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要整理自“201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月18日下午课程的部分内容。
本主题的讲授者：尹树广教授
讲授时间：2017年7月19日15:00-18:00
整理者：观斗者
激进民主的政治概念——本体论、方法论和伦理前提
一、激进民主理论
尹树广教授指出，左翼政治哲学的直观阅读感觉，有着很深的哲学论述，但是最终着眼点则是政治。这一政治(哲学)研究路向，有着非常深远的哲学史根源：
1.较早的背景：黑格尔、蒲鲁东和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
在此需要关注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对启蒙政治观念(平等、自由)的批判。
2.德里达、南希(友谊的政治和差异的共同体)、德勒兹(平等和游牧战争)、墨菲(多元民主和对抗)、巴迪欧(事件)、阿甘本(生命政治和即将来临的共同体)、奈格里(诸众的非静态生产和实践构造)、朗西埃(穷富的斗争)、巴特勒(社会话语的性别构造)。
激进民主为何讨论本体论问题
1.一般特征：
a.反对有限民主或局限于形式民主
b.在事实领域(社会和个人)推进民主;有形式无法解决问题——另外的一种政治——例如，墨菲一存在论的方法论重塑政治概念(非城邦、国家的polity概念，而是the political)
c.有反对政治哲学的(朗西埃)，有反对政治本体论的(巴迪欧)，但更多地讨论了本体论问题
d.永远存在冲突和力量的对抗(针对罗尔斯的“应该用什么样的正义原则来组织自由平等的人之间的社会合作规则”——墨菲)
2.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寻求对主体、革命时机的解释。
存在论转向
“存在论转向”不仅是泛指政治理论中对存在论的诉求，还具体指欧美左翼政治思想关于后形而上学存在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争执。对于是否有政治存在论，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奈格里、哈特、卡斯滕·施特拉特豪森等人认为左翼的政治理论求助于存在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阐述政治的本质和政治行动的主体等问题;二是巴迪欧、布鲁诺·博士特尔斯、苏珊·莫尔斯等人反对存在论是政治的，认为政治从来都不是存在论的。无论是否承认政治与存在论有内在联系，左翼的政治哲学都论及存在论，或是从存在论出发阐释政治伦理实践。
本体论(存在论)
1.being的多重含义——象征性的统一
2.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主体化
3.德里达——解构和延异
4.德勒兹与巴迪欧——一与多
5.阿甘本和奈格里——生成、实践行动与being
6.解释学马克思主义——being是弱者
7.巴特勒——构造本体论
8.爱德华多·卡斯特罗、拉图尔——非现代本体论
关于尹树广教授的讲课，参与讲习班的王玉珏老师（集美大学）提出自己的感想：今天还是想抛砖引玉，和各位学者分享一下自己的上课感受。尹树广教授谈论的问题是——激进民主思想为什么去研究哲学问题?左翼为什么探讨本体论?他们又是怎样研究的，怎样将其用到其政治实践上?这个问题，以及这样的发问方式，启发我从更大的视野去理解激进民主政治理论家们。譬如巴特勒，虽然她以性别理论成名，但“女人是什么”的问题背后，却是“人是什么”的哲学思考。在她的身体政治学中，通过对生命的可能性的想象，去质疑现有规范的合理性，因为规范决定了哪些身体可以被爱、被欲望，哪些有被伤害被暴力对待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看，为身体权利去斗争，应该被重新概念化为针对具身标准的斗争。可以说，她从性别政治，进入生命政治学，进而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斗争。由尹老师的课，我想到，在理解巴特勒这样的晦涩迂回的作者时，需要穿透其理论的表面，找到其本体论根基，才能真正找到其政治力量所在。
为了便于学员进一步把我尹老师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现将尹老师早年的一篇文章附于下，希望诸位学员能够仔细阅读和认真理解。另外，对尹老师所论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感兴趣的学员，可以阅读尹老师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的论文——“阿多诺与being问题”，这篇文章澄清了以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存在论与海德格尔之存在论。
尹树广：“解构、领导权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0715期
后马克思主义所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式继承和发展，只是在基本价值观、现代社会政治斗争这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后马克思 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最早把他们自己的理论明确地称为后马克思主义，他们致力于为当 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左派提供激进民主理论。
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在拉克劳看来，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曾经是正确的理论范畴 ，现在已经不再与现实吻合了。后马克思主义要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 论，目的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创造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伟 大传统的超越从来不会发生在突然崩溃的形式之中。”这种恢复和重新激活首先承认了 自身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传统的直接的理论联系，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客观 特征上的正确性。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库恩、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现 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结构主义(阿尔都塞、波朗查斯)、后结构主义(德里达、拉 康)等众多的话语联系起来，尤其是借助解构的“非决定性”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才获 得了理论滋养，“为了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 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
应该强调的是，在评价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只根据后马克 思主义者自己所声称的来盲目断定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发展和恢复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活力和创造性方面是否具有说服力，还有待于现实的验证。认真考虑他们对现 实发展变化的分析以及他们在理论上的发展是否得当，对于认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之间的联系，进而评价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新葛兰西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理论来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 西的思想。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它更加强调自由和普遍平等的价值理想是判别任 何马克思主义流派性质的一般尺度。“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 ，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后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一尺度作 为理论和实践策略的出发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曾经与事实之间有着正确的联 系，而且，正是依据这个一般尺度，他们主张，由于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解 构那些基本范畴并且发展出新的理论范畴和话语形式是必然的。后马克思主义不但反对 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的普遍历史话语，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国家 干预，而且由重新考虑社会历史理论出发，反对那种把“市民社会”看成是无所不在的 观点，转而强调在发达社会中把各种不同社会反抗力量连接起来的政治领导权问题的优 先地位。
后马克思主义要求重新思考国家、社会、阶级等经典理论的基本范畴，放弃那种取消 社会力量介入的经济主义观念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过程的本质主义幻象，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新结构中存在的破裂和对抗不仅处于生产关系之内，还大量存在于社会和 政治领域之中。
解构“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解构式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置于历史条件下，使这 些范畴相对化和历史化，从而把握新的对象，建构新的问题和话语，提出新的实践策略 ，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所具有的主要理论特征。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 》一书中强调，“至关重要的是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非简单地抛弃”。正是对国 家、社会、阶级概念的解构，为后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传统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强调政治优先性和领导权的实践策略奠定了基础。后马克思主义解构的重要理 论背景是20世纪80—90年代关于国家自主论问题的争论。这一时期，国家自主论强调“ 把国家恢复到中心位置上”，这个“国家中心化”的理论主张存在着特有的塑造国家形 式与功能的政治压力和过程，这些压力和过程赋予国家以相对于所有来自市民社会的压 力的自主性。国家被看成是一个制度总体或结构化的行动领域，是真实的行动主体和自 主的行动组织者。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反对马克思主义 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作用的理论方面的缺陷是 ，不承认国家组织和精英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反对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或者去创 造新的生产方式”。“在理论层面上，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关于国家的 问题上都一直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论这个前提。”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错误地把国 家制度看成是平衡社会力量和阶级冲突的因素，而新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超出国家是经 济统治的工具或只是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舞台这样的国家观念，他们都不允许自己怀疑 这样的假定：国家总是由阶级或阶级斗争直接塑造的，并且发挥保护和扩张生产方式的 作用，许多可能的国家活动的自主形式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排除了。她认定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分析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社会中心”论的。
与之相反，拉克劳和墨菲强调，尽管政治因素更为重要，国家也不能被当成是社会理 论解释中真实和独立的因素。原因在于，虽然当代发达社会中国家干预的扩张以及由此 而来的社会官僚行政化加剧了社会同质化的趋势，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被同质化，而是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各种社会力量各自提出新 的不同要求。正是当代社会和政治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冲突焦点的转移，表明了国家问题 的解释不再依赖“上层建筑”，进而不再依赖经济还原论、阶级工具论和国家自主论， 而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基础上，以不稳定的领导权的整合与连接为基础。“我 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连接因素以优先权。”
由此而来的是，国家这一概念面临着解构，其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将被领导权范 畴所替代。在领导权理论的范围内，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只是连接不同实践力量形成的领 导权形式，甚至“工人阶级的‘将要到来的国家’也不再是上层建筑的过程，而是社会 关系建构的领域”。
领导权
显然，国家范畴被解构并且被建立在领导权范畴的基础上，与社会范畴的解构是有着 紧密联系的。政治权力的连接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斗争策略的基点，被赋予了优先权，而领导权概念成了政治的核心范畴。
存在的不过是对不同因素的连接。深层的偶然性需要领导权，而领导权连接创造了偶 然性利益的代表，领导权本身不过是重新连接的不停尝试，它不具有确定的新型关系特 征。领导权不以政治终结和人类的最后和解为目的，连接和社会对抗是更根本的政治。 在这一考虑之下，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完全依赖政治连接的领导权，而不依赖在政治领域 之外构造的本质——例如阶级利益。
后马克思主义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为基础，解构了国家、社会、 阶级这些概念，并且开始把表示政治权力连接的领导权看成是“社会”民主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核心。
也就是说，领导权只是非决定性地去“代表”和“连接”，它由此可以保证自己重新 获得政治动机的主动性。因此，根本上不稳定的领导权绝非意味着根本上放弃当代社会 民主斗争中的领导权要求，相反，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应 该对多样的反对资本统治和社会同质化的力量进行连接，把不断构造发达社会激进和多 样化的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作为紧迫任务。
正如墨菲所强调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反对把现代社会理论的价值基础建立在 任何实体性的一般价值或抽象的普遍理性之上，它强调，相互之间存在着张力的自由原 则和民主原则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与民主的共存并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形 成和谐一致的群体意志，而是要通过不断的主动性来维护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后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样重新理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价值基础解构经典范畴的，也正是在价值观上与传统的联系才维系了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这里必须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后马克思主义延续了葛兰西、波朗查斯的思想传统，从解构国家、社会、阶级概念出发，认为宏观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领导权在当代社 会民主斗争发展中具有重要性。它从现代社会的冲突特征出发，集中强调了现代社会民主斗争的多元性和整合的可能性。正如雅索普所说，“由于这一学派倾向于采纳‘阶级 理论’而不是‘批判’分析，它的分析常常低估或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本质中所包含的 对国家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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