切幻想;由于这种情况，也就产生了德国理论家不依赖市民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即这些理论家用以表达市民的利益的形式和这些利益本身之间的假象的矛盾。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者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
在拿破仑统治下，德国市民还继续靠他们的微小的盘剥和伟大的幻想过日子。如果举出圣桑乔所能理解的美文学材料来说，那末，他可以在让·保尔的作品中读到关于当时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小商贩盘剥精神的描写。德国市民们骂拿破仑逼得他们喝假咖啡，骂拿破仑驻兵和募兵扰乱了他们的安宁，他们把自己的所有精神上的愤慨都发泄在拿破仑身上，而把自己的一切赞扬加给英国。其实，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注：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以此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译者注]，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为他们作了极大的贡献，而英国人却只是找适当机会去à tort et à travers〔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剥削他们。德国的诸侯也表现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们自认为是为维护正统原则、反对革命而斗争，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英国资产阶级掏钱买通的雇佣兵。在这种普遍的幻想的气氛中，在幻想方面有特权的等级——思想家、教书匠、大学生、“道德协会”的会员——起带头作用，并用适合自己的夸张形式去表达普遍的幻想和对利益的不关心，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七月革命(这里我们只谈几个重点，所以中间阶段就撇开不谈了)从外面迫使德国人接受适合于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由于德国的经济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与这些政治形式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所以市民们只把这些形式当作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所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因此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合乎道德地和更不顾利害地对待这些形式，也就是说，他们表现出非常独特的局限性，并且他们的任何意图都没有获得成功。
最后，外国的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德国愈来愈不能不参加进去的世界交往，迫使德国人的分散的地方的利益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德国市民开始考虑，特别是从1840年起开始考虑如何保障共同利益;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要求保护关税和宪法。因此，现在他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处的阶段。
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如果不幸，甚至对于这种浸透市民精神的自由主义所知道的，也只是黑格尔以及完全在他影响下的教书匠们所给它的那种远离实际的形态，那末就会得出完全属于圣物领域的结论。这一点我们马上可以从桑乔的可悲的例子中看到。
“近来”在积极的人士中关于资产者的统治“谈得如此之多”，“因此，如果这种消息也传入柏林”(其实早就通过柏林人布尔所译的路易·勃朗的著作传入了柏林)，并在那里引起善良的教书匠们的注意，“这就不必惊奇了”(“维干德”第190页)。但是，决不能说“施蒂纳”在其攫取流行的观念的方法中“已为自己制定了特别有效的和有利的方法”(“维干德”，同上)，这从他如何利用黑格尔这一点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以后还会更加清楚。
近来自由主义者和资产者被等同起来，这一点没有为我们的这位教书匠所忽略。但由于圣麦克斯把资产者和善良的市民、德国的小市民等同起来，所以他不理解他仅仅从别人口中得知的那些词句的真正意思，不理解一切权威作家所说出的那些词句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理解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反而认为资产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完善的自由主义者，国家的公民。在麦克斯看来，并非bourgeois〔资产者〕是citoyen〔公民〕的真理，相反地，citoyen是bourgeois的真理。这种既是神圣的又是德国的见解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130页上“市民地位”(应读作：资产阶级的统治)变为“思想，仅仅是思想”，而“国家”却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出现，他在“人权”中赋予每一个资产者以“人”的权利，使他们真正名正言顺。这一切都是在关于国家和人权的幻想在“德法年鉴”中被充分揭露[注：在“德法年鉴”中，按照所阐述的问题的性质，只对法国革命所宣布的人权作了揭露。然而这种把竞争看作“人权”的观点还可在一世纪前的资产阶级代表(约翰·汉普敦、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柴尔德等)那里发现。关于理论的自由主义者对资产者的关系，可参看上面讲的关于一个阶级的思想家对这一阶级本身的关系。](这一事实圣麦克斯终于在其1845年的“辩护性的评注”中已经注意到了)之后完成的。因此，他可以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资产者与作为经验的资产者的资产者分开，从而把资产者变为神圣的自由主义者，就像他把国家变为“圣物”，把资产者对现代国家的关系变为神圣的关系、变为膜拜(第131页)一样，这样一来，他其实也就结束了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他把政治自由主义变成了“圣物”[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这样一来，对他来说，一切批判的‘最终目的达到了’，青红皂白，一律不分了;这样一来，他就承认了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基础和现实本质的无知。”——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圣麦克斯如何用历史方面的阿拉伯式图案装饰自己的这种所有物。他为了这个目的援引法国革命，关于法国革命，他的历史事务的经纪人圣布鲁诺曾根据他们所签订的供应协定向他供应了某些材料。
圣麦克斯借助于又是从圣布鲁诺“回忆录”中抄袭来的巴伊的几句话便声明说：“那些至今为止是臣民的人”，由于三级会议的召开而“意识到他们是所有者”(第132页)。恰好相反，mon brave〔我的老朋友〕!那些至今为止是所有者的人由此而意识到他们已不再是臣民，——这种意识早就已经获得了，例如在重农主义者那里;而在兰盖的著作中(“民律论”，1767)，在迈尔西埃、马布利以及一切反对重农主义者的著作中，这种意识则是通过反资产者的论战的形式获得的。这一思想在革命初期就立即被人理解了，例如Cerclesocial〔社会小组〕中的布里索、福适、马拉和一切反对拉斐德的民主主义者。如果圣麦克斯按照不是像他的历史事务经纪人所说的那样去理解问题，他就不会惊奇地说：“巴伊的话听起来是这样，[似乎今后每一个人都成为所有者了……”]
[……“施蒂纳”认为：“‘对于善良的市民来说’，谁在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原则，是专制君主或立宪君主，还是共和国等等，都没有区别”，——对于在柏林酒铺中泰然自若地喝啤酒的“善良的市民”来说，这无疑都“没有区别”;但对于起历史作用的资产者来说，这却决不一样。“善良的市民”“施蒂纳”在这里，像在整个这一节中那样，又这样设想：法国、美国和英国的资产者都是善良的柏林小市民、啤酒店的老主顾。如果把上引词句从政治幻想的语言译成容易理解的人的语言，那就是说：对于资产者来说，他们占绝对统治，或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其他阶级所限制，都“没有区别”。圣麦克斯以为：专制君主或随便什么人都会像资产阶级自己保护自己一样有效地保护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原则”——使国家政权服从chacun pour soi，chacun chez soi〔人人为自己，人人顾自己〕这一原则并利用国家政权来达到这一目的——也会得到“专制君主”的保护!请圣麦克斯给我们举出这样一个国家来，在那里有发达的商业和工业，有激烈的竞争，而资产者却让“专制君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施蒂纳”在这样地把起历史作用的资产者变为不起历史作用的德国小市民之后，当然除“安逸的市民和忠诚的官吏”(!!)这两个只会在“神圣的”德国土地上出现的怪影之外，也就不会知道任何其他资产者，并且可以把他们结合为一个“恭这一概顺的奴仆”阶级(第139页)。希望“施蒂纳”去看看伦敦、曼彻斯特、纽约和巴黎交易所中的那些恭顺的奴仆，哪怕看一次也好!既然圣麦克斯骑在自己的马上，所以他也就可以the whole hog〔全力〕以赴，并且相信“二十一印张”的一位愚蠢的理论家所说的“自由主义是对应用于我们现存关系上的理性的认识”，并且宣称“自由主义者是热中于理性的人”。从这些[……]词句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受他们原先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的束缚还非常深。“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相信仍有指望……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第4章第18节和第22节)
“国家付出很多钱，以便使它的善良的市民能少付钱而无危险;国家通过多给钱来保证自己得到仆人，它用这些仆人来组成保卫善良市民的力量——警察;善良的市民心甘情愿地缴给国家巨额捐税，以便能够付给自己的工人以更少的钱。”(第152页)
应该读作：资产者给自己的国家很多钱，并让全国向国家付钱，以便他们能少付钱而无危险；他们通过多给钱来保证使国家的仆人成为保卫自己的力量——警察；他们心甘情愿地缴付并让全国来缴付巨额捐税，以便可能无危险地把他们所缴付的钱作为贡税（作为工资扣款）转嫁给工人。“施蒂纳”在这里有一个经济学上的新发现：工资是资产阶级付给无产阶级的贡税、捐税;而其他的普通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捐税是无产阶级付给资产阶级的贡税。
现在我们的圣师从神圣的市民阶级转到施蒂纳式的“唯一的”无产阶级(第148页)。这样的无产阶级是由“骗子、罪犯、盗贼、凶手、赌棍、无正当职业的穷人和轻率的人”组成的（同上）。他们是“危险的无产阶级”，一转眼他们又被“施蒂纳”归结为“孤独的号叫者”，最后归结为“流浪者”。“流浪者”一词的完善的表达是“精神的流浪者”，他们不能“停留在温和的思想方式的范围内”……“所谓的无产阶级或〈通过同位语〉赤贫现象就具有这样的广泛的意义！”(第149页)
在第151页上说：“反之，国家”在无产阶级身上“敲骨吸髓”。由此可见，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破了产的无产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批存在先于普通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像圣麦克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法律以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地把无产阶级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有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参看：西斯蒙第的著作、威德的著作等等。比方说，在某种条件下，“施蒂纳”及其伙伴在无产者的眼里很像赤贫者，但无论如何不像无产者。
这就是圣麦克斯“自己的”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想法。但是，他依靠这些关于自由主义、善良市民和流浪者的幻想，当然得不到什么结果，因此他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就不得不把他所能听说到的现实的普通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引到话题中来。这出现在第151页和第152页上，在这里流氓无产阶级变为“工人”，变为普通的无产者，而资产者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作出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转变”和“各式各样的变形”。在一行中我们读到“有产者统治着”，这是普通的资产者;往下六行谈到：“由于得到国家的恩宠，资产者才成其为资产者”，这是神圣的资产者;再往下六行又谈到：“国家是资产阶级的status〔状况〕”，这是普通的资产者;而后就这样解释：“国家把有产者的财产作为采邑交给他们”，因此，“资本家的”“金钱和财产”，就是国家作为采邑交给他们的“国家财产”;可见这里谈的是神圣的资产者。最后，这一万能的国家又变为“有产者的”即普通资产者的“国家”;往下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一处：“由于革命，资产阶级成了万能的。”(第156页)至于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如果圣麦克斯不是得到德语中Bürger这个词的帮助，使他能随心所欲地把它一会儿解释为citoyen〔公民〕，一会儿解释为bourgeois〔资产者〕，一会儿解释为德国的“善良市民”，他就决不能制造出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至少是绝对不敢把它们公开出来。
在继续往下谈之前，我们还应指出两个政治经济学上的伟大发现，这些发现是为我们的这位笨伯“在心灵深处”“怀有”的，它们与第17页上所叙述的“青年的愉快”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也是“纯粹的思想”。
在第150页上说，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切罪恶归根到底在于：“市民和工人相信金钱的‘真理’。”乡下佬雅各以为，在散布于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中的“市民”和“工人”的权力下，有朝一日突然会这样记载：他们“不相信”“金钱的真理了”。他甚至深信：如果这种胡思乱想可能的话，那就会有所收获。他相信：任何一个柏林的著作家都能像他在脑中消除神的“真理”或黑格尔哲学的“真理”那样容易地消除“金钱的真理”。至于货币是一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必然产物并且只要这些关系存在时货币总是“真理”，这一点当然跟圣麦克斯这样的圣者毫无关系，因为他两眼朝天，把他的世俗的臀部对着世俗的世界。
第二个发现是在第152页上作出的，这个发现是：“工人不能利用自己的劳动”，因为工人“落在”获得“作为采邑的”“某种国家财产”的“那些人手里了”。这只是进一步阐述上面已经引过的第151页上的一个论点，即国家在工人身上敲骨吸髓。这里任何人都会立刻“引起”“一个简单的思考”：国家怎么会不同样地给“工人”以某种“国家财产”“作为采邑”呢?(“施蒂纳”不这样做，这是不必“惊奇”的。)如果圣麦克斯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那末他也许就不去虚构“神圣的”市民阶级了，因为那时他就必然会看到有产者和现代国家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通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施蒂纳”也知道这一点。但如何过渡，只有“施蒂纳”知道。
“工人在自己的手中握有极大的力量……他们只要停止工作并且把他们的产品看作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消费品就行了。这就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的工人骚动的意义。”(第153页)
工人骚动早在拜占庭皇帝吉农的统治时代就招来了特别法(Zeno，de novis operibus constitutio〔吉农的新劳动条例〕);工人骚动在14世纪爆发为扎克雷起义和瓦特·泰勒起义，1518年“爆发为”伦敦的evil May-day〔五月黑道日〕，1549年“爆发为”制革匠凯特的大起义;后来工人骚动招来了在爱德华六世统治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所颁布的第十五号法令以及一系列类似的议会法令;紧接着在1640年和1659年(这一年之中有八次起义)，在巴黎发生了骚动，从14世纪起，根据当时的法律来判断，骚动在法国和英国一定是常有的现象;在英国从1770年起，在法国从革命时起，工人经常用暴力和计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对圣麦克斯来说，所有这一切骚动仅仅是“正如德国报纸所报道的”，“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在西里西亚、波兹南、马格德堡和柏林发生的。
照乡下佬雅各所想像的，即使生产者“停止工作”，产品仍然作为“看”和“消费”的对象继续存在和再生产。
正如在上面谈到货币问题时的情形一样，我们这位善良的市民在这里又把散布在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变为一个紧密的团体，似乎它只要通过某种决议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当然，圣麦克斯不知道，仅仅从1830年起在英国就至少作过五十次的尝试;他不知道，为了把全体工人，但仅仅是英国的工人，联合到一个统一的协会中去，目前又在作一次尝试;他不知道完全是经验的原因严重地妨碍了所有这些计划的顺利实现。他不知道，甚至少数工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停止工作，就很快地要陷入一种不得不进行革命发动的境地。这一事实，其实他可以从1842年的工人起义和更早一些的1839年的威尔士起义中看清楚，当时工人中的激昂的革命情绪第一次充分地表现在与全民武装同时宣布的“神圣月”[注：“神圣月”是1839年英国宪章派提出来的，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译者注]中。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圣麦克斯总是竭力强迫人们把他的胡说当作历史事实的“极深刻的意义”接受过来(这只有在他的无人称的“某人”那里才能做到)，——“在这些历史事实中，他加进了他的意思，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得不流为胡说。”(“维干德”第194页)然而，任何无产者都不会想到向圣麦克斯请教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问题，或是向他征求关于现阶段如何采取行动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见。
我们的圣桑乔在结束这一伟大的远征之后，便回到他的马立托奈斯那里，并且大吹大擂起来：
“国家建立在劳动奴隶制上。如果劳动变成自由的，国家就灭亡。”(第153页)
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劳动的自由之上的。要知道圣麦克斯本人——不止一次地，但又是多么滑稽可笑地!——已经从“德法年鉴”中剽窃了这样的真理：与宗教、国家、思维等等的自由(“有时”“同样地”“或许”也包括劳动的自由)一起得到解放的，不是我，而只是我的奴役者中的某个人。劳动的自由是工人彼此之间的自由竞争。圣麦克斯无论在所有其他的领域中或在政治经济学中都非常不走运。劳动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已经是自由的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