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孟献丽，1980年生，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左路平，1991年生，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京)2017年第1期,《哲学原理》2017年第4期。
摘要：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一贯的价值追求，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社会正义适时由社会领域向生态领域拓展和延伸，生态正义理论由此出场。戴维·佩珀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与生态学思想相结合，指出生态危机表象掩盖下是生态非正义的本质。以佩珀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构建的生态正义理论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价值，同时又带有不可克服的不足和局限。对此，要辩证分析，借鉴吸收其精髓，批判克服其不足，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践行生态正义提供些许启示。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由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尝试把社会正义拓展和延伸到生态领域，生态正义理论由此出场。戴维·佩珀是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危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生态危机表象掩盖下实质是生态的不正义，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与生态学相结合，从而把生态实践推向生态政治和生态治理，重构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以佩珀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构建的生态正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在不少方面还存在着局限和不足，但是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仍然具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一、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
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诉求。随着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毁灭性发展，整个星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生态问题。然而，面对生态问题，不同国家、民族、阶级之间却出现了拥有生态权益与承担相应义务不对等的现象。社会正义问题已经悄然间拓展到了生态领域，生态正义问题逐渐进入当代社会人们的视野中。
1.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
社会正义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但又备受关注的问题。“有一种东西，对于人类的福利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那就是正义。”①人类一直在尝试着追寻实现社会正义，但又始终无法彻底实现社会正义。对于什么是社会正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对于怎么实现社会正义，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也有着不同的解答和路径选择。
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古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义?社会正义成为西方各时代哲学家们的共同关注，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平等，休谟指出正义的唯一源泉是公共福利，罗尔斯确认正义即公平，诺齐克则强调正义即人权，麦金太尔坚持正义即美德，等等。②但无论关于正义的理解与探讨如何多样，其核心问题似乎始终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思考，对于实现人类整体美好幸福社会的追寻。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它把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推向了巅峰，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广泛关注，也把政治哲学重新纳入人们的视野，推动其迅速发展。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正义问题，把正义的探讨分为理想部分和现实部分，使得其正义理论具有了巨大的伸缩性，可以囊括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同样，在中国古代社会，智慧的先人们也有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相关探索和追寻。中国古代用“人道”理解正义的观念甚为流行，《左传》中(昭公十八年)载子产云：“天道远，人道迩。”后来，孔子把“道”和“仁”结合起来，称为“义”，把“道”规定为原则和准则，把“义”规定为“当然”，“道义”成了人所追求的理想，评价人的准则。③而“正”与“义”的结合则是“道义”内涵的引申，具有人的真理、正确、普遍、中立等丰富的人性内涵。④可见，中国古代哲学中，“正义”一词有着对社会美好理想的向往及关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的意蕴。这种对正义的追寻和探求，几乎延续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直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国门后，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社会正义思想也随之被引入中国社会，引起中国学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正义追寻也不断纳入中国仁人志士们的视野，并最终成功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社会正义提供了正确的路径选择。
2.社会正义在生态领域的拓展和延伸——生态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是古今中外人们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时代条件和历史特征的不同，社会正义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内容，正义的诉求也因此不断拓展着其涉及的领域。一方面，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因工业化发展引起的种种问题也随之呈现在人类的面前，人类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毁灭性发展种下的恶果——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气候问题，等等。资本主义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使人类遭遇了大自然的报复，生态环境问题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另一方面，自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以来，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关于正义的诉求也在不断拓展和增强。在愈来愈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下，人们开始关注和追溯生态环境的不正义，试图找寻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究不正义问题在生态领域的表现和实质。
由是，社会正义理论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再次出场，社会正义问题拓展和延伸到了生态领域，生态环境的相关问题被纳入正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和探讨，即生态正义。而对于什么是生态正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它是社会正义问题在生态问题上的反映，“人们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时不同国家、地区、群体之间拥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必须是公平对等的，在环境利益的享受与环境破坏的负担分配上贯彻公平原则”。⑤可见，生态正义是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正义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正义，它强调生态权益享用与相应责任担当要平等、公正。
二、表象与本质：生态危机解读的正义维度
生态社会主义者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不正义的现实状况。其中，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正义维度对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后果进行了深度解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表象掩盖下的生态非正义本质。
1.佩珀生态正义思想的提出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探究了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佩珀指出：“自然的权利(生物平等主义)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利(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⑥因为“‘环境’威胁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同样严重的”。⑦对于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来说，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发展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有着不同的后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要么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在看似平等的贸易往来中，运用其高价的科技产品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样，富人阶级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和权力使自己依然生活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中，而穷人阶级就不得不为其买单，承担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菲利普·克莱顿所强调的，穷人阶级将为全球生态危机承受最多最大的灾难。⑧在此基础上，佩珀指出“社会正义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⑨，因此他尝试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着力把社会正义推向生态学领域，以揭示生态不正义的现状和根源，为改造资本主义，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2.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权利和生态资源分配与占有的非正义
佩珀对生态不正义的现象和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认为生态不正义的典型就是生态殖民主义。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会不顾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尽可能地通过剥削和榨取自然而追逐利益最大化，最终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一方面，在国家内部，通过把保护自然、控制环境污染的生产成本转移给整个社会，让整个社会来为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环境成本和生态破坏买单，导致生态权利和生态资源分配与占有的非正义，即普通民众享受的生态权利稀少而却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的生态破坏承担后果，形成了社会内部实质上的生态不正义。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生态不正义问题尤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内在地隐含着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掠夺。如佩珀指出的：“既然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⑩
发达国家实施的生态殖民主义有两种实现途径。其一，直接的形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绿色”国家的途径就是“通过使不太具有特权地区成为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而实现”(11)，他们通常把污染严重的工业部门投资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直接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生态殖民主义的直接体现。其二，间接的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生态保护的“样板”也是通过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财富而树立和维持的，在看似平等的经济贸易和经济活动往来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高价的高科技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社会资源，以不断维系资本运转和实现资本的盈利。这看似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贫穷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则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成本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可见，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广泛存在着生态不正义。在佩珀看来，要解决生态不正义问题，就要通过生态政治批判和生态治理，彻底改造资本主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
3.走向生态政治批判与生态治理
西方生态政治思潮可以分为“深绿”和“浅绿”两种类型，主要区分依据是以赞成生态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为标准。“深绿”主要是指生态自治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潮;“浅绿”主要是指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潮。(12)在佩珀看来，这两种绿色政治思潮都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其一，“深绿”的生态政治思潮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用“主体——主体”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泛主体”观使得绿色政党对任何一种国家形式都持敌视的态度。(13)这也正是佩珀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政治进行批判的主要原因，这种“自然权利论”存在广泛的争议，缺乏理论论证基础。同时，“深绿”政治思潮在政治构建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佩珀所批判的，这种倾向会给绿色社会的实现蒙上浓浓的乌托邦色彩。其二，“浅绿”的生态政治思潮虽然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与佩珀的观点一致，但是，“浅绿”生态政治思潮否认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的本质联系，把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依靠市场力量或者政府的生态监管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或通过绿色技术的发展来保护环境。佩珀认为，“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4)可见，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在进行生态政治批判的基础上，佩珀认为绿色政治无益于实现真正的生态运动目标，只有把绿色政治进行红色建构，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现“红”“绿”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佩珀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消除绿色政党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可见，他认为只有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融入绿色政治，实现“红”与“绿”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治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三、佩珀生态正义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佩珀生态正义思想为研究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在生态危机背景下重新出场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佩珀的生态正义思想并没有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路发展，最终导致生态正义在实践中成为难以实现的乌托邦。
1.佩珀生态正义思想的价值
剖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生态不正义的深层根源。佩珀深刻剖析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内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正义现象进行了揭露，指出造成生态危机及生态不正义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生产方式。佩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家只顾经济效益和眼前利益，疯狂掠夺生产资料，盲目地扩大生产，造成了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等生态危机。同时，资本家将大规模生产造成的生态问题转移给子孙后代或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高耗能高污染工厂企业将生态问题转移给他国。因此，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疯狂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及生态不正义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逐利本性下，穷人阶级和贫穷国家在享有很少生态权益的基础上却承担着不正义的生态危机后果。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致使人类作出对自然生态的多种不正义行为。
把正义理论与生态学相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视域。佩珀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与生态学相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域，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与生态危机批判相结合，开阔了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的视野，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生态危机语境下保持在场状态，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15)佩珀关注的生态危机不仅包括自然破坏等环境问题，还包括贫困和失业等不正义的社会问题。佩珀认为，社会问题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环境问题，首先要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失业和贫困等问题，解决了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环境问题。所以，佩珀不仅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应该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消灭剥削和压迫，缓和对立的社会关系。
佩珀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肯定人类的主体地位，重塑了以人为本的生态观。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运转的有机体，自然万物本身都具有其内在价值，因此，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作主宰自然的主人。进而言之，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类对自然保持谦卑的态度，听从自然的安排。佩珀坚决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离开人类的权利去讨论自然的权利是徒劳无益的。佩珀强调人类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不是在自然面前束手无策。佩珀重塑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但又区别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当做人类满足需要的工具，无休止地占有和支配自然，忽视自然的长远发展。而佩珀却主张人类可以在不破坏自然生态整体系统的基础上实现对自然的改造。人类和自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人类应该与自然和平相处，而不能破坏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消极接受和无所作为。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自然是对象性的存在，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处于主导地位。佩珀从人自身出发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状态，重塑了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生态观。
2.佩珀生态正义思想的局限
佩珀生态正义思想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进行理论拓展，在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向。正如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自己承认的：“本书的目的不是拯救马克思或重建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本书对它所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翼意识形态很可能持一种折中态度。”(16)实际上，佩珀生态正义理论只是借鉴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资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提供理论奠基，在很多方面它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佩珀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生态问题，坚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误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②因此，佩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受到马克思激发的西方知识传统。这也导致佩珀在生态正义理论构建中，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没有从一而终地彻底贯彻，而是出现了偏离。
“红绿联盟”饱受争议，生态社会主义构建陷入乌托邦境地。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红绿之争”到“红绿联盟”的转变，却最终也陷入不可实现的乌托邦境地。红色政党分子在生态运动中以社会主义为理论根基，绿色政党分子在生态运动中则坚持无政府主义。佩珀认真比较分析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从而得出两者的区别在于，“红色”和“绿色”虽然都渴望革命性的变革，但两者却采取了不同的变革社会的手段。绿色政党分子倾向于和平演变，如罢工和抵制、示威、建立合作社;而红色政党分子力图通过暴力斗争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佩珀指出，当前生态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绿色政党分子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分析和指导生态运动却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佩珀主张实现“红绿联盟”，认为应对生态危机需要将两者联合起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联合?佩珀强调，绿色政党分子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放弃无政府主义而与红色政党分子协调;红色政党分子则需要通过复活社会主义传统而与绿色政党分子协调。佩珀试图通过“红”“绿”双方的这种协调来换取两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支持。但“红”“绿”双方的这种协调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红绿联盟”也是饱受争议，举步维艰，最终导致生态社会主义构建陷入乌托邦境地。
具体变革措施具有保守性、幻想性和软弱性，在实践中难以实行。佩珀生态正义思想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生态不正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在具体政治路径设计时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界定模糊、对非暴力斗争充满幻想。佩珀在坚持实现生态正义方面也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他期待资本家的妥协与退让以及整个社会自觉意识的觉醒。同时，佩珀提出经济发展的适度增长思想，即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标而不是追求利润为目的，这种设想固然不错，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则难以实行，因为人类的需求会在发展中不断拓展和扩大，通过量化人的需求来限制发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是微乎其微的。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期待也是具有幻想性的，他只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却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而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所以，只能说佩珀提出的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对“乌托邦”理论的继承，而不是对传统政治的超越。因此，在处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方面，佩珀生态正义思想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
注释
①葛德文：《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34页。
②胡海波：《正义的追寻——人类发展的理想境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③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4页。
④胡海波：《正义的追寻——人类发展的理想境界》，1997年，第22页。
⑤倪瑞华：《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⑥[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12年，第4页。
⑦同上，第160页。
⑧Philip Clayton & Justin Heinzekehr,Organic Marxism: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Catastrophe,Claremont:Process Century Press,2014,p.202.
⑨[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12年，前言第2页。
⑩[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12年，前言第111页。
(11)同上。
(12)刘英：《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云梦学刊》2016年第2期。
(13)李旦：《绿色政治的红色渗透——试论戴维·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4)[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12年，第105页。
(15)[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12年，第268页。
(16)[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12年，第79页。
(17)同上，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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