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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王幸平 付清松 · 2017-08-02 · 来源:马列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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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价值在于,它有意识地检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蜕变:学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这其中包含着的反无产阶级倾向,并且指明了这种蜕变的源头之一是来自西马和“马克思学”的话语霸权。

  【马列之声公众号编者按】本文的价值在于,它有意识地检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蜕变:学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这其中包含着的反无产阶级倾向,并且指明了这种蜕变的源头之一是来自西马“马克思学”的话语霸权。在我们看来,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理论界特别是马哲学界的要害。

  自中国80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全面向资本主义转轨后,国朝专家教授们亦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转换”,在理论方面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主义的尝试:一个人道主义的、实践本体论的马克思被宣布“重新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被斥为所谓停留在近代哲学层面、主客二分的“斯大林教科书教义体系”而被要求坚决摒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悄悄地被“马克思哲学”所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被宣布为真理的预言家——在这种解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非唯物主义、非共产主义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革命性分崩离析。在其中,也诞生了作为西马的杂交物、同时也是今天中国的官方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或称“实践哲学”)。

  显然,实践哲学之所以能在今天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化身”并甚嚣尘上,正在于它适应了这个时代修正主义政治和中国当政者新的利益需要:它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消解和对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亦用“反决定论/反客观规律”、“实践”、“主体创造性”等哲学话语迎合了官方实用主义改革的合法性论证,故而哲学家们的这种学术投机才能在国家权力的保驾护航下得以长期运转和生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难以真正理解今天中国马哲学界堕落和蜕变的真正根源,也无法认识到以学术面目示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特定的阶级-意识形态实质。

  在这种学术投机中,被生产出来的不仅是在内容上被专家教授们篡改为了折中主义的修正哲学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整套确保和维持这种“学院知识生产”的理论等级秩序和社会分工制度安排本身。知识精英-学阀集团在同国家权力的密切联姻之下,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象:他们暗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完善最精确的表达、最正确的领悟,甚至是其唯一的存在形态——从而以“理论权威”、“正确解读”、“学术化”等装潢自居,恢复了他们在理论知识领域的精英统治。通过这种操作,把马克思主义窒息为了“书斋哲学”和“文本考古学”,变成一种职业哲学家的“智力游戏”;同时也就颁发了劳动者群体在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之时不在场的证明,在学说解释权上彻底剥夺和排挤了那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位置,泯灭了他们的声音。借此,中国官方也成功地隔离了革命理论与它的阶级群体二者间的有机联系,实现了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收编”。这正是造成文中所述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所在。这篇文章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它给出的万金油对策也流露出解决问题的苍白无力,根本不足以扭转由整个时代反动特点所决定了的学术反动之趋势。

  于是我们便在中国看到了如下奇异的景象:“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当做一种“哲学”被生产着;号称最关心“实践”的哲学家们及他们的“实践哲学”,恰恰离实践最远;哲学家们把“张扬主体性”等口号喊得越响亮,就越不懂得中国工人在资本家统治下每天遭遇到的是怎样一种经济的必然性(在号称“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家们的著作中,简直难以寻觅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身影!)、也就越不懂得如何破解这种处境,因而也就越落入反主体和反人的境地。如果朋友们对19世纪德国哲学的情况有所了解,那么很容易看出:今天中国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马哲学界新型教义体系,恰是类似于被马恩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种东西。

  然而,鲜有人自觉地意识到了今天的所谓“哲学界共识”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深刻共谋。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二者混为一谈,匍匐在国朝马哲学界所建构的“实践哲学”新型教义体系下,诚惶诚恐,用一把叫西马和“马克思学”的刀子剜掉自己的膝盖,以便叩头求福。

  哲学家们也继续沉浸在他们于讲坛、科系和学刊专著之内的自我狂欢之中,继续醉心于构建他们的“实践哲学”、进行着他们的“马克思文本深度耕犁”,学术指标和发文量支撑着这种虚假的繁荣。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他们自己却是最大的保守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破烂货稍加改装,便幻想自己做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发现。在象牙塔中,教育部委员俞吾金、何中华及其徒孙可以继续鼓捣“被遮蔽的马克思”和他们的“实践诠释学”;王东可以继续鼓吹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杨耕继续充当“生存论的实践本体论”的积极贩卖者;吴晓明大可继续用存在主义的路数来抹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刘放桐大可继续他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杂交实验创新、张一兵也大可继续做着他的党委书记一职,同时也做着“思想构境论”迷梦并积极投身“解构苏东教条解读模式”的政治工程。总之,教授大人们各司其职,各显神通,共建美丽新世界。

  但是,他们所进行的这一切,却是和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完全无关的——当然这是就其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面意义而言,是无关的;但在反面却是有关的,因为由专家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执行着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的作用、愚弄工农头脑的作用。故而国朝马哲学界的新型教义体系是未来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要面对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有教养的人”夺取太久了,现在是夺回它的时候了。

  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王幸平,付清松  

  [摘要]理论同实践的真正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青春与活力之源。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走向却是重新哲学化及与之相应的文本化、知识化、职业化和学院化,马克思主义日益蜷缩在狭小的学术圈子内,变成由少数精英把玩的智力游戏,在单纯的文本解读和话语的加倍增殖中趋于思想化和思辨化,从而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装,最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使其退回到马克思批判过的旧哲学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重温及对“回溯”现象的反思,目的是超越单纯的认知偏好,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干预能力和大众关怀。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让理论走进现实并在实践中更新理论。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走向了哲学化及与之相关的文本化、知识化、学术化和学院化。不论是对马克思著作与思想的解读,还是针对其文本的考据,不论是“我注六经”式的诠释,还是“六经注我”式的发挥,都没有摆脱马克思曾经批评的纯粹认识论偏好,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超出意识的范围,正逐步丧失对现实的诊断和干预能力。通过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温以及“回溯”现象的反思,意在说明,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超越单纯依赖文本和日益哲学化的研究模式,自觉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处,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干预和改变世界的政治功能,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温与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

  无须赘言,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哲学土壤中浸润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同其分享着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社会背景。但它已不是旧哲学视界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言说,而是拂去盖在感性的物质实践上的意识之神秘主义面纱,让历史和实践本身言说。它不再以牺牲或抽离历史内容为代价而设定问题,也不再设想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条件之外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它拒绝纯粹的求知或猎奇偏好并不再以解释世界作为其根本旨趣,而是把现实地“改造世界”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彻底摆脱了旧哲学的各种形而上学纠缠,实现了哲学“问题式”的本质性转换或哲学范式的革命,从而赋予自己鲜明的实践性和政治性。

  这种哲学革命不单是对旧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颠覆,更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解剖和批判上。“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不仅如此,与“从意识开始,以道德结束”的唯心主义改造方案不同,马克思寻求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改造的现实途径,而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革命的现实主体。通过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阐明了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之上,进而剥开了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之物化客体的伪像,呈现出其历史主体即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和掘墓人的真相。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一经发现,就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南,并在同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中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转化为一种现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革命和战斗的一生无比清晰地表明,他们不是坐而论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职业哲学家,而首先是革命者、活动家和战士。他们始终将自己的理论扎根于资本主义现实和工人阶级实践并同其保持紧密联系,一方面将对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实际考察作为理论生产的材料,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诊断现实问题,指引工人阶级斗争,同时始终敏感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对理论及其诊断和干预现实的方式及时作出调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致各国革命者的书信,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以及他在暮年为《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新版导言,都是典型的例子)。

  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血肉联系在经过了列宁、卢森堡等那一代人的短暂复兴之后,出现了向马克思哲学革命前的倒退,返回到旧的思辨哲学形态,并日趋表现出文本化、知识化、职业化、学术化和学院化等特征,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吉登斯认为甚至早在列宁那里便已出现,他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正统派的排斥,但却是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的,也就是有效地回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所批判和抛弃过的‘消极’唯物主义那里。”[2]尽管由于吉登斯误解了非常时期“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政治功能而扣错了帽子,但他所隐喻的那种“回溯”现象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对于这种现象,国际知名的左派旗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山者佩里·安德森在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轨迹时就已辨识出来,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3]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学派和思潮林立,在诸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尖锐的分歧甚至对立,但就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回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形态而言,却具有显著的家族相似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专业哲学家,他们所从事的学科也基本是哲学,其著作常常冠以哲学色彩浓厚的标题,主题也大多是借助各种西方传统哲学资源去重构马克思,哲学演绎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其理论中心,从而将马克思拉回到他批判过的思辨哲学的基地,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新时代的形而上学。

  伴随这种新式思辨哲学的是理论对象的文本化,理论目标的知识化,研究方式的职业化和学术化,以及研究阵地的学院化。他们不是通过对社会物质过程的“历史科学”的考察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对时代诊断和干预的意见,而是将重解马克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旨趣赌在对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哲学化重读上,表现出强烈的文本依赖。他们试图通过精细的文本研读捕捉马克思主义的旧哲学基因或渊源,企图以此激活马克思的“革命性”。虽然他们也关注资本主义的变化,关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但他们“不是直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提出的社会改造难题,而是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其不意地新颖解读作为焦点,通过这一点,它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即在话语上解放自身”[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绝大多数是科班出身的大学教授,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党员,但他们与党和工人阶级组织的联系却十分松散,远离组织化的政治实践而保持相对独立和职业化的知识分子角色。他们用密码式的晦涩语言言说理论,其目标也仅仅满足于知识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对派”,他们创办刊物,但几乎都不面向普通工人,从而也就缺少一线工人阶级的读者;他们演讲的听众也仅限于那些与工人运动并无实质性联系的有闲阶层,发表的那些充满了哲学行话的著作和文章也只是在封闭的学术圈子里讨论来、讨论去,甚至是自说自话。在这种“回溯”大潮中,马克思主义日益蜷缩到象牙塔内,理论斗争和宣传的阵地渐渐从工厂、车间、街头、社区、工人夜校、工会和政党集会等转移到了大学的学院、科系和讲台。

  二、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

  不可否认,在上述“回溯”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理论课题,如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对于经济因素之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强纲领的“软理解”问题等。它们对于破除苏联教科书意识形态的钳制、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经典作家本人及其文本、进一步打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空间、丰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方法等,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样遗憾的是,那种“回溯”性策略也在大面积地撤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大幅度地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政治性。

  由于理论割裂了同现实的联系,文本成为创作的起点和落点,“回溯”者们往往撇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剪断文本同历史条件的联系,以便对文本及其思想进行各取所需的哲学“剪裁”和“拼贴”,加剧或直接参与了由西方“马克思学”炮制出的“两个马克思”“马恩对立”“扬马抑恩”等学术神话。通过把现实问题转换为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化,成为纯粹的学术活动和政治上中立的哲学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也被“改编”成对资本主义无害的学者或思想家,最终剔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卸掉了其政治武装。可见,在效果上,“回溯”路线同“马克思学”所谓“去意识形态化”路线实质上殊途同归,也算是广义上的“马克思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一不批判资本主义,但它对思想的哲学批判取代了对现实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论的创新变成了话语的增殖即无尽的反对词语的斗争[5]。无产阶级在他们那里不再是现实运动的主体,而是成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即由“我们”变成了“他们”,由集体的“志业”变为个人的“职业”。工人阶级解放这一历史活动变成了纯粹的思想解放活动, 从而改造世界的旨趣被重新置换为旧哲学解释世界的纯粹认知偏好。“回溯”现象清楚地表明,理论已从对现实的分析、诊断和革命性改造变成了对革命思想本身的改造。

  造成“回溯”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最根本的一条莫过于安德森的代表性总结,即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3]。特别是受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满足于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争取微观权利和福利,眼前的经济和物质利益需要替代了社会解放的总体和长远目标。另外,大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巨大需求,出于对效率的需要,知识的生产也必然以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并以分工的方式强化理论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旦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而走向纯粹知识化的道路,那么就难以抵制资本主义知识生产方式的收编,表现出学科分化和专业细化等资本主义理论生产的特征,从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和实践性特质。

  从主观方面讲,欧洲社会民主党革命性的弱化、斯大林的独裁和沙文社会主义政策以及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等诸多负面影响,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感到失望,信仰动摇,同党和工人组织化运动的隔阂加深,造成他们身份定位的暧昧和对政治行动的超脱,这也是导致“回溯”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现实条件和实践既然已经变得保守,理论就应冷静而务实地走进物质条件和工人实践的现实,提供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诊断,而不是无视客观实际一厢情愿地让理论激进化。如果非得如此,那么理论就只能通过自我革命去虚幻地实现现实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势必将纯化为思想的形而上学,从而无法抗拒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吸引,结果就只能像安德森批评的那样,“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关系所取代”[3]。

  当然,如人们所熟知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前提是须首先在理论上科学且清楚地将革命的必然性、目标、主体等描述出来。但同样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理论作为“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而只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7]。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没能深入解剖特定时期的现实和实践,而只是同其保持一种表面或话语上的联系,所以无法正确地找到改造眼前世界的现实主体和具体途径,导致主客体分裂,进而把实践的退守归咎于马克思历史叙事的“不合时宜”,它也就只能钻进文本中,以将马克思主义彻底认识论化来解决政治难题,换言之,他们不是在对资本主义具体运动及其后果的剖析中而是仅仅借助对历史认识论的持续修正来寻找斗争方案,而这只能在文本中通过对思想的空对空研究实现不论他们的理论披上何种时髦哲学的外衣,本质上都是以话语的激进姿态掩盖实践上的挫败感,最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

  概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产生,虽然同它所处的特殊环境有一定关联,但不能恰当处理理论同实践的关系(理论要么是落后于现实,要么是把现实远远甩在后面),由此导致理论走上纯粹思想化和学术化的道路,进而同研究对象的文本化和目标的知识化一道构成其理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普遍的警示作用。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超越“回溯”现象的理论期待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用于中国实践和从中国实践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两个维度[8])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都来自于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实践活动。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出现了西方那种“回溯”动向,且搭着知识商品化和学术市场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和建制化的顺风车,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其操作方式和表现形式有别于西方。

  当然,国内学者自身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孙伯鍨等指出,“国内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解读模式、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时候,大都以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从而重新回到了已经被马克思扬弃了的人本主义类哲学的立场上”[9],并将这种“回到”视为一种“蜕化”。俞吾金也看到,遮蔽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将导致“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上被黑格尔化”[10]的问题。显然他们在这里都还只是对“回溯”现象的一种描述,且把它仅仅归结为“误读”或“遮蔽”,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根本上,这种“回溯”与其说是“误读”,毋宁说是理论之政治意识的褪色,即表现为面对现实问题时某种“痛觉”的消失。但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回溯” 现象的批评者的理论化方式,亦有“回溯”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打出了“回到马克思”“让马克思走进当代”“面向未来的马克思”等口号,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解读模式,单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不论是在文本耕犁中读出新知(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读出哲学)还是在文献考证中(如对MEGA2 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争夺思想解释权,不论是从“生存论”还是“价值论”等视角声张“发展”马克思的合法性,途径和效果都是一致的:把马克思主义请回书斋并使其哲学化和文本化。这倒不是说理论不能在书房中以学术方式完成,毕竟马克思当年在革命热潮冷却后退回书房写作《资本论》,列宁也曾在苏黎世中央图书馆创作《帝国主义论》,并将这种理论生产作为防守式的革命策略。问题的关键不是研究的场所,而是研究的对象和使命:是现实还是文本(思想)? 当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文本解读热度不减、文献考证热闹异常、外文译介热火朝天,这种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掩盖了一个实质性的匮乏:对现实的诊断和干预。实际上,维系于文本上的学术繁荣反衬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广义“马克思学”的尴尬处境,即它们仍旧是指向思想和意识本身的研究,最坏的结果将是在哲学化操作中将“主义”(政治性)从“马克思主义”中悄然擦除。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导的知识商品化和学术市场化的今天,醉心于纯粹的认知偏好,实际上是对跨国资本控制的政治经济过程的投诚。

  为此,我们应汲取“回溯”现象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将理论指向自身并单纯满足于证明自身科学性的“清高”,从而促使理论再次承担起诊断现实并为之提供干预建议的使命。

  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自觉从哲学和文本深处走向历史深处。哲学和文本当然是走进历史并进而通过历史分析提供诊断和干预现实的建议的一把拐杖,但不应忘记,它们自身却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在哲学和文本中流连忘返恰恰遗忘了它们所依赖的历史条件本身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大规模淹没于文本和哲学的海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始终纠缠于历史的再现(认识论),而没有在对资本主义具体的政治经济过程分析中,揭示时代主体同物质条件的真实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前发展尤为紧迫。因为,一般见解认为,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建设时代,似乎面临一种情境错位:中国恰恰在动员资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当然反对国内外一些人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篡改成资本主义建设的正面纲领,但是,不也正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从未遭遇的新历史任务给我们提供了接近马克思主义之历史科学(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的机会吗? 要真正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除了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腹地,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选择。

  其次,通过对当下条件的分析,增强理论干预现实的主动性和实际本领。也许有人会说,理论不彻底,如何诊断和干预现实? 不解释世界,如何改变世界? 问题的提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理论的彻底是以剔除历史和实践中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为代价的,如果理论仅仅满足于自己的彻底性而不以这种彻底为方法前提深入到具体的问题分析当中,那么在面对现实时,理论就将成为抽象的原则,当它干预现实时,只能导致以理想规范现实的伦理姿态。换言之,“只有成为能够在社会行动中直接产生调节作用的知识,一种价值才会具有真实的意义”[11]。所以,对世界的解释是必要的,但不能仅限于此。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以理论的彻底性代替对现实的诊断,又不能撇开理论的普遍性前提而陷入难以共享的特殊主义主张;不能满足于外在的同质化批判,而应通过对具体的时空情境分析提供建设性意见,放弃道德吁请,提供现实的干预策略。比如,对于当代中国空间生产实践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暴力拆迁等),流行的研究往往直接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资本和权力的合谋并对之展开规范意义上的批判,而撇开了当代中国的“压缩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资本积累的特殊动态、极度差异化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现代化意愿等复杂因素,从而无助于为今天中国的空间实践提供恰当的矫正措施。

  最后,强化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关怀。“马克思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立言、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并极力维护大众利益的学说”[12],这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基本要求。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例,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应认识到它产生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而是因为理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宗旨和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离不开语言形式的大众化与通俗化,但离开了大众立场和为大众服务的意识同样也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走向广义“马克思学”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拥有群众路线制度化保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应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的组织困境,从而在回应现实和实践的需要方面作出理论表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2] 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15.

  [3]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8-69,117,72.

  [4] 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转向及其政治意蕴[J].学习与探索,2011(2).

  [5] 胡大平.管窥当代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思想丛林[J].国外社会科学,2012(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698.

  [8] 董德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J].齐鲁学刊,2012(5).

  [9]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46.

  [10]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胡大平.“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的公正之维[J].探索与争鸣,2016(8).

  [12] 韩庆祥.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J].哲学研究,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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