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洪：论资本的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

　　作者简介：刘志洪，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 第29-37页。

　　转载出处：《哲学原理》2017年第6期。

　　资本逻辑以其强大的力量和深层的效应，不仅主宰了现实，而且席卷了理论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持续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资本逻辑批判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人们正确地将资本逻辑作为解剖和批判现代世界的“钥匙”与“武器”，然而，对这一“钥匙”和“武器”本身的解剖却不够充分。近年来，学界关于资本“双重逻辑”——创造文明逻辑和价值增殖逻辑——的理解，有力地推进了资本逻辑研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目前仍是主流的理解范式。①但笔者以为，“双重逻辑”的表述方式也潜藏着某些隐忧，容易让人误认为它们是两种并列的逻辑，从而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两种逻辑之间的本质关联，更无法清晰地把握资本逻辑系统中的层级关系。事实上，资本不但存在创造文明的逻辑，而且同时也具有与之相反的摧毁文明的逻辑。不仅如此，除这两种逻辑之外，资本还在运动过程中呈现出诸多相互对立的正向逻辑与负向逻辑。但在资本的各种逻辑当中，存在着核心逻辑和附属逻辑的分别。只有价值增殖逻辑是唯一的核心逻辑，其他逻辑都只是附属逻辑。

　　一、价值增殖逻辑衍生创造—摧毁文明逻辑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②这意味着，文明化的趋势不是资本偶然的、外在的运作，而是必然的、内在的规律—— 一种呈现为趋势的规律。这种文明化的趋势也就是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但与此同时，资本还存在着另一种相反的逻辑：资本既具有“文明因素”③，又具有反文明因素;既具有“文明面”④，又具有反文明面;既具有“文明化趋势”，又具有反文明化趋势;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⑤，又具有严重的反文明效应。所谓反文明或摧毁文明，就是使人类的文明成果丧失，文明程度下滑，倒退至野蛮、蒙昧的状态，乃至完全消灭文明。和文明化一样，反文明化(野蛮化、蒙昧化)也是资本内在的、必然的运动。遗憾的是，人们目前尚未明确地将资本的这个方面提升到与创造文明逻辑相对应的摧毁文明逻辑的高度。

　　世界大战是资本摧毁文明逻辑最显著的体现。资本为了增殖和扩张，必然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联盟与联盟之间的激烈争夺乃至残酷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后，都不难看到资本忙碌的身形。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源于资本争夺全球注定“稀缺”的资源而导致新的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甚至一直在增加。“当国家开始抢夺稀缺自然资源时，人类离战争就更近了。虚弱的政权为维系统治将寻求军事冒险。”⑥更不能不忧虑的是，人类目前深处于核战争的威胁之中。“核恐怖平衡”虽然维持了几十年，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脆弱的。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就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据报道，世界上现有的核武器足以将地球摧毁数十次乃至数百次。各个国家动不动就比谁的核弹头更多、更有杀伤力，这离真正的文明十分遥远。然而，为了暴利，资本一直在积极地推动核武器的研发与生产，仿佛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商品。

　　在资本统治的时代，“文明的一切进步……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⑦。这是资本最深刻的反文明表现。在本质上，文明并不是由资本创造和发展的，而是由人类创造和发展的。然而，这种努力的果实却被资本家占有了。本是人类智慧结晶的文明，现在不仅不受人类所掌握，而且反过来宰制人类，增强着资本这一人间主宰的统治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的创造文明逻辑本身就内在地蕴含并展现了摧毁文明的逻辑。当我们依据现实说资本创造文明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创造文明的成就归功于资本，从而在深层的意义上再次否定了自己。

　　资本主义数百年“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的并置交织，增长与衰退、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轮转，反复证明了资本同时包含创造文明和摧毁文明的逻辑，总是既创新、推进而又破坏、消解文明。虽然在资本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上升时期，创造文明的逻辑比摧毁文明的逻辑更加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摧毁文明的逻辑不存在或者说不造成影响。同样，在资本逐步丧失历史合理性的下滑时期，摧毁文明的逻辑较创造文明的逻辑更加显著，也不意味着创造文明的逻辑彻底消失、完全丧失作用。简言之，这两种相反的逻辑并存且共同作用于资本的全部生命周期之中，构成了一对真实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方式，将资本之于文明的矛盾逻辑，标示为创造一摧毁文明的逻辑。在这两种相互对立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不仅以迅猛的速度创造着现代世界，而且也以同样的速度摧毁着这个世界。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何现代是一个文明与反文明并行的极其矛盾的时代。

　　不过，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看，资本的逻辑主要是资本循环往复地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具有巨大强制力量的必然性及其展开过程，亦即资本以其特有的方式循环往复地生产、实现和分割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⑧价值增殖对于资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无限的自行增殖是资本的生命线。只有不断增殖，它才可能保存自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⑨。社会性而非个体性地增殖和积累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异于前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根本质点。埃及和中国的国王把劳动者的“新的活的剩余劳动”用来修建金字塔、阿房宫，而资本则用来“使对象化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产品增殖价值”⑩。结果，资本“不懈”的价值增殖，成为一种既利用人而又超乎人的强大逻辑。

　　人们在模糊的意识中将摧毁文明逻辑和价值增殖逻辑相等同，以为只要资本增殖价值就一定会破坏文明。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与内在的距离。二者作用的直接目标、核心领域与主要机理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价值性质明显二致。和摧毁文明逻辑不同，价值增殖逻辑不一定就是反文明的。正如近年的研究所呈现的那样，价值增殖的逻辑并不只是摧毁文明。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也可能创造文明。换言之，价值增殖的逻辑既引发了创造文明的逻辑，也引发了摧毁文明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创造文明和摧毁文明这两种相反的逻辑，都是由价值增殖这同一个逻辑所衍生的。

　　一方面，价值增殖逻辑促使资本发展和创造文明。虽然都以榨取剩余劳动为基础，但同奴隶制、农奴制相比，资本的文明面和优越性就在于，“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获取剩余劳动亦即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条件，或者说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更有助于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更高形态要素等文明内容的创造，亦即更有力地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资本创造文明的能力也是来自资本的本性，正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烈欲求，促使资本不断开拓、创新，由此形成文明创造的逻辑和新的文明成果。”(12)可以说，价值增殖逻辑不仅比创造文明逻辑更为根本，更具决定意义，而且还直接衍生了资本创造文明的能力与逻辑。

　　另一方面，价值增殖逻辑也促使资本阻碍和摧毁文明，暴露出野蛮的本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3)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极其野蛮的。“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4)不但原始积累是野蛮的，实际上资本所有的积累活动都存在“野蛮性”。马克思赞同地引证道：“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15)简言之，极端伪善的资产阶级文明具有野蛮的本色，“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16)

　　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资本总是处于永不停歇的突破限制的运动之中。“资本突破各种限制的过程，也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此而言，资本确实内含着创造文明的逻辑。”(17)不过，资本突破各种限制的过程，也可能是文明退步的过程，内含着的也可能是摧毁文明的逻辑。因为，资本所竭力突破的限制，既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限制，也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限制。如果突破的是负价值的限制，资本能够起到推动文明发展的作用，但如果资本突破正价值的限制，就会阻碍文明的发展，进而破坏人类文明。这对于资本是家常便饭。当资本突破那些保护人类和文明最基本的限制或者说底线时，它就有可能毁灭全部人类文明。可见，价值增殖的本性与逻辑使资本必然“同时”衍生创造文明和摧毁文明这两种相反的逻辑。在卢梭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文明与反文明并存的矛盾体之后，马克思从资本价值增殖逻辑的层面，揭示了这一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与机理。

　　为了最大程度地增殖价值，只要是有助于实现增殖的方式与手段，资本都会积极地采用。虽然可以通过创造文明来增加价值，但创造文明绝非资本的本质目的，而是资本增殖的方式与手段，并且只是诸多方式与手段中的一种。资本并不是非得通过创造和发展文明的方式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它也可以通过阻碍和摧毁文明这种相反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两种逻辑明显异质，但对于资本而言，它们又是一致的，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而且，更要紧的地方在于，创造文明对于价值增殖并不总是有利的，正如摧毁文明对于价值增殖不都是有害的一样，因此，资本必须“理性”地、审时度势地作出选择。当创造文明有助于价值增殖，或者说价值增殖需要创造文明的时候，资本会“全身心”地去发展文明;而当摧毁文明有助于价值增殖，或者说价值增殖需要摧毁文明的时候，资本也会义无反顾地去阻碍乃至破坏文明的发展。

　　以降低成本为例，资本需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有很多种方法。有些方法有益于人类文明，有些方法却是有害于人类文明的。譬如，以科技创新的方式节约成本有助于文明的发展，但是，以掠夺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压榨弱势的原材料供应者、剥夺劳动者的应有报酬等方式节约成本，却是对文明的伤害。但资本不会管自己降低成本的方式是有益于文明还是有害于文明，它只会看哪种方式最有利于自己实现价值增殖，并坚定地选取这种方式。在“灵魂”的深处，资本在乎的只有价值的增殖。“不论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意义——比如不管经济增长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不管它对公众的福利有益还是有害，现存的资金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以达到增殖的目的。”(18)资本按照这种自行增殖的本性与逻辑运动，按照是否有利于乃至是否最有利于价值增殖的标准行动，而至于是创造文明还是摧毁文明，并不是资本真正在乎的事情。即便资本对此事关心起来，也必定是由于创造或摧毁文明对它的价值增殖造成了影响，让它不得不在乎。虽然从理论上说，如果发展文明比破坏文明更有利于资本的“长远利益”，资本也会选择创造文明，但在现实中，处于残酷竞争压力下的资本并不都是理性而目光长远的，往往还是反理性和目光短浅的。

　　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还要求资本想尽一切办法从文明的变化(发展也好，停滞、倒退也罢)中获取好处。资本不会放过文明中每一个有利于自己增殖价值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积极”的改变，资本就会趋之若鹜地加以利用。同样，资本也不会放过文明中每一个不利于自己增殖价值的变化。出现一丝“消极”的变化，资本也会如坐针毡。资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信条的忠实践行者。在文明的变化有利于价值增殖的情况下，资本必然竭尽所能地加以维护和巩固，并力争将文明的变化控制在有利于增殖价值的范围和程度之内。而如果文明的变化不利于价值增殖，资本必定直截了当乃至赤裸裸地对文明“动手”，改变文明的水平与状态，努力让文明按照自己所需要的方向变化。

　　价值增殖逻辑不但衍生出创造文明逻辑与摧毁文明逻辑，而且也牢固地支配着这两种逻辑的运行及其方向与状态。创造文明和摧毁文明的逻辑在形成之后，按照其由价值增殖逻辑所规约的取向与程序展开运作，顺从地为价值增殖服务。但资本还始终严密地监视并管控着它们运作的“效果”，使之绝对地服从于自己。如果运作的效果良好，有利于价值增殖，资本会继续保持或强化这两种逻辑;一旦运作的效果不佳，不利于价值增殖，甚至只是无法达成最大程度的价值增殖，资本就会予以调整。价值增殖逻辑还决定了这两种逻辑的消亡。当价值增殖逻辑消失，资本的创造文明逻辑和摧毁文明逻辑也不可能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由此可以说，创造一摧毁文明的逻辑同价值增殖的逻辑是共存亡的。

　　不仅创造文明的逻辑和摧毁文明的逻辑皆由价值增殖的逻辑所衍生和支配，而且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也由价值增殖逻辑这一核心逻辑所规约。创造文明的逻辑和摧毁文明的逻辑既互相对立，又内在一致、并存共生，乃至相互转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要创造文明，就必须摧毁文明。只有依靠野蛮的手段破坏文明，它才能实现创造和发展文明的“作用”。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另一些时候，资本又以发展文明之名行阻碍文明之实。资本将前资本主义文明拉进自己的体系，并不是真正为了进一步提升人类的文明，而是为了让人类及其文明永远地停留在它的统治之中。简言之，价值增殖的本性迫使资本不得不变出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创造文明逻辑和摧毁文明逻辑相反相成的关系，确证并强化了价值增殖逻辑的主导地位。

　　二、价值增殖逻辑支配其他对立的附属逻辑

　　除了创造文明与摧毁文明这对相互矛盾的逻辑之外，从不同的视角看，资本还内在地具有诸多类似于此的矛盾逻辑，如提高效率逻辑与降低效率逻辑，竞争逻辑与垄断逻辑，公共性逻辑与私独性逻辑等。在每一组对立的逻辑中，在相对而非绝对的意义上，前一种逻辑是正向的、积极的，后一种逻辑则是负向的、消极的。从资本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两类不同的逻辑就始终共存地发生作用。但是，这些相反的逻辑，在根本上都是价值增殖这同一个逻辑的衍生物，都服从和服务于它。价值增殖逻辑衍生这些逻辑的机理，同它衍生创造一摧毁文明逻辑的机理是一致的。

　　资本既具有提高效率的逻辑，又存在降低效率的逻辑;在特定的方面显著改善了效率，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又是反效率的。效率是产出同投入的比率。要想有效率，首先得有产出。为此，资本总是以“有用性的眼光”看待和处理一切，在效用关系中构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让一切存在都变成这个体系的构件与体现者，丧失自身感性、诗意的光辉。从而，资本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有用性”的世界。在效用原则的基础上，资本进而追求效率原则。为了价值的更大增殖，资本总是尽可能地增加产出与收益，同时尽可能地减小成本与投入，从而显著提高了效率。马克思明确指出，较之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资本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生产乃至全部活动的效率，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和文明。

　　但实际上，在价值增殖压力下，资本也存在着很多反效率逻辑的因素。首先，在资本内部，存在着降低效率的一面。效率并不总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原则。“当其他的因素比个人效率能够更多地导致更高的收入时，个人效率准则仅仅起到一种从属的作用。比如当个体可以通过关系和政治影响带来社会地位的上升时，上述动机链条就不再起作用了。当个体通过个人效率来谋求成功时，其他人却能够简单地通过关系的途径而使这种努力失败。”(19)资本在演变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效率。“自由市场经济应该将其强大归因于个人效率准则，但同时这一准则正逐渐被同样强大的相反力量所替代”，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财富的积累越来越缺乏效率的支持或干脆以牺牲效率为代价”。(20)资本主义“不再需要这种基本的效率准则”，从而“效率准则被废止”(21)。

　　其次，资本的效率也不等于人的效率。在主要的意义上，这种效率只是资本的效率，它增加的只是相对于资本的产出，减少的也只是相对于资本的投入，而不是其他存在特别是人的投入与产出。当然，资本制造出诸多假象，让人误以为它所提升的是一种“真正”有利于人的效率。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资本的效率还经常直接建立在损害社会效率的基础之上。资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制造了巨大的浪费和严重的破坏，让人类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投入或成本的角度看，如前所述，资本降低成本的方式可能是有害于人与社会的。资本不仅可以将成本“内化”给本国的自然与他人，而且能够“外化”给整个世界的所有他者。从产出或收益的方面看，资本的产出对于人与社会而言也可能是负担，生产过剩就是典型表现。为了资本的效率而牺牲人类的效率，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反效率。

　　价值增殖的逻辑既催生了资本竞争的逻辑，也派生出资本垄断的逻辑。资本经常性地处于竞争状态之中。“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22)人们普遍认为，竞争是资本开拓、创新的驱动力量，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竞争力”与历史进步性。竞争甚至还是使资本成为资本的条件之一。但需要注意，“竞争的积极作用是必须与特定的前提相联系的。若竞争不与对社会有益的目标相联系的话，就会体现出其破坏性的内在特征”(23)。而且，事实上，竞争只是资本价值增殖的一种方式而已。无论竞争还是垄断，只要有助于增殖和积累，资本都会支持。

　　当其他资本处于垄断地位时，资本渴望获得竞争的机会。只有通过竞争，它才可能分得一杯羹。而当自己处于垄断地位时，资本却十分排斥竞争，极力维护其垄断地位。不仅如此，从内心深处看，较之竞争，垄断是资本更加梦寐以求的。对于最大化的价值增殖而言，垄断显然要比竞争有利得多。充分竞争的市场不可能保证长期的高额利润。而在垄断的条件下，利润的到来要容易得多，甚至还可能“赢者通吃”。但是，为了得到垄断的机会，将所有的“羹”都据为己有，资本又不得不参与竞争。在这个意义上，竞争只是资本实现垄断目的的手段而已，而且，资本还制造了许多恶性的竞争，它们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获取垄断地位。

　　可见，价值增殖逻辑使资本内在地具有反竞争的垄断逻辑。这一逻辑的发展必然逐步削弱竞争逻辑。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进而从私人垄断过渡到国家垄断乃至国际垄断，正是由垄断逻辑决定的。当前，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在某些方面充满竞争，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抛弃了竞争，“作为一般规则，真正的价格竞争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中是受到严厉禁止的”(24)。从而将不可避免地逐渐陷于僵化，“排斥了竞争的社会……处于一种使传统和特权僵化的危险之中”(25)。西方学界近年所指认的“特权资本主义”和“承袭制资本主义”等新的资本主义形式，都是资本这种高度的垄断逻辑的表征。当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过完全垄断的时期，正如从来没有过完全竞争的时期一样。

　　资本具有反公共性的逻辑，但也现实地存在某些公共性的因素。毫无疑问，资本呈现出不可掩盖的反公共性——私独性的面相与本质，它们一切的“奋斗”和“奋斗”的一切都不曾离开过自己的根本利益——无限的价值增殖。对这种利益的狂热追逐，让资本将一切都作为代价，并越来越趋于非理性乃至反理性，从而对社会的公共性造成严重伤害。身兼“国际金融大鳄”和“资本研究者”双重角色于一身的索罗斯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并没有显示出走向均衡的趋势。资本的拥有者总是寻求其利润的最大化。让他们自行其是的话，他们会持续积累其资本甚至局面失衡”(26)。完全有理由说，在直接和主要的意义上，资本是具有私独性的。

　　不过，也应该看到，资本的确蕴含着某种公共性的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在现实中已经一定程度地显露出社会性和公共性的力量与趋势，并客观地造成了某些公共性的效应，经过特定的历史过程，能够内在地超越其私独性的向度，自我扬弃为一种真正公共性的存在。这种自我扬弃是由资本内在的矛盾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之中，存在着作为私人权力和作为社会力量的矛盾。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然而是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对于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27)。

　　可以看出，在资本身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或因素：一种是“个别资本家的权力”，即私人权力，它在本质上是为“单个资本家”私人利益服务的，亦即私独性的;另一种是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力量”，但这种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独立的、异化的，它同生产条件的真正创造者相对立，并压迫着这些创造者，因此是一种“社会权力”(28)。虽然这种力量处于异化状态，但它毕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性的力量，而且内含着转变为真正代表社会利益的公共性力量的趋势。于是，在这两种异质的力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与对立。伴随资本积累的推进，这种矛盾和对立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将逐渐褪去其作为私人权力的外壳，而成为一种彻底的公共性力量，为理想社会奠定了力量基础。资本扬弃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从而“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9)。资本的公共性最终将克服阶级性与私独性。

　　除上述三组逻辑之外，资本还内在地包含节约与浪费、创新与守旧(30)、理性化与反理性化、同一化与差异化(31)以及人性化与反人性化等许多相反相成的逻辑。这些逻辑看似各具特点，甚至截然相反，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即不懈增殖价值的灵魂。价值增殖逻辑衍生和支配这些对立逻辑的机理都是一样的。只要是有助于价值增殖的途径与方式，资本都会采用;而只要是有碍于价值增殖的途径与方式，资本都会毫不留情地抛弃。效率与反效率、竞争与垄断、节约与浪费、创新与守旧、理性化与反理性化、同一化与差异化、人性化与反人性化、公共性化与反公共性化等等，都只是实现价值增殖的手段而已。资本没有理由一定只要这些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而不要另一个方面。因此，资本及其价值增殖逻辑总是既促成效率、竞争、节约、创新、理性、公共性和人性化等正向的逻辑，又引发反效率、垄断、浪费、守旧、反理性、私独性和反人性等负向的逻辑，进而综合地运用这些手段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梦想”。

　　综上所述，虽然资本内含诸多各具规定性与影响力的运动逻辑，但只有价值增殖逻辑才是资本核心、根本和起决定作用的逻辑，或者说构成资本运动逻辑的核心与根本。其他逻辑都只是从属、非根本、不起决定作用的逻辑。比较而言，资本的核心逻辑具有绝对性，只要基本条件具备，它就必然实现出来，而资本的附属逻辑则更多地显示出相对性。在相互对立的两种逻辑中，何者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程度实现，均以核心逻辑的实现为宏旨和条件。当然，反过来看，价值增殖逻辑的运作也需要具体地通过诸多附属逻辑才能完全实现。附属逻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价值增殖逻辑的运作及其力量，从而影响资本增殖价值的速度与程度。

　　还值得提出的是，虽然在资本发展的早期，多数的正向逻辑更为显著，但当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越来越丧失存在合理性的时候，那些负向的逻辑就愈加有力地显现出来。具体而言，随着价值增殖逻辑的逐步推进，创造文明、效率、竞争、节约、理性等正价值的逻辑变得越来越乏力，而摧毁文明、反效率、垄断、浪费、反理性等负价值的逻辑却越来越强劲，越来越驱逐和取代正向逻辑。这或许可以称为晚期资本逻辑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从而，资本消极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显著，越来越超过其积极的效应。这是资本在其自身的范围内不可摆脱的“宿命”。只有当资本实现内在超越和自我扬弃之后，那些正向的逻辑才可能真正克服它们各自的对立面。

　　三、资本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分野的启示

　　资本不同运动逻辑在层次上的分野，特别是价值增殖逻辑对各种附属逻辑的衍生和支配，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启示。认真分析进而积极汲取这些启迪，对于理论和现实的发展都不无裨益。

　　理论需将普遍与特殊有机地熔铸为系统整体。在对资本逻辑这把钥匙本身理解不透彻的情况下，以之解剖现代世界也不可能得到透彻的结果。直接而言，对资本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的界分和考察，启发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资本逻辑本身。我们不应再像以往那样只是一般性地谈论资本逻辑，而应清楚地意识到资本存在着诸多不同的逻辑，进而辨明资本在特定条件下发生作用的具体逻辑及其特定效应。在考察不同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自觉地运用恰适的资本逻辑予以分析，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明确资本逻辑的核心与附属之别，还要提醒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资本价值增殖的本性。资本增殖价值的运动并不必然就是负向的，当然，也决不必然就是正向的，它本身必定制造出双重的效应。

　　对资本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关系的研究，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剖析资本和现代世界的矛盾性，矛盾性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虽然任何的历史时代都表现出诸多的矛盾，但现代世界的矛盾无疑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繁多、尖锐而深沉。现代性这种深刻的矛盾性，是由资本诸运动逻辑之间的矛盾性所造成的。运动逻辑的矛盾性决定了资本历史效应的矛盾性，从而形塑了现代世界及其矛盾性。而资本运动逻辑的矛盾性本身又受资本内在本性与核心逻辑的规约。无限的价值增殖决定了资本及其运动必然呈现出诸多矛盾的逻辑，从而衍生出许多内在的矛盾与外显的悖论，使资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始终“在矛盾中运动”(32)。不站在价值增殖逻辑的高度，就难以理解资本那些相互对立的逻辑，难以把捉资本种种矛盾与悖论，从而也无法透彻地澄明资本。

　　较之于理论的意义，资本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之别的现实启迪更为重要。在没有外在力量干预或者外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资本只会按照自己增殖价值的逻辑运动，从而必然同时内在地形成正向与负向两类不同的逻辑。这启示现代人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更好的发展，建构更高的文明，必须尽可能合理地对待资本及其逻辑，既利用与培育资本，同时又要对其加以制约和引导，使资本朝着真正的人性化与文明化的方向转变，最终实现自我扬弃的“天命”(33)。虽然处于资本的深刻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类毫无积极行动的能力而只能逆来顺受，逐步觉醒的人类能够越来越主动、有力地掌控进而超越资本的逻辑。

　　如果事物有积极意义可以利用而不利用，对事物来说就是浪费，于人而言则是损失。在资本及其逻辑内含创造文明的可能空间与实际能力的前提下，可以主动地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发挥其所蕴含的各种正向价值，特别是较为高效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文明以及传播文明(34)的作用，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发展。当资本不发展从而积极意义不够充分的时候，还可以根据长远的目标和实际的情况，适当地培育资本以更好地利用它。虽然最终的目的是超越资本，但在它还能发挥较大“正能量”的情势下，无需操之过急地简单加以取消，而应在适度的范围内允许它的存在与扩张。比起资本的发展，资本不发展或许会带来更多、更重的灾难与痛苦。当然，资本决不会自动地以创造文明、发展人类为己任，而只会以增殖价值为鹄的。因此，需要我们在正视价值增殖逻辑及其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创造条件使资本倾向于发挥正向逻辑而非负向逻辑去实现价值增殖，从而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

　　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资本及其逻辑同时存在着根本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支配下，人类不可能实现充分的发展和自由，也不可能建构真正“属人”的文明和“人性”的世界。由于价值增殖逻辑的控制，资本决不可能只是无私地把正向逻辑提供给人类“享用”，而不将负向逻辑对准人类，这是利用和发展资本时应该高度注意和时刻警惕的。人类的发展，需要以对资本的利用为条件，但是，这种利用又必须以发展人类为旨归和前提，将资本及其效应控制在符合人类发展的方向上。否则，就会变成不是人类利用资本，而是资本利用人类。因此，需要以有效的方式对资本特别是其负向逻辑加以管控与制约，规避、减轻和缩短它所造成的伤害。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现代人类就无法实现具有决定意义的升华。尽管资本逐利的本性不可改变，其存在和活力“无法离开其获利性”，但它“却是可以约束和规制的”，“法律和道德等社会因素的约束可以抑制资本的过度贪婪性，使其倾向于文明化”。(35)

　　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应该尽可能发挥资本的正向逻辑，同时抑制其负向逻辑，但这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有效，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因而，除了利用和制约，还需要对资本加以引导，使之尽可能地向有利于发展人类文明的方面转变。最关键的还在于，无论是利用、制约还是引导、转变，都必须始终保持一种超越的眼光和思维，积极促成资本的自我扬弃。只有足够自觉地站在这一立场上，才能做到对资本逻辑足够恰当地利用、制约、引导与转变。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负向逻辑愈加突兀和肆虐，必须格外注重对资本及其逻辑的超越。

　　较之其他国家，当代中国尤为需要深入把握进而认真汲取资本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内含的启迪。在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资本及其逻辑不可避免地运行和扩展开来，对社会的众多方面都逐步构成了显著的影响乃至冲击，从而同当代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本质性的关联。因此，恰当地看待和应对资本逻辑，使之最有益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奋力开拓适宜发展道路、探索最优发展模式的中华民族必须重视和探究的核心课题之一。根本而言，当代中国应以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和勇敢担当，驾驭好资本及其逻辑的运行与变化方向，方能建构出一种积极扬弃资本文明的新型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增添一种可资借鉴的可能选择。这既是当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勇于承担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核心标识。由于在较为薄弱的发展基础上建构更高文明形态这一特殊的现实与任务，当代中国必须比一般的国家更为审慎、辩证和耐心地对待资本逻辑。在利用、管控和超越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更加需要富于战略眼光、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

　　注释：

　　①参见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⑥[英]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刘继业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6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6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5卷第9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927-928页。

　　(12)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77页。

　　(17)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8)[德]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宋玮、黄婧、张丽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9)[德]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第96页。

　　(20)同上书，第98-99页。

　　(21)同上书，前言第9-1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4页。

　　(23)[德]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前言第8页。

　　(24)[美]福斯特、麦克切斯尼：《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武锡申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25)[德]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前言第8页。

　　(26)转引自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2卷第50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第29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页。

　　(30)尽管资本具有突出的创新逻辑，但其实也存在着守旧的另一面。当守旧比创新更有利于价值增殖，或者守旧同样可以增殖价值的时候，资本也会选择守旧，而不总是选择创新。因为，创新是有难度的，需要很大的投入与成本，而且并非都会有更高的产出与收益，还经常有失败的危险。相对而亩，守旧就比创新容易得多。如果以先前的办法能够较有效地增殖价值，那么资本就可能倾向于不冒或少冒风险地以旧有方式进行价值增殖。尽管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和被淘汰的危险，许多企业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守旧。曾经的手机巨人诺基亚，之所以轰然倒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守旧。

　　(31)学界以往十分注重资本的同一化逻辑，但资本实际上也存在着与之相反的差异化逻辑。资本经常性、机制性地制造出种种差别，如“VIP”、“限量版”和网络游戏中的“特权”，以利于增殖价值。尤其是“第三次浪潮”兴起后，这种差异化逻辑愈发明显。人们逐渐腻烦于长期统治的同一性，渴望差异性和“个性”。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资本便逐步强化了差异化逻辑。避免“撞衫”成为人们普遍遵从的社会准则，正是这一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表现。甚至一些“后现代”观念本身也是资本差异化逻辑的征象。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

　　(33)参见刘志洪：《自我扬弃：资本权力的“天命”——马克思的资本权力自我扬弃思想及其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期。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90页。

　　(35)王淑芹：《资本与道德关系疏正——兼论马克思的资本野蛮性与文明化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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