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化劳动理论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言说方式，包含着马克思未来许多科学理论的思想萌芽，其中就包括对于货币本质的初步探索。在异化劳动分析框架下，马克思的早期货币异化论思想仍然依据的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进而私有财产的外化、交换价值的物化”这一逻辑理路。由于缺乏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视角和对货币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考察，该分析框架下的货币本质仍被归结为异化劳动，因而带有极大的抽象性。虽然这一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从事货币研究的价值诉求，即私有财产的扬弃与人的解放，但却没有为其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思想;异化劳动;货币
19世纪40年代，当探究市民社会运转的内在规律成为马克思的研究目标后，他便开始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学习和研究;然而马克思曾坦言，他当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研究是纯粹经验的：“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45换句话说，由于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因此在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的条件下，他便只能通过一种经验的方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点评式的分析;而当他想要进行理论性的阐述时，却又只能退回到哲学的方式，运用哲学理论中的异化概念来构筑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呈现的异化劳动分析框架的“哲学为体、经济学为用”这一特征形成的现实原因。而在马克思正式进入异化劳动的分析之前，他在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摘要中就货币问题所发表的独立见解，则预示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分析思路。
一、异化劳动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的开篇就肯定了詹姆斯·穆勒把货币当作交换媒介的观点：由于人的产品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因此人的生产行为就具有中介的性质，马克思将其称为中介活动;马克思认为，人正是通过这种中介活动将自己的愿望、能力和同他人的关系，也就是全部的类生产活动的属性转移到了一个异己的东西上去，这个具有媒介性质的东西就是货币。因此马克思认为货币就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1]19
马克思指出，以私有制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又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被用于交换的私有财产由于各自都作为对方的替代物，因此双方的私有财产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等价关系，这种等价关系就是价值关系，被用于交换的私有财产就变成了价值或交换价值;因而价值就是不同于私有财产自身的“直接存在的、外在于它的特殊本质的、外化的规定”。[1]27-28马克思认为，当“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1]28时，即“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1]28时，异化现象就完全形成了。而这种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与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和目的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生产劳动就被马克思称为“直接谋生的劳动”。根据原文的论述，马克思在这里指认的“直接谋生的劳动”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中是这样归纳“直接谋生的劳动”的性质的：“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1]28-29我们看到，这段文字所表述的内容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三个规定基本吻合的。这段论述中的第一点就是指“人同劳动过程本身相异化”;第二点就是指“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三点和第四点就是指“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如前所述，当生产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时，生产的目的就变成了对交换价值的追求;而货币正是作为等价物的交换价值的物质存在形式。“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1]30;于是生产的目的就变成了对货币的追逐;因此，货币作为对人的本质的最高层次的抽象，“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1]29
最后，为了强调物对于人的全面统治，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信用业中货币异化的情形。他指出，银行信用并不是像圣西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人同物、人同人、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扬弃，反而是货币异化状态的卑劣的极端化，因为仍以货币作为本质内容的信贷，虽然从形式上抛弃了商品、金属和纸币这些要素，但在实质上却是以人的道德作为抵押品来保证信贷的顺利实现，也就是说，人竟然低贱到直接用他自身来表现他本质的异化物，人完全沦为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信贷的异化更为卑劣、更为极端化。他指出：“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1]22-23
以上就是马克思在对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摘要中，分析货币异化的主要逻辑。简要说来这个逻辑理路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类活动和类精神的直接结果)→私有财产的外化(也就是寓于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的外化)→直接的谋生劳动对交换价值的追逐→交换价值的物化→“货币”。纵观马克思科学货币观形成的总的过程，我们看到，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货币所做的研究的科学性正是在于，他对上述逻辑中的最后两个环节即“直接的谋生劳动对交换价值的追逐”“交换价值的物化”所包含的、历史实践的生成过程的深入分析和全面展示，并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抽象以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而回到唯物史观还未诞生的时期，马克思则只是从逻辑上指认出了这些环节，因而不是一种科学的抽象，但考虑到马克思在没有对历史事实进行真正科学而深入的考察的情况下，就取得了这种与后来的科学结论在形式上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毫无疑问是天才式的。
二、“异化劳动”概念的抽象性决定了货币异化论的抽象性
马克思在拟定异化劳动分析框架时所希望达到的基本目标是：“(1)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102该论述表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分析框架的出发点仍然是“人类发展的本质”，而“异化劳动”概念则恰恰是从“人类发展的本质”发展到“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的中介环节;而“异化劳动”概念的中介性就源自于异化劳动的矛盾性：作为人的劳动和作为私有财产的劳动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此时对“人类发展的本质”的规定包括：其一，人是一种普遍而自由的类存在物，因为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1]169。也就是说，人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将自己的生活当作自己的对象，将自身指认为一种类存在物。其二，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表现在人的精神实践活动和物质实践活动两方面。在精神实践活动方面：“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95在物质实践活动方面：“……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95其三，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性质即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也只有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才能够保证人成为“类存在物”：“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1]163。显然，人只有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才能与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中，最能够代表人的类特性的一种机能就是生产劳动，这是由于：一方面，人正是通过有意识的、能动的生产劳动，在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中，在意识中、在现实中确认了自身作为类存在物的事实;另一方面，生产劳动在人的精神实践和物质实践活动中毫无疑问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实践活动，于是生产劳动的普遍性很自然地就成为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的根基。因此，将生产劳动作为分析人的类特性的标的物显然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认识逻辑的。
而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作为类存在物时所从事的那种生产劳动的变质，是对人的类特性的消解;而马克思则将这种劳动的异化现象归纳为三个方面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的生产劳动就是一个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外化到劳动产品中去的过程;因此当工人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越多、越精致，而工人又不具有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的条件下，他的劳动投入就意味着他自身本质力量的丧失，这些劳动产品表现出的异己的力量就越强大。
第二个事实，人同自己的劳动过程本身相异化。这主要表现在劳动过程不是服从于劳动者自己，而是被强迫的、非自愿的，在这种活动中劳动者无法自由地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因此劳动者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就没有归属感：“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94
第三个事实，人同人相异化。由于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本身都不属于劳动者自己，那么它们就必定属于与劳动者不同的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与劳动者相异化的资本家。“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1]100
而这三个方面的事实合起来就共同表现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1]98
又由于人通过异化的和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的与他相对立的资本家正是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所有者，他通过对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私人占有赋予了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以私有财产的性质，因此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100而私有财产与外化劳动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一种互为因果的特点，即：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得以出现，而对剩余产品的分配、交换、消费(这些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国家制度的建立(这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外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来自于这两者在历史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生产力层面到生产关系层面再到生产力层面的复归——这样一个辩证的性质嬗变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生产力层面的外化劳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层面的私有财产”，“生产关系层面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外化劳动”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正是由于马克思此时缺乏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使得他虽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历史现象的特征，但却无法洞穿形成这种特征的内在原因，因而无法清晰地表述这种历史现象的矛盾的本质，所呈现给读者的就仿佛是一种思辨的语言游戏。
鉴于此，可以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具有抽象性的特点，所谓“抽象性”就是指这一概念没有对人的生产性活动即劳动的一般社会性与特殊自然性进行明确的区分，还没有形成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认识;于是在不同条件下，劳动的一般社会性这一方面超出劳动的特殊自然性这一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或者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都只能笼统地归为异化、外化劳动这一个范畴之中。这种抽象性在马克思的行文思路中就表现为，只立足于劳动的一般社会性来分析和认识问题，而忽视劳动的特殊自然性的作用，这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把以劳动的一般社会性为基础的人的类本质，当作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按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人的本质的科学定义——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生成的动态过程;因而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人的本质作为研究的前提时，就只能将其历史生成性作为出发点，而不能做任何形式的抽象的价值设定;而人的类本质正是这样一种抽象的价值设定。
其二，牵强纳入异化劳动分析框架的“分工”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分工的探讨，主要是吸取了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分工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粗略地拟定了未来考察分工时的要点，而马克思本人在此时对于分工的认识是非常笼统而模糊的：“……因为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就是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是讲得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的。”[1]144-145我们在这里要追问的是：如果分工是人的类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那什么样的劳动是分工的本质?既然私有财产的本质也是外化的劳动，请问二者的区别在哪里?无疑，以当时的认识水平，马克思是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的。
那么就让我们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去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从劳动本身的性质出发，首先对分工这个概念做了“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的区分：“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作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作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作个别的分工。”[2]406-407而这三个层面的分工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在原始家庭和氏族社会中以纯生理层面的差别为基础的“自然分工”最先产生;以不同自然环境为生存基础的、具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的部落的相互接触、互通有无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开始发生联系，从而使它们逐渐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于是自然分工便发展为社会内部的“一般分工”;而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扩大最终导致社会内部的“一般分工”向部门内的“特殊分工”和工场内部的“个别分工”深化。
在上面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自然分工”是以劳动的特殊自然性为基础的分工;社会内部的“一般分工”和部门内的“特殊分工”则是以劳动的一般社会性与特殊自然性的矛盾统一为基础的分工;最后，工场内部的“个别分工”则又是以劳动的特殊自然性为基础的分工。
其三，对劳动与私有财产辩证关系的模糊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做过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只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层面的外化劳动”和“生产力层面的私有财产”是劳动的特殊自然性发挥作用的结果;“生产关系层面的外化劳动”和“生产关系层面的私有财产”是劳动的一般社会性发挥作用的结果。
其四，如果从马克思科学货币观的角度来看，可以进一步发现，马克思此时的货币异化思想的抽象性正是以前述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抽象性为内在基础的。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界定中：“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153试问，我们能从这个界定中看出货币的本质与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的本质有任何实质的区别吗?显然，只有通过区分劳动的二重性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三种事物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
货币相对于分工，相对于私有财产，它所具有的这种特别的“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1]150，代表一切事物、因而混淆一切对立物的特性，中介一切的特性，——所有这些特性都是来自于货币是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的商品的一般社会性与特殊自然性矛盾对象化的产物这个事实。“由于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存在。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3]94而“货币”的本质则恰恰是对这个“后果”的最深刻的揭示：“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3]94所以仍囿于异化劳动分析框架的马克思早期思想正是由于无法洞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便只能抽象地描述货币作为普遍物的特性，而说不清这个特性形成的原因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而只将其笼统地归结为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劳动。
综上所述，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马克思从对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利己性的体认，再到用异化劳动理论对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关系的生成所作的具体分析，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以抽象的价值批判为宗旨，到以具体的历史规律的探索为目标的、逐渐转变的认识过程。尤其在“巴黎手稿”阶段，这种人本主义逻辑和科学主义逻辑的并存更是达到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这也正是“巴黎手稿”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在，也正是它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地位如此突出的原因所在。而对此时的马克思而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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